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
編者按：年關將至，在外漂泊、打拚的朋友們又紛紛踏上了回家的旅途。當代文化研究網今天推送的文章，便是黃燈老師在這幾年返鄉之後有感而發，寫下的《一個農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這篇文章從湖北一戶普通農民家庭的內部深挖開去，有如紀錄片一般，將家中三代人近十年來的命運變遷展現在我們眼前。
在作者的敘述中，農村的養老和醫療、留守兒童、城鄉二元結構等等，並不全然是學界平日裏辯論的大詞，也不是新聞記者筆下奪人眼球的故事。以農民兒媳的視角，觀察一個普通家庭如何與殘酷現實短兵相接，思索其家族命運變遷背後的偶然因素與深層原因，在困境之下繼續追問“回饋鄉村何以可能”……這種種努力，是黃燈老師這篇文章彌足珍貴之處。麵對愈發嚴峻的社會現實，當“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幾乎成為我們每個人心底最深的無奈，希望這篇文章能夠喚起我們更深的思考。
本文首刊於《十月》雜誌2016年第1期，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一個農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
黃 燈
廣東金融學院財經傳媒係教授，從事文學及文化研究、批評。
一、現實所有的觸角都伸向了這個家庭
寫不寫這些文字，糾結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進入我的視線，是在結婚以後。這麽多年，日子對他們而言是嚴酷、結實的生存，是無法逃避的命運和選擇，我作為一個介入者，總認為文字是對其生存的冒犯。但正因為是一個無法回避的介入者，並已內化為家庭中的一員，我再怎麽冷靜，也無法還原到一種完全旁觀的心態。
多年來，我們共同麵對、處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瑣事，這些真實的處境，和知識界、學術界談論的農村養老、留守兒童、農村教育、醫療、農民的前景有密切關聯。本文中，我願意以一個親曆者的角色，盡量回複到對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內心的困惑，提供個案的呈現，並探討回饋鄉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縣的一個村子。2005年第一次過年回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嫂子個子矮小，皮膚黝黑，長相粗陋。我暗自問當時的男友，“哥哥盡管算不上特別帥氣，但為何找了這麽難看的嫂子？”後來才發現，這種問題多麽粗魯無禮，對一個農村的貧苦家庭而言（更何況哥哥還有家族遺傳病，後來才得知，父親、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夠找到一個適齡的女子組建家庭，已是萬幸。
事實上，美貌和帥氣在農村的婚配關係中，其權重遠遠不能和經濟條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體情況我不太清楚，我認識她十年來，發現她幾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談起家裏的事。嫂子性格開朗，簡單沒有心機，和我一見如故，她也隻比我大幾歲，因此，第一次去給村裏老人拜年時，很自然，我們竟然手拉著手。
當時，婆婆身體還不錯，大約75歲，小侄子14歲，小侄女12歲。那幾年，哥哥嫂子一直跟著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個包工頭，從老家找了很多青壯年勞動力，鄉裏鄉親，幹活讓人放心，自然，鄉裏鄉親也能通過姐夫順利拿到工錢，互相之間都很信任。後來才得知，四姐夫當時賺了不少錢，他甚至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很有先見之明地在孝感市內買了土地，蓋起了四層高的樓房。
現在回憶起來，這幾年竟然是全家最為安靜、平和的日子，丈夫當時還在念書，無法像以前那樣給與家裏更多經濟支持，婆婆因為身體尚可，主動承擔了照顧侄子、侄女的重擔，快八十高齡，依然喂雞做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活。哥哥、嫂子為維持生計（孩子念書、村裏人情往來、家人生病等必要開銷），一直呆在北京工地，隻有過年時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準備年貨。這樣，侄子侄女事實上就成為祖輩照顧的留守兒童，隻不過，相比當下很多孤苦的兒童，因為能夠得到祖母的愛，孩子倒也沒有留下太多心理陰影。
情況到2008年發生了一些變化，哥哥、嫂子盡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頭到年尾的拮據狀態讓他們頗為失望，加上婆婆、公公年齡已大，已無法照顧好進入叛逆期的孫輩，這樣，嫂子就決定留在家裏，一方麵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嫂子在家種種菜，喂喂雞，養養豬，我們按時給家人寄生活費，一家人無病無災，日子倒也過得去。
這樣，哥哥、嫂子同時在外打工的局麵，就變成了哥哥一人外出打工的狀態。哥哥身體並不好，並不適合外出在建築工地幹很重的體力活，但待在家裏，幾乎沒有任何額外的來源，而孩子逐漸長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終的具體壓力一件件擺在眼前。房子盡管98年在丈夫的資助下已經建起，但二樓幾乎是一個空架子，沒有任何裝修，以致過年過節回去，都沒有辦法安置親人過夜。
但不管怎樣，畢竟一家人還能過一種平平安安的日子，隨著孩子們的成長，日子總是在走向好的一天。哥哥每次得知我們寒暑假要帶兒子回去，總是提前從工地回來，殺雞、宰鴨，用摩托車帶兒子去鎮上集市趕集，給兒子買各種誇張而廉價的玩具，公公、婆婆也極為開心，嫁出去的大姐、小妹，還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會回來相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親人相聚的溫馨，隻有四姐一家，因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幾乎很少回去。但這種平常、安穩的日子並未維持多久，就出現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並直接影響到了整個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問題。
由於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付款，大量的工程欠款無法到位，直接摧毀了姐夫多年累積的家底，不但導致哥哥、嫂子跟隨他們打工多年的工資不翼而飛（這筆錢幾乎是他們整個家底，有將近十萬塊的勞務費，哥哥、嫂子一直指望這筆錢給兒子娶媳婦），而且因為拖欠工人工資，欠下大量無法逃避的債務，最困難的時候，甚至找我們借錢。
大約2009年臨近春節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緊急電話，說有人用刀架著他的脖子，逼他必須在當天還錢，求我們幫他解燃眉之急。姐夫在我印象中，一直經濟算是寬裕，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鮮，很有農村成功人士的派頭。幾年以來，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們開口，但當時我確實不願借錢，一則，手頭並沒有多餘的閑錢等著幫助他們，而買房欠下的首付還等著年底歸還，當時我們的經濟狀態幾乎處於最緊張的階段；二則，也因為他們拖欠了哥哥、嫂子將近十萬塊錢的血汗錢，對他們心生嫌隙，總感覺他們沒有保障親人最基本的利益。
我向丈夫講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沒有吭聲，四姐被逼無奈，再次向我們打電話求助，麵對危急情況，她也沒有任何辦法，事情明擺著，我們已沒有任何退路，也沒有任何選擇，隻得厚著臉皮找一個經濟條件尚可的朋友借錢。盡管四姐當時承諾幾個月以後還錢，但我知道，還不還錢不是她的主觀願望說了算，從借出那筆錢開始，我們就沒有期待有還錢的那天。
事實也是如此，此後幾年，四姐一家的經濟狀況沒有任何好轉，她甚至幾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裏那些曾經跟隨姐夫打工的鄉親討要工錢（我後來才意識到四姐一家命運的轉變，對我們此後幾年經濟狀況的直接影響，因為他無法歸還哥哥、嫂子的工錢，哥哥嫂子再也沒有別的儲蓄，隨著兒子、女兒長大，他們結婚、成家的大事，通過婆婆的叮囑，就責無旁貸落到我們身上）。
2015年，我在北京訪學，曾經和丈夫去看過四姐一家。他們居住在北京一個極其混亂的城中村裏，村子裏汙水橫流，垃圾遍地，兩間逼仄的平房在一條彎彎曲曲的小巷的盡頭，為躲避別人逼債，幾年來他們和外界斷絕任何聯係，四姐夫更是幾年都不敢回家，作為獨子甚至無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開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廳洗碗、兩個女兒當導遊來支付。想到九十年代，四姐一家最輝煌的時候，一家人的日子紅紅火火，沒想到現在最需要經濟支撐時，卻因為政府拖欠工程款，不得不躲在一個隱匿的角落生活。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擊，則是妹妹的出家。
在整個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讓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著湖北姑娘的潑辣能幹，初中念完後，去武漢打工，在工廠做臨時工，認識了本廠一正式工並結婚。兩人發展不錯，因為結婚早，在房價還不到一千時，就買了很大的房子，女兒也聰明可愛，妹夫後來還當了副廠長。事實上，多年來，除了丈夫，妹妹同樣承擔了照顧家庭的很多重任。侄子、侄女、婆婆、公公的衣服、日常用品，幾乎全都是她從武漢帶回，哥哥、嫂子在武漢打工的幾年，住房問題也是她幫忙解決。
但最近幾年，妹妹信佛，開始吃素，2012年暑假，她帶外甥女去廣州玩，也時常和我們宣傳吃素的好處。僅僅一年後，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電話，說是妹妹已經出家，並且決斷離婚，沒有給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門。盡管從信仰的角度，完全能理解她的個人選擇，但事實上，當這種事情落到身邊家人身上時，還是無法接受。妹妹和我同一年出生，正處於人生和家庭壓力最大階段，妹夫工作繁忙，外甥女剛上高一，她婆婆年事已高，自己的父母也是八十高齡老人。妹妹突然做出出家的決定，讓全家人如墜冰窖。丈夫為了說服她還俗，連夜請假從廣州趕到武漢，又從武漢趕往庵裏，但終究不為所動，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禮上見上妹妹一麵。
直到現在，那個熱愛世俗生活的妹妹為何突然放棄紅塵，始終是縈繞在親人心中的不解之謎（我隻是偶爾聽起妹妹講起她丈夫家複雜的情況，講起公公對她的冷暴力，講起懦弱膽小的婆婆對她的依賴，無助時總是抱著她哭），但既然她作出了決絕的選擇，家人也沒有任何辦法。
妹妹一走，直接受到影響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內向的性格變得更為孤僻，僅僅念到高一，迫於社會輿論壓力，就草草休學。想起2006年春節一家人的團聚，外甥女在田野采地菜時，跟隨其他的表哥表姐在田野瘋跑，紅色的蝴蝶結在腦後搖曳生姿，一副活蹦亂跳的模樣，那時，她是所有孩子中唯一在大城市出生、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小公主，沒想到七年以後，因為媽媽執意出家的決定，竟然變成最可憐的孩子。
除此以外，傷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為女兒出家一事，怎麽也想不明白，家裏隻要有人來，就開始念叨，原本硬朗的身體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風後，一直臥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見到小女兒一麵。公公（繼父）更是變得木訥，妹妹是他唯一的親生女兒，女兒的出家也讓他徹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終日在村子裏漫無目的的蕩來蕩去，臉上很難看到往日發自內心的歡顏。
四姐夫的破產，小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兩個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到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經濟基礎就相當脆弱，在五六年的勞務費泡湯後，更是毫無根基。自此以後，全家兄妹再也沒有像2006年春節那樣，有過真正的歡聚。以前還有妹妹幫著分擔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們就不得不承擔更多。
除此以外，隱匿於家庭暗處的悲傷隨處可見，我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總能聽到一些讓人壓抑的事情。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縣一女孩網戀閃電結婚，哥哥嫂子極為高興。但女孩嫁過來後，總是和嫂子鬧別扭，性格也極其怪癖，後來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極為不幸。聽說她媽媽在生下她後，被鄉政府捉去結紮，一回來，就變瘋了，根本就沒有任何能力照顧孩子，而且還暴力打人，總是將身穿衣服撕破，沒有辦法，家人隻得將她關在一間房子裏，誰都知道這種慘劇和結紮有關，但沒有任何人有力量去申訴慘劇的真相，而是任由命運的安排以最殘忍的方式作用到一個普通的農家。
我曾經問過侄媳婦，“有沒有到鄉政府反映情況？”她一臉的茫然，並未意識到一次失責的結紮手術對她的生活到底產生了多深傷害。隻說小時候從來就沒有人抱，都是在房中爬大的。我一直念叨向她打聽更多情況，看能否幫他們維權，沒想到前一向得知，她媽媽在瘋病中已經去世，年僅四十多歲。
平心而論，哥哥、嫂子一家都是最普通的農民，也是最老實、本分的農民，他們對生活沒有任何奢望，也從來沒有想到通過別的途徑去獲取額外資本。他們所能做到的就是本本分分勞動，過一點安生日子。而在農村，像哥哥一家的情況非常普遍，守在鄉村，沒有任何收入來源，外出打工，有可能連工資都拿不回，但全家的基本開銷，諸如孩子的念書、成家、房子的修繕和更新，老人的生病、善後，一樣都不能少。盡管農村免除了農業稅，近幾年也推行了合作醫療，但和水漲船高的支出比較起來，實在是杯水車薪。
可以說，中國無數的財富、希望沒有多少途徑流向他們，但社會不良的觸角，諸如政府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機所導致的價值觀混亂、基層執行計劃生育的粗暴和失責，卻總是要伸向這個普通的農家，種種無聲的悲劇最後總是通過各種渠道滲透到他們的日常生存，唯有認命，才能平複內心的波瀾和傷痕。
- 婆婆和兩個兒子及孫子
二、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運
2015年7月13日，臥床將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歲的艱難人生。
在忙亂、悲傷、空落中給婆婆辦好喪事，我突然感到維係整個家庭最牢固的紐帶轟然斷裂。盡管和婆婆在一起居住的日子並不多，但她的慈祥、寬厚還是讓我感到一個老人的親切和溫暖，絲毫沒有婆媳相處的尷尬和芥蒂（我對她感情認同更像自己外婆）。每次回家，她都極為開心，對於年幼的孫子尤其喜愛，孩子剛出生，她便買了很多糖果招待村裏鄉親，並且總是將我們定期寄回的照片分給村裏老人看。婆婆最大的心願，就是兒子能當官，最好當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沒有什麽比家中擁有當官的子女，更能改變家族的命運，兒子、媳婦空戴兩頂博士帽子，甚至比不上一個鄉鎮幹部或賺錢的包工頭，更能解決家庭其他成員的實際難處。老人卑微的心願更讓我感受到她一生當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還有望不到邊、無窮無盡生存的折磨和厄運。
我知道，像丈夫這種家庭出生，通過念書得以改變命運，最後在城裏找到一個安居之所的人並不少見，他們身後因為共同的家庭負重和壓力，從精神麵目、階層氣質上甚至具有某種共同特征，以致在各類社交群中，被城裏或者家境優於配偶的女人冠以一個“鳳凰男”的群體標簽，並作為輕易不能下嫁的目標進行討伐。
我絲毫不否認作為個體的選擇，與這種男人的結合意味著要麵對更多，但這種來自社會單一輿論的道德優勢，還是使我感受到掩蓋在這個標簽背後所蘊含的歧視、無奈和漠然，以及城鄉二元結構給農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勢，怎樣通過代際傳遞一直作用到婚戀層麵，從而導致不可排解的天然矛盾。可以說，盡管農村出生的讀書人通過個人努力得以改變身份，但隻要和出生的家庭還依存各種血肉關聯，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會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麵麵。逃出泥坑的幸運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堅守者又怎麽可能有更好命運？
事實就是如此，冷靜下來想想，哥哥一家確實看不到太好前景。
首先是代際的貧窮已經開始輪回。在體力最好的時候，哥哥、嫂子當年丟下孩子外出打工，現在侄子、侄女長大成人，結婚生子後，隨著生存的壓力變為現實，也不可避免要重複父輩的命運，踏上下一輪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當年公公、婆婆一樣，要承擔起照看孫子的重任。2013年年底侄子結婚以後，為償還債務，過完年就離開新婚妻子，隨村裏去外省打工的隊伍，成為泥水匠中的一員。運氣好時，一年能夠攢下一萬多元，運氣不好，或者多換幾個工地，可能就隻夠買一張回家的火車票。
畢竟和父輩比較起來，侄子不可能像他們那樣嚴苛節約，二十出頭的年齡，和城裏的年輕人一樣，他迷戀各類智能手機，或者一些時尚的行頭，光是這一筆開銷，就足夠家裏開支半年。他也曾經考慮在附近的鎮上找個事做，或者開個店，但不是沒有成本，就是沒有過硬技術，始終難以做成。客觀而言，農村自身的生產已經難以形成良性循環，更多時候，獲取基本的家庭開銷，還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結構為代價。
這樣，結婚、生子、外出打工、製造留守兒童，就成為了事實上的輪回。對哥哥而言，新的挑戰在於，他老了以後，甚至會麵臨老無所養的境地，畢竟他的子女，沒有一人通過讀書得以改變命運，而他在半生的勞作中，也僅僅隻是維持了一種最簡單的生存，並沒有給自己留下半點養老的資本，貧窮和貧窮的傳遞，已經成為這個家庭的宿命。
其次是留守兒童的後果開始顯現。侄子、侄女作為第一代留守兒童，已經長大成人。侄女通過網戀，十九歲那年就結婚，二十歲就生了孩子，丈夫是一個比他還小一歲的本鄉男孩。盡管已身為母親，但侄女根本就沒有身為人母的心理準備，更感受不到母親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懷孕期間，依舊維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猛吃方便麵和飲料，手機更是二十四小時不離身，床頭櫃前堆滿了方便麵盒子和飲料瓶。
孩子生下來後，甚至連棉紗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兒買。我暑假看到她帶著一歲不到的女兒，大熱天裏，就讓她光著大半個身子，一身的泥巴和髒汙也不管，我告訴她應該給孩子備用一點棉紗尿布，她開始一臉茫然，隨後便很開心地告訴我，她讓女兒幾個月就開始吃冰棒，拉了幾天肚子後，現在不管吃什麽都沒關係，但事實上，她女兒一直不明原因的高燒不退。和城裏剛做母親女性的謹慎、細致比較起來，侄女的無知、粗糙著實讓我吃驚不小。她原本就是一個孩子，一個二十歲就做了母親的孩子，愛玩的天性和母親沉重的責任放在她身上，顯得尷尬而又刺眼。
我叫她買兩本書看看，或者上網時，順便看看育兒專欄的內容，她青春勃發的臉龐再一次轉向我，“我明年就出去了，帶伢是奶奶的事情”。侄子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裏去，她妻子因為自小沒有母親的滋養和教導，也不懂得怎樣對待孩子，孩子一哭鬧，她就將幾個月大的孩子丟在床上，要麽不理不睬，要麽大喊大叫，很難有平和情緒，更不要說一個理智媽媽應該具有的淡定。加上侄子終年在外打工，她整天和嫂子相處，兩人總難免因為家庭瑣事磕磕碰碰，因此，也難以有好的心態對待剛出生的孩子。
不得不承認，和哥哥一代被逼外出的心態不同，侄子、侄女外出打工的心態已經發生了很大改變。相對貧窮固然是其選擇外出的理由，但對於年輕而又過早當媽媽的女孩而言，很多時候，外出打工是她們逃避養育孩子的最好借口。在她們的思路和情感發育中，養育孩子的繁瑣讓她們苦不堪言，而過早外出對另一個孩子的傷害，根本就沒有進入她們的視線。
留守兒童缺愛的童年，讓他們從小難以獲得愛的能力，當他們長大到做父母時，這種愛的缺失，並不會隨身份的改變，有如神助一般的得以彌補，愛的荒蕪的代際傳遞，才是真正讓人擔憂之處。對比城市正常家庭孩子獲得的關愛和良好教育，不可否認，另一種看不見的差距，已經將城鄉差距的鴻溝越拉越深。
但另一方麵，因為多年在外的打工經曆，侄子、侄女一輩的價值觀念已經根深蒂固植入當下的消費理念。不論是穿衣打扮、結婚置業、還是日常起居，其風向標已經和城市孩子沒有差異。侄子盡管婚前沒有賺到過什麽錢，但換智能手機的速度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期（其妻子網戀而成，讓哥哥、嫂子安慰）。結婚典禮，甚至還請了樂隊、車隊，更不要說農村流行的三大件金飾（項鏈、耳環、手圈）。其所營造的氣氛，和城裏任何一個高檔酒樓舉辦的婚禮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唯一的不同就是婚禮的背景是在一個並不富有的農家。麵對如此的場景，他們幾乎沒有任何抵抗的餘地，婚禮的排場，婚禮給女孩的彩禮和裝備，在他們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幾乎就是僅有的一次出彩機會。而為此背下的債務，順理成章成為一個新家庭的沉重起點。
再次是傳統鄉村結構已經失去內在堅韌扭結，經濟的脆弱加速了鄉風鄉俗的凋零。
以養老為例，盡管幾千年來，養兒防老一直是農民最為堅定的信念，但這一樸實願望，在嚴酷的生存現實麵前受到了極大挑戰。賀雪峰團隊曾提到湖北農村老人自殺的現象非常嚴重，“筆者所在研究中心調研表明 ，兩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漢平原）及其周邊地區，是一個自殺率極高的地區，尤其是老年人自殺率，已經遠遠高於正常自殺水平。”（《試論農村自殺的類型與邏輯》，在《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第116期》）。
陳柏峰在《代際關係變動與老年人自殺——對湖北京山農村的實證研究》一文中，再次強調了這一事實，“老年人高自殺率、高自殺比重、以及自殺率、自殺比重的高速增長，這都是不爭的事實。這種事實的殘酷性令人震驚。”（載《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4期）若不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幾乎很難相信這麽殘酷的情況如此普遍。在婆婆生重病期間，不時有村裏鄉親過來看望聊天，總是提到，農村老人得了病，總是拖著，能得到及時救治的情況很少（嫂子因為每天細心護理婆婆，及時幫她翻身、換藥，得到了村裏人一致好評，成為全村媳婦的典範），如果得了絕症，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願拖累子女，很多都會選擇自行了斷，有些兒女實在無法忍受這種長期的折磨，也會選擇逐漸減少給沒有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後活活餓死。
以寫作底層文學著稱的作家陳應鬆，在其小說《母親》中，以冷靜、嚴苛的目光直視這種生存的真相，對此作了入目三分的敘述，我在閱讀這部作品時，眼前總是浮現那些老人的身影，感受到他們麵臨生命終點之時的坦然和冷靜。生命在他們眼中，並不具有特別珍貴的意義，活著，是卑微而麻木地活著，能夠感受到的幸福純粹來自生命本能和慣性，死去，也是理所當然的死去，在一個日漸寂寥而沒落的村莊，這種無聲的悲劇並不會引發人們心中的太多波瀾。
悲苦農民與生俱來的天聾地啞的悲劇命運，從來就難以從根本、整體上得到任何改變，多年經濟發展的光鮮，除了讓他們吃飽飯，並沒有讓其享受到和國家整體實力相當的體麵和尊嚴。大城市的光鮮、城市有錢人的奢靡、成功人士的高大上生活，和同一片國土上的農村悲慘的處境無法產生太多關聯。
最後，農村麵臨資本的侵蝕，虎視眈眈的社會遊資通過官商勾結，已經盯上了農村最後的資源——土地。
盡管關於農村土地私有化僅僅停留在討論階段，但在實際情況中，農村的土地已通過資本的運作被兼並。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帶，風景算不上太好，幾個並不太高的小土包，村裏一條小河蜿蜒流過，為全村的農田提供基本灌溉。但近兩年，不知哪裏來的人，將村子裏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塊，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到私挖的池塘裏麵，模仿經濟發達地區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個村莊根本就不搭調的亭台樓榭和供城裏人享樂的房子。
事實上，因為周邊旅遊資源欠缺，並未有多少遊客帶動村莊經濟，倒是因為河流的改道，已經直接影響到了農田的供水，農田被占，最後到底會導致什麽後果，現在根本無法預料，而村民對此也漠不關心。對侄子、侄女一輩的孩子而言，反正種田已不可能給他們提供出路，農田被裝扮成度假區的模樣，反而能給他們一份心理幻覺。
若不是和丈夫結婚，作為家庭中的一員，親身經曆各類無法逃脫的日常瑣事，親眼目睹各種讓人無語的真相，旁觀者幾乎很難體驗到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在具體的生存和抗爭中，到底要麵臨多少先天的劣勢，他們的實際生活，和整個社會發展的大勢到底要斷裂到何種程度。種種真實的痛楚總是讓我追問：造成這個家庭天聾地啞的困境，問題到底出現在哪個環節？回饋鄉村，又何以可能？
- 農村廢棄的老宅
三、回饋鄉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論，盡管進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著灰暗和絕望。但每次回鄉，哥哥、嫂子的精神狀態還是讓人放心、安慰。盡管手頭總是缺錢，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遺傳病，但他們精神比我們要愉快很多，哥哥從不失眠，嫂子也從不唉聲歎氣。哪怕在婆婆臥床最艱難的階段，嫂子還是毫無慍色的去幹該幹的一切，家裏絲毫沒有危重病人的壓抑、鬱悶。他們越是活得坦然而毫無欲望，越是對個人命定的困境毫無感知，越是對生活沒有過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這種命定的生存是多麽殘酷，感到這個世界為什麽總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而如何回饋家庭，對跳出龍門的家庭成員而言，幾乎成為一種天然的情感選擇。
冷靜下來想想，關於對鄉村的回饋，哪怕在國家經濟實力如此強大的今天，在農村的家庭模式中，自古至今，其實一直停留在家庭之間的互助。我父母輩如此，到我這一輩還是如此，這一點，我的感受實在是刻骨銘心。我想起我的父母，半生以來，僅僅因為爸爸是一鄉村教師，有一份公職，媽媽因為能幹，家境比別人稍稍好點，就不得不接受無止境的幫助親人的重任，幾十年中，幾乎有大半的精力都用來對付親人的求助。
媽媽一輩子對自己人生的總結就是“幫忙的沒一個，麻煩的一大堆”，簡單的一句，實在是她幾十年來麵對兩邊窮親戚所發出的真實感慨。我童年的整個印象，不是爸爸的同母異父哥哥坐在家裏不動，不拿到錢絕不出門的身影，就是妻子早逝的叔叔一有事情就來找爸爸的理所當然，要不就是多病的小舅舅靦腆但又堅決的求助，更有同父異母的姑姑過一段時間就會定期來娘家訴苦。
這些親人善良、淳樸、也有溫情（姑姑臨死前，知道爸爸去看他，都掙紮著要去抓她養的母雞，讓他帶回去給小孩吃），並非要故意麻煩親人，占到多少便宜，實在是生活在農村的悲苦命運，讓他們一碰到麻煩幾乎就找不到任何出路，向家裏情況好點的兄妹求救，就成為唯一的路徑。父輩的命運如此，幾十年後，盡管改革開放的大旗已經招展幾十年，國家的財富已獲得巨額增長，親人中間也不存在溫飽問題的成員，但隨著新的困窘的出現，我和丈夫所麵臨的情況和父母並無二致。
摩羅在《我是農民的兒子》一文中，曾經感歎，“所有的農民都本能地希望通過兒子進城改變家族的命運，可是所有這些努力都不過是複製電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護’的故事模式，留下來作為後盾的不堪一擊，固然難免一死，逃脫者麵對親人的淪陷更加無能無力，也隻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長嚎”。
我作為一個農民家庭的兒媳，身處其中，實在能體會到這種痛楚中的無奈。丈夫和任何一個通過求學改變命運的農村孩子一樣，在城市的生活從來就不以追求享受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開銷，在他看來都是一種負罪，與生俱來的家庭陰影深深滲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煙、不喝酒、也沒有多少交際，更談不上特別嗜好，唯一的興趣就是看書，過著一種在別人看來寡淡無味的簡單生活。
他性格沉默，不愛多言，他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過去家庭所施加給他的痛苦和壓抑的深重，他像一條運氣很好的魚，通過自己的努力，終於遊出了這個令人絕望的家庭，但這種逃脫的幸運並不能給他帶來發自內心的快樂，他所出生的原生家庭就像一個長長的陰影，
隻要還有家庭成員處於不幸和痛苦中，逃脫的個體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該具有的輕鬆、愉悅，一種血肉相連的痛楚，總是無法讓他對有著共同成長記憶的親生兄妹的困境視而不見。
盡管自身背負房奴、孩奴的壓力，他從來就覺得回報原生家庭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更何況，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實上也是留守家園的兄妹照顧更多。因此，家裏任何人經濟上求助於他，除了默默接受，從來就沒有任何回絕的念頭。結婚多年以來，在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況中，我也時時為丈夫背後的龐大家庭，感到沉重壓力，有時甚至有一種深不見底的絕望感，但相比經濟的困窘，更讓人難受的還是情感折磨。
我難以回避一個基本事實，如果連我們都不去管他，連他最親的人對他所遭受的痛苦都能視而不見，那還有誰會對哥哥、嫂子一家伸出援手？可是，逃出鄉村在城市立足的人，同樣麵臨各種實實在在的困境。楊慶祥在《80後，怎麽辦？》一文中，認真剖析了80後中逃脫農村在城市打拚一代知識精英的深刻困境，對70後一代而言，盡管情況沒有如此慘烈，但實際上也僅僅隻是抓住了房價剛剛失控之初，及時當上“房奴”的幸運，當中年困境如期來臨時，他們所麵對的生存、事業壓力從來就沒有減輕半點。所能給家裏的幫助，也無非是從有限的工資中省出一部分開銷，如此微薄之力，到底又能在多大程度改變家庭的命運？
摩羅11年前提出的問題，“改變農民的命運究竟是靠應急的政策還是更需要社會體製、政治體製的配套改革？如果農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資源、如果他們不能在一個平等的政治構架中享受到所謂國民待遇、如果他們不能在一個開放的社會體製之中以自己的聲音和力量來維護自己的權利，那麽，誰能保證他們的命運能夠得到改變？誰有那樣的能力和良知成為他們的救世主？”（《我是農民的兒子》，載《天涯》2004年第6期）直到今天依然沒有答案，而且也看不到答案能夠兌現的一天。
我由此想到這樣一個群體：通過個人努力，進入城市，得以改變命運，並擁有相應權力，在現實誘惑下，最終走向貪腐之路。我想到，對他們而言，對一個從小物質匱乏到極致的人，必然在擁有機會以後滋長更為膨脹的欲望，因為他深知一種來自身份差異的殘酷真相，有作家通過文學作品，曾表達這種人物的真實想法，“既然機會這麽多，那麽趕緊撈上幾把吧，否則，在利益分化期結束以後，社會重新穩固，社會分層時期結束，下層人就很難躍上上層階層了。”事實就是如此，逃出來的家庭成員，若無法通過個人力量改變家族命運，那麽，此生便幾乎永無可能。
我在村子裏，也常常看到一棟棟廢棄的房子，一打聽，這種情況，一般都是舉家搬往城裏，再也不可能回到鄉村生活的家庭。我所出生的湖南老家，也有一戶僅僅是通過參軍得以改變命運的軍官，利用各種關係將兩邊兄妹的子女全部弄出去，甚至27歲初中都未畢業的小舅子都能弄到部隊當兵，轉業後再通過關係，安排到公安局。與他們相比，我和丈夫實在是為家庭貢獻最小的人。
幾乎沒有任何契機和資源可以從根本上改變親人命運，甚至大外甥女大學畢業，連給她找個好工作都幫不上太多忙。正因為意識到權力的重要，婆婆生前最大的遺憾就是他的兒子沒有當官，她老人家憑借想象，將博士的頭銜兌換為看得見的官職，卻不知道這個群體的實際生存境況。無力幫助親人的內疚，越發讓我感受到農村家庭難以改變命運的結構性困境。
在這一點上，摩羅的感慨讓我深深共鳴，“在所謂現代化過程之中，農民已經付出了非常慘重的代價。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夠在繼續現代化的過程中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們明天的命運隻會跟昨天的命運一樣嚴酷。在大政府、小社會的境遇中，成為卑賤的墊腳石是弱勢群體的唯一宿命。”
既然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助，無法達到幫助弱勢家庭過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變留守鄉村哥哥一家的命運，從國家和政府層麵而言，最好的途徑自然是通過教育。而擺在麵前的事實是，鄉村的教育資源已經凋零到無法直視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條件極為簡陋的鄉村中學，連初中都沒有辦法堅持念完。丈夫曾曆數過和他同齡的讀書人，在村裏上過大學的就不下七八個，但到侄子、侄女輩，和他們同齡的孩子，如果父母不早早將子女送往縣城或孝感的初中，連高中都很難考上，就算農村的教育條件能夠和城市媲美，留守兒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質的差異，都讓他們僅僅在起點就構成了無可挽回的劣勢。
社會的結構性差距已經在這個家庭兌現，對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他們的孩子而言，通過念書，社會再也不可能給他們提供如丈夫一般改變命定人生的機會，逃脫鄉村、躋身城市的簡單而樸素的願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終將如海市蜃樓一般縹緲。不從根本上促進一種更為持續的發展，和我們曾經同呼吸、共命運的親人，必將在撕裂的社會較量中，被徹底拋入塵埃中的生存，無從反抗，也毫無聲息。
最後，我想說。盡管對於底層的書寫，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銘心的感受，還是讓我擔心這個世界的聲音將變得無比悅耳，當像哥哥這種家庭的孩子、孫子再也不可能獲得任何發聲機會，關於這個家庭的敘述自然也無法進入公共視野，那麽，關於他們卑微的悲傷，既失去了在場者經驗的見證性，從而也永遠喪失了曆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寫下的一切，不過以一個親曆者的見聞，以一個農民兒媳的身份，記載我與他們之間偶遇的親人緣分。
2015年11月3日
- 嫂子帶回鄉的兒子在菜園
一個農民家庭沉重而傷痛的家史
作者的夫家遭遇過極度的貧困，婆婆中年喪夫，女兒們病逝自盡和出家，
而冷酷的繼父是子女們無法擺脫的厄運。
2016/11/04 14:27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縣豐山鎮
今年春節期間，青年學者黃燈的文章《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被瘋傳和熱議，該文從農村兒媳的視角講述了自己家庭的變遷與命運，記述了鄉村的慘淡現實。
最近她再次撰文，回憶農家的婆婆和繼父。
丈夫的家位於湖北省孝感市孝昌縣豐山鎮豐三村，典型的中國中部地區丘陵地帶村莊。整體看來，村莊人多地少、房屋稠密，風景也極為平常。丈夫的家在村裏經過三次搬遷、重建，最後在村子的一角安定下來。1998年，在姐姐和丈夫的支援下，哥哥花了幾萬塊錢，將搖搖欲墜的泥磚老屋拆掉了一半，建了現在的房子，同時加固了兩間老屋，以備急用。房子的東邊是村裏一大片菜地和荒地，其他三麵則被不同的鄰居緊緊包圍，居住空間顯得逼仄而粗陋，無法承載任何關於鄉村的浪漫想象。
後來哥哥告訴我，和他們童年的印象比較起來，現在村裏已是麵目全非。以前圍繞村莊的是一條小河，小河的水極為清冽，孩子們經常在河裏玩耍。村子裏的房屋規劃也極為規整，沿著村子中央的道路一字排開，道路兩旁是非常大的老樹。當時人多，一到吃飯的時候，隔壁鄰居就會集中到一棵樹下麵吃飯，邊吃邊聊，感覺非常熱鬧。現在，那一排房子已經消失，大樹也被砍掉，以前的村中央則被一個人工的池塘替代，丈夫家的祖屋隻留下一個門樓，依稀可見被雜草包圍的影子。在哥哥的講述中，以前的村莊明顯存有集體經濟時代的氣息，但無法擺脫的貧窮依然是哥哥對過去日子的刻骨印象。
現在的村莊，外表看起來還算光鮮，但因為缺乏統一規劃，房子的布局顯得極為雜亂。
但不管怎樣，村莊孕育和滋養了婆婆一家，在丈夫讀書離開村莊以前，這個普通的村莊是丈夫生命的根係，也是婆婆一生的居留之地。我作為一個外省女子，名義上嫁給了這個地圖上根本就找不到影子的村莊，但因為常年在外地工作，並未有長時間生活於村莊的經曆，也未和這個普通的地方建立深切的情感聯係。但對婆婆、公公而言，這個普通的地方卻是他們生命的重要源泉，正像我每次回家，隻要在村裏待上十天以上，
就會感覺無聊、無趣、難以忍受，恨不得早一天逃離一樣。
婆婆每次去廣州，還不到一個星期，就找各種各樣的理由，吵著、嚷著要回到她熟悉的村莊。
同樣的土地，對我而言，隻是聯係親人的一個場域，
對婆婆而言，卻是深入骨髓、沉澱到生命深處的神聖家園。
這個普通如塵埃的家庭，所有的喜怒哀樂、日常生存，與千千萬萬的農民家庭一樣，
沒有任何特別之處。但對於因為婚姻的緣分而介入這個家庭的我而言，
對夫家命運的審視和梳理，卻具有異乎尋常的意義。
婆婆最後的日子
2015年7月10日深夜，丈夫守在婆婆的身邊，我因為還未放暑假，遠在廣州，一方麵要應付學校期末來臨的諸多雜事，另一方麵要照顧尚未放假的孩子。婆婆已經二十多天粒米未進，生命完全靠一點點水分維持。盡管知道婆婆這次可能難以熬過生命的極限，但還是希望老人家能夠多熬幾天，再過幾天，我就可以帶著孩子回到家裏，好好送老人最後一程。
丈夫和哥哥、大姐、四姐此刻就守在婆婆身邊。晚上9點47分，丈夫發來短信：“媽昨天開始出現危險，不知道能不能挺過今晚。”7月11日零時剛過，我發短信詢問情況，問他是否休息，依舊是短短的幾個字：“沒有，在守。媽在彌留之際。”我心頭沉下去，遠隔千裏都能感知到家裏的氣息。一邊是熟睡的孩子，
就在我的身邊，一邊是彌留之際的婆婆，兄妹們正在守候。一種從未有過的慌亂，
讓我意識到一個老人在我生命中的位置，疲勞和不安同時侵襲我，但悲痛還沒有彌散到我內心，
我還在期待奇跡的出現，我相信老人可以熬過這一關，願意等待我們幾天。
7月11日零點25分，丈夫發來短信：“媽已脫離苦海，天地岑寂。活著的好自珍重！”我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一陣鈍痛襲來，內心的不安得到印證後，盡管遠隔時空的距離，排山倒海的悲傷還是將我擊倒了。
丈夫說得沒錯，離去對婆婆而言，確實是脫離苦海，這不是一個兒子的理智，
而是一個兒子對母親苦難一生的體悟和祝願。天地岑寂的深夜，
我可以感知丈夫內心的沉重和無法肆意表達的悲痛。
盡管理智告訴我，讓婆婆活在世間受苦，還不如早日歸於塵土，但一想到回家以後，再也不能看到那雙溫暖、期待的眼睛，又意識到身邊熟睡的孩子現在已沒有了奶奶，我怎麽也控製不住淚水。丈夫發來短信，
仿佛知道我難以控製情緒：“這裏的風俗是八小時不能哭，讓老人安心地走。”
天一亮，就帶著孩子直奔高鐵站。奔喪的急切和沉重的情緒，讓我第一次感覺回家的路程如此漫長、遙遠。跌跌撞撞回到家裏，遠遠就看到一片人影在忙亂，還沒到家門口，
丈夫就送來了長長的孝帶和早已準備好的孝服，作為媳婦，我和哥哥、嫂子一樣，帶的是重孝。
平時因為在外地工作，我很少意識到自己和家人之間的真實關係，但婆婆的離世，讓我猛然意識到在傳統的家庭結構中，我作為媳婦身份的確定性。脖子上長長的孝帶、身上潔白的孝服，腳上穿的白鞋子，第一次讓我真切感受到婚姻不是兩個人的事情，也讓我發現多年來對丈夫家庭的接納和理解，和我骨子裏潛藏的對於媳婦身份的正視、接受密不可分。我緊張而又不安地來到婆婆身邊，離上次分別僅僅十幾天，
婆婆這次已沒有任何生命氣息地躺在冰棺裏。
靈堂真實的氛圍讓我意識到老人已真的離去，圍觀的鄉鄰在等待一個遠道而來的兒媳，用程式化的哭泣表達對一個老人生存價值的確認。我從表象的熱鬧中，感知到的卻是一種骨子裏的千瘡百孔，
婆婆離世的悲涼場景，以另一種方式接通了我生命中完全屬於另一個世界的經驗。
我在繁華的廣州中，盡管也有諸多艱難和無奈，但無論如何，日常麵對的人、事、物和婆婆身邊的日常沒有任何關聯，我的真實生活被知識的圍剿、體製的馴服、看得見的利益、對城市習以為常的適應，
還有內心渴求成功的願望所包圍，這一切的背後，和婆婆離世的真實場景，構成了觸目驚心的對比。
這種強烈的反差和衝撞，讓我意識到時空的虛幻、城鄉的真切分離，恍惚間，我甚至無法分清，到底哪個是自己的真實生命。此時此刻，城市虛構、漂浮的生活讓我感受到荒誕，生命的底色終究和婆婆不可分離。我的淚水不僅為離世的婆婆而流，更為一個家庭即將分崩離析的命運，還有必須繼續活下去的個體無法擺脫的卑微、無力而哭泣。葬禮的喧囂和潦草，不過是中國無數偏僻的鄉村，用一種慣性的程序向一個生命告別。
悄無聲息地來，刻骨銘心的苦，再悄無聲息地歸於塵土和大地，這就是婆婆以及無數鄉村母親的一生。
僅僅一天，失去親人的悲傷已經讓位於處理母親的喪事。看著忙碌的人群，我知道，我感性的悲傷是多麽不合時宜。婆婆因為是高齡離世，加上生前得到了子女很好的照顧，在村人看來，這是喜喪，不是一件悲傷的事情。如何跟上時代的步伐，跟上村裏其他老人喪事的規格，才是我們這些做子女的要幹的正事。丈夫通過哥哥早就打聽到了婆婆後事的費用，最節儉的做法，也需要七萬元左右。十天前，我們便已準備好母親後事所需的費用，四姐依然拿不出錢，但母親病重期間，她冒著被鄉鄰討要工錢的風險堅持照顧老人，
和嫂子一起分擔繁雜的家務，極大地緩解了照顧常年臥床病人的人手緊張。
四姐的孝心感動了家裏的兄妹，也因為照顧母親，她得以和家人較長時間相處，在點點滴滴的交流中，我們也得知，多年來，四姐一家在北京生活的諸多艱難細節。姊妹之間的情感交流，徹底冰釋了因為欠薪所生的芥蒂，多年前相依為命的手足之情，慢慢回複到親人內心，這種情感的修複，應該算得上是母親病重期間的一個額外收獲。大姐答應出一萬元，盡到一個長女的責任，丈夫出五萬元，哥哥已經從鎮上的店子，賒回來一萬多元的物品，包括鞭炮、香煙、飲料酒水、毛巾等。喪事期間的酒席由侄女婿負責，這個二十出頭的小夥子，在炎熱的天氣中，要負責幾百人兩天的夥食，精打細算，為家裏省下了不少開支。
找風水先生看過日子，婆婆在家隻停留兩天，到第三天，也即2015年7月13日就將火葬上山。
我完全像一個客人和旁觀者，哥哥、嫂子哪怕在如此忙亂的日子，依舊不讓我插手任何具體的雜事，哪怕是端茶倒水的事情也不讓我幹，仿佛我能出現在喪事現場，就是對他們最大的情感支持。我隻得見縫插針地搞搞衛生，收拾一下淩亂不堪的桌椅板凳，或者是幫侄兒照顧一下尚在繈褓中的孩子。
更多的時候，當人流散去，喧囂的屋子稍稍安靜時，我會來到婆婆身邊，默默地看看老人。
我突然意識到，葬禮一結束，婆婆就會徹底離開家，留存於世上的印跡，也無非隻是孩子們對她的懷念。除了子女，這個世界沒有人知道老人曾在這片土地上，度過如此艱難而驚心動魄的一生。與文字較量的意願，就在此刻從我心頭升起，對一個普通生命的敘述，讓我感受到神聖的意義和莊重的擔當。
對一個以書寫為生的人而言，文字如果不能獻給身邊像婆婆一樣的生命，這樣的書寫是否是一種背叛和虛偽？
我不認為婆婆一生所遭受的厄運、痛苦、歡樂和淚水，隻是一種命定的安排，在一種曆史化的敘述中，她以一個女性的存在，凸顯了個體和時代對抗過程中的妥協和無奈。
婆婆一生遭遇過極度的貧困、無窮無盡的生育折磨、中年喪夫所致的婚姻挫折、
女兒的病逝自盡和出家、數次承受孫輩的早夭，
我以一個女性的直覺，在還原這些人生遭遇時，無論如何都無法想象，
這一切在婆婆一生中所施加的心靈傷害，到底達到了怎樣深重的程度。
我想起兒子最後探望奶奶的時候，以開玩笑的口吻告訴我，奶奶從昏迷中醒過來後，說得最多的話，就是嘮叨著給子女們分錢。她產生了幻覺，希望自己有很多錢，能夠解決子女麵臨的實際問題。
“奶奶說，給我們一百萬，讓我們去還房貸；給大伯八十萬，給暢暢哥哥結婚；
給四姑姑八十萬，讓四姑去還賬。
奶奶給我們的最多！”兒子八歲的心智還無法理解奶奶胡話中間的沉重意味，我卻從婆婆昏迷中的妄語聽出了她的牽掛和無力，終其一生，這個普通的老人從未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半生的辛勞，拖著一串孩子，生活給予她的最刻骨銘心的記憶就是對貧窮的恐懼。她的不安全感和對生活的期待，
終究還是在臨終的潛意識中，以一種荒誕又真實的形式得以呈現。
在丈夫的回憶中，對於家庭的印象，他最深刻的感受和母親一樣，就是對於貧窮的恐懼。我記得2004年5月14日，丈夫在無意中讀到我的一篇文章後給我的郵件：“在我的感受中，中國農民真正的苦難是天聾地啞的，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苦難，正像許多作家說的，他們是苦難活生生的標本，他們的苦難源於出身，隻要無法擺脫農民的身份，他們就無法擺脫苦難。所以他們的苦難是派定的，與生俱來，活著就是苦難。他們的苦就不必是像餘華、鬼子寫的，要用那麽多的死亡、賣血、犯罪等悲劇事件去填充，好像沒有這些悲劇性的事件，這些人的生之悲苦就不複存在。其實一個農民的苦就在他們生而為人、並以人的生命形態活著的每一天中，他們哪一天的柴米油鹽、勞作忙碌、送往迎來、生老病死不被苦痛和憂戚充斥？極度的貧困使他們隻能緊貼著地麵卑微地生活，他們生在現代社會卻被排斥在現代文明之外。”我始終記得看到這段文字時給我內心的震撼。
後來才得知，盡管丈夫所學的專業是風花雪月的文學，但他對文學的理解，
始終沒有離開生活給予他的積鬱和啟迪。
在婆婆喪事期間，我從大姐、四姐的聊天中，進一步感知到這個家庭的貧窮和艱難，獲得了更多家庭過往的細節和真相。大姐提到，因為兄妹多，為了幫助娘家渡過難關，多一個勞力掙工分，她自願留在家中，遲遲不肯出嫁。直到哥哥能獨立撐起門戶，才在將近三十歲的時候嫁到夫家，以致錯過最佳的生育年齡，
年過六十，尚有求學的幼子，生活一直勞累不堪。
直到今天，大姐依然保有一個長女的風範，盡管自身負擔很重，但依然力所能及幫助娘家。四姐還記得小時候在全家挨餓的時候，被媽媽派去找鄰居借米，最後無功而返的失落和傷心。在丈夫的記憶裏，饑餓是他揮之不去的陰影，以致婚後在沒有衣食之憂的情況下，對糧食的浪費依然會讓他帶有深深的羞恥感。
但整個葬禮期間，對我震撼最大的事情，卻是三姐的出場。在婆婆生前的房間，我發現了一張黑白照片，我向丈夫打聽，丈夫敷衍過去，我去問四姐，四姐告訴我這是三姐，還說，相片之所以放在床頭，
是因為婆婆臨終的日子，每天都要看三姐的照片。我以前從未聽丈夫提起過他的三姐，
我曾經疑惑過他們兄妹的稱呼，怎麽有大姐、二姐、四姐，唯獨缺了三姐？
但想到哥哥的排行，以為這隻是屬於一個家庭的稱呼習慣，加上每次回家並沒有太多的機會聊起往事，所以也沒有深究。我從來就沒有想到，在丈夫的家庭中，確實存在一個我從未謀麵的三姐。我從大姐、四姐的回憶中，竭力還原三姐的形象。倔強、清秀的三姐呈現於我眼前的所有印跡，也隻是一張年代久遠的黑白照片。
三姐長長的辮子垂於雙肩，雙目冷靜地看著前方，麵容極為秀氣，但緊閉的嘴唇傳達出一種堅定和執拗，
她的裝扮和氣質讓我明顯感知到1980年代的氣息。
後來才得知，三姐在二十出頭的時候死於非命，她性格倔強、張揚，不滿家庭的貧窮和無望，總喜歡和外麵的同齡人一起瘋玩，在被繼父毒打一頓，感到愛情和前途的無望後，三姐平靜地選擇了自盡。三姐的出場，徹底讓我理清了這個家庭的邏輯，也進一步感知到了丈夫一家的善良和厚道，
在多年的疑惑中，我終於徹底理解了丈夫對繼父的怨恨和恐懼。
在1980年代的中國農村，我經常聽到早早結束生命的年輕女子，大多因為青春的激情所導致的愛情選擇，與傳統價值觀念的衝撞。但我從來沒有想到在丈夫的家庭中，也曾經出現過這樣的悲劇。越是走進這個家庭的深處，越是能感知到隱匿於家庭的悲傷隨處可見。四姐一直遺憾三姐的選擇，總認為整個家庭中，她敢闖敢幹的性格最有可能改變家族的命運。我事後問起丈夫，是否對當時的場景還有記憶，他顯然不願多言，但對三姐離世的細節記得清清楚楚。丈夫坦言三姐的悲劇，對年少的他影響深遠。也許，在丈夫漫長的成長歲月中，他經曆、見識了一個貧寒農家太多的痛苦，這所有的一切讓他沉默、逃避，選擇潛藏於書本的世界，
這個世界成為他人生突圍的唯一通道。
三姐的出場，再一次激發了我表述這個家庭的衝動，探究其背後隱秘的願望和對自身介入者身份的警惕，
成為我真實的糾結心態。婆婆的葬禮，曝光了整個家庭的曆史底片，在親人難得團聚的傾訴中，
隱藏其背後的家庭麵影，逐漸顯示出粗礪的肌理。
我想到婆婆過世之初，村裏提供喪葬服務的鄰居和嫂子交涉，說是母親有一個兒子是博士，在中國繁華的城市廣州工作，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好好熱鬧一下，要求哥哥答應他們，讓他們好好唱鬧幾天。嫂子很嚴肅地告訴鄰居：“七個子女，死了兩個，出家了一個，這種場景，看著就傷心，還有什麽心情熱鬧呢？”
鄰居將此話聽到了心裏，婆婆的喪事並未如村人想象中竭盡鋪張和熱鬧。
2015年7月13日淩晨五點，按照風俗，全家人很早起床，送母親最後一程。盡管喪事的忙亂，讓家人在臨時的團聚中淡化了悲傷，但到了母親必須離家的那一刻，兄妹們的情緒還是難以控製。尤其是哥哥，我第一次看到他失聲痛哭在母親棺前，顯出老態的身軀，讓人心酸。所有的親人都跟隨到了火葬場，縣級的火葬場已經承包給私人，承包者一副老板的派頭，幾乎任何一個環節，都要和痛失親人的家屬討價還價，
無論是買骨灰盒，還是選用燒灰的爐子，都有不同的價碼。
火葬環節，至少需要六千元，相比痛失親人的痛苦，這種無謂的瑣事，更讓人平添一份莫名的憤怒。但因為麵對至親的離世，悲傷中，誰也沒有心思去據理力爭，隻能任人宰割。母親終究還是化作了一縷青煙，離開了她念念不忘的孩子們，回到了另一個世界，回到了父親、二姐和三姐身邊。我們目睹這一切，切實感受到她的肉體離開了人世，我們不願在火葬場多待一秒，隻願趕緊將她的骨灰收拾好，讓她回到村莊，真正安息。
作為暗礁而存在的繼父
在對丈夫一家進行敘述時，他繼父盡管是我潛意識裏不願碰觸的一個傷口，但無論如何，對這個家庭的敘述，離不開這個暗礁般的存在。這個身影的出現，加重了丈夫一家的情感陰影，
隱喻了一個普通農家無法擺脫的厄運。
哥哥出生於1963年，六歲那年，親生父親因病離世，丈夫尚在母腹中，從一落地就沒有看到過親生父親。父親死於家族遺傳病，用哥哥的話說：“這個病說嚴重就嚴重，說不嚴重就不嚴重，1999年，四十出頭的二姐也死於這種病。爸爸去世時，留下六個孩子，大姐十三歲，身體尚未發育好，就到處修水利。父親去世早，家裏姊妹多，生活實在太艱難，上麵三個姐姐都沒怎麽上學。媽媽拖著六個孩子生活過得相當艱難，有一段時間還得過精神病，持續了兩年，後來不知道怎樣慢慢好了。”
這是我第一次從哥哥嘴中，得知更多的曆史細節，“那個時候是拿工分，工分少，連飯都吃不飽。媽媽還年輕，才四十出頭，在別人的撮合下，就找到了現在的繼父。當時的想法就是找個身強力壯的勞力，幫著分擔一下體力活，一個女人拖著一串未成年的孩子，日子實在過不下去。繼父到家裏來的具體情形，我記不太清楚了，我隻記得小小年紀到處找活幹，幫著分擔家務。但讓人沒有想到的是，繼父並不會幹農活，在生產隊裏麵，別人拿十分，他隻能拿九分。他以前在京廣線上跑火車，不知道犯了什麽事情，被遣送回來。他脾氣暴躁，不但沒能和媽媽將一個家庭的重擔挑起來，反而導致我們更加造孽”。
“我們和繼父相處不好，我們在棍棒下成長的，他脾氣不好，動不動就打人。狀況糟糕得很，我媽媽管不了他，他脾氣太壞，別看現在脾氣好了很多，年輕的時候，動不動就打人，不但打男孩子，女孩子也打，就二姐沒有打過，二姐忠厚老實，從來不說話。當時覺得他根本就不將我們當自己親生孩子。我們打不過他，一打就跑。”哥哥永遠不明白，繼父腦子裏到底想的是什麽，“他這個人，你不知道他是怎麽想的，你犯了一點錯，就打，有一次，他打弟弟的時候，摸到了一條扁擔，我怕扁擔打著弟弟了，就去頂了一下，結果扁擔就打在我身上。小時候誰都恨他，犯了一點點錯誤就挨打。哪怕是對自己的親生女兒，也是打，
隻是比我們打得少一點”。
湖北孝昌縣豐山鎮滑石衝水庫
繼父的冷酷和暴躁脾氣，在嫂子的嘴中同樣得到了印證，在婆婆病重的日子，和嫂子聊起家事，
她說受到的最大委屈還是來自繼父：
“那個時候，在屋裏，老頭不聽，忙的時候，隻要一句話不對勁，他就將家裏吵翻，一睡就是十幾天，不幹活。家裏沒有事的時候，他就好，家裏忙起來，尤其是農忙的時候，隻要一句話，他就找茬。有一次，他將家裏兩摞很高的碗，都甩到屋子前麵的水溝裏，全部摔破了，說實話，根據他以前的所作所為，我們不養他是說得過去的，但我們不可能不養他。我記得結婚第二年，我們家的田裏剛剛下了肥，一個鄰居和我說，要從田裏過過水，我是新媳婦，就說，過就過唄，剛嫁過來的，也不好意思不要鄰居過水。吃過飯，老頭知道鄰居從田裏過水，就說我不該答應，就開始在家裏吵啊，鬧啊，還在家裏喝農藥。他什麽醜事都幹過，他喝藥，自己沒有中毒，但他把一瓶農藥從我的身上淋下來，將我弄得中了毒，然後他到處跑，嚇我們，我們也害怕他死掉，到處找，誰都知道他是故意尋死覓活，故意為難家人。
“他太過分了，要講他的事，多得很。有一年，你還沒有回家的時候，漢口的老表，姨媽的兒子，三十回來看老娘，為了招待老表，三十晚上請他玩牌，老頭想玩，就將桌子掀翻了，大家決定不玩了，不玩還不行，就開始瞎吵鬧。老頭那個時候才六十多歲，有勁，他拽著老表從我家弄到鄰居家，又從鄰居家攆到我家，牌沒有玩成，他就開始天翻地覆地鬧。此後，那個老表再也沒有來過。想起以前的事情，我們完全可以不管他，但不管他也不行，他也蠻可憐，也沒有一個人願意管他，他以前的脾氣就是暴躁，就是歹毒，憑良心說，憑他以前在家裏臭歹，我硬是不想養他。我們真的不想當他的後人。老娘在的時候，我還和老娘說過，要是不結這個伴，我們也不會這麽造孽，老娘一輩子就是後悔這個事情，那個時候，不知道他是這樣的一個人，
後人陪著慪氣。他這個人，又可憐，又可恨。
“我和你說真話，那個老頭，早死早好，不是哪個不講孝心，他是太慪人了。我結婚快三十年了，就和媽媽講過兩次口（講口，口角的意思，孝感方言），但和老頭，不知道講過多少次。他總是牽著我講口，還打我，你說他哪像個爹爹？他動不動就凶到我麵前來，還要指著我的鼻子罵，不理他，他就要和你吵。灣裏的人，到處都知道。有一年，我在河裏扯棉田，他解不出手，這個事情隻需要到醫院去開一塊多錢的藥就行了，他非要跑到河裏去，大吵大鬧。旁邊的鄰居都看不下去，都指責他，“這次真的是你的不對”，他在家裏將開水瓶打碎了，那個時候女兒才兩歲多，我整天提心吊膽。他動不動就在家裏打東西。在這個屋裏，我不知遭了多少孽，在農村，我要做事，要種田，但他要和你講口，除了幹活，我還要慪很多氣……”
除了脾氣暴躁，繼父令家人最失望的是內心冷酷，不知道心疼後人，對家裏毫無感情。嫂子始終記得有一次，她挑不起水田裏的秧苗，被站在田埂的繼父嘲笑的情景，“哥哥那個時候在外頭打工，我在家裏帶兩個孩子，老娘也在家，有一回割稻子的時候，還要挑秧，這些事情，你們都沒有做過。我挑一擔秧，田裏很深的水，我從泥田裏麵挑不起來，他看到了，還笑，你說慪不慪氣？他不但不幹，還要在旁邊幸災樂禍。他總說我們不是他親生的，他無所謂了，不願意幹活，總是有這個心理。我們做的飯他不吃，嫌簡陋，
他要單獨起來自己做飯吃。他就是在家裏這樣搞。”
丈夫這位繼父因為耳聾了很久，到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完全沒有辦法和別人交流。我還記得和丈夫認識後，他遲疑了很久，才下定決心和我鄭重談起家裏的情況，他沒有強調貧窮，而是強調他繼父不正常的性格和為人，他不願我知道繼父太多的事情，但又擔心我到他們家後，發現繼父的為人所帶來的心理落差。
我甚至懷疑，丈夫遲遲不找對象，很可能與繼父給他帶來的心理陰影有關。
當然，對整個家庭帶來直接危害的，源於丈夫繼父生性好賭的惡習所導致的防不勝防的內盜。這對一個經濟脆弱、原本貧寒的家庭而言，真是雪上加霜的噩夢。哥哥直到今天，依然記得他1987年結婚的那年，繼父將家裏的稻種偷去賣了，“他將我們的穀種，我們來年留的種子偷出去賣了，到第二年，
我們要下秧的時候，一看沒種子，愁死人了，隻得在我老婆娘家借種子。”
當然，更多時候，繼父是將家裏的米啊油啊這些日用品偷偷拿去賣，哥哥提到這些事，依然一臉無奈：“從我記事起，他就將家裏各種東西偷去賣。你沒有吃的了，他還要偷，偷出去玩牌。我媽媽和他的爭吵，也是因為這些，他好像覺得這根本就不是他的家。他根本上就不和你談。你說這個，他說那個，根本就談不上。”嫂子因為婚後待在家中的時間長些，加上張羅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對他打牌的惡習深惡痛絕：“你們每次要回來了，他就做榜樣，就開始在家裏表現得很好，你們不回來，要他做點事，就很難。你們一回來，他就掃地，燒開水，去菜園料理，表現很好。他就是會做這些迷竅（指耍心眼，裝模作樣，孝感方言）。
他比你哥哥強，他就是會搞迷竅！”
因為平時和嫂子很少聊家裏的事，對於繼父的所作所為確實不太清楚，在我印象中，至少我們每次回來，他的行為還算正常，好像還挺勤快，因為耳背，麵相看起來也不是特別凶狠的那種，甚至因為他的長相和我過世的外公有點相像，我一開始對他甚至還有一點莫名的好感，但相處久了，就能發現他性格的反常之處。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次去丈夫家過年，臨走的那個晚上，繼父突然跑到河邊，說是要跳河，全家忙做一團，我第一次去他家所刻意營造的小心翼翼的氛圍被徹底破壞，丈夫頂著寒風跑到河邊找了很久，
勸了很久，最後給了他一筆錢，才算將他哄回家。
小妹還沒有出家以前，她有一次回來，四姐恰好也回來了，繼父故伎重演，也是揚言要跳樓。嫂子講起這件事，依然氣憤不已：“談起這個老頭，和別的人是不一般。現在你也應該知道老頭的為人了。還有一件事，紅伢還沒有出家的時候，他也是在家裏要錢，說是要跳樓，四姐從北京回來，嚇不過，紅伢就說，這是裝假的，莫信他，叫四姐別出去。他一大早去店裏買了一掛鞭炮，就跑到我們樓上去，搞了半天，沒有跳。紅伢將四姐拉住，叫她不要上去。他們躲在窗戶邊，看他跳不跳，最後沒有跳，我們太清楚了，
他就是想利用紅伢在家裏，通過威脅得到更多的錢去打牌。”
但這所有的傷害，都比不過在繼父的毒打下，直接導致倔強的三姐自盡。這個家庭最大的傷口，哪怕在今天，當哥哥嫂嫂講到對繼父的抱怨時，依然不願觸及。母親臨終之前，對三姐的思念和不舍，可以看出一個母親無力保護女兒所致的傷痛和內疚。在和繼父不多的交流中，我能夠感知，對母親和兄妹而言，這是一座暗礁，風雨飄搖中的家庭原本以為找到一個依靠，卻不知在命運的戲弄中靠近了一處凶險。
當我走進這個家庭的時候，一切已風平浪靜，兄妹之間默契地在我麵前保持對繼父的緘默。在常年的艱難處境中，他們唯一自保的辦法就是逃避，這一點在丈夫的性格中非常明顯，我甚至懷疑他讀書的動力不是來自成就自我，而是為了擺脫噩夢般存在的繼父。
對於繼父給整個家庭施加的痛苦，他們找不到擺脫的辦法，我曾經問過哥哥，媽媽為什麽不選擇離婚？哥哥沒有回答，隻有無奈地搖頭，對一個暴力傾向的男人而言，忍耐也許是家人自保的唯一辦法。我再一次意識到，知識所給予我的解釋生活的邏輯，麵對現實問題的無力和可笑。在波瀾不驚的生活表象下麵，繼父出現於這個家庭，不過是命運的安排，除了接受，也不可能有別的選擇。更何況，婆婆在和繼父結婚以後，還生了妹妹，再怎麽樣，他是妹妹的親生父親，就衝這一點，接納他，也是命定的選擇。
但我知道，拋開對繼父的情感判斷，客觀去審視他的個體命運，這中間還有大量的空白。對他而言，時光的存在是一種真實的斷裂，在他的個人曆史中，因為他決然隔斷了和過去的關係，突然被命運之手拋回村莊，這本身就是一個悲劇的開端。他一生都沒有理順自己的情緒，一生都沒有做好接納一個貧困家庭的心理準備，一生都沒有意識到付出和愛才能和新的家庭融為一體。他的出現和新的家庭本身就是一個錯位，他的暴躁和情感的粗疏相對一個期待滋養的艱難家庭而言，實在是一種無法獲得的奢望。
繼父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謎，諸如他當初從單位被遣送回來，到底出於什麽原因？在一個政治化的時代，是否他也經受了不為人知的磨難？他和自己的親人沒有任何來往到底是出於性格的冷酷，還是其他不得已的原因？
他對我婆婆，到底是一種怎樣的感情？
這些具體的情況，我無法通過旁人，也無法通過和他的交流獲得。在某些方麵，他依然保留了曾經身為公職人員的清高，他寫得一手好字，在他居住的老屋，到處都是他從鎮上買回來的紅紙、墨水和毛筆。一到過年，他就停下沉迷的摸牌，抓緊時間寫對聯，紅豔豔地鋪滿一地，到趕集的日子，他很早就起來，將對聯拿到鎮上的集市去賣，在別人的誇讚和驚異中收獲內心的滿足，更多時候，他將對聯送給過年的鄰居，家裏的豬圈都被他貼滿了祝福。
忘掉他對家庭的傷害、隔斷和以前日子的關聯，他在我眼中，更像一個偏執古怪、內心封閉、懷才不遇的鄉間讀書人。我當然知道，我對他的這種印象，正來源於我並未徹底滲透進這個家庭所導致的空隙。我不願對他有更多的猜測，對他的判斷，我相信嚴絲密縫的日子中，老實本分的哥哥、嫂子的敘述，更為可靠。
今年春節回家，在喧鬧的人群中，他幾次找到我，要我告訴他，已經出家的妹妹的聯係電話和地址，
說是要去找她。妹妹是他唯一的親生女兒，也是他唯一的真實關聯。
我沒有妹妹的任何消息。
他依舊在村裏遊蕩，蒼老的身影，伴隨落寞的餘光。
妹妹的出家，再一次將他置於一個被隔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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