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們把坐井觀天的蛙民稱之為小國寡民。但台灣乃中國一省而非一國，做過局長的龍應台女士也似乎不能完全算在“普通”一民之列，於是，為求對仗工整，隻有“小島寡婦”比較合適了。當然，此“寡婦”非彼寡婦也。特此說明先。
龍應台新近出了本書，當然，龍女士曾經出過很多書，每每引起過不少波瀾。但有美利堅堪薩斯州立大學英語係的博士和美歐大學教書的學曆教曆打底，有周遊列洲碼字出書的經曆輔助，再加上文化局長的官員履曆，一個遍及海外飽嚐風情、亦官亦文的才女形象自然是應者雲集。但其實，無論是讓其名聲大噪的《龍應台評小說》，還是其代表作集《野火集》，龍式評論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其無所不在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最明顯的文風就是與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灣文學中濫觴的、建立在脫離社會現實基礎上的空中樓閣式的夢境和遐想，最明顯的硬傷就是在所謂人道理想與人文關懷旗號下的似是而非和不求甚解。
還記得八十年代風靡華人圈的瓊瑤小說嗎？不食人間煙火的女主角俯拾皆是。從小出生在台灣省的龍應台，一路走得很順的龍應台，20歲就開始在美國吃洋麵包的龍應台，無論其多麽努力地嚐試吃俄羅斯的土豆，無論其多麽努力地作出某種願意了解的姿態，其人生軌跡所帶來的認識局限性根本不會因此而發生量的積累和質的升華。就像賈府裏的林妹妹，是斷不會從靈魂深處去理解焦大的生活與思想的。很顯然，龍女士的新作《大江大海1949》有數不勝數的硬傷。無論是全書定位的混亂，究竟是曆史，還是文學？無論是論據的牽強，作為曆史來寫從頭到尾缺乏嚴謹的考據和引源，作為文學來寫從始至終沒有明確小說的文體；無論是論證的輕浮，作為曆史根本經不起稍加推敲和質疑，作為文學卻堆砌了大量似是而非的“真相”，被不少有識之士發文抨擊，便在情理之中了。
當然，龍應台曾經“高傲”地對外宣稱過，“我的獨立任何人侵犯不得”，儼然當代文膽也。問題是，中國的近代史，尤其是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曆史，也不是龍前局長想侵犯就能侵犯、想“矯往”就能“矯往”、想強奸就能強奸的。對我而言，出生在敗而逃亡台灣的蔣介石國民黨當局戒嚴的白色恐怖之年、正當形成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曆史觀之年就遠赴美國讀書的龍應台，對民族和國家，對階級和正義、對忠誠和忘我、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勞苦大眾和“三座大山”的陌生甚至莫名其妙的反感和敵視，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也正因為如此，不管《大江大海》被當作是曆史還是小說，龍應台首先在立論行文上，就鬧出了一個碩大的笑話——對作為分析對象或故事背景的舊中國曆史的極度無知。
而這其中，最嚴重的，是對共產黨的曆史、對土地革命和解放戰爭曆史的空前無知。這種無知，在她試圖站在周遊列洲學貫中西的所謂普世人性的“高度”，俯視眾生甚至指點曆史的“宏大敘事”的過程中，在試圖以一種不藍不綠不紅的“第四條道路”來總結國共鬥爭史、規劃兩岸未來路線圖的過程中，被徹底曝露和加倍放大。
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鬥爭，從來不是龍應台想象中的個人恩怨，更不是其所謂不顧人民死活的政黨之爭、政客之爭。如果說1927年以前，國共雙方能在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而非如今台灣當局炮製的所謂‘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下進行第一次合作而攜手北伐，彼時的國民黨尚是一個革命的、先進的資產階級政黨的話，那麽，以1927年上海的4·12和武漢的7·15反革命政變為標誌，國民黨開始蛻變為反革命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官僚資本控製的、反人民的政黨。也正是從那個時候起，以工農聯盟為基礎而建立中國共產黨，便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
共產黨人與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從來都不是過去和現在某些人所謂的曆史誤會、黨派恩怨，而是決定著中國、中華民族和全中國人民走向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殊死較量，是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拚死決戰。一無所有的共產黨人緊密團結和帶領廣大被剝削、被壓迫和被奴役的勞苦群眾，經曆了22年的浴血奮戰、跨越了罕見的艱難險阻、付出了重大的流血犧牲，打敗了無數的反動勢力，才贏得了民族獨立自由和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建立起屬於勞苦大眾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
如果不弄清楚80年前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的曆史，就無法搞明白60年前為什麽會發生席卷中國大陸的翻天覆地和改朝換代；如果不弄清楚曾經廣受擁護的中國國民黨在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合流下背叛孫中山、背叛革命、屠殺工農的曆史，就無法搞明白曾經極其年幼的中國共產黨為什麽能夠由一無所有到從勝利走向勝利。如果沒有唯物論、辯證法、辨證唯物主義，沒有對中國各階級的正確分析，沒有密切聯係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人民服務、沒有建立最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就無法正確認識同樣曾被曆史選擇過的國民黨的全麵失敗，而隻能如台灣當局至今仍自欺欺人地粉飾那樣——“政府遷台”；如果沒有對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的起源、性質和宗旨有清楚的認識，就隻會對那些道聽途說的“解放軍拿支前民工當炮灰”、“解放軍征用民工，卻讓他們在寒冬臘月中沒有棉褲沒有鞋子卻奔走前線”的話深信不疑，卻自以為拿到了曆史的“真相”，進而發出“曆史不過是看由勝利者來書寫，還是由失敗者來書寫”的十足謬論。
曆史當然是由勝利者來書寫的。這個勝利，是正義的勝利、是公理的勝利，更是庶民的勝利、長久的勝利。而不是反動的勝利、暴政的勝利、獨裁者的勝利和一時一事的勝利。如果連這點基本的是非觀、辨證觀、唯物史觀都沒有，那麽，龍應台就有十二分的理由為畏罪自殺的納粹德國頭子希特勒叫屈，為南京大屠殺下的日本大東亞共榮圈喝彩，而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稱之為沒有人性，讓全世界為和平和正義而英勇戰鬥的人們為自己的浴血奮戰“還人民一個道歉”——這不是他媽的混蛋邏輯麽？！
正如有網友指出的：今天的世界融合，讓國家的界限似乎模糊了，忠誠與否也似乎成了相對的概念，但惟有正義二字，是我們無法曲解和拋棄的基本觀念。龍應台可以無知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共產黨和國民黨右派（而不是1927年後成立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即民革）鬥爭的本質，無知苦難深重一貧如洗的工農大眾、出身豪門留洋海外的上層子弟為什麽會義無返顧地投身彼時一無所有的中國共產黨，無知身居國民黨高官顯位的中共黨員為什麽甘願冒著生命危險戰鬥在危機四伏的地下戰線，甚至可以自欺欺人地認為隻有台獨的“民主”才是民主、西式的“文明”才是文明，但是，正如人權從來不會脫離生存權、發展權而單獨存在，文明的定義權和解釋權從來也不是天賦西方一樣，龍應台必須要放明白：曆史不會因為她這樣一個小島寡婦的無知，而被重新改寫；人民更不會因為她貌似“世界大同”、“普世人性”的無政府主義濫情，而喪失對國家、對民族、對政黨、對正義的曆史性選擇、從未停止過的選擇。
這不是嚇你，也不妨說，你根本不值得一嚇。
通讀全書，龍應台在這本《大江大海》裏，不僅完全無知國民黨22年反動統治和共產黨22年的浴血奮戰史，而且刻意回避60年來大陸取得的任何成就，也看不到大陸普通群眾對解放戰爭的親曆和感受。說1949年的中國內戰，國共兩黨都欠人民一個道歉，這是十足的台式虛無主義夢囈。而在該書的最後，還有一句莫名其妙的話，“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來，沒有一聲對不起（第423頁）”，問題是，什麽是不公平呢？是共產黨沒有讓國民黨衣錦還鄉重歸“正統”，還是龍女士就不該生在這東南孤島？是曾經比大陸闊得多的台灣省更有資格代表中國呢，還是眼下比大陸“民主自由”的台灣省更應該八方來賀？這句充滿哀怨的對不起，龍應台究竟應該向誰要呢？是向“剿共”十年內戰三年的國民黨蔣介石要，還是找民心所向解放大陸的共產黨要？是向百業凋敝民生塗炭下金圓券橫行的舊上海老百姓要，還是向打土豪分田地踴躍支前的解放區老百姓要？如上所論，恰恰是龍應台試圖在其筆下代言的中國最廣大勞動人民，在1949年曆史的風雲中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把國民黨趕到了東南一隅的台灣島——而龍女士，卻依舊在做著世外桃源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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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新近出了本書，當然，龍女士曾經出過很多書，每每引起過不少波瀾。但有美利堅堪薩斯州立大學英語係的博士和美歐大學教書的學曆教曆打底，有周遊列洲碼字出書的經曆輔助，再加上文化局長的官員履曆，一個遍及海外飽嚐風情、亦官亦文的才女形象自然是應者雲集。但其實，無論是讓其名聲大噪的《龍應台評小說》，還是其代表作集《野火集》，龍式評論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其無所不在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最明顯的文風就是與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灣文學中濫觴的、建立在脫離社會現實基礎上的空中樓閣式的夢境和遐想，最明顯的硬傷就是在所謂人道理想與人文關懷旗號下的似是而非和不求甚解。
還記得八十年代風靡華人圈的瓊瑤小說嗎？不食人間煙火的女主角俯拾皆是。從小出生在台灣省的龍應台，一路走得很順的龍應台，20歲就開始在美國吃洋麵包的龍應台，無論其多麽努力地嚐試吃俄羅斯的土豆，無論其多麽努力地作出某種願意了解的姿態，其人生軌跡所帶來的認識局限性根本不會因此而發生量的積累和質的升華。就像賈府裏的林妹妹，是斷不會從靈魂深處去理解焦大的生活與思想的。很顯然，龍女士的新作《大江大海1949》有數不勝數的硬傷。無論是全書定位的混亂，究竟是曆史，還是文學？無論是論據的牽強，作為曆史來寫從頭到尾缺乏嚴謹的考據和引源，作為文學來寫從始至終沒有明確小說的文體；無論是論證的輕浮，作為曆史根本經不起稍加推敲和質疑，作為文學卻堆砌了大量似是而非的“真相”，被不少有識之士發文抨擊，便在情理之中了。
當然，龍應台曾經“高傲”地對外宣稱過，“我的獨立任何人侵犯不得”，儼然當代文膽也。問題是，中國的近代史，尤其是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曆史，也不是龍前局長想侵犯就能侵犯、想“矯往”就能“矯往”、想強奸就能強奸的。對我而言，出生在敗而逃亡台灣的蔣介石國民黨當局戒嚴的白色恐怖之年、正當形成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曆史觀之年就遠赴美國讀書的龍應台，對民族和國家，對階級和正義、對忠誠和忘我、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勞苦大眾和“三座大山”的陌生甚至莫名其妙的反感和敵視，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也正因為如此，不管《大江大海》被當作是曆史還是小說，龍應台首先在立論行文上，就鬧出了一個碩大的笑話——對作為分析對象或故事背景的舊中國曆史的極度無知。
而這其中，最嚴重的，是對共產黨的曆史、對土地革命和解放戰爭曆史的空前無知。這種無知，在她試圖站在周遊列洲學貫中西的所謂普世人性的“高度”，俯視眾生甚至指點曆史的“宏大敘事”的過程中，在試圖以一種不藍不綠不紅的“第四條道路”來總結國共鬥爭史、規劃兩岸未來路線圖的過程中，被徹底曝露和加倍放大。
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鬥爭，從來不是龍應台想象中的個人恩怨，更不是其所謂不顧人民死活的政黨之爭、政客之爭。如果說1927年以前，國共雙方能在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而非如今台灣當局炮製的所謂‘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下進行第一次合作而攜手北伐，彼時的國民黨尚是一個革命的、先進的資產階級政黨的話，那麽，以1927年上海的4·12和武漢的7·15反革命政變為標誌，國民黨開始蛻變為反革命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官僚資本控製的、反人民的政黨。也正是從那個時候起，以工農聯盟為基礎而建立中國共產黨，便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
共產黨人與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從來都不是過去和現在某些人所謂的曆史誤會、黨派恩怨，而是決定著中國、中華民族和全中國人民走向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殊死較量，是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拚死決戰。一無所有的共產黨人緊密團結和帶領廣大被剝削、被壓迫和被奴役的勞苦群眾，經曆了22年的浴血奮戰、跨越了罕見的艱難險阻、付出了重大的流血犧牲，打敗了無數的反動勢力，才贏得了民族獨立自由和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建立起屬於勞苦大眾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
如果不弄清楚80年前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的曆史，就無法搞明白60年前為什麽會發生席卷中國大陸的翻天覆地和改朝換代；如果不弄清楚曾經廣受擁護的中國國民黨在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合流下背叛孫中山、背叛革命、屠殺工農的曆史，就無法搞明白曾經極其年幼的中國共產黨為什麽能夠由一無所有到從勝利走向勝利。如果沒有唯物論、辯證法、辨證唯物主義，沒有對中國各階級的正確分析，沒有密切聯係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人民服務、沒有建立最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就無法正確認識同樣曾被曆史選擇過的國民黨的全麵失敗，而隻能如台灣當局至今仍自欺欺人地粉飾那樣——“政府遷台”；如果沒有對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的起源、性質和宗旨有清楚的認識，就隻會對那些道聽途說的“解放軍拿支前民工當炮灰”、“解放軍征用民工，卻讓他們在寒冬臘月中沒有棉褲沒有鞋子卻奔走前線”的話深信不疑，卻自以為拿到了曆史的“真相”，進而發出“曆史不過是看由勝利者來書寫，還是由失敗者來書寫”的十足謬論。
曆史當然是由勝利者來書寫的。這個勝利，是正義的勝利、是公理的勝利，更是庶民的勝利、長久的勝利。而不是反動的勝利、暴政的勝利、獨裁者的勝利和一時一事的勝利。如果連這點基本的是非觀、辨證觀、唯物史觀都沒有，那麽，龍應台就有十二分的理由為畏罪自殺的納粹德國頭子希特勒叫屈，為南京大屠殺下的日本大東亞共榮圈喝彩，而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稱之為沒有人性，讓全世界為和平和正義而英勇戰鬥的人們為自己的浴血奮戰“還人民一個道歉”——這不是他媽的混蛋邏輯麽？！
正如有網友指出的：今天的世界融合，讓國家的界限似乎模糊了，忠誠與否也似乎成了相對的概念，但惟有正義二字，是我們無法曲解和拋棄的基本觀念。龍應台可以無知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共產黨和國民黨右派（而不是1927年後成立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即民革）鬥爭的本質，無知苦難深重一貧如洗的工農大眾、出身豪門留洋海外的上層子弟為什麽會義無返顧地投身彼時一無所有的中國共產黨，無知身居國民黨高官顯位的中共黨員為什麽甘願冒著生命危險戰鬥在危機四伏的地下戰線，甚至可以自欺欺人地認為隻有台獨的“民主”才是民主、西式的“文明”才是文明，但是，正如人權從來不會脫離生存權、發展權而單獨存在，文明的定義權和解釋權從來也不是天賦西方一樣，龍應台必須要放明白：曆史不會因為她這樣一個小島寡婦的無知，而被重新改寫；人民更不會因為她貌似“世界大同”、“普世人性”的無政府主義濫情，而喪失對國家、對民族、對政黨、對正義的曆史性選擇、從未停止過的選擇。
這不是嚇你，也不妨說，你根本不值得一嚇。
通讀全書，龍應台在這本《大江大海》裏，不僅完全無知國民黨22年反動統治和共產黨22年的浴血奮戰史，而且刻意回避60年來大陸取得的任何成就，也看不到大陸普通群眾對解放戰爭的親曆和感受。說1949年的中國內戰，國共兩黨都欠人民一個道歉，這是十足的台式虛無主義夢囈。而在該書的最後，還有一句莫名其妙的話，“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來，沒有一聲對不起（第423頁）”，問題是，什麽是不公平呢？是共產黨沒有讓國民黨衣錦還鄉重歸“正統”，還是龍女士就不該生在這東南孤島？是曾經比大陸闊得多的台灣省更有資格代表中國呢，還是眼下比大陸“民主自由”的台灣省更應該八方來賀？這句充滿哀怨的對不起，龍應台究竟應該向誰要呢？是向“剿共”十年內戰三年的國民黨蔣介石要，還是找民心所向解放大陸的共產黨要？是向百業凋敝民生塗炭下金圓券橫行的舊上海老百姓要，還是向打土豪分田地踴躍支前的解放區老百姓要？如上所論，恰恰是龍應台試圖在其筆下代言的中國最廣大勞動人民，在1949年曆史的風雲中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把國民黨趕到了東南一隅的台灣島——而龍女士，卻依舊在做著世外桃源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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