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龍應台

52，鹽
陳清山和吳阿吉都是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出生的人，一九四五年國軍在台灣招兵時，他們剛好十七歲。
十七歲的男孩子，既不是兒童，也不是成人，他們是少年。少年的尷尬就在於，他們遠看可能像個大人，夠高也夠結實，可以一欠身就把一袋米扛在肩上，輕鬆地跨步就走。但是近看，尤其深深看他的眼睛，眼睛藏不住那種專屬小男孩的怯意和不安，那種母親一走遠就想緊緊拉著裙角不放的怯意，那種你逼極了會忍不住哭出聲來的不安。可是，也可能同時有一種輕狂和大膽，以為自己可以離家出走、上山下海、闖蕩世界，獨自開出一條路來的輕狂和大膽。一個十七歲的少年，像希臘神話裏的人身羊蹄一樣，他帶著孩子的情感想大步走進成人的世界。
十七歲的少年，也許就在跟父親一起彎腰鋤地的時候，也許就在幫母親劈柴生火的時候，會突然覺得，自己已經不是小孩了。一種現實的觀察能力突然湧現，他發現，父親背負重物時顯得那樣無力，母親從沒有光的廚房裏出來，被年幼的弟妹包圍著，她的眼神那樣淒苦疲累。這時，少年的責任感油然而生，他，應該為家庭挑起一點負擔了。或者，他，該走出村子了。
吳阿吉和陳清山就這樣離開了卑南鄉。
張拓蕪，也這樣離開了他的村子。
他的村子離台東很遠很遠，叫後山鄉，在安徽涇縣。安徽在哪裏？它的三點鍾方向是江蘇，五點鍾方向是浙江，六點鍾方向是江西，九點鍾方向是湖北，十一點、十二點方向是河南和山東。涇縣，在安徽的東南。
這裏的人，一輩子隻見過手推的獨輪車和江上慢慢開的木船，不曾見過火車、汽車或輪船。
張拓蕪本來叫張時雄，後來當了兵，總共逃走過十一次，每逃走一次呢，就換一次名字，最後一次在高雄要塞換單位時，一個特務長幫他翻四書，找到“拓”這個字，覺得不錯，就用了，但是張拓蕪不滿意名字隻有兩個字，想想山河變色、死生契闊，自己的家鄉田園已蕪，於是自己給自己加上了一個“蕪”字。
和阿吉與清山一樣，拓蕪出生在一九二八年；安徽涇縣後山鄉和台灣台東卑南鄉泰安村，哪一個村子比較窮？難比較。阿吉和清山記得自己家中經常沒有米可以做飯，拓蕪記得家鄉大脖子的人特別多；長期地買不起鹽巴，缺碘，每三、五家就有一個大脖子的人，脖子下麵“吊著一個大肉瘤，像牲口項下的鈴鐺。小者如拳，大者如盆”。
拓蕪和阿吉、清山的抉擇是一樣的：十七歲那一年，他在安徽也加入了國軍——二十一軍一四五師迫擊炮營第三連。
入伍第一天，見排長時，人家敬禮他鞠躬，排長一巴掌甩過來打得他倒退好幾步，然後用四川話開罵：“龜兒子喳個連敬禮都不會，當你娘的啥子兵嘛。”
十七歲的張拓蕪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炮兵，但他的所謂炮兵，就是做馬做的工作：用體力拖著沉重的山炮，翻山越嶺，如駝重的騾馬。在他的胸前，繡的不是部隊番號和姓名，不騙你，真的，他胸前繡的真的是那四個文言文的字：“代馬輸卒”——代替馬做運輸的小卒！
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張拓蕪的部隊行軍到了江蘇北部剛剛被國軍從共產黨手中奪過來的鹽城，二十一軍奉命要駐紮下來擔任城防。從鹽城走出來的孩子，有的後來做了上將國防部長，譬如郝柏村，有的，成了文學出版家，譬如台北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這時的鹽城，卻十室九空。
蘇北，是共產黨統治了很久的地盤，這次被國軍奪回，城牆上插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不可能沒經過血淋淋的戰鬥，但是，踏著十二月的冰雪進城，張拓蕪覺得鹽城透著怪異——怎可能，這個小城，四周竟然沒有護城河。中國哪個城市沒有護城河啊？穿過城門，走進城裏，更奇怪的是，整個城竟然沒有戰壕。兩軍劍拔弩張，對峙如此之久，怎可能沒有防衛的戰壕？
駐紮處沒有水源，部隊就在城門口找到淺淺的一窪水，像是從地裏滲出來的，紅紅黃黃的，極不幹淨，但是總比沒有水要好。他們就喝這水，用這水煮飯。
二十一軍的一個士兵，蹲在空曠處，草紙是奢侈品，沒有的，他因此想找一塊石頭來清理自己。當他用力把一塊冰雪覆蓋的石頭掰開時，發現石頭下麵竟是一隻手臂，一隻穿著軍服的手臂，凍成青色的。
原來不是沒有戰壕，所有的戰壕都被掩埋了。把戰壕挖開一看，裏頭埋了七百多具屍體，是共軍的。這溝裏躺著的所謂共軍，張拓蕪知道，很多也不過是被拉來的農家孩子。挖出來的屍體，摸摸軍服裏的口袋，每個口袋裏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書和親人的照片。
等一下，班長說，如果城內有戰壕，那麽城外就一定有護城河。
二十一軍在城牆外應該是護城河的地方開始挖掘。
雪停了，大地凝結成冰，鏟子敲下去，空空作響。天上沒有一隻飛鳥，地上沒有一株樹，唯一突出地麵的是水塘邊高高矮矮的蘆葦，水塘被雪覆蓋，蘆葦在冬天裏一片衰敗，像鬼魅般的黑色斷齒。
多年後，張拓蕪讀到瘂弦的詩，他馬上就想到鹽城這一片孤苦寒瑟、萬物如芻狗的冰封平原。
鹽
二嬤嬤壓根兒也沒見過退斯妥也夫斯基。春天她隻叫著一句話：鹽呀，鹽呀，給我一把鹽呀！天使們就在榆樹上歌唱。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沒有開花。
鹽務大臣的駱隊在七百裏以外的海湄走著。二嬤嬤的盲瞳裏一束藻草也沒有過。她隻叫著一句話：鹽呀，鹽呀，給我一把鹽呀！天使們嬉笑著把雪搖給她。
一九一一年黨人們到了武昌。而二嬤嬤卻從吊在榆樹上的裹腳帶上，走進了野狗的呼吸中，禿鷹的翅膀裏；且很多聲音傷逝在風中：鹽呀，鹽呀，給我一把鹽呀！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開了白花。退斯妥也夫斯基壓根兒也沒見過二嬤嬤。
他們總共找到三千多具屍體，扔在護城河裏。全是四十九軍的國軍，胸前繡著“鐵漢”二字，是王鐵漢的部隊。因為冷，每個被挖出來的人，雖然麵色鐵青，但是眉目清楚，很多沒有合眼，突出的眼睛對著淡漠的天空，像醃過的死魚。
這三千多具屍體，很多，大概也是十七歲。
原來二十一軍這段日子飲用的、煮粥的那窪紅紅黃黃的水，是屍體混著融雪逐漸滲上來的血水。
拓蕪的部隊在重埋這些無名無姓的屍體的時候，也差不多就是吳阿吉、陳清山在鳳山開始行軍的時候。他們的班長說，走到中午就回來吃飯，所以什麽都不要帶。但是他們一直走一直走，口令讓他們停住時，發現這是高雄港；一艘又一艘的運輸艦靠在碼頭，等著送他們到中國的戰場。
深冬啊，一九四六。
53，如要凋謝，必做櫻花
阿吉、清山、拓蕪都是一九二八年出生的孩子，他們的哥哥們，比他們大個幾歲，早幾年來到十七、八歲或二十歲這個關口，作出人生重大的決定。譬如比他們大五歲的蔡新宗、大八歲的柯景星。
蔡新宗的家在日月潭邊的魚池鄉，柯景星是彰化和美人。他們二十歲時，碰上的不是改朝換代的一九四五而是戰時的一九四二，台灣還是日本的國土，蔡新宗已經改名叫“藤村茂”，柯景星很快會改名叫“河村輝星”。
和多數的台灣孩子一樣，蔡新宗和柯景星上學時，每天早上朝會由校長指揮，先向日本天皇的皇居遙拜，在敬禮注視中升起太陽旗，然後齊聲唱國歌。國歌叫“君之代”，歌詞優美，有中國“楚辭”的味道，雖然孩子們不學“楚辭”：
皇祚
皇祚連綿兮久長
萬世不變兮悠長
小石凝結成岩兮
更岩生綠苔之祥
上課的時候，孩子們學“教育……諭”，一八九零年以天皇之名頒發的“教育……諭”，教導孩子們“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少年時，他們就會學“軍人……諭”。那是一八八二年所頒，要孩子們效法軍人精神，“盡忠節”、“正禮儀”、“尚勇武”、“重信義”等等，而所有這些品格鍛煉的最高目標，就是效忠“天壤無窮之皇運”。
隨著太平洋戰場上的緊張，殖民地的思想教育轉為積極。原來大家能唱愛哼的台灣流行歌，一首一首填進了新詞，配上了進行曲的節奏，一一變成軍歌。“月夜愁”變成“軍夫之妻”，“望春風”變成“大地在召喚”。周添旺填詞、鄧雨賢譜曲的“雨夜花”，人們愛它的溫柔婉約，從水井唱到市場，本來是在表達一個青春女性的自傷和自憐：
雨夜花，雨夜花，受風雨吹落地。無人看見，暝日怨嗟，花謝落土不再回。
花落土，花落土，有誰人通看顧。無情風雨，誤阮前途，花蕊凋落要如何。
流行歌的感染力強，現在，“雨夜花”的旋律改譜，歌詞改寫，叫做“榮譽的軍夫”：
紅色彩帶，榮譽軍夫，多麽興奮，日本男兒。
獻予天皇，我的生命，為著國家，不會憐惜。
進攻敵陣，搖舉軍旗，搬進彈藥，戰友跟進。
寒天露宿，夜已深沉，夢中浮現，可愛寶貝。
如要凋謝，必做櫻花，我的父親，榮譽軍夫。
54，南十字星的天空
就如同弟弟們在三年以後會排隊去報名加入國軍一樣，這些哥哥們在一九四二年努力地要報名加入日軍。“陸軍特別誌願兵製度”在台灣開始招聘。第一期，日本軍部隻招一千名士兵，卻有四十二萬人爭取，還有很多青年陳上血書以表達為國犧牲的強烈決心；第二期也隻開放一千個名額，湧來六十萬個“熱血青年”報名。那少數被錄取的，榮耀了整個家族和鄉裏；不被錄取的，還有人因為滿腔殺敵抱負受挫，幽憤而自殺。
戰事之初，台灣青年還沒有資格當日本兵，隻能當“軍人、軍犬、軍馬、軍屬、軍夫”這個階級順序中的軍屬——軍人的傭人，和軍夫，為前線的士兵做運輸和後勤補給。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戰爭擴張到危險邊緣，日本才開始在台灣征“誌願兵”。日本厚生省一九七三年的統計說，從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台灣總督府總共招募了軍屬、軍夫十二萬六千七百五十名，從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則征募了軍人八萬零四百三十三人，加起來就是二十萬七千零八十三名；二十多萬個台灣青年中，三萬三百零四個人陣亡。
台灣青年們被送到南洋戰場之後，在潮濕酷熱、傳染病肆虐的叢林裏，晚上望向星光閃爍的天空時，還會哼起熟悉的“台灣軍之歌”：
太平洋上天遙遠，南十字星閃閃光
黑潮溢洗椰子島，波浪衝過赤道線
睨目企騰在南方
守護有咱台灣軍
啊！嚴防的台灣軍
曆史芬芳五十年，戰死做神盡本分
鎮守本島北白川，所傳士魂蓬萊存
建立武功在南方
守護有咱台灣軍
啊！嚴防的台灣軍……
歌詞中的“南十字星”，是南半球的北鬥星，隻有在南半球看得見，兩串閃亮的星鏈呈“十”字在夜空交錯，引人無限的浪漫懷想。
五十年以後，在婆羅洲長大的小說家李永平，後來回憶那段童年歲月時寫到，自己的父親曾說過，他聽見日軍行軍時軍鞋踏在地麵上那沉重而整齊的聲音，也聽見日本士兵在慰安所喝得酩酊大醉時，大夥混聲合唱軍歌“月夜愁”和“雨夜花”，歌聲帶著濃濃的酒意和悲壯……
蔡新宗和柯景星就在二十歲前後，風風光光地加入了日軍的隊伍，要到南洋去做“盟軍戰俘營監視員”。他們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到嘉義白河受基本軍訓。受訓中有一個環節，讓柯景星大吃一驚，就是學習如何打耳光。兩排新兵麵對麵站立，互打耳光，打得重，打得準，才算及格。
一有了“軍屬”身分，少年們走在街上都覺得意氣風發。有些馬上就到日本軍部指定的商店裏去買了看起來像日本戰鬥兵的帽子，年輕稚氣的臉孔對著店裏的鏡子戴上，覺得自己挺帥氣，然後開心地上街閑逛。平常看見遊蕩的少年就要氣勢淩人叫過來教訓一頓的警察，現在竟然當街向他們舉手敬禮；少年心裏充滿了報效國家的激動和榮耀的感覺。
八月三日，這些經過短暫訓練的台灣少年，告別了自己的父母兄弟；沒有什麽生離死別的沉重，他們踏著輕快的腳步出村，雀躍的心情比較像是參加團體郊遊、正奔向集合地點的孩子。
從台灣的四麵八方向南方匯聚，最後都到了集合地點，高雄港。
碼頭上，有很大的倉庫，鐵皮蓋的屋頂。一艘貨船改裝的運輸艦，靠在碼頭，正等著這些福爾摩沙的少年，送他們到南十字星空下的戰場。
55，這些哥哥們
八月三號這一天，激烈的中途島戰役已經結束了兩個月。在兩天的戰役中，日本損失了四艘航空母艦、一艘重巡洋艦，三百三十二架軍機，三千五百人陣亡，日軍從優勢開始轉向劣勢。在太平洋的水域裏，日本船艦隨時可能被盟軍的魚雷、潛水艇或飛機轟炸。蔡新宗和柯景星所搭乘的“三池丸”，一駛出高雄港，就在黑浪撲天中一左一右以鋸齒路線航行，避開魚雷的瞄準。
其實，如果是空中轟炸，天上射下來的機關槍能穿透三層鐵板，怎麽躲都躲不掉。
一個月後，到了婆羅洲，也就是現在屬於馬來西亞的沙撈越，一個叫古晉的小城。少年們從這裏各奔前程，蔡新宗被派到總部古晉俘虜營。他寫了篇作文“戰場的覺悟”，一筆工整的日文小楷，讓長官驚訝萬分，馬上賦予他俘虜營的文書工作。柯景星分到北婆羅洲的納閩島。還有很多在路上由於離鄉背井而患難與共、相互扶持的好朋友們，被分到婆羅洲北部，現在是沙巴，一個叫山打根的小城。
吳阿吉和陳清山的哥哥們就這麽從台灣的鄉下來到了南洋。他們第一次看見原始叢林裏浩浩湯湯如洪荒元年的大河，河邊的參天大樹每一株都像一座霸氣的獨立的山嶽，俯視著螻蟻似的人。蜥蜴巨大如鱷魚，拖著長長的尾巴，從渾濁的河水裏緩緩遊出，趴上淺灘的岩石，用蠟似的眼睛，君王的姿態，看著岸上的人群。
陸陸續續地，更多的福爾摩沙少年被送到南太平洋，甚至三千裏外赤道以南的新幾內亞。譬如南投埔裏的四十個人，都是十八、九歲的，加入了“台灣特設勤勞團”，駐紮在日本海軍基地拉包爾。拉包爾駐紮了十萬精兵，被盟軍日夜轟炸，斷了糧食補給，必須依靠島上的自力救濟。埔裏少年們萬分緊張，日夜勞動，忙著開墾農場，大量養植蔬菜，供給前線的士兵。
他們同時緊迫地挖防空洞和埋屍坑。需埋的屍體，每五十具共享一個大坑；數字不到時，就用美麗的椰子樹葉暫時蓋著。等著火化的屍體，需要大量的木材和油料。到戰爭末期，屍體太多，材料都不夠了，埔裏少年的任務，就是把每一具屍體剁下一隻手掌，隻燒手掌，然後將一點點骨灰寄回日本。當然，到最後，隻夠剁下一根根手指來燒成灰，送還家人了。
在南洋，這些台灣年輕人穿著英挺的日軍製服，背著上了刺刀的步槍，胸前繡著日本名字，在俘虜營前站衛兵，監視著被日軍俘虜的盟軍士兵，命令這些白種士兵挑砂石、挖地洞、采銅礦、建機場，在最饑餓的狀態之下做苦役。
所謂盟軍士兵，也是十八、九歲的年輕人。如果是澳洲兵，個子高大、金發藍眼睛的居多；如果是新加坡被攻下時集體投降的英軍，那麽皮膚黑一點、眼睛炯炯有神的印度兵居多。
古晉、山打根、拉包爾，都有大規模的日軍所設的戰俘營，這些看起來是日本兵的台灣監視員，有多清楚自己在做什麽呢？
陸陸續續地，更多的福爾摩沙少年被送到南太平洋，甚至三千裏外赤道以南的新幾內亞。
56，堪薩斯農場
那是一九七七年，我在美國讀書。研究所的同學小黛請我到她家去度周末。聽說堪薩斯州的農場很大，大到農人必須開飛機從這一頭到那一頭去勘視自己擁有的玉米田。她笑說，“我家沒那麽大。不過，用眼睛也看不到盡頭就是。”
中西部的秋天，天空藍得透徹，仰頭望久了，會突然嚇一跳，好像整個人都被一片無涯無底的水深藍吸進去。我們站在剛剛收割過的玉米田邊，一群烏鴉在田裏漫步啄食，突然聒噪起飛，遠處一輛拖拉機轟隆轟隆駛過來，駛在收割後凹凸不平的田間，揚起翻騰的塵土。
“我爸。”小黛說。她對著拖拉機裏的人用力揮手。
“小妞，”小黛爸爸扯著喉嚨從遠處喊，“有朋友啊？太——好了。”
拖拉機的輪胎比人還高，穿著吊帶農人工作褲的小黛爸爸熄了火，有點困難地從駕駛座上小心地爬下來。他戴著帽子，看不清他的臉。向我們走過來時，我發現，這瘦瘦的人一腳長，一腳短，跛得很明顯。
小黛跳上去用力地擁抱他，親他，他大笑著說，“輕一點，老骨頭很容易散掉。”擁著女兒，然後轉過臉來看我。
看見我，他突然愣了一會，整個臉陰沈下來。我伸出去準備表示禮貌的手，也就尷尬地懸在那兒，進退不得。
小黛也一時不知所措，然後好像明白了什麽，輕快地說，“爸爸，她不是日本人啦。她是中國人——也不是台灣人。”我驚奇地看了她一眼，她使了個眼色。
小黛來拉我，然後一手挽著父親，一手挽著我，半拖半帶地往那白色的大屋走去。一路上用嬌嗔的聲音和父親說話。
吃過晚飯，我早早蜷到床上，擁著柔軟的毛毯，望向窗外。清潤的月光無聲地照亮了一整片芳草連天的田野，無限甜美。從穀倉那邊傳來低低的犬吠，彷佛乳牛也在槽裏懶懶地走動。
小黛光著腳進來。她穿著睡衣，金黃的長發亂亂散在肩上，手裏拿著一個牛皮信封。
她跳上床，像貓一樣弓起腿來，把大信封打開，拿出兩張泛黃的紙，小心翼翼地攤開在毛毯上。是一份很皺的、發黃的舊文件，五零年代的打字機打出來的那種文件，時間久了，看起來有點髒，而且紙張顯然很脆，似乎一翻動就會粉碎。
“我爸是空軍，一九四二年，他二十一歲，跟我媽剛訂婚，就去參加了太平洋戰爭，攻打一個島，結果飛機被打下來，被日本人俘虜了。我媽說，戰後他從俘虜營回來的時候，很可怕，瘦得像骷髏一樣，就是一排突出的肋骨，兩眼空洞——我媽總是這麽形容的，”她用手比比眼睛，笑起來，“而且還得了嚴重的憂鬱症，像僵屍一樣在醫院裏躺了足足半年。”
“什麽島？”我問。
“我哪知道？”她瞅我一眼，“太平洋裏一個島，好像本來是澳洲軍防守的，被日軍奪走，後來又被盟軍打下來，好像是新幾內亞的某個島……。”
“新幾內亞在哪裏？”
她煩了，說，“我也不知道，離澳洲不遠吧？有土人，鼻子上穿孔……。”
小黛往外走，走到門口又回過頭來，輕聲說，“俘虜營裏究竟發生了什麽事，他幾十年來一個字也不說。我們所知道的，都是從報紙上來的。還有就是一些舊文件，有關於他自己的，也有他的戰友的。譬如這個，你看看，也許就明白為什麽他今天那麽奇怪。”
57，不需要親自動手
前空軍少尉軍官詹姆士．麥克摩瑞證詞
主旨：拉包爾戰俘營狀況調查
聽證地點：哥倫波市，喬誌亞州
聽證時間：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問：請敘述你被俘經過。
答：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日，我駕駛B-24飛機，任務是轟炸新幾內亞的維威克城。飛機被日軍擊中墜落。兩位戰友當場死亡，加我共九人被俘。被俘後，日軍用電線將我們手腳緊緊捆綁，因為綁得太緊，我們的手臂和腿腫成三倍粗。沒水，也不給食物。他們要我供出部隊訊息，不供就一陣棍棒打。我們後來被送到拉包爾戰俘營。
問：請描述戰俘的食物和衛生醫療設備。
答：隻有米飯和水。一天限額六盎司的飯。有時候，飯上有一條手指般細的魚幹。沒有衛生設備。沒有醫療。百分之九十的俘虜被虐死亡。
問：請描述你們後來被送去的“隧道戰俘營”狀況。
答：那其實不是一個隧道，是一個挖進山裏的洞，我們二十四小時都鎖著手銬，洞太小，所以我們都隻能一直背貼背站著。頭三天三夜沒有水，沒有吃的。我們被關在裏頭三個禮拜。
問：請敘述你所看見的瘧疾人體實驗。下士雅德清和朗尼根是怎麽死的？在東京的戰犯訊問中，平野醫官說，他的實驗都有事先得到戰俘的同意，是這樣嗎？
答：就我所知，平野醫官用了五個戰俘做實驗，包括雅德清、朗尼根和我自己。每隔三天就有人來抽我們五人的血，然後醫官再把患了瘧疾的日本士兵的血注入我們的血管。我們不是自願的。雅德清和朗尼根的死亡，明顯是這實驗的後果。
問：菊地上校是戰俘營的指揮官。就你所知，他是否有參與，或者對他的屬下下過指令，要他們對俘虜施暴？
答：不管有沒有指揮官的指令，士兵都會施暴。他本人不需要親自動手。
詹姆士•麥克摩瑞，宣誓以上所言皆屬實
見證人：喬治•漢摩
58，比爾的素描
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時候，比爾才十五歲，他謊報十八歲，就從軍去了，成為澳洲國軍第八軍的士兵，派到新加坡去與英軍並肩作戰，保衛新加坡。冒充十八歲的比爾個子很高，但是一臉稚氣。
和中國的青年一樣，他也想從軍報國，沒想到的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日軍開始攻擊新加坡，十萬人的英澳印聯軍在一個禮拜之內就潰不成軍，全數成為俘虜。丘吉爾悲憤地說，這是英國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投降，也是一次最慘重的災難。七月八日開始，比爾和一千五百多個在新加坡被繳械的澳軍被圈起來，分批趕上了大船，直直往北，送到婆羅洲的俘虜營。
如果一個望遠鏡可以又大又高，像一輪滿月一樣高高掛在天上，從它後頭往下看，那麽鏡頭自新加坡往東北挪一下，聚焦在台灣島，就可以看見，一點沒錯，真的是同一天，當比爾和新加坡幾萬個英澳俘虜集體被送往婆羅洲的時候，彰化的柯景星、日月潭的蔡新宗，還有其它上千個台灣少年，戴著嶄新的軍帽剛好踏入嘉義白河的營區，開始學習如何當一個稱職的俘虜營監視員，他們無比認真地練習打耳光、管理囚犯、射擊和操練。
太平洋戰爭在熾熱的沸點上，日軍在泥沼中愈陷愈深，北婆羅洲首府山打根的熱帶叢林中必須空手打造出兩條戰鬥機跑道。於是從印度尼西亞擄來三千六百個軍夫，又從各攻掠下的據點運來兩千七百多名盟軍戰俘，開始了奴工式的勞役監管。
比爾被送到山打根時，已經十六歲了。有美術天分的他，把半截鉛筆藏在腳底，在偷來的紙上畫素描；一張一張撲克牌大小的紙，記錄了他所看到的時代。
戰後變成殘酷“虐俘”象征的山打根俘虜營，在十六歲的比爾印象中，第一個就是鐵絲網。生活在鐵絲網的後麵，但是每天出這個大門去做工，俘虜終日勞動，用最原始的工具：鐵鍬、鐵鏟、扁擔、竹籃，以愚公移山的方式建築機場和防空洞。在熾熱的高溫下，很多人撲倒在曝曬的石礫堆裏，或者叢林的熱病襲來，在抽搐中死亡。
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時候，比爾才15歲，他謊報18歲，就從軍去了，成為澳洲國軍第八軍的士兵。
福爾摩沙青年在白河所學的打耳光，在這些英澳戰俘的記憶裏是一個最普遍的懲罰公式：
有一天丹尼士和大個子周克放工回寮屋的時候，和往常一樣對門口站崗的日本兵敬禮，不知是因為敬禮動作不夠標準還是那日本兵窮極無聊，他命令兩人麵對麵站住，丹尼士的高度隻到周克的胸膛。
日本兵命他們互打耳光。這是日本兵最常做的消遣。周克就輕輕打了丹尼士一耳光，丹尼士也回打一個。
日本兵大聲喝他們用力……丹尼士知道，如果周克真使力的話，他絕對撐不住。他們互打了幾下，這時日本兵吼著說，“要這樣。”他對準丹尼士的臉就是一記，打得丹尼士連倒退幾步，但是他勉強撐住不倒下，因為他知道，一倒下，日本兵就會過來踹他，踹到他再站起來或者倒地死亡。
可是他的眼鏡被打掉在地上，彎身去撿的時候，日本兵用槍托猛擊他的手，把眼鏡和手指都打碎了。緊接著日本兵就用槍托打他因饑餓而突出的肋骨……
淩虐，也很常見：
有時候，俘虜在烈日曝曬下立正。有時候，被命令雙手高舉一塊重石，日本兵把上了刺刀的槍頂在他雙腋下。丹尼士看過一個少年俘虜被吊在一棵樹上，離地幾呎，日本兵把上了刺刀的槍架在少年人的雙腿之間……
還有一次，有一個蘇格蘭俘虜拒絕簽“絕不逃亡”的切結書，他被雙手反綁，捆在一棵樹幹上，日本兵繞到那樹後麵用槍托猛敲樹幹然後就快速讓開，一瞬之間，一陣密密麻麻的紅蟻從樹洞傾巢而出，撲向那綁在樹上的俘虜。他以同一個姿勢被綁在那兒三、四天之久，大便都流在自己身上。丹尼士不知道他是否幸存
每天早上都有屍體被拖出去，送到周圍的墓地去葬。
他的眼鏡被打掉在地上，彎身去撿的時候，日本兵用槍托用力猛擊他的手，把眼鏡和手指都打碎了。
在戰俘口中的“日本兵”，其實不少就是來自福爾摩沙的監視員，他們是站在第一線管理戰俘的人。偷了筆的比爾，像一個不動聲色的攝影師，把俘虜營裏的經曆一幕一幕錄了下來。在他的寫真裏，監視員無時無刻不在：他是資源的配給者，是奴工的監控者，是給牢門上鎖的獄卒，是施暴的權力象征。比爾甚至目睹一個澳洲飛行員的遭遇：他在監視員的刺刀威脅下，先挖一個坑，然後跪在那坑前，讓“日本兵”用軍刀砍頭。頭和身體，砍了以後，很方便地可以直接滾進坑裏。
同一個時候，在同一個地方，彰化來的年輕的柯景星配著槍枝及五十顆子彈、刺刀、綁腿、防毒麵具裝備，接受刺刀、劍術、射擊的訓練。他雖是監視員，但是已獲得命令，準備隨時上戰場，為天皇犧牲。
山打根戰俘營，一九四二年八月
59，衛兵變俘虜
我找到了比爾。八十多歲了，住在澳洲雪梨。寫了一個電郵給他，一個小時以後，比爾的回郵就在我的計算機上出現。
他說，並非每一個俘虜營都是地獄，也並非每一個監視員都是魔鬼。被送到古晉俘虜營時，比爾受傷，還有福爾摩沙監視員幫他受傷的手臂細心地做了一個吊帶，以免他接受審訊時傷勢變得更嚴重。
當俘虜營的每日配給定糧降到零的時候——因為日軍自己都沒得吃了，傳染病就像風吹一樣，輕輕一掃，就讓一個人倒地死亡。俘虜們每天都在抬戰友的屍體，挖坑、掩埋，然後用一塊殘破的木板，插進土裏，寫上名字和生死年月。那是一個巨大的亂葬崗。
比爾在山打根作戰俘時，台中的周慶豐是山打根的監視員。幾乎和比爾同年，現在也是八十多歲的周慶豐，住在老家台中。他記得，“阿督（白種人）病亡時，並排躺在地上，以軍用毛毯包裹，夥伴站在身旁，麵對麵，十分親近。一陣低頭禱告後，失聲痛哭。”一九四五年終戰以後，人們才逐漸、逐漸知道，光是山打根比爾所屬的一千五百名澳洲戰俘，三分之一的人受淩虐而死。
東京戰犯審判結果所透露的是，盟軍在日軍俘虜營中總共有三十五萬人，每一百個俘虜中有二十七個人死亡，是盟軍在德國和意大利的戰俘營中死亡率的七倍。高出這麽多，令人驚駭，但是，在日軍戰俘營中的中國人，死亡率比白人要高出更多、更多。
戰爭結束，幸存的比爾，還有堪薩斯農場小黛的爸爸和夥伴們都回家了，福爾摩沙的監視員，走上了他們青春結伴出發時作夢也想不到的命運。在戰後的對日本的審判中，一百七十三個台灣兵被起訴，其中二十六人被判死刑。
翻開台籍監視員起訴書上的“起訴理由概要”，讀來血跡斑斑，怵目驚心：
——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三月三日於拉包爾的丸木附近，將中國俘虜二十四名驅入坑中後以火器殺之。又在三月十一日於同地，以同樣方式殺害中國俘虜五名。
——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於拉包爾……謊稱帶三名中國勞動者住院醫療，結果卻將其斬殺。
——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七月四、五日間於拉腦，澳洲俘虜XX在前往作業途中病倒，遭被告踢頭、腹、睪丸，於翌日死亡。
——昭和二十年八月一日於英領北婆羅洲的拉腦附近，非法殺害姓名不詳俘虜約十七名……
二十二歲的的柯景星和其它六個台灣青年同列被告，起訴理由是：
於北婆羅洲的美裏及其附近，射殺及刺殺四十六名俘虜。
這七個人一審判決死刑，一個月後再審，改判十年徒刑。
幾個月後，一九四六年初，這些判了刑的台灣青年被送到了新幾內亞的拉包爾。
拉包爾，戰爭時是日軍囤兵重鎮，因此也是盟軍轟炸標的，戰爭後，是太平洋戰區的審訊中心。當盟軍俘虜被解救，一艘一艘船艦來到拉包爾碼頭把他們接走的同時，本來監視俘虜的台灣兵自己一夜之間變成了俘虜，像羊群一樣送進了原來囚禁盟軍的俘虜營。俘虜營的設施他多麽熟悉啊，一切如舊，隻是現在俘虜變成了衛兵，衛兵變成了俘虜。
60，三更燈火五更雞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台灣彰化縣美和鎮柯景星家
柯景星：八十九歲
大正九年，就是一九二零年，柯景星出生在這個傳統的閩南三合院裏，紅磚房子，圍著一圈茂密的竹林，竹林外是大片水光漣漣的稻田。二十二歲時離開這個家，再回來已是十年後。我來看他時，他已是九十歲的老人。三合院已經倒塌，正廳的屋頂陷落，一地的殘瓦斷磚，壓不住黃花怒放的野草。雨漬斑駁的土牆上，還掛著一個木牌，毛筆墨汁寫著家族的名字。“是祭祀用的，”他說。
木牌腐朽，鐵釘也鏽得隻剩下半截。柯景星看著木牌上模糊的名字，指著其中兩字，說，“這是我爸爸。”
半……，又說，“我爸爸常教我念的一首詩，我還記得兩句：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立誌時。”
“十年不見兒子，母親看你第一眼，說什麽？”“什麽都沒有說。隻說,你住二房，二房在那邊。”
柯景星的記憶在時光的衝洗下有點像曝光過度的黑白照片，這裏一條線，那裏一道光，時隱時現，但是，輪廓和靈魂，真的都在。
龍：你跟我說一下那四十六個人是怎麽回事？
柯：隊長杉田鶴雄就命令我們殺人，那把軍刀上還有天皇的菊花。不服從命令，我們就要被殺。
龍：你們殺俘虜的時候，俘虜站在哪裏，你在哪裏，長官在哪裏？
柯：四、五十個俘虜，我們把他們圍起來。杉田鶴雄就喊說，“上子彈！”然後就通通用刺刀刺死；之前有教我們刺槍術。教我們刺槍術的教練是在日本天皇前麵表演第一名的。
龍：四、五十個俘虜被圍起來，有多少個台灣監視員在那裏？
柯：十幾個人。
龍：你是說，你們殺這四、五十個俘虜，不是開槍，全用刺刀？
柯：開槍危險，開槍怕打到自己人。都用刺的，一個一個刺死，我站在比較遠的旁邊，有一個印度兵逃來我的腳邊，我跟他說，“這是天要殺你，不是我要殺你。”我就刺了他一刀。還有一個在喊救命，是個英國兵。一個清水人叫我殺他，我說你比較高你怎麽不殺他，你比較高才刺得到啊。那個英國兵躲在水溝裏喊救命。他如果不喊救命就沒有人知道他躲在那裏。我說，清水人你比較高，你去殺他。
龍：人都殺完之後，四、五十個屍體怎麽處理？
柯：我們就挖一個大洞，全部放進去。
龍：然後你們怎麽湮滅殺人的證據？
柯：人的頭骨多脆、多大，你知道嗎？
龍：把這四、五十個人殺了之後，你去哪裏？
柯：有個人挑水來，我們把它喝光。繼續住在那裏。
龍：現在俘虜營都空了，盟軍馬上要到，你們還住在那裏在等什麽？
柯：我們也走了，想要回古晉，可是到不了，那時候……太久了，忘了。
龍：請描寫一下審判的過程。
柯：一群人坐在椅子上，都是台灣兵。旁邊有旁聽席。一個耳光換五年。
龍：澳洲俘虜出庭指證你們打他們耳光？
柯：打耳光就是在白河訓練的時候學的。
龍：當場被宣判死刑，那時感覺？
柯：感覺是——我真的要死了嗎？死了還沒人哭啊。第二天改判十年，很高興。
龍：被判十年，最後坐了七年半的監牢，你覺得這懲罰公平嗎？
柯：既然我有殺死一個人，我說是“天要殺你、不是我要殺你”。
龍：那你覺得七年半是應該的還是怎樣？
柯：七年半是英皇登基所以被特赦。
龍：我知道，但你覺得自己判刑是冤枉還是罪有應得？
柯：那時候也沒想什麽，有殺死人被關也是應該的。
龍：家裏的人知道你的遭遇嗎？
柯：都不知道。不能通信。我要是知道我父親那時已經死了，我就不回台灣了。我就在日本入贅。
龍：釋放後最後終於回到台灣，看到基隆港，心裏在想什麽——有哭嗎？
柯：沒有。
龍：你一個人從基隆搭火車到了故鄉彰化——有人到車站來接你嗎？
柯：沒有。到彰化車站後用走路的，一直走一直走，走回來老家。
龍：家裏還有什麽人呢？
柯：隻剩下我的母親。
龍：十年不見兒子，母親看你第一眼，說什麽？
柯：什麽都沒有說。隻說：你住二房，二房在那邊。
61，日日是好日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南投縣魚池鄉蔡新宗家
蔡新宗：八十六歲
從彰化到魚池鄉，一路是青蔥的山景。早春二月，粉色的櫻花錯錯落落開在路旁，遠看像淡淡一片雲。綿延婉轉的山路一個轉彎，忽然天地遼闊，半畝湖水，無限從容，“晉太原中武陵人”似地敞開在眼前。
原來蔡新宗是個在日月潭畔長大的小孩。
轉近一條小路，兩旁都是稻田，稻田和稻田之間站著一株一株齊整的檳榔樹，像站崗的衛兵一樣，守著家園。蔡家在小坡上，三合院前是一方菜圃，花菜、蘿卜、蕃茄、豌豆，青青鬱鬱，引來一陣熱鬧的粉蝶。幾株桂花，香傳得老遠，引擎一熄、打開車門就被花香牽著走。
原來蔡新宗和柯景星一樣，都是在稻田邊、三合院裏長大的少年。
我們就坐在那花香盈盈的曬穀場上說話。村裏人經過，遠遠看見我們，一定以為這是個“開軒麵場圃，把酒話桑麻”的鄰裏小聚。一麵說，天色一麵沉，然後檳榔樹瘦瘦的剪影就映在暗藍色的天空裏，蚊子趁暗夜紛紛起飛，發出嗡嗡聲，像隱隱從遠處飛來的轟炸機群。
龍：何時離家的？
蔡：一九四二年的八月三號從高雄港出發，九月八號到達婆羅洲古晉，從“色拉哇庫”河一直進去。
龍：那是拉讓江。河裏麵有動物你看到嗎？
蔡：有啊，有鱷魚啊，他們爬起來透氣、納涼，都是我以前沒有看過的東西。
龍：古晉的戰俘是什麽狀況？
蔡：英國兵比較多，荷蘭——那時候的印度尼西亞屬於荷蘭統治的，印度尼西亞的兵也
有，印度兵也有，屬於英國的。都是從新加坡抓去的。
龍：有華人嗎？
蔡：就那個卓領事夫婦。他們還有個小孩。我是很同情這個卓領事的。
龍：是哪裏的領事？知道他的名字嗎？
蔡：不知道，名字也不記得了，有一次我的部隊長跟那些幹部，圍在一起講話，說這個卓領事意誌很堅強。那個時候日本人在說，看能不能把這中國人給吸收過來。但是這個領事說，我已經對中華民國宣誓要盡忠，我不能再加入你們日本。日本人就說，可是你如果加入我們，你就不用關在這裏了，我們送你回中國，讓你去汪精衛那裏任職。他也不要。
我們這些小朋友聽到了覺得，這個中國人、中國領事，很盡忠哦。我是做文書的，所以在辦公廳裏麵常常聽到這些普通人聽不到的談話。我就說，這實在很難得，一個國家的公務員，日本人也在稱讚喔。
龍：蔡先生，這個人在日本戰敗以後去哪裏了？
蔡：我不知道，說是有一個陰謀，這個人被抓去別的地方了。
龍：古晉的俘虜待遇怎麽樣？
蔡：我是沒有直接管，俘虜做的工作也沒有很粗重，隻是吃不飽，一年一年營養失調、生病啦。那時候想說，人如果不動，身體也會愈來愈差，如果讓他們出去種個什麽，讓他們自給自足，也有錢給他們喔，他們可以用這個錢買一些比較營養的，他們自己要吃的。我們公道來講，要說日本那個時候有沒有很殘忍，在古晉那邊是沒有的，因為補給還可以到，交通也都還很好。第一分所就差了。
龍：第一分所就是山打根？山打根的“死亡行軍”你當時知道嗎？
蔡：那裏就生病的，死的死、逃的逃，是到戰後我們才聽到的事情，當時不知道，跟我們沒什麽關係。日本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投降，澳軍九月十二日來古晉接收時，就在問：“山打根那邊還有幾個？”我就說我看一下，看山打根的戰俘名單，發現，怎麽七月、八月都沒有電報來啊，數字都沒來，六月的時候還有幾個。我就跟他講，我現在報的數字不是現在的喔，他說，“沒半個人了！”
我也嚇了一跳，他說真的，可能是逃走了，我最後聽人家說隻剩一個人。
龍：很慘，山打根一千多英澳軍，最後剩下六個活的。古晉俘虜營隊長是日本人吧？
蔡：是個留美的日本人，比較開化，很認真。最後自殺死了，也很可憐。
龍：什麽狀況下自殺的？
蔡：戰敗後，他一調查發現俘虜死這麽多，雖然沒直接殺他們，但是死這麽多人，算是他的一個責任。他又是個“日本精神”很旺盛的人，常常說，“日本如果怎麽了，我也不要吃俘虜的米，我不做俘虜！”
我們在辦公廳，他一個人出來，戴著帽子，說，“你們大家聽過來，我現在要出去，你們不要輕舉妄動，要堅強，所長我要去了，你們大家保重。”他回身就走了。
龍：有資料說，日本戰敗的時候，有密令說要把俘虜全部處死，古晉的情況是怎麽樣？
蔡：沒有命令說全殺。
龍：你在古晉有看到殺人嗎？
蔡：沒有，我們古晉這裏沒有；山打根和美裏，確實有殺人的，他們有講。
龍：柯景星在美裏，他有講。
蔡：那裏就真的有殺人，聽說他們的隊長，一手拿著軍刀，一手拿著槍，說，你如果不聽令，我刀子殺不到的我就開槍，所以你不殺人也不行。山打根那些都行軍的俘虜，到山裏去，有的在路上就倒下了，倒下沒死的在那裏很痛苦的樣子，日本人的解釋是，倒在這裏這麽痛苦，我幹脆讓你死得痛快一點，那就是日本精神說的武士道。很難說啦。
龍：審判是什麽時候開始的？
蔡：一九四六年正月二十三日開始判的。
龍：在海邊開庭？
蔡：在海邊搭一個棚子，我們四十五個台灣兵同時被審。
龍：怎麽進行？
蔡：像我進去，我先說我是誰，我要來說的話全屬事實，對神明宣誓，意思是這樣，然後審判官就問你有沒有打人，我說沒有，我是沒有直接管，但是我們是一起的，營養失調，很不自由，這個精神上的苦楚我是能理解，我隻有講這樣，他就寫上去了。
開始審判後八天，四十五個人就全部判了，我記得有三個無罪，剩下的四十二個，判一年的好像是一、兩個，總共算起來，無期的有一個，二十年的兩個，十五年的幾個。
龍：你判了十年，覺得服氣嗎？
蔡：我很不滿。如果講人道，為了和平，你定這個罪，我讚成。但是你因為“勝利”，隨隨便便就這樣子判。戰敗的都有戰犯，戰勝的就沒有戰犯嗎？這是我的主張，去到聯合國我也敢這麽主張。
譬如一個例子，這個是大家疏忽的一個例子，這是我所知道的。我們叫“你來”，用手招，手心向下，但是這個手勢在澳洲和英國人看來以為是叫你“快走”的意思，所以俘虜就走開了。下指令叫他過來的人就覺得我叫你來，你不來，不聽我的話，追過去就打他巴掌了。這根本是誤會。他們就是看天氣在審判的，實在是很冤枉。
龍：聽到自己被判十年的時候，感覺是什麽？
蔡：覺得——打架打輸了，這樣而已，怨歎我們打輸人家而已。你看那些日本人，被判死刑的有好幾個，都笑笑的，說，“哎，我要去了，祖國的複興拜托你們了！”這一點是我們要學的地方，我常常在講，日本人的好處我們要學。
他們日本軍隊本身，動不動就打你巴掌，隻要階級大過你的就會壓你，所以看顧俘虜的時候，為了要執行業務，他有的時候看了不高興會“巴格亞魯”一個巴掌過去，這個是有的，但是這樣也不用判到幾十年，也不用判死刑，不用啊。
龍：你被判刑不久就被送到拉包爾去服刑了？
蔡：對。那時拉包爾那個島差不多還有十萬日軍在那裏，等候遣返。
龍：你知不知道，你變成戰犯，送到拉包爾集中營的時候，拉包爾還有將近一千個中國國軍戰俘，剛被解放，在拉包爾等船？
蔡：我不知道，我是聽人家說有那些人，有中國人在那裏做工，那些人後來有沒有被送回去，我也不知道。
龍：一九四九，你在哪裏？
蔡：我還在拉包爾。
龍：你在拉包爾的時候，日本的第八方麵軍司令今村均大將也關在那裏？
蔡：那些將軍都不用出去做苦工，隻有種種菜園而已。今村大將自然是我們的大老板，我常常跟他講話，他也很照顧我們，他也不會分你是台灣人日本人。
龍：今村是太平洋整個方麵軍最高指揮官，他被判十年，你這個台灣小文書，也被判十年啊。
蔡：我也跟今村開玩笑，說“你一聲令下，幾百萬的軍火都聽令，可是‘論功行賞’的時候，你判十年，我也判十年。”他哈哈大笑。
龍：和你同在拉包爾服刑的還有婆羅洲的指揮官馬場中將？他臨死還送給你一個禮物？
蔡：馬場被判絞刑，他想他時間差不多到了，有一天把我叫去，說，“你來，我寫了一個東西要給你。”他送給我這塊匾額，上麵的字，是他自己寫、自己刻的：“日日是好日。”
他還跟我解釋，說，“你年輕，有時候會比較衝動。在這個收容所裏，你要盡量認真讀書，邊讀書邊修養，這樣，早晚你都會回去的。要保重身體，你隻要想著日日是好日，每當生氣的時候，就要想到馬場中將有跟我說，日日是好日。”
龍：他自己要上絞架了，還這樣安慰你……
蔡：對，他這樣跟我解釋，所以說我的人生觀就是“日日是好日”。
每天都好，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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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龍應台 -畫眉深淺- ♀ (33645 bytes) () 02/20/2010 postreply 19:23:33

• 謝謝分享，看到的是人性，不覺得與政治有關 -travellingaround- ♀ (302 bytes) () 02/26/2010 postreply 17: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