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行健到劉曉波--兩個64後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
付明泉
2010年深秋
劉曉波，當年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成為繼作家高行健後因涉及六四事件第二個獲得國際諾貝爾獎的人。我相信，這個獎，國內媒體將一如既往和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樣，是不會報道的。因為諾貝爾文學和政治獎被認為是有強烈意識形態和政治因素在其中的。高行健和劉曉波不同還有就是，高行健獲獎時已經加入了法國國籍，而劉曉波現在依然是擁有中國國籍的人。但是不論高行健是否流亡和放棄國籍，我相信他都深信自己是永遠的中國人。
不論如何，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依然將成為一件無法忽略的曆史事件，將記載進入曆史，就如克林頓所說，我們通過閱讀書籍來了解曆史，而我們的所作所為將成為孩子們讀到的曆史。 劉曉波博士，在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時回北京參加和後期領導了六四運動，更重要的是，他在六四後的20年始終不懈的為和平爭取民主而呐喊，為此，他被限製居住，被限製行動，直到2008年因為一個沒有太多實質內容的隻是重複孫中山等100多年前的護法運動形式的《08憲章》而被正式逮捕，並在2009年被判刑了11年，成為中國當代首位因言獲罪的有影響的知識分子。
中國從80年代的《河殤》係列片開始，知識分子開始了要求爭取民主和實現政治進步的訴求，但是在一黨製之下，這種發聲是被嚴格禁止的，或者有限度的禁止。在1989年那次要求懲治改革腐敗和官倒的民主政治運動後，全國出現了“回避談政治”，“談政治恐怖，談發財光榮，談情色無罪，談娛樂普遍”的全民發財夢時代。政治成了禁區，民主成了禁止語，任何談這樣的話的人都被斥責為外國走卒民運分子反華勢力而被訓斥，而在這樣的空氣中，能保持發聲的知識分子已經在中國大陸幾乎消失。
但是對民主的訴求依然不會停止，因為這是一個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大道，不論其有多少迷惑、弱點和缺點。從君權神授到一個變換的人民萬歲，人們更需要的是一個真正的天下為公民眾為天的大道，當然，這個道的實現，在世界都是很難的，在中國這樣一個有兩千年封建王朝和傳統的歲月就更難上加難。
盡管中國大陸媒體，很多其他不同意見的人，還會攻擊劉曉波或者對其抨擊，一個不能回避的事實就是，劉曉波已經成為中國一個階段鼓吹民主的標誌性人物，他會被記載入曆史，他已經並將會繼續對未來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走向產生巨大影響力和衝擊。我曾寫過一篇《理想主義在中華大地的絕唱》文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1003&postID=32859
的結尾說過這樣一句話，也是我一直深信的，那就是:“中華大地的民主民生民權的理想主義，會不斷的唱響，遠沒有成為絕唱，不僅沒有成為絕唱，而且現在還僅僅是一個序幕，而不是高潮。這隻是因為，這個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民族是一個堅韌的民族，是一個有正義感的民族，是一個人才輩出，智者雲集的民族，是一個從2000年前就有著大同社會夢想的民族，是一個反對內外壓迫的民族，是一個有著夢想和理想主義民族，是一個的勤勞和善於反思的民族，也正因如此，中華大地的理想主義一定會被發揚光大，也一定有一天，理想主義和現實會很自然的結合起來，任何特權，官僚和褻瀆民眾的權貴都無法不會也絕對不能長期騎在民眾的肩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