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伯是一個女人，一個穿藍布衣服的女人，她的臉很白淨，低眉垂眼，話不多，但你時刻能看她的臉上寫滿慈愛和溫馴。
沒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和身世，就知道她的丈夫在家庭中排行老四，鄰居們也稱呼他四伯，為這個問題，我問過母親：“為什麽男四伯和女四伯都叫四伯？要是他們倆在一起，我喊四伯，他們知道我喊的是誰？”母親知道我依戀女四伯，故意摸著我的頭說：“那你先不喊名字，走過去扯扯她的衣角再喊”。
我信了母親的話，的確也扯著四伯的衣角度過很多灰色卻美麗的日子。
那是七十年代中期，我父親母親正忙著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而努力工作，我們兄妹就在爺爺留給我們的老屋生活，打生下來起，我就沒有見過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父親到幾百裏外找回喪偶的姑媽照顧我們。
老屋很大，光是大大小小的房子就有24間，樓上都有閣樓，後麵還有一個園子，園子後麵就是湘江的支流——湄水河，每年入夏後，這裏就是附近孩子們的天堂。
每年，姑媽要回家中看兒子、拿口糧，那時，大哥大姐在縣一中上學，住校，二哥被父親或母親帶到單位看管，我和二姐太小，可能是怕我們礙事吧，爸爸媽媽就把我們留在家中，托付給四伯。
白天給我們看家，天快黑的時候她把大門落鎖，把我們帶到她家去，四伯家還在離我們家5裏外的山衝裏，要經過一座小山和兩個池塘，她家在山的那麵，記憶中，她們家的堂屋很暗，用鬆枝點燃插在牆壁縫裏，晚上我慌得哭鼻子時，四伯便過來把我緊緊地摟在胸前，她的藍布衣服透著濃厚的茶籽和柴火混合的味道，在四伯的懷裏聽她含糊地哼著乖乖、可憐之類詞句的催眠曲，我很快就入睡了。
第二天早晨起床，看著厚厚的藍色蚊帳，我和二姐便喊四伯，她總是邊答應邊腳步輕盈地來到床邊，給我們穿上衣服，起床後，看到靠窗的地爐子旁的木盆裏冒著熱氣，四伯用她蒼白的手給我們擰毛巾、擦臉，再把水倒在一個木桶裏，然後匆匆地走到堂屋的爐灶裏，用樹枝撥弄一會，兩個灰不溜的家夥就冒出來，她用手拍打幾下，用手指按一按，小聲嘀咕一句：熟了。然後撕開一角，金黃的煨紅薯香噴噴冒著熱氣直逼我們的鼻子和胃。我和二姐開心得不行，吃了紅薯，我們就要回家了。
我們回家的路要走很遠，每天都有不同的路線。
四伯手裏拿著一根削了皮被磨得發舊的棍子，那是趕狗用的，她肩上背著個黑色的布袋。這個布袋每天都緊跟她，是她裝米用的，她帶著我們從這家走到那家，每到一家，大家都對她非常客氣，給她端過來熱茶，熱茶是湘中最熱情的待客方式，四伯一般隻喝一小口，然後給我和二姐喝，等水喝完了，她把碗端過來，用小手指把茶葉扒到嘴裏眯著眼細細地嚼。
這時候，主人會拿出盛滿稻米的竹筒，四伯便紅著臉把布袋打開：“難為了”。然後十指相合：“阿彌陀佛”。把棍子往胳膊底下一夾，拉著我們姐妹的手低著頭倒退幾步出門。到下一家的時候，我們姐妹都緊拽著四伯的衣角，這家不是有殘疾就是躺在床上呻吟的病人或者還有狂喘的狗，四伯牽著我們：“別怕”，走進堂屋裏，她看看病人，扯幾句話，臨走時，招呼主人把袋子裏的米倒給人家，還告訴主人，是哪個屋堂哪個施主給你們的米，再拍幹淨口袋，像完成了一個偉大的任務，嘴角蕩起難得的笑靨。
有天，四伯帶著二姐和我，貼著靠山的小道，走過長長的水庫，穿過一個用木柴和藤索綁成的籬笆門，四伯用打狗棍趕走主人家的大黃狗，把前麵家裏要來的米，從黑布袋裏倒出來，放在主人家的竹曬子裏，並帶著二姐和我，雙手合十，念聲“阿彌陀佛，”就退到一邊，主人的茶端上來了，連我們兩個小孩子都有份，但我們沒有喝茶，而是溜到主人家的偏房裏，我看到一個年輕人撲到在床上，全身像得了痢疾一樣發抖，嘴唇發烏，讓我刻骨銘心的記憶是，那年輕人的背上，在脊椎處， 有五個手指印，手印有點發青發紫，可能年紀小，還不知道什麽叫死亡，所以，我們並不害怕，隻是站在那年輕人身邊，默默注視著那幾個指印……回家的路上，四娘說，這個年輕人很快就會死去了，被人下手太狠，沒救了，果然，不久就傳來那個年輕人死去的不幸消息。
接近中午的時候，我們回到自己的家，我和二姐在陰涼的屋子裏追來趕去，四伯給我們做飯，我們吃完飯央求她講故事，她卻紅著臉推辭一番：“不會講，講不好”。等我們倚在她懷裏反複央求，她便給我們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故事。
四伯總是在我姑媽回來後，仔細將我們姐妹和家裏財物一一交代給我姑媽，才鬆一口氣，不管我和二姐怎麽扯著她的衣角留她，她總是摸著我們的頭：“姑姑回來了，乖，聽姑姑的話。” 然後又拿著她的棍子和袋子要走，不過要是我哭著喊著“我要四伯”，姑媽也盛情挽留，她會留下來陪我們一陣，她會到櫃子裏找出我們兄妹的破衣服縫補，等吃飯的時候，她也隻是吃一小碗，基本不吃菜，到了第二天她又回來看我們，即使到了吃飯的時間，她也謊稱吃了，然後紅著眼睛走了，怎麽留也留不住。
四伯有一次整一個月沒有來我們家，姑媽領我們去看她，反複追問，才得知上次來我們家時，放假回家的大姐乘她不備，抽掉她屁股下的凳子，把她的尾錐骨摔了，一直臥病在床。她反複叮囑不要告訴我母親——免得作難孩子。
四伯還會治病，有一次，我的耳朵發炎，她牽著我手到河邊，找來找去，終於在草叢裏找到一張蛻掉的蛇皮，拿回家碾成細粉，用溫開水調成漿狀塞在我耳朵裏，一周後，她把藥取出來，我的耳朵真好了。
四伯還有一個名字叫“癲老娘”，但叫她的人，沒有半點輕蔑之意。
四伯在45歲那年走的，那天下午她在家裏的堂屋裏掃地，準備敬神，結果一屁股坐在地上，不省人事，晚上8點多，她突然醒了過來，對圍著她的家人、鄰居清晰地說：“清太祖來接我了”。嘴角又一次蕩起難得的笑靨，從容地上路了。
許多平凡的日子也從容地遛走，我很少回過故鄉，更沒有到四伯的墳上燒過一柱香、燃一張紙錢，但家裏人在一起的時候，常常會提到四伯。我也常常會想到四伯，懷念那逝去的灰色的卻流溢著芳香、溫馨的歲月，而記憶裏，一定少不了那難忘的一幕：五個青紫的手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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