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2日美國基督教福音派門戶網站patheos.com登載文章，推薦了溫妮·考克西斯（Vennie Kocsis）的自傳《邪教孩子》(Cult Child)。目前該書紙質版及KINDLE電子版同時有售。作者以在“上帝運動”邪教中的親身經曆，講述了邪教對兒童的身心殘害真實故事。本文是作者對該書主要內容的介紹。
溫妮·考克西斯的新書——《邪教孩子》
大約在我兩歲的時候，我媽媽被招募加入進“上帝運動”（The Move of God）中，該教有時候也被簡稱為“運動”教，上世紀60年代在佛羅裏達州由一名原浸禮會牧師所創立。作為牧師，教主山姆·懷夫（Sam Fife）是一名非常有魅力的領袖。那時，美國正處於激烈的種族矛盾中，而且不得人心的越南戰爭還沒有結束。山姆向信徒許諾說，要帶領他們遠離紛爭不斷的世俗美國及其與共產主義國家即將爆發的戰爭，為教徒們提供一個安全的、親如一家的社區。
上世紀60年代及70年代，山姆·懷夫帶領教徒遠赴像阿拉斯加、密西西比、加利福利亞、加拿大及南美等這類偏遠地區。該教購買了大片的土地，並囤積了大量諸如簡易棚屋、軍用床、寢具和無線電等戰時裝備。通過征收“什一稅”以及貢獻所有財產，這些教徒們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王國。截止1974年，山姆·懷夫的“上帝運動”教大約聚集了來自各行各業的4萬名教徒，至到今天，山姆·懷夫的教義仍舊得到了許多非盈利宗教組織的推崇，其中包括波文思·米爾（Bowens Mill）在喬治亞的“基督中心”（Christian Center）、“活力傳道”（Living Word Ministry）以及位於阿拉斯加德爾塔章克申的“白石農場”（Whitestone Farms）。
我的哥哥和姐姐，那時候分別是7歲和9歲，清楚地記得我媽媽是在上世紀70年代初時被一名叫艾米莉·內伯尼（Emily Nerbonne）的女人招募入教的。艾米莉的丈夫裏歐是我父親在海軍服役時的朋友，那時我父親正在加州聖地亞哥軍事基地為一個特殊項目工作，母親獨自在家撫養3個孩子，於是艾米莉就積極指導我母親用更合適及更符合聖經的方式教育孩子。艾米莉把體罰式教育帶進了我家，而在此之前，我的哥哥和姐姐從未挨過巴掌或棍打。
父親離家的距離越遠，教徒們在母親耳邊閑言碎語就越多。他們說父親並沒有去工作，而是和別的女人混在了一起。母親當時對婚姻充滿了困惑和疑問，以至於對父親下了最後通牒：要麽一起加入“上帝運動”教，要麽離婚。父親拒絕入教。離婚的過程漫長而殘忍，母親掏空了父親的錢財，使得父親無法在法庭上與母親爭奪子女的看護權甚至探視權。“上帝運動”教資助了母親所有的訴訟費用，包括我舅舅從南部飛來出庭提供對父親不利證供的飛機票。父親沒能贏得監護權。眨眼功夫，母親就在“上帝運動”的資助下，將我們的生活打包搬至馬裏蘭州威爾鎮。直至我們長大成人，我們與父親再無聯係。在我們幼年時代，母親一直說父親拋棄我們了，是個邪惡的人。
位於威爾鎮的聚居地被稱為“解脫農場”。山姆·懷夫稱所有的負麵行為，包括戀童癖，都是魔鬼入侵的產物。山姆的教義認為，所有的醫療問題，如生病，都是魔鬼上身的結果。我們被專門送到這個農場的原因是母親體重超重、哥哥行為反常，而我，則是嗓門過大。以前我嗓門過大，現在也是這樣，原因是我右耳存在聽覺障礙。姐姐非常內向、安靜，盡全力保護我，但往往歸於失敗，她自己還會因此受罰。
1973年至 1977年間，我在威爾鎮度過了童年。一到威爾鎮，我的家人就被分開歸入不同類別的小組中，我被分到了同齡兒童組。所有帶過來的物件都被詳細分類，所有能供社區成員共用的東西都被放入社區服裝倉庫中。牧師教導稱，這種方式可讓我們切斷與過去生活的聯係，抹去以往的所有回憶，從頭腦裏徹底清除外部世俗世界的毒素，並換上山姆·懷夫的純淨上帝教條。從此，身心折磨以及性虐待成了家常便飯。
我不想對虐待做過多描述，以免觸發可能讀到此書的原教徒的傷痛往事。如果您對我們童年時代遭遇的虐待細節有興趣了解的話，建議您移步我個人網站，並購買我的自傳《邪教孩子》。
1977年，我們搬到了阿拉斯加。巧合的是，就在阿拉斯加開始給州民石油分紅的前幾年，阿拉斯加建立了許多聚居地，包括德爾塔章克申、海因斯、胡那和北撒帕。對山姆·懷夫的“上帝運動”教來說，每年數百張麵值約1000美元的分紅支票是一筆巨大的財富，這是因為他的所有教徒都必須放棄聚居地居民理應享有的全部兒童撫養資助費、石油分紅以及其他收入。
在阿拉斯加，性虐待依舊存在。“上帝運動”教為戀童癖患者提供了安全的場所，因為該教相信他們身上不存在戀童魔鬼，更為甚者，他們認定他們的社區壓根兒不存在戀童癖。不知有多少次，當成人被發現孌童的時候，受到責怪卻是兒童，是兒童被控淫蕩、放縱和引誘。我同其他兒童一樣，從事童工工作，受到懲罰時不給食物，並遭受嚴重的身心虐待。盡管長老們和他們自己的孩子受到了某種保護，沒有遭受和我一樣的厄運，但我從原教徒那裏聽說，一些長老的孩子在自己家裏也未能幸免。
聚居地有武裝衛兵24小時監視，並有嚴格的管理規定，如女性隻能穿短裙，男性必須剪短發，不得留胡須，教徒必須得到長老許可才能做某種特定工作或結婚。在我14歲的時候，母親、姐姐和我被開除教籍，我在此不想打擾那些本欲閱讀《邪教兒童》一書的那些讀者。我們搬到了外祖母生活的田納西州馬丁鎮。
“上帝運動”之外的社會生活對我產生了巨大的文化衝擊。母親已被塑造成自戀而冷酷的人，她的所作所為就像我們的過去經曆從未發生過一樣。我像隻變色龍一樣，不斷地適應著周圍的生活。我從未看過電視，甚至從未用過電。我的家人都帶著厚厚的功能性麵具，掩蓋嚴重的功能錯亂，包括酗酒、吸毒以及相互仇恨和攻擊。我不僅不了解同齡人文化，而且幾乎身無分文。“上帝運動”打發我們離開時，我們隻帶了隨身衣物，財物少得可憐。那時，我隻有十幾歲，我努力適應環境，尋找自己的方式，並找到能被接納的地方。我走了一條漫長而黑暗的道路，其細節在我的《邪教孩子》寫下結局時已有詳述。
2007年，母親過世後，我決定寫出我的故事，不用擔心她產生過激反應。我感覺使用第三人稱能建立一個安全網，將我從遭受的多層虐待隔離開來，從而能較好地講述故事。因此，我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個小女孩,名叫茜拉·凱普林（Sila Caprin）。
我曾天真地認為我能飛快完成此書，因此我給自己定了一個非常短的截稿期限。這段時光長達7年，在我最終決定下筆之時，我無法預測這7年的回憶會出現什麽。我經曆了午夜驚魂，數天不能言語表達的噩夢，房間裏甚至不能開燈。我丟了工作，有時數月中都無法落筆成文。一連數天，我不停地哭泣，為那些我無法麵對的往事傷心。我為茜拉寫了歌曲和搖籃曲專輯，與她一同踏上了那些黑暗中時隱時現的痛苦曆程。
詩歌不可思議地成了我情緒的抒發口。2013年，我出版了首部詩集《染灰的袖》（Dusted Shelves），紙質版和聽書版同時有售。孩提時，我被剝奪了話語權、自我認知或各種真實性。我們的藝術天分，一旦被發現，就會被迅速扼殺。長大後，創作能力成為了我的長大成人標誌。
當我發掘了我的感恩能力後，巨大的變化產生了。在我情緒最為低落的時光候，我開始聚心於這一感恩，有時候痛苦並沒有讓我一蹶不振那。我發現自己創造出一套情緒利用係統，然後創辦並出版了互動雜誌《開始感恩》（Becoming Gratitude）,該雜誌在我的網站也同時有售。
我情緒控製的恢複很大程度來源於我掌握的信息。互聯網上的信息讓我明白，我的某些行為出自自己過往的經曆。我最終找到了一名谘詢師，幫助我確定我的經曆，找到可以與我頭腦中的記憶溝通的語言以及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原因。我找到了批判性思考的方式，明白了盡管是我接受了治療，但真正的心理疾病卻埋藏在虐待者的內心深處。
逃離邪教的路程非常艱辛。我所經曆的一切永遠地改變了我。我學會了接受、自我解壓，最重要的是，我開始不停定義我所感覺到的愛和安全的邊界。我期盼所有虐待受害者都能在康複原路上彼此攙扶。我們需要聽到所有的聲音，直到沒有一個孩子再次受到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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