他有理有據地說：清華、北大等隻能算是三流大學
為什麽大家明明感覺中國的頂尖級大學：清華、北大和浙大的學生水平已經不低了，然而國際上仍然不承認這幾所大學的地位呢？其實，真正體現大學水平的，是另外一些方麵。到底一流二流三流大學都有哪些特征？為什麽說清華什麽的都是三流大學？看看在國內外大學都做過教授的李誌文先生是怎麽說的
文｜李誌文
From 新浪博客@李誌文Jevons
李誌文先生是美國杜蘭大學商學院蔻翰講座教授，浙江大學光彪講座教授、商學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特聘教授。他對當今國際高等教育和中國大學發展道路有寬闊的視野和獨到的見解。文章較長，請耐心閱讀。
浙大上任校長楊衛對於大學發展曾談過一些精辟的看法。他說：“以美國大學為例，它們是三流學校數論文篇數，二流學校數論文的影響因子，一流學校不對論文發表提要求，而頂尖的大學非常強調教學。” 然後，他做了精辟的分析：
一所學校的教師還沒有形成很好的研究習慣時，學校從管理上要求教師發表論文，並且是在國際同行認同的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這樣可以形成一個整體的驅動力，從統計學的角度上看，論文發表得多就意味著教師花在做研究上的時間更多。因此三流大學要提升，就得要求師生多發表論文。
二流大學要求教師發表的論文，是在該領域裏最好的、影響因子最高的雜誌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這樣雜誌上發一二篇論文，他會被認為是國際知名的學者。再發展，這位教師能幾年磨一劍，做一些引導、引領這個學科發展，更帶有原創性的工作，帶領學科往前走，那他就是國際一流學者了。 所以，一流大學不要求教師發表很多文章，也不要求他們在頂尖雜誌上發表，隻是給更寬鬆的環境做研究，由教師在好奇心驅動下自由發展。在國際上前幾名的頂尖大學，所有的教授都是該學科同年齡段裏最優秀的。因此，這些學校要求其教師除了保持自己作為這行頂尖的學者外，還要花時間在學生身上，讓這些最好的學生受到教育和啟迪。 因此，每所學校發展階段不一樣、水平不一樣，對發表論文所強調的內容也就不一樣了。
我很認同楊衛的話。楊衛到底是開國以來第一個當了大學校長的常春藤畢業生。
按照楊衛的標準，現在的清華、北大、浙大剛剛進入世界的三流水準。十年前，中國大學是沒有資格談SCI的。現在，前五名的學校，清華、北大、浙大、複旦、南大在SCI的數量上，現在已經能在亞洲占一席之地，拿到美國比比，也不見得丟人。中國有人海優勢，再往後，這個成績會更好。但這種比法再往後已經沒有多大意義，因為人家二流學校，不跟咱比這個。要用人家二流學校的比法，我們的清華、北大、浙大，又回到起點上：重新洗牌，咱們的成果幾乎是零。
我今天要談的是我們的清華、北大、浙大還要做多久的三流大學？我們怎麽才能進入一流大學，頂級大學是人人沒有把握，隻能當做一個崇高的目標。
我個人幸運的在美國頂級大學待過，我的助理教授中的三年就是在芝加哥大學待的，然後到賓大的沃頓商學院當副教授。1980年的芝加哥大學商學院與經濟係，應該是頂級，甚至是第一。在1990年，芝加哥統計過，90% 的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與芝加哥大學有淵源，所有知名商學院的會計學與金融學的當家學者（是講座教授，但通常不是係主任），與芝加哥大學有淵源。這幾年，芝加哥大學的經濟與商學，一流沒有問題，頂級可能就不是公論了。
現在頂級的位子，應該是哈佛與沃頓。1983的沃頓應該隻能算一流，哈佛商學院連一流都談不上，甚至是被認為是一群二流學者拿著哈佛的老牌子在招搖撞騙。我的母校羅徹斯特大學在我念書的時候（1974），應該是一流大學在做頂級大學的夢，現在是一流大學在往下降。我現在擔任講座教授的杜蘭大學應該是一流的尾巴，杜蘭從來沒有做過頂級的夢，想都不敢想，連一流都岌岌可危。表上都是美國的大學，二戰後，老美在各方麵稱霸了六十年，學術也不例外，不能不用老美來做度量衡（calibrator）。英國的三家，是十八世紀大英帝國的回光返照。 從我的分析來看，大家可以知道，二流與三流可以按學校來分，一流多少能按學校分，頂級的大學與頂級的專業就不一定在同一個學校了。頂級大學的排名是相當穩定的，基本上取決於曆史、資源、及地緣環境。頂級專業的排名是相當不穩定的，走掉一個大師，或大師失去了昔日的光彩，頂級的位置就保不住了。
以大學來分，現在的清華、北大、浙大，應該是三流，但在清華與北大，有些專業領域已經有點二流甚至一流的味道，浙大是紮紮實實的三流。中國絕大部分的大學是不入流，別難過，印度也一樣。甚至日本也好不到哪裏去。日本自從百年前，有些大學衝進三流後，絕大部分的大學還是不入流。日本是靠武力與團結力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學術與思想上麵是沒有太多的建樹的。
這幾年，北大與清華的國際化與超前意識，比絕大部分的日本大學要來得強猛。 我曾在香港科大做會計係的創係係主任，在離開科大那年，按頂級學術成果排名，做到了世界第一，但是多少是玩了花招，1999年的香港科大會計係應該是紮紮實實的二流頂端，應該是美國之外的第一名。香港科大的這個第一也是岌岌可危，香港中大來勢洶洶。在會計學與金融學的領域裏，全是老美天下，老歐隻有亦步亦趨的份。由於擁有大海龜與牛外教，在會計與金融領域，香港的三大（港大、中大、科大）基本上比歐洲大學好，而且獨步亞洲。
楊衛為二流大學做了相當好但不完美的定義：
二流大學要求教師發表的論文，是在該領域裏最好的、影響因子最高的雜誌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這樣雜誌上發一二篇論文，他會被認為是國際知名的學者。
它不完美的地方，在“一年能···發一兩篇”這句話上。我認為到了二流學校，基本上，已經不用簡單的數字管理，在任何一個領域的最好雜誌一年能發一二篇，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是，別說二流大學的教師了。我下麵會詳細分析。 我先分析一下三流大學與二流大學的不同。三流大學，應該是像美國的California State，Kansas State，台灣成功大學、台灣大學、日本名古屋大學、韓國首爾大學、中國大陸的北大、清華、浙大這一類的大學。
這些大學有一個共同特性，都是公立大學。公立大學是外行官員管內行學術專家，就是咱們所說的“紅管專、外行管內行”。這些外行官員都要找一些“客觀標準”來做管理依據，就自然的數字掛帥了。 在美國這些大學都是資源較少的州立大學，這些大學，有些就被定位為教學型大學，像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ies。有些是小州的州立大學，像Kansas State。這些大學，校長底氣不足，難以抗拒州政府與議員的幹涉。
天下英才有限，到了這些學校，能分到的人才，就微不足道了，數字管理，簡單明瞭，成本低廉。在亞洲，官本位下，校長發揮空間有限，許多是新興國家，資源也有限，發展學術的第一步，就是先讓教師們有拿到學位後繼續念書的習慣。
用SCI 數目來管教授，就如同用考試來管學生，沒有太多的實質教育與學術效果，但總比不管好。到了不入流的大學，基本上就是隨意管了。台灣的有些私立大學，大陸的大部分大學就是這一類。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的排名，是在美國最少爭議的了。排名免不了主觀判斷，這個表隻是例子，不是科學。表中的頂級與一流大學幾乎清一色是美國學校，是因為美國有最好的製度設計，幾乎把全世界的學術精英完全吸收過去。我在一流大學裏，列了法國的Ecole Polytechnique，其實隻是“公平”的考慮。法國的Ecole有點像中國的清華與北大，學生是最好的，不輸給任何的一流大學，設備還不錯，但是師資與學術環境就比美國的一流大學差多了。亞洲的三家二流大學，香港的科大與中大，日本的築波都有很大的美國影響。 讀者可以指責我有偏見。我走遍世界，在歐、亞、北美、南美各國中的頂尖大學都有些朋友，參觀大學、分析學術環境是我的嗜好，本文隻能說是我的看法，不能說是我的科學論斷。學術是盡可能的尋找客觀的數據，但是學術結論都是帶有主觀色彩的。
表一： 依照作者判斷的大學流別示例(節選)
注：本表基於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的排名，再依作者的了解加以調整。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的排名偏重本科教育的角度。本表的微調多考慮了些研究成果的因素。表上頂級與一流大學，作者大多親身訪問過，每一家學校都有相識，在其中一半學校作者做過學術報告。 台灣的台大，大陸的北大、清華、與浙大，被分到三流，是讓人非常氣憤與不服的。
台大、北大、清華、浙大的學生素質絕對的超過我任教的杜蘭大學。台大、北大、清華、浙大的老師的“腦素質”也不遜於杜蘭大學的老師。為什麽杜蘭可以在一流大學中吊個尾巴，而我們的北大、清華被列入三流呢？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杜蘭是美國的私立大學，北大、清華、浙大是中國的國立大學。環境與體製，決定了學術機器的生產效率，原料的品質（老師、學生的天生素質）當然也會影響成品的質量（學術成果），但絕對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這是本文分析的重點。
在頂級大學，談文章的篇數，是粗俗的行為，被大家取笑、不恥。在那種學校，著作等身、大氣蓬勃是理所當然，有什麽好吹的？在一流大學，學者是夢昧以求『這輩子』能有『一、兩篇』傳世之作。但是這個夢是深藏心底，不能說的，說出來就下流了。在二流大學，是公開的說：“想當教授，就得有一、兩個全壘打”。意思就是，想當教授，非得在頂尖雜誌，發表一、兩篇論文不可。如果像楊衛說的，每年要發一、兩篇，就成了『牛飲』，隻有三流學校的牛才這麽公開的鬼叫。二流學校公開招聘講座教授的時候，基本上看的是品質，不是數量。可是在內部提升的時候，基本上看的是數量，不是品質。人家已經都做牛做馬怎麽多年了，沒有功勞有苦勞，咱二流大學資源有限，那能養得起這麽多神仙？隻要你還努力聽話，時間到了，苦夠了，也就當上了教授了。
看一個學校的教師管理機製，就能看出這家學校的定位。在頂級大學，教授幾乎人人有個講座（endowed chair），這些老爺都是千辛萬苦從對手那裏挖過來的。助理教授幾乎沒有一個能升上去，極少數能升上去的，老早就有對手在挖牆角，又得千辛萬苦的挽留，年紀輕輕，就得給他個講座教授。校長的任務不是『管』這些人，而是哄著他們，賠著笑臉，防著他們與別人談戀愛。校長更重要的任務，是眼觀四麵、耳聽八方，知道各專業領域的動向，聘請到領導未來20年學術方向的大師。校長對大師那敢說個『管』字，磕頭都還來不及呢！
那怎麽『管』這些老爺呢？出個假貨怎麽辦？別擔心，這些人好管極了。隻要你的學校有足夠的大師，頂級大學當然是大師如雲，他們互相把對方管得賊緊。老子好不容易混到這個江湖名聲，才能如此吃香喝辣，我們中間如果出了一個假貨，別人對我們的本事產生懷疑，我的數十年修行，豈不被糟蹋了？在頂級大學裏，每周定期的研討會就是擂台，那些大師們，在擂台上殺得你死我活。
當然，如果一個頂級大學，請了個無能校長，一口氣找了一群假大師，這個大學就馬上出現劣幣驅逐良幣，這個頂級大學就垮了。這就是為什麽，頂級大學都在美國，又都是私立大學。因為隻有美國的頂級私立大學才能發展出一個極精細的大師互相監管的『教授治校』的機製。美國的普林斯頓、哈佛、耶魯用了三百年的時間，用世界最優渥的資源，運用市場機能，慢慢把美國的學術巨廈的上梁弄正了弄直了，美國的一流大學像伯克萊、康奈爾才能放心的讓教授來管自己，管學校，甚至管校長。 美國的三流大學基本上是官本位，跟咱中國一模一樣。
李遠哲這個學化學的書呆子，居然在台灣倡導『教授治校』，把台灣的大學變成政治角力場，烏煙瘴氣！三流公立大學如果教授治校，全校教授一定『挖社會主義牆角』。沒有大師級的學術地位，就沒有了賠不起的麵子。教授跟裝配工都是人，沒有了賠不起的麵子，就可以不要臉，一旦沒有人管，就一定不要臉。三流大學用SCI 數量管教授，就是防止教授不要臉，在我們管理學，這叫做防止『道德危險』（Moral Hazard）。
頂級大學與一流大學所耗用的資源是驚人的，在外人看來是極度的浪費與沒有效率的。
師資是名校的命脈，這個『浪費』與『低效』，在師資的培育上麵最為顯著。
我用杜蘭大學商學院做例子。杜蘭商學院在過去十年，起碼進了50個剛拿博士的年輕教師，每位教師的年薪，用2006的價碼，是15萬到20萬美元，每個年輕教師可以待六年，不升就走人。這十年的投資保守的估計是15萬乘6乘50，總共四千五百萬美元。隻有四位升上副教授。其他的都為二、三流大學做貢獻了。我們的教授，基本上都是從外邊挖角進來的，也就是說，頂級大學與其他的一流大學，用了更多的價錢為杜蘭做了貢獻。以頂級與一流大學合起來的五十家學校做群體單位，百分之九十的師資培育投資是為了二流大學做了貢獻了。
絕大部分的三流大學玩不起這個遊戲，也就根本不玩了。從一流大學流落到三流大學的人，基本上都放棄了『研究』，反而，一直在三流圈子的學者，有些會興味怡然地玩著三流大學的數字遊戲。 有人會說，這些百分之九十的年輕教授，會為頂級與一流大學發表大量的文章，所以值這麽多錢。哈！你就錯了。杜蘭的這50個人，在十年內，發表了大約50篇文章，其中三分之一是那升等的那四個人發的。其他46個人，幾乎沒有任何具體成果。用浙大、清華的數字管理概念來看，起碼四千萬美元是打了水漂了。
在美國，百分之九十五的博士畢業生，這一輩子，不會在頂尖雜誌發表文章。頂尖雜誌的百分之九十的文章，是百分之一的學者寫的。在杜蘭商學院，學術成果主要是五個講座教授（師資隊伍的5%）做的。 那麽，我們不幹脆就讓這五個學者專做學問，何必花這麽多錢，讓這麽多人陪著玩？這就是學術環境的成本，沒有這麽多人日以繼夜的幹，就沒有一流的研究環境；沒有九死一生，就沒有英雄好漢。
後麵我會分析，什麽叫一流的研究環境。 話說回來，中國可能窮些，中國的市場機製可能差些，中國的社會組織結構可能落後些。但是浙大、清華的許多教授的天生素質可一點也不比什麽普林斯頓的那些書呆子差。憑什麽人家可以教授治校，被校長哄著、伺候著，而我們清華、北大的念書人就得拍校長馬屁、看書記臉色？我們也要教授治校，我們也要大師如雲。好！有誌氣！那麽，我們得先從三流大學轉變成二流大學。下麵我就分析如何把北大、浙大、清華轉化成二流大學。
我前麵說過，頂級、一流、二流大學基本上沒有本質的不同，差別在由於曆史、資源、及地緣的關係。（關於曆史於地緣對大學地位的影響，曾擔任哈佛大學校長四十年之久的查理斯·艾略特說：“一所名副其實的大學必須是發源於本土的種子，而不能在枝繁葉茂、發育成熟之際，從英格蘭或德國移植而來。它不同於棉紡廠，運營六個月就可以滿足一種迫切需要。一所大學不是靠多在報紙發表一些社論，大量發布廣告，或多拍幾封電報就能建立起來的。”） 他們優秀的程度不同，他們的辦校宗旨、監管體製、評核方式基本是一樣的。這些學校實質上是教授當家。二流以上的大學是一群學者的合夥組織（partnership）。
而三流大學比較像工廠，教授隻是拿薪水的『筆耕者』及『口力工人』。二流大學已經到了民主體製，而三流大學是農業社會的君主專製。 從三流到二流要比從二流到一流難得多。從二流到一流，甚至從一流到頂級，隻要有資源肯拚命，就有可能做到。而從三流到二流是本質的改變、是思想的改變、是文化的改變、是價值觀的改變。用經濟發展來做比喻。從二流大學到一流大學就如同已經是工業社會的亞洲四小龍想趕上英國與意大利。
香港與新加坡用了三十年，到了上世紀末已經做到了。從三流大學到二流大學，就如同滿清的傳統農業社會進入共和國的工業社會，打打殺殺一百五十年，到了1990年才算結束，經過了非常痛苦、血腥、漫長的轉型過程。這轉型的痛苦是由於價值觀的改變與社會結構性的改變，影響了現有在位人的利益，讓他們的人力資本，一夜間蕩然無存。從二流到一流大學，是按同一個製度體係力爭上遊，而從三流大學到二流大學是否定了現有的製度體係。由於新的製度體係否定了現有的製度體係，反抗、破壞、掙紮就大得多。 在三流大學的體係裏，文章數、學生數、頭銜、行政職位是學術成果的評價標準，也是物質報酬分配的依據。
在全是三流大學的官本位國度裏，沒有也不需要開放性的學術市場。在三流大學的體製下，要累積文章、學生、頭銜、職位這些人力資源可不容易。首先做學生的時候就得選一個大牌做導師，當徒弟的，沏茶倒水、上街跑腿，樣樣周到。畢業後弄頭銜、搶職位，又得卑躬屈膝、心狠手辣，一樣不少。帶著一批弟子打天下，要遠交近攻，合縱連橫，交了不少朋友，結了不少世仇。在數字掛帥的體製裏，比的不是真知卓見，而是組織能力，政治手腕。一旦改變學術體製，原來的學術領袖，就像滿清遺老，痛哭流涕、頓失依靠。反抗的意念，這麽會沒有呢？ 在三流大學體係裏，博導可以任命，文章數可以計算，雖然不理想，但可執行性高，雖然大家做點沒用的研究混飯吃，倒也有些次序，每個大學各混各的，相安無事。
到了二流大學體係裏，大師不是校長任命就行了，得有真知卓學，沒有一個市場機能做信息處理與匯總的工具，誰又知道那個是真大師，那個是假大師？如果假大師的人數，超過一定的臨界點，就會劣幣驅逐良幣，結果比三流大學體係還糟糕。
三流大學的博導是綿羊，校長吼一吼，就乖乖低頭吃草。二流大學的假大師，是披著珍貴貂皮的野狼，可以把校長都吃了。 哈佛教授參議會才剛趕走一位做過財政部長、要改革哈佛教授懶散教學態度的年輕校長。誰對誰錯，我說不清楚，人家哈佛有足夠的真大師坐鎮，如果那些假大師搞得過分，校長是冤枉的，真大師就都跑到普林斯頓或斯坦福去了。如果沒有什麽講座教授因此離職，這個校長大概走得不太冤枉。這就是市場機製。中國有嗎？這裏有個小注腳。這個校長要整頓的對象，就是一個講座教授，他一氣之下，拉了一批同事投奔普林斯頓去也。
這位講座教授是真大師、假大師，我不知道，隔行隔重山。但是，普林斯頓接受了這一批人馬，哈佛校長因此去職，是非曲直，就有了公論，這就是市場機製。 辦二流大學隻是清華、浙大進入世界名校的一個過程，不是最終目標。最終目標是要成為世界頂級大學。真正的教育家是辦教育，而不是爭排名，就如同真正的學者應該是好奇與探索，而不是算文章數量。爭排名、做文章的毛手毛腳，我知道些，我也做過些。
我一生的誌向與絕大部分的精力還是做個真學者好老師。做為一個芝加哥學派的學者，我是不相信絕對道德觀的，我認為道德是成本效益盤算下的產物，是社會製度的衍生品。做為一個理性的社會科學家，我要貢獻的是如何透過理性的分析，設計一套製度機能，讓人們自然地依自利的動機，做到對社會最大的貢獻。因此，我對清華及浙大的建議，不是怎麽玩些手法，把排名弄上去，而是以社會精英的心態，怎麽為中國打造一個優良的學術與教育環境。
中國以致亞洲都沒有一個開放型的學術市場，在清華講的是『三清』，東京大學談的是『三東』。三清也者，本科、研究生、教授職位都出身清華也。看清華出身的清華教授談起三清的那副得意像，真恨不得指著他們的鼻子說：『你這三流古井裏的青蛙』。我自己也有『三台』病。四十歲以前，我的夢就是回母校台灣大學教書。
整個亞洲的學術精英都染了嚴重的科舉病毒。
如果一個大師是在十八歲那場考試決定的，這個大師百分之百是假的。沒有真大師，就沒有二流大學，就別提頂級大學了。沒有開放的市場，就不可能有真大師。貨真價實的學術大師是在殘酷公平的市場上，百煉成鋼的結果。清華、浙大、東大、台大隻是個三流大學，真正的症結就在這裏。
因此要想成為一個二流大學的第一步，就是教師隊伍不能有近親繁殖。所有博士畢業生都要進入公開市場，不能留校。 有效的市場機能一定要有優生劣敗的競爭淘汰機製。美國二流大學以上，都有嚴格的淘汰機製，就是長聘（tenure）製度。頂級大學的長聘製度可以說是冷酷無情、慘不忍睹。連掛一流車尾的杜蘭大學都是九死一生。長聘製度原來是保障教授的言論自由的，經過兩百年的演變，成為美國學術最重要的『淨化劑』。長聘製度是讓最有前途的年輕學者，列入長聘教授的候選人，稱為長聘崗（tenure track），成為嚴格考核與培養的對象。
這個考核期，在頂級大學是九年，通過了就是正教授，而且很快的就是講座教授。在一流與二流大學，通常是六年，通過後就是長聘副教授。頂級大學與一流大學的重要不同點之一，就是長聘製度的嚴格程度。頂級大學的斯坦福的考核期是九年，而它隔壁一流的伯克萊是六年。 頂級大學經過九年的嚴酷考核，不被打死，就成了大師。在頂級大學裏，副教授這個職位是短暫的過渡。在較好的一流（表一裏的一流A）大學中，大部分的長聘教授，都能升等，可是在一流大學裏資源比較不足的學校（一流B），就越來越多的終生副教授。
因為在一流大學裏，升等的標準是看對手想不想挖你。沒有人來挖角，你就好好的等著，一輩子都別想升成正教授。好的一流大學挖角的能力強，被挖的或然率高，流通機製好，就沒有存貨。次一點的一流大學，挖角能力弱，被挖的或然率低，存貨就多。到了二流大學，實在沒有資源玩這個遊戲，但是還想成為一個學術淨土，在給長聘時是按照一流的標準打了點折扣，到教授升等的時刻，有些就隻看苦勞不看功勞了。
北大、清華、台大都沒有采用這長聘製，所以就該列入三流大學之林。香港三大，尤其是科大，對長聘製，已經很認真執行十年以上了。 這個長聘製為“二級市場（secondary market）”提供了豐富的供給與需求。有人稱這個市場為“舊貨市場（used market）”。舊貨市場的買家，不都是窮人（較次的學校），豪門大戶也熱衷得很。因為真正的學術大師就像好酒，越陳越香。
學術大師是二級市場的常客。在一流大學最常說的話題，在頂尖大學幾乎唯一的話題，就是某某人有了什麽成果，是怎麽來的，又有那家學校挖他了。這個豐富的二級市場，也為長聘製添加了新的功能：淘汰、篩選、信息、激勵。 對於一個極難客觀評價的學術來說，長聘製的這些功能太重要了。沒有長聘製、沒有豐富的二級市場，就不可能有鮮活熱鬧、蓬勃興旺的學術。由於中國沒有長聘製，沒有開放型的學者二級市場，中國就沒有二流大學，更不必談頂級大學了。
清華就是請十個楊振寧來也沒有用，請來一個諾貝爾獎得主，隻是花錢買了個符號，培養了一個諾貝爾獎研究成果，才是頂級的大學。西南聯大的吳大猷可以用楊振寧為例說他自己的學術成果，清華大學的王大中是沒有資格這樣說的。你知道嗎？像杜蘭這樣的學校，是很少給諾貝爾獎得主榮譽博士的。我現在就是杜蘭的榮譽博士遴選委員，我們要授予榮譽博士的，是有可能得到諾貝爾獎的人。錦上添花是三流人做的事。
在二流以上的大學裏，重要行政職位，尤其是校長，都是全世界公開遴選的。權與錢是腐化的根源。一流大學有權有錢的學術單位，像商學院院長，基本上是從外引進的。一流大學的學術科係，每隔十來年就會從外麵挖進一個係主任。外來的新主管有獨立性，他不欠人情，沒有瓜葛。他也有客觀性，他可以冷靜的分析這個單位的曆史留存問題，他的做為與決策不會馬上引發關聯性的猜忌。他有開創性，把其他地方的成功經驗引入。
我有個親身的好例子。EMBA 教學是芝加哥大學首先推出的，並不太成功。後來給西北大學摸出了門竅，杜蘭大學就挖了西北大學主管EMBA的副院長來當院長，做了兩年，就出了成果，哥倫比亞大學又從杜蘭手上把他搶了過去。EMBA 就是這麽樣在美國遍地開了花，也影響了世界。
從我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出，浙大、清華如果關著門自己搞，是搞不成二流大學的。二流大學的建設要靠市場機製，因此想要擺脫三流大學的困局，就得拉了一群背景相同、資源相似、有誌向前衝的學校一起幹，組建一個即競爭又合作的學術市場。我們應該結合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裏的頂尖大學成立像美國常春藤的學術聯盟。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導師鄧小平，有個真知灼見：『摸著石子過河』。市場不是一天造成的。『摸著石子過河』的真髓是從一小步做起。張維迎這個小紅衛兵，在北大搞的學術文化大革命，立意是好的，大方向也對，可是他可能患了他出國前上班的趙老板同樣的錯誤：打擊麵廣了些，步子快了些，調子高了些，手法硬了些。能讓人家小老美，日以繼夜、不眠不休、老老實實的幹真學問的動力，不是校長室的一紙公文，也不是某某大師的大聲吆喝，而是那些小老美俗不可耐的經濟動機與市場壓力。
要在世界頂尖雜誌發表文章，也不是隨便說說就有的。 學術這東西，是會者不難、難者不會。北大有這麽多學者沒有受過應有的研究方法、語言表達、思維方式的訓練，硬是打鴨子上架，隻有官逼民反。說到官逼民反，我在香港科大就患過同樣的錯誤。三流大學的問題就在官本位的學術政策，做學術改革的也是用一紙官書，是很難成功的。
我對中國與大中華地區的經濟與學術發展是非常樂觀的，有些人甚至說我是盲目的樂觀。逐漸的，我發現，就是樂觀的我，也都低估了中國與大中華地區進步的速度。 一個一流大學的內部條件是『資源、曆史、地緣』，外部條件是『開放、透明、競爭的學術市場』。浙大與清華起碼有了曆史與地緣的優勢。
中國之大，沒有人能為了一己之私而壟斷市場或阻止市場的發展腳步。這個龐大的市場，會養出大魚，浙大與清華都有可能是條大魚。 一流大學之間的競爭是君子之爭，合作是道義的和作。研究型大學的師生是在學校與學校之間不斷的流動的。這些流動切斷了個人的私心，增加了信息，輔佐了判斷，加強了監控。
進入一流大學最難的一步，是從封閉性的三流大學跨出來。改革與利益重分配是孿生兄弟。在改革中，現有的當家人、在位者是輸家。吳家瑋並沒有把香港科大辦成一流，但是在新生的香港科大沒有輸家，個個是一流大學的支持者，甚至是狂熱的信徒。科大的成功站住腳跟，有了成果，讓香港其他六家大學能兵不血刃的進入二流大學。 一個成功的改革，壓力要來自外，不能來自上（會官逼民反），更不可能來自下（那就是造反，更是天下大亂）。浙大的成功蛻變要靠來自清華的壓力，清華的成功蛻變要靠來自浙大的壓力。公開的、透明的、全球性的市場競爭是必要的壓力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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