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人物駐德國特派記者 劉華新:
《明鏡》周刊侮我為“騙子人民共和國”，稱在德華人為“間諜”，說孔子教後人“抄襲”；德國司法機關對華人的訴訟又千方百計加以阻撓，“不予裁決”
2009年4月初，中國留德學者周堅、留德刑法博士研究生黃禮登，分別收到了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3月28日作出的簡短決定——對他們提出的憲法上訴 “不予裁決”。由於聯邦憲法法院是德國最高級別的法院，這意味著，持續了近一年半的旅德華人控告《明鏡》周刊辱華案，在德國徹底受阻。
《明鏡》編造“黃色間諜”
2007年8月27日清晨，柏林大街小巷的售報亭上，都出現了這樣一張畫：在一麵被篡改成百葉窗的中國五星紅旗後麵，一名長著丹鳳眼的女子，撥開一條縫隙向外窺視。這是德國發行量最大的新聞雜誌《明鏡》周刊當日出版那期的封麵海報。黃色的標題“黃色間諜”異常醒目，下方是兩行白字副題：“中國是如何偵盜德國技術的”。
此前幾天，周堅已經從德國各大媒體上看到過援引自《明鏡》的所謂“中國對德實施黑客攻擊”新聞。但當天所見，還是讓他分外震驚。
周堅當即買來這期的《明鏡》，一翻開就看到了題為《沙粒原理》的16頁專題文章。文章開頭用粗體字開門見山地稱：“中國的情報機構帶著一支間諜大軍，正在捕獵世界出口冠軍德國最重要的資源——技術訣竅。甚至柏林的聯邦政府部門也成了黑客攻擊的受害者。聯邦政府震驚了——與此同時卻無能為力。”文中不僅有對德國情報機關相關人士的采訪，還配有大量帶有辱華內容的插圖。
周堅仔細閱讀後發現，《明鏡》文章的構思和策劃都很費心機，從軍事、安全、經濟、法律和人文等多個角度，攻擊中國，侮辱華人，煽動德國民眾的反華情緒。文章汙蔑說，“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黑客，正試圖攻擊德國計算機”，稱在幾周前，德國憲法保衛局與聯邦信息技術安全局，一起展開了一場數字保衛戰——在總理府、外交部、經濟部和科研部的電腦裏發現了來自中國的間諜程序，“德國政府幾乎每天都遭受著來自中國西北部的蘭州、南部的廣州以及北京的攻擊”。
隨後，文章筆鋒一轉，將矛頭指向在德學習、工作、經商的所有中國人，“中國利用80萬海外華人進行‘經濟間諜活動’。中國人開展進攻，在攻擊中截取。他們偷盜、敲詐、複製，恬不知恥地、係統地、心安理得地盜竊西方的精神財產……爭得世界市場高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
不但如此，文章還將矛頭指向中國的文化、精神領域。《論語》的“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被誣蔑為“孔子在教後人學習抄襲”；甚至說“毛（澤東）幾十年來向他們灌輸，所有的東西都是共有的，智慧與智者都不值得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一個‘騙子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懷著成為第一經濟大國的雄心勃勃的目標，創意盜竊就成了中國國民經濟的興奮劑”。文中赤裸裸的敵意與誣蔑，躍然紙上。
《明鏡》這篇報道推出後，旅德華人很快就感受到它的巨大影響。在一次旅途中，周堅像平時一樣打開筆記本，準備寫文章。身邊的一個德國人得知他是中國人後，表情馬上大變，“你的電腦裏是不是有偷來的秘密？”另一個旅客也毫不客氣地挑釁道：“你們中國人來德國幹什麽？如果沒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就讓大家看看你電腦裏有什麽東西。”
其他許多在德生活、工作的華人，也碰到過類似的遭遇。一位在柏林的中國留學生，在一家德國公司實習時，被匿名舉報“用手機拍攝公司的一台機器”。隨後，該公司的安全部門命令他停止實習，在家等候調查，不得隨意離開柏林。但實際上，這位留學生的手機根本沒有拍照功能，他隻是習慣性地用手機看時間。一些在德國公司工作的華人工程師、高級管理人員，也因《明鏡》的這篇報道，遭到同事們非常露骨的敵視……時至今日，《明鏡》引起的對華敵意仍在繼續。2009年2月9 日，在柏林孔子學院的一個報告會上，一名德國青年學生數次向正在作報告的中國駐德使館教育處公使銜參讚薑鋒博士發難，放肆地大談“中國人喜歡複製別國的技術源於孔子和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國人將複製作為創造”、“中國人以被別人複製為榮耀”等謬論。顯然，他深受《明鏡》等德國反華媒體的誤導。
旅德華人維權行動
《明鏡》的反華文章，使德國社會對華人的態度急劇惡化。周堅告訴記者，旅德華人一度“感覺像二戰前夕的猶太人”。他們忍無可忍，決定反擊。
2007年10月20日，在中國留德學者學生團體聯合會的倡議下，“講事實，反誤導”專題討論會在法蘭克福召開。來自德國各地數十個僑團的華人聚集在一起，商議如何應對《沙粒原理》一文所帶來的負麵影響。
會上，周堅建議訴諸法律。對此，有人表示反對，也有人猶豫不決，原因是德國法律太複雜，勢單力薄的華人既找不到可靠的律師，又缺乏充足的訴訟經費。此外，在打官司方麵，《明鏡》是“江湖老手”。自1947年創刊以來，標榜以“政治批評和嚴肅政治評論”為宗旨的《明鏡》，多次因不實報道引火上身，成為法庭上的常客。因此，它雇了一大批媒體法、刑法專業律師，為自己保駕護航。而且，《明鏡》早已是德國公認的主流媒體，就連德國政府也忌憚它三分。 “華人要控告《明鏡》，簡直就是虎口拔牙。”
就在大家議論紛紛時，旅德多年的餘安東老教授談了自己的看法：“我20年前到德國時，就有朋友說過，華人想在海外有大發展，必須過兩個關，一是敢借錢，二是敢打官司。過了很多年我才明白，對外籍人來說，西方法律中所規定的權利，除非你自己敢於維護，否則就形同虛設，任人踐踏。對我們華人來說，更是如此！如果我們跨不出集體維權的第一步，就永遠無法獲得平等的社會地位！” 餘教授的這席話，打消了與會者的疑慮，大家決定由周堅負責訴訟事宜。會議最後決定，通過媒體批駁、抗議示威、司法訴訟這3種途徑，集體反擊《明鏡》。
周堅的確是個合適人選。今年41歲的他來自上海，21歲那年到德國勤工儉學，在柏林自由大學學醫。其間，他在柏林工業大學旁聽企業經濟學，接觸了德國《民法典》、《商法典》、《公司法》等法律知識。1998年，周堅棄醫從商，自此對德國社會的接觸和了解更加深入。但是，他多次遭到德國商業夥伴和律師的欺騙，也曾遭受法庭的不公平對待。這讓他看清了德國司法現實中的諸多不公現象，促使他下決心自學法律維權。《明鏡》“黃色間諜”報道出台前一個月，他剛剛通過複旦大學的法學本科畢業考試。
肩負重任的周堅並不孤單。華人準備與《明鏡》打官司的消息傳開後，很多華人都表示支持，認為哪怕最後在形式上不能獲勝，這一行動也必將向德國社會表明華人維護尊嚴的決心。
一開始，旅德華人依然希望能通過訴諸媒體、交流討論等溫和方式，獲得一些正義、理性德國民眾的關注和支持。周堅利用空餘時間，翻譯了《明鏡》的這組辱華報道，讓更多不懂德文的華人、國內讀者了解《明鏡》的誣蔑行徑。他還用德語撰寫了一篇題為《“傲慢的棕色”反華攻訐》的反駁文章，表示“這種針對亞洲崛起者狂妄的猜疑，來自於‘曬成棕色者的’傲慢與社會偏見，其根源是西方殘留的殖民統治者意識形態，這讓他們不能平等看待、尊重其競爭對手……”不少華人也參與到撰文反擊的行列中來。但是，德國媒體對這些不同意見不登不載、不予理睬。缺少華人聲音的德國社會，自然鮮有對華人的理解與支持。
德國媒體的冷處理讓華人意識到，必須走上街頭！2007年11月1日，多個華人社團在法蘭克福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在漢堡舉行抗議活動。11月10 日，《明鏡》漢堡總部大樓前，聚滿了從德國各地趕來的華人。150多名華僑華商和學者、學生代表，嚴詞抗議《明鏡》的辱華報道。抗議者聯名向《明鏡》遞交了一封題為《我們不是“黃色間諜”，而隻是來自中國的人》的抗議信，要求“《明鏡》及其所有需對此負責的編輯和作者，必須立即收回所有針對在這裏生活的中國留學生、科學家、員工和企業家的不實言論和猜測臆想”。
然而，抗議信石沉大海，《明鏡》仍然高高在上，對華人的抗議視而不見，拒不糾正錯誤，更談不上賠禮道歉。至此，華人麵前隻剩下一條路——訴諸法律！周堅就這樣邁出了艱難的訴訟步伐。
跨過法律的門檻
周堅深知，這是旅德華人曆史上第一次集體采取法律維權行動，道路困難重重。華人幾乎沒有自己的律師隊伍，僅有的幾名執業律師，專業方向都不是媒體法和刑法；德國律師大多不肯接此案，不少人開口就是“德國新聞自由至上”，這起官司打不贏。
因此，周堅決心自己鑽研。他雖然沒有德國律師執照，但從讀完《明鏡》文章後，他就開始翻閱大量相關的德國法律專著和司法案例資料，為法律維權做準備。後來，他還找到旅德刑法學博士生黃禮登協助自己。按照德國法律，2007年11月26日，是《明鏡》發表辱華報道整3個月的日子，是刑事指控的最後期限。這意味著，周堅和黃禮登必須在1周之內做完3件事：起草一份嚴謹而規範的刑事控告書，找到願意提出刑事控告的華人，趕在最後期限到來前把控告書寄到德國檢察院。在與黃禮登共同推敲了控告《明鏡》將涉及的許多關鍵性法律問題後，周堅於11月20日完成了長達十幾頁的刑事控告書，對《明鏡》總編輯施蒂凡· 奧斯特、《沙粒原理》的5名作者，以及其他相關責任編輯、圖片編輯，提出了4項刑事指控——侮辱、謾罵與誹謗罪，謾罵信仰、宗教組織與世界觀團體罪，煽動民眾罪，損害外國國旗和主權標誌罪。控告書中還附帶了民事賠償申請，要求《明鏡》提交保證書，收回和更正辱華言論，發表華人的駁斥聲明，給予華人經濟補償和精神傷害賠償。
爭分奪秒寫完控告書後，周堅連夜將其放到華人網站上。天亮後，他馬不停蹄地趕到德國東部城市開姆尼茨，尋找《沙粒原理》配圖中的5名留學生。他們是受《明鏡》文章最直接傷害的中國人，也是極有力的控告人。然而，這5名留學生沒有赴約。周堅得知，自從《明鏡》將他們的照片配上影射他們為“間諜”的圖片說明，並發表在雜誌上後，他們擔驚受怕，不願和陌生人接觸。
11月23日，眼看最後訴訟期限臨近，周堅又試著聯係這5名留學生。當天深夜，他家的電話鈴響了——是5位留學生中的一位女孩打來的！其他4位留學生，則通過網絡電話，一起旁聽她與周堅的這次通話。周堅耐心回答了這位女孩提出的許多問題，直到淩晨3點，女孩才在電話裏主動問：“我們能見你一麵，當麵談嗎？”周堅立即在夜色中衝出家門，買了最早的火車票，直奔開姆尼茨。這次交談一直持續到中午，女孩最終擺脫了心理陰影，毅然在控告書上簽了名。當裝有控告書的大信封被蓋上郵戳時，女孩如釋重負，周堅也感慨萬千：“我既為她高興又為她自豪，這標誌著她終於獲得勇氣，開始擺脫《明鏡》給她帶來的不幸，重新生活。”
經過一番周折，周堅還在最後一刻聯係到了被《沙粒原理》一文誣為“間諜”的一位華人教授。他毫不猶豫地參與了對《明鏡》的刑事控告。11月27日，在刑事控告書如期寄給漢堡檢察院的第二天，周堅將一封電子郵件發給德國各地的華人：“這個周末，我們跨過了在德華人不願、不敢或不能拿起法律武器維權的門檻，這是值得紀念的日子！”
控告書揭《明鏡》罪行
周堅起草的刑事控告書，對《明鏡》辱華反華報道的內容做了細致分析，並根據其所具備的相關犯罪構成要件，分別指明其所觸犯的罪名。周堅說：“要想了解《明鏡》所犯的罪行，就不得不一一剝開其真麵目。”
其一，惡意詆毀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封麵是一麵巨大的五星紅旗，但作者別有用心地把中國人神聖的國旗進行了改造、加工。周堅說，根據德國《刑法典》，這無疑是在惡意篡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犯有損害外國國旗和主權標誌罪，同時也觸犯了《刑法典》第185條和130條，犯有侮辱罪和煽動民眾罪。
其二，恣意歪曲中國文化。
特別令人憤慨的是，《明鏡》的文章在誣蔑海外華人是“間諜”時，還企圖引經據典，在中國曆史中找出處——“但是從民族哲人孔夫子（公元前551至公元前 479年）那裏，中國人早已學會了，複製是一門藝術，對被複製的師傅來說是一種榮耀，並且那也就是達到某些目標的最佳方法：‘未履他人足跡者，到達不了目標’。”這無疑是在說，中國人從孔子時代就知道抄襲，而且以此為榮。該刊居然還把孔子《論語·先進第十一·二十》中的“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荒謬地翻譯成“未履他人足跡者，到達不了目標”，而且還特地配發了一張孔子塑像圖，圖片說明赫然是：“中國哲學家孔子說：複製是藝術”。
這不是明目張膽地歪曲中國文化精髓嗎？事實上，《論語》的原文是這樣的：“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周堅查閱了德國翻譯家的各個譯本，發現曆來隻有兩種角度不同的解釋和翻譯：一、子張問孔子有關秉性善良聰慧的人所遵循的道理，孔子說：“秉性善良聰慧的人不需要去踩著前人的足跡走，但其道德學問卻也不會修養到家。”二、子張問孔子關於秉性善良聰慧的人的道理，孔子說：“善人不踩著前人的足跡走，因此道德學問也難以修養到家。”這和偷竊哪有一丁點關係？
“《沙粒原理》一文的作者們，就是這樣采取斷章取義的手法，且利用了一種看似由翻譯技巧不同而產生的似是而非的德語譯文，讓不了解《論語》和中國文化的讀者相信，中國人是基於自己的文化傳統，為了達到所謂的‘目的’、‘目標’而進行抄襲、不尊重精神財富的人。”周堅說。 “這樣做，顯然觸犯了德國《刑法典》第166條，犯有謾罵信仰、宗教組織與世界觀團體罪，同時也觸犯第187條，構成誹謗罪。根據德國法律，對原文的惡意篡改也是誹謗。”
其三，攻擊中國改革開放。
《沙粒原理》堪稱一篇對中國曆史和現狀進行全麵攻擊的“ 奇文“。它配發了一張上海浦東欣欣向榮的圖片，可是在圖片說明中卻寫道：“經濟樞紐上海：間諜活動作為國民經濟的興奮劑”。誰都知道，上海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騰飛的一個象征，這相當於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靠偷竊別人、當然首先是德國的技術，才有了今天的成果。
文章的另一張配圖更具蠱惑性。這張圖片注明是新華社圖片，卻被惡意剪輯。原圖反映的是中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支線飛機ARJ21於2007年3月開始總裝的場麵，但圖中現場豎掛的 “榮譽2007”標語，卻被有意裁剪，隻剩下“007”。世人皆知，007是電影中的間諜！周堅說：“這表明，作者全麵否定中國人的科技創新能力，企圖在德國讀者中製造中國所有科技進步都來自間諜活動的假象，進而製造險惡的‘中國威脅論’。依照德國法律，這樣做犯有謾罵罪。”其四，憑空捏造“中國間諜案 ”。
《明鏡》的作者們找到了4個“中國間諜”案例，作為其謾罵和侮辱中國的“事實依據”。文中報道的一起“間諜 ”案是：“在巴登符騰堡州的一家軍備供應廠商那裏，中國女實習生L因對工作特別投入而引起了注意。這位年輕的女士周末也想在公司裏工作。但是，這種文化精神傳統影響下所謂的勤奮，後來卻現出了間諜所具有的好奇的原形。在搜查其住所時，警察發現了170張含有敏感數據的光碟。盡管剛開始工作，這位年輕工作者卻已向另一家軍工企業申請職位。憲法保衛局將起因歸於：有一個中國的間諜機構領導著這個女人。盡管如此，遭遇此事的企業還是放棄了刑事控告，也許是因其對機密數據的保護如此糟糕而感到羞愧的緣故。”
“不懂法律的讀者一看，肯定認為這個中國女實習生就是間諜，而且偷的是‘敏感’ 數據。但是仔細推敲後卻會發現，這個例子是個謊言。”周堅說，“依照德國刑法規定，間諜罪是國家刑事機關必須刑偵並有義務提起公訴的一種罪行。而根據上文，德國刑事機關顯然已介入調查，卻連起訴都沒有提起，說明間諜罪的嫌疑根本就不成立。而且奇怪的是，上述公司僅僅因為‘害羞’就放棄了刑事控告。”周堅認為，“‘ 無罪推定’是世界公認的法治原則，既然無罪，卻把它作為案例來證明中國人是間諜，說明《明鏡》進行的是不實、且違反法治國家原則的報道。”
第二個案例的報道全文如下：“同樣在巴符州，同事們對一位中國實習生感到詫異，他——同樣的模式——樂意在周末工作並糾纏不休地努力旁聽他們的交談。此人被揭開了其企業間諜的真麵目並被解雇了。”這個案件更蹊蹺了。隻是因為這位中國實習生喜歡“旁聽”德國人的交談，沒有任何其他情節，連刑事偵查的程序都不曾有過，《明鏡》的作者們就斷言他是“企業間諜”！
第三個案例是：“有一位科學家特別厚顏無恥，他完成博士工作後來到德國，並對這裏的尖端領域研究進行間諜活動。”“過了幾個月，直到他的德國老板發現，這個中國人在他的專業領域是個徹頭徹尾的飯桶，且連井井有條地說明科學成果都做不到。而他對與其毫不相關的研究領域卻更感興趣，不斷地拍攝技術設施，周末樂於留在工作崗位上並發送電子郵件直到發出老繭來。”“當研究所的領導質問他時，他申辯道，那都是‘家庭事務’。奇怪的是，那些有關‘家庭事務’的電子郵件經常帶有超過十兆字節的附件。憲法保衛局監視了這位好奇的工作人員——直到今年 3月份合同終於到期為止；（因為中國的）領館拒絕提前撤回其國人。”對此，周堅表示，這更不靠譜了。既然德國安全機關監視了很久，為何直到監視對象合同到期卻讓他回到中國，而不對他采取任何司法行動呢？至於《明鏡》唯一的證據——郵件中“超過十兆字節的附件”，誰都知道，幾張高清晰度的私人照片就能超過十兆字節。如果這都能成為證據，德國人倒是可以堂而皇之地懷疑和監視所有發電子郵件的中國人了！
《明鏡》筆下的第四個案例：“ 在斯圖加特的一家研究所裏，有一位從事耐溫金屬研究的中國科學家，獲得了領導位置。其間，他補招了很多同胞。相反德國人卻在這個部門遇到麻煩並離開了。這位研究人員造就了‘一個幾乎封閉的中國人的影響圈子’，憲法保衛局的中國問題報告寫道：監督幾乎已不可能了。但看來監督還是有必要的：這位中國人不斷地與其大使館接觸，同時還在中國任教，並且如果他不在家的話，他的妻子接過招募同胞的任務,並定期要求同事交工作報告——而這位女士在研究所裏連個職位都沒有。這是不是間諜活動呢？最後,此事令德國的研究所領導害怕了，他們壓縮了這位研究人員取得的自由空間。此人辭去了他的職位——並搬走了。這個人現在接受了一家美國大學的教學職位。”
這個例子更是無中生有。這位現在在美國工作的華人教授，是在其專業領域裏全球知名的專家，這也是德國著名的馬普研究院（相當於國家科學院）聘請他出任研究所所長的原因。事實是，德國從這位華人專家那裏獲益匪淺，卻被《明鏡》栽上了“間諜嫌疑”。這位華人教授得知此報道後，也憤怒地向漢堡檢察院提出了控告，並指出，他所招收的工作人員中既有華人，更有德國人、美國人、墨西哥人，還有俄羅斯人、印度人，根本不存在隻招中國人的事情。周堅告訴記者：“德國法律明確規定，記者在報道時必須對名譽可能遭受侵害的當事人進行采訪調查，並出於公正原則刊登該當事人的意見。然而，《明鏡》卻無視法律與職業守則的規定，連對該華人教授進行采訪的基本義務都沒有履行，更何談刊登該華人教授對事件真相的陳述。”
周堅憤慨地表示：“一個自稱民主與法治捍衛者的媒體，竟然無視‘無罪推定’這樣的法治基本原則，惡意捕風捉影，編造間諜案例來誤導德國民眾。所有這些不實報道，都構成了侮辱、謾罵與誹謗罪，並同時犯有煽動民眾罪。”其五，不實報道比比皆是。
《沙粒原理》一文稱：“根據憲法保衛局的了解，沒有任何其他國家播撒了一個如此密集的草根組織，沒有一個國家如此理所當然地要求其分散於世界各地的本國男女為自己國民經濟的榮耀與利益去複製、去拍攝。”“按照西方的情報組織估計，中國的間諜組織能夠動用世界上最大的非正式間諜網：有80萬間諜人員。 ”“ 單是在德國就有超過2.7萬名中國人上大學——是最大的外國學生群體。在2000年時隻有近6000人，其中大多數都依賴其祖國的獎學金，他們需要領館的證件，因此無力抵禦秘密機關的要求”……
在德國呆了20年、本身就曾是留學生的周堅說，近幾十年來，不是中國政府不讓國人出國，恰恰相反，是西方國家對入境簽證和居留設置了障礙。被西方作為人權重要組成部分的“旅行自由”，對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並不適用。所謂大多數中國留學生依靠國家獎學金也不是事實，實際上，隻有百分之幾的在德中國留學生，是獲得國家獎學金的，大多數人都靠家裏資助或者勤工儉學來支撐學業。此外，如果按照《明鏡》的說法，拿著德國國家獎學金去中國留學或實習的德國學生，難道也都是德國間諜？！
西方並非理想國
就像周堅預計的那樣，華人法律維權之路阻礙重重，“漢堡檢察院用拙劣的違法手段來阻撓華人的維權行動”。他們的第一個手法，就是把結案通知隻寄給 40多名控告人和團體中的一個：中國留德學者學生團體聯合會，理由是“這個團體代表了你們所有人”。實際上，這一做法違反了最基本的刑事程序法規定，剝奪了每個參與訴訟的受害華人向上一級司法部門抗告的權利。直到周堅不斷催要，漢堡檢察院才被迫將通知寄給了他。這份姍姍來遲的結案通知寫著：終止對《明鏡》的刑事調查，理由是《明鏡》文章“代表合法利益”，因此可以免責；這份通知還置華人刑事控告書上列舉並詳細分析的諸多事實於不顧，聲稱《明鏡》的文章沒有 “明顯不真實的斷言”。
漢堡檢察院蒼白的狡辯之辭，早在周堅的預計之中。他在準備刑事控告的過程中，就已做好了上訴的準備。接到檢察院的通知後，周堅立即起草了長達32頁、共1.5萬多字的抗告書，對漢堡檢察院的狡辯理由逐一進行有力反駁。
2008年2月中旬，周堅與黃禮登以及中國留德學者學生團體聯合會，分別向漢堡檢察院的上級機關——漢堡總檢察院提出職務監督抗告，對後者在辦案過程中違反法律的行為和不公正的結案決定進行反駁。然而，抗告被漢堡總檢察院駁回。通知中沒有具體的理由，隻是一句“檢察院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 2款終止該程序的做法是正確的。在被抗告的終止（刑事調查）決定通知中，事實與法律方麵的情況已被正確而充分地表明了，因此（本決定通知）全麵地引照其理由。 ”讓人不可思議的是，漢堡總檢察院居然拿漢堡檢察院的決定理由，循環論證，作為維持原決定的理由。在這樣的情況下，華人怎麽可能打贏官司！
依據德國的法律，要想尋求更高一級的法律解決途徑，必須要由德國律師代理案件。於是，周堅開始四處奔走，苦尋德國律師，但均無結果。最後，他通過一位德國退休老律師的介紹，才找到了女律師白雅爾博士。白雅爾對《明鏡》辱華報道給華人造成的人格傷害，抱有同情之心。經過與周堅的詳談，她表示願意代理華人的維權訴訟。
不久，在白雅爾的代理下，中國留德學者學生團體聯合會、周堅和黃禮登，分別如期向漢堡高級法院提出了各自要求啟動強製起訴程序的申請。這一次，漢堡高級法院繞開了實體法上的司法裁判，搬出“強製起訴申請形式不合格”的理由，駁回華人申請的裁決。對此，白雅爾認為，漢堡各級司法機關無意主持司法公正。但周堅、黃禮登堅定地表示不會放棄，一定努力堅持到憲法上訴。
2008年5月8日，周堅和黃禮登分別向漢堡高級法院提出了聽證申訴。幾月後，漢堡高院維持原判。10月13日，周堅和黃禮登向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遞交了憲法上訴並被受理。但是，時隔半年之後，他們分別收到了聯邦憲法法院於2009年3月28日作出的決定——對他們提出的憲法上訴“不予裁決”。接到最後裁決的周堅並不沮喪，他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這個官司雖然在形式上沒有打贏，卻給了我們深刻的警醒。德國專業的司法機關不僅沒有秉持公正，反而違反法律，令華人的維權行動在最初的兩個層級——漢堡檢察院和漢堡總檢察院，即遭到人為的違法阻撓……從漢堡總檢察院到漢堡高級法院，直至聯邦憲法法院，各個上訴程序都形同虛設，連對簿公堂的機會都不給華人。這一方麵說明德國司法不公，另一方麵也說明德國司法機關在法律上找不到能夠替《明鏡》狡辯的理由。”
事實已經證明，西方並非理想國，德國的司法很不公正，作為弱勢群體的華人，其維權之路漫長而艱難。周堅和許許多多同樣身陷屈辱的華人一樣，如青竹一般堅韌，不畏反華勢力的汙蔑與壓力。“ 我用《論語》中孔子的睿智名言激勵我自己：‘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周堅最後的話語久久留在記者心中。（《環球人物》雜誌2009年第15 期）
《明鏡》周刊侮我為“騙子人民共和國”，稱在德華人為“間諜”，說孔子教後人“抄襲”；德國司法機關對華人的訴訟又千方百計加以阻撓，“不予裁決”
2009年4月初，中國留德學者周堅、留德刑法博士研究生黃禮登，分別收到了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3月28日作出的簡短決定——對他們提出的憲法上訴 “不予裁決”。由於聯邦憲法法院是德國最高級別的法院，這意味著，持續了近一年半的旅德華人控告《明鏡》周刊辱華案，在德國徹底受阻。
《明鏡》編造“黃色間諜”
2007年8月27日清晨，柏林大街小巷的售報亭上，都出現了這樣一張畫：在一麵被篡改成百葉窗的中國五星紅旗後麵，一名長著丹鳳眼的女子，撥開一條縫隙向外窺視。這是德國發行量最大的新聞雜誌《明鏡》周刊當日出版那期的封麵海報。黃色的標題“黃色間諜”異常醒目，下方是兩行白字副題：“中國是如何偵盜德國技術的”。
此前幾天，周堅已經從德國各大媒體上看到過援引自《明鏡》的所謂“中國對德實施黑客攻擊”新聞。但當天所見，還是讓他分外震驚。
周堅當即買來這期的《明鏡》，一翻開就看到了題為《沙粒原理》的16頁專題文章。文章開頭用粗體字開門見山地稱：“中國的情報機構帶著一支間諜大軍，正在捕獵世界出口冠軍德國最重要的資源——技術訣竅。甚至柏林的聯邦政府部門也成了黑客攻擊的受害者。聯邦政府震驚了——與此同時卻無能為力。”文中不僅有對德國情報機關相關人士的采訪，還配有大量帶有辱華內容的插圖。
周堅仔細閱讀後發現，《明鏡》文章的構思和策劃都很費心機，從軍事、安全、經濟、法律和人文等多個角度，攻擊中國，侮辱華人，煽動德國民眾的反華情緒。文章汙蔑說，“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黑客，正試圖攻擊德國計算機”，稱在幾周前，德國憲法保衛局與聯邦信息技術安全局，一起展開了一場數字保衛戰——在總理府、外交部、經濟部和科研部的電腦裏發現了來自中國的間諜程序，“德國政府幾乎每天都遭受著來自中國西北部的蘭州、南部的廣州以及北京的攻擊”。
隨後，文章筆鋒一轉，將矛頭指向在德學習、工作、經商的所有中國人，“中國利用80萬海外華人進行‘經濟間諜活動’。中國人開展進攻，在攻擊中截取。他們偷盜、敲詐、複製，恬不知恥地、係統地、心安理得地盜竊西方的精神財產……爭得世界市場高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
不但如此，文章還將矛頭指向中國的文化、精神領域。《論語》的“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被誣蔑為“孔子在教後人學習抄襲”；甚至說“毛（澤東）幾十年來向他們灌輸，所有的東西都是共有的，智慧與智者都不值得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一個‘騙子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懷著成為第一經濟大國的雄心勃勃的目標，創意盜竊就成了中國國民經濟的興奮劑”。文中赤裸裸的敵意與誣蔑，躍然紙上。
《明鏡》這篇報道推出後，旅德華人很快就感受到它的巨大影響。在一次旅途中，周堅像平時一樣打開筆記本，準備寫文章。身邊的一個德國人得知他是中國人後，表情馬上大變，“你的電腦裏是不是有偷來的秘密？”另一個旅客也毫不客氣地挑釁道：“你們中國人來德國幹什麽？如果沒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就讓大家看看你電腦裏有什麽東西。”
其他許多在德生活、工作的華人，也碰到過類似的遭遇。一位在柏林的中國留學生，在一家德國公司實習時，被匿名舉報“用手機拍攝公司的一台機器”。隨後，該公司的安全部門命令他停止實習，在家等候調查，不得隨意離開柏林。但實際上，這位留學生的手機根本沒有拍照功能，他隻是習慣性地用手機看時間。一些在德國公司工作的華人工程師、高級管理人員，也因《明鏡》的這篇報道，遭到同事們非常露骨的敵視……時至今日，《明鏡》引起的對華敵意仍在繼續。2009年2月9 日，在柏林孔子學院的一個報告會上，一名德國青年學生數次向正在作報告的中國駐德使館教育處公使銜參讚薑鋒博士發難，放肆地大談“中國人喜歡複製別國的技術源於孔子和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國人將複製作為創造”、“中國人以被別人複製為榮耀”等謬論。顯然，他深受《明鏡》等德國反華媒體的誤導。
旅德華人維權行動
《明鏡》的反華文章，使德國社會對華人的態度急劇惡化。周堅告訴記者，旅德華人一度“感覺像二戰前夕的猶太人”。他們忍無可忍，決定反擊。
2007年10月20日，在中國留德學者學生團體聯合會的倡議下，“講事實，反誤導”專題討論會在法蘭克福召開。來自德國各地數十個僑團的華人聚集在一起，商議如何應對《沙粒原理》一文所帶來的負麵影響。
會上，周堅建議訴諸法律。對此，有人表示反對，也有人猶豫不決，原因是德國法律太複雜，勢單力薄的華人既找不到可靠的律師，又缺乏充足的訴訟經費。此外，在打官司方麵，《明鏡》是“江湖老手”。自1947年創刊以來，標榜以“政治批評和嚴肅政治評論”為宗旨的《明鏡》，多次因不實報道引火上身，成為法庭上的常客。因此，它雇了一大批媒體法、刑法專業律師，為自己保駕護航。而且，《明鏡》早已是德國公認的主流媒體，就連德國政府也忌憚它三分。 “華人要控告《明鏡》，簡直就是虎口拔牙。”
就在大家議論紛紛時，旅德多年的餘安東老教授談了自己的看法：“我20年前到德國時，就有朋友說過，華人想在海外有大發展，必須過兩個關，一是敢借錢，二是敢打官司。過了很多年我才明白，對外籍人來說，西方法律中所規定的權利，除非你自己敢於維護，否則就形同虛設，任人踐踏。對我們華人來說，更是如此！如果我們跨不出集體維權的第一步，就永遠無法獲得平等的社會地位！” 餘教授的這席話，打消了與會者的疑慮，大家決定由周堅負責訴訟事宜。會議最後決定，通過媒體批駁、抗議示威、司法訴訟這3種途徑，集體反擊《明鏡》。
周堅的確是個合適人選。今年41歲的他來自上海，21歲那年到德國勤工儉學，在柏林自由大學學醫。其間，他在柏林工業大學旁聽企業經濟學，接觸了德國《民法典》、《商法典》、《公司法》等法律知識。1998年，周堅棄醫從商，自此對德國社會的接觸和了解更加深入。但是，他多次遭到德國商業夥伴和律師的欺騙，也曾遭受法庭的不公平對待。這讓他看清了德國司法現實中的諸多不公現象，促使他下決心自學法律維權。《明鏡》“黃色間諜”報道出台前一個月，他剛剛通過複旦大學的法學本科畢業考試。
肩負重任的周堅並不孤單。華人準備與《明鏡》打官司的消息傳開後，很多華人都表示支持，認為哪怕最後在形式上不能獲勝，這一行動也必將向德國社會表明華人維護尊嚴的決心。
一開始，旅德華人依然希望能通過訴諸媒體、交流討論等溫和方式，獲得一些正義、理性德國民眾的關注和支持。周堅利用空餘時間，翻譯了《明鏡》的這組辱華報道，讓更多不懂德文的華人、國內讀者了解《明鏡》的誣蔑行徑。他還用德語撰寫了一篇題為《“傲慢的棕色”反華攻訐》的反駁文章，表示“這種針對亞洲崛起者狂妄的猜疑，來自於‘曬成棕色者的’傲慢與社會偏見，其根源是西方殘留的殖民統治者意識形態，這讓他們不能平等看待、尊重其競爭對手……”不少華人也參與到撰文反擊的行列中來。但是，德國媒體對這些不同意見不登不載、不予理睬。缺少華人聲音的德國社會，自然鮮有對華人的理解與支持。
德國媒體的冷處理讓華人意識到，必須走上街頭！2007年11月1日，多個華人社團在法蘭克福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在漢堡舉行抗議活動。11月10 日，《明鏡》漢堡總部大樓前，聚滿了從德國各地趕來的華人。150多名華僑華商和學者、學生代表，嚴詞抗議《明鏡》的辱華報道。抗議者聯名向《明鏡》遞交了一封題為《我們不是“黃色間諜”，而隻是來自中國的人》的抗議信，要求“《明鏡》及其所有需對此負責的編輯和作者，必須立即收回所有針對在這裏生活的中國留學生、科學家、員工和企業家的不實言論和猜測臆想”。
然而，抗議信石沉大海，《明鏡》仍然高高在上，對華人的抗議視而不見，拒不糾正錯誤，更談不上賠禮道歉。至此，華人麵前隻剩下一條路——訴諸法律！周堅就這樣邁出了艱難的訴訟步伐。
跨過法律的門檻
周堅深知，這是旅德華人曆史上第一次集體采取法律維權行動，道路困難重重。華人幾乎沒有自己的律師隊伍，僅有的幾名執業律師，專業方向都不是媒體法和刑法；德國律師大多不肯接此案，不少人開口就是“德國新聞自由至上”，這起官司打不贏。
因此，周堅決心自己鑽研。他雖然沒有德國律師執照，但從讀完《明鏡》文章後，他就開始翻閱大量相關的德國法律專著和司法案例資料，為法律維權做準備。後來，他還找到旅德刑法學博士生黃禮登協助自己。按照德國法律，2007年11月26日，是《明鏡》發表辱華報道整3個月的日子，是刑事指控的最後期限。這意味著，周堅和黃禮登必須在1周之內做完3件事：起草一份嚴謹而規範的刑事控告書，找到願意提出刑事控告的華人，趕在最後期限到來前把控告書寄到德國檢察院。在與黃禮登共同推敲了控告《明鏡》將涉及的許多關鍵性法律問題後，周堅於11月20日完成了長達十幾頁的刑事控告書，對《明鏡》總編輯施蒂凡· 奧斯特、《沙粒原理》的5名作者，以及其他相關責任編輯、圖片編輯，提出了4項刑事指控——侮辱、謾罵與誹謗罪，謾罵信仰、宗教組織與世界觀團體罪，煽動民眾罪，損害外國國旗和主權標誌罪。控告書中還附帶了民事賠償申請，要求《明鏡》提交保證書，收回和更正辱華言論，發表華人的駁斥聲明，給予華人經濟補償和精神傷害賠償。
爭分奪秒寫完控告書後，周堅連夜將其放到華人網站上。天亮後，他馬不停蹄地趕到德國東部城市開姆尼茨，尋找《沙粒原理》配圖中的5名留學生。他們是受《明鏡》文章最直接傷害的中國人，也是極有力的控告人。然而，這5名留學生沒有赴約。周堅得知，自從《明鏡》將他們的照片配上影射他們為“間諜”的圖片說明，並發表在雜誌上後，他們擔驚受怕，不願和陌生人接觸。
11月23日，眼看最後訴訟期限臨近，周堅又試著聯係這5名留學生。當天深夜，他家的電話鈴響了——是5位留學生中的一位女孩打來的！其他4位留學生，則通過網絡電話，一起旁聽她與周堅的這次通話。周堅耐心回答了這位女孩提出的許多問題，直到淩晨3點，女孩才在電話裏主動問：“我們能見你一麵，當麵談嗎？”周堅立即在夜色中衝出家門，買了最早的火車票，直奔開姆尼茨。這次交談一直持續到中午，女孩最終擺脫了心理陰影，毅然在控告書上簽了名。當裝有控告書的大信封被蓋上郵戳時，女孩如釋重負，周堅也感慨萬千：“我既為她高興又為她自豪，這標誌著她終於獲得勇氣，開始擺脫《明鏡》給她帶來的不幸，重新生活。”
經過一番周折，周堅還在最後一刻聯係到了被《沙粒原理》一文誣為“間諜”的一位華人教授。他毫不猶豫地參與了對《明鏡》的刑事控告。11月27日，在刑事控告書如期寄給漢堡檢察院的第二天，周堅將一封電子郵件發給德國各地的華人：“這個周末，我們跨過了在德華人不願、不敢或不能拿起法律武器維權的門檻，這是值得紀念的日子！”
控告書揭《明鏡》罪行
周堅起草的刑事控告書，對《明鏡》辱華反華報道的內容做了細致分析，並根據其所具備的相關犯罪構成要件，分別指明其所觸犯的罪名。周堅說：“要想了解《明鏡》所犯的罪行，就不得不一一剝開其真麵目。”
其一，惡意詆毀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封麵是一麵巨大的五星紅旗，但作者別有用心地把中國人神聖的國旗進行了改造、加工。周堅說，根據德國《刑法典》，這無疑是在惡意篡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犯有損害外國國旗和主權標誌罪，同時也觸犯了《刑法典》第185條和130條，犯有侮辱罪和煽動民眾罪。
其二，恣意歪曲中國文化。
特別令人憤慨的是，《明鏡》的文章在誣蔑海外華人是“間諜”時，還企圖引經據典，在中國曆史中找出處——“但是從民族哲人孔夫子（公元前551至公元前 479年）那裏，中國人早已學會了，複製是一門藝術，對被複製的師傅來說是一種榮耀，並且那也就是達到某些目標的最佳方法：‘未履他人足跡者，到達不了目標’。”這無疑是在說，中國人從孔子時代就知道抄襲，而且以此為榮。該刊居然還把孔子《論語·先進第十一·二十》中的“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荒謬地翻譯成“未履他人足跡者，到達不了目標”，而且還特地配發了一張孔子塑像圖，圖片說明赫然是：“中國哲學家孔子說：複製是藝術”。
這不是明目張膽地歪曲中國文化精髓嗎？事實上，《論語》的原文是這樣的：“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周堅查閱了德國翻譯家的各個譯本，發現曆來隻有兩種角度不同的解釋和翻譯：一、子張問孔子有關秉性善良聰慧的人所遵循的道理，孔子說：“秉性善良聰慧的人不需要去踩著前人的足跡走，但其道德學問卻也不會修養到家。”二、子張問孔子關於秉性善良聰慧的人的道理，孔子說：“善人不踩著前人的足跡走，因此道德學問也難以修養到家。”這和偷竊哪有一丁點關係？
“《沙粒原理》一文的作者們，就是這樣采取斷章取義的手法，且利用了一種看似由翻譯技巧不同而產生的似是而非的德語譯文，讓不了解《論語》和中國文化的讀者相信，中國人是基於自己的文化傳統，為了達到所謂的‘目的’、‘目標’而進行抄襲、不尊重精神財富的人。”周堅說。 “這樣做，顯然觸犯了德國《刑法典》第166條，犯有謾罵信仰、宗教組織與世界觀團體罪，同時也觸犯第187條，構成誹謗罪。根據德國法律，對原文的惡意篡改也是誹謗。”
其三，攻擊中國改革開放。
《沙粒原理》堪稱一篇對中國曆史和現狀進行全麵攻擊的“ 奇文“。它配發了一張上海浦東欣欣向榮的圖片，可是在圖片說明中卻寫道：“經濟樞紐上海：間諜活動作為國民經濟的興奮劑”。誰都知道，上海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騰飛的一個象征，這相當於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靠偷竊別人、當然首先是德國的技術，才有了今天的成果。
文章的另一張配圖更具蠱惑性。這張圖片注明是新華社圖片，卻被惡意剪輯。原圖反映的是中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支線飛機ARJ21於2007年3月開始總裝的場麵，但圖中現場豎掛的 “榮譽2007”標語，卻被有意裁剪，隻剩下“007”。世人皆知，007是電影中的間諜！周堅說：“這表明，作者全麵否定中國人的科技創新能力，企圖在德國讀者中製造中國所有科技進步都來自間諜活動的假象，進而製造險惡的‘中國威脅論’。依照德國法律，這樣做犯有謾罵罪。”其四，憑空捏造“中國間諜案 ”。
《明鏡》的作者們找到了4個“中國間諜”案例，作為其謾罵和侮辱中國的“事實依據”。文中報道的一起“間諜 ”案是：“在巴登符騰堡州的一家軍備供應廠商那裏，中國女實習生L因對工作特別投入而引起了注意。這位年輕的女士周末也想在公司裏工作。但是，這種文化精神傳統影響下所謂的勤奮，後來卻現出了間諜所具有的好奇的原形。在搜查其住所時，警察發現了170張含有敏感數據的光碟。盡管剛開始工作，這位年輕工作者卻已向另一家軍工企業申請職位。憲法保衛局將起因歸於：有一個中國的間諜機構領導著這個女人。盡管如此，遭遇此事的企業還是放棄了刑事控告，也許是因其對機密數據的保護如此糟糕而感到羞愧的緣故。”
“不懂法律的讀者一看，肯定認為這個中國女實習生就是間諜，而且偷的是‘敏感’ 數據。但是仔細推敲後卻會發現，這個例子是個謊言。”周堅說，“依照德國刑法規定，間諜罪是國家刑事機關必須刑偵並有義務提起公訴的一種罪行。而根據上文，德國刑事機關顯然已介入調查，卻連起訴都沒有提起，說明間諜罪的嫌疑根本就不成立。而且奇怪的是，上述公司僅僅因為‘害羞’就放棄了刑事控告。”周堅認為，“‘ 無罪推定’是世界公認的法治原則，既然無罪，卻把它作為案例來證明中國人是間諜，說明《明鏡》進行的是不實、且違反法治國家原則的報道。”
第二個案例的報道全文如下：“同樣在巴符州，同事們對一位中國實習生感到詫異，他——同樣的模式——樂意在周末工作並糾纏不休地努力旁聽他們的交談。此人被揭開了其企業間諜的真麵目並被解雇了。”這個案件更蹊蹺了。隻是因為這位中國實習生喜歡“旁聽”德國人的交談，沒有任何其他情節，連刑事偵查的程序都不曾有過，《明鏡》的作者們就斷言他是“企業間諜”！
第三個案例是：“有一位科學家特別厚顏無恥，他完成博士工作後來到德國，並對這裏的尖端領域研究進行間諜活動。”“過了幾個月，直到他的德國老板發現，這個中國人在他的專業領域是個徹頭徹尾的飯桶，且連井井有條地說明科學成果都做不到。而他對與其毫不相關的研究領域卻更感興趣，不斷地拍攝技術設施，周末樂於留在工作崗位上並發送電子郵件直到發出老繭來。”“當研究所的領導質問他時，他申辯道，那都是‘家庭事務’。奇怪的是，那些有關‘家庭事務’的電子郵件經常帶有超過十兆字節的附件。憲法保衛局監視了這位好奇的工作人員——直到今年 3月份合同終於到期為止；（因為中國的）領館拒絕提前撤回其國人。”對此，周堅表示，這更不靠譜了。既然德國安全機關監視了很久，為何直到監視對象合同到期卻讓他回到中國，而不對他采取任何司法行動呢？至於《明鏡》唯一的證據——郵件中“超過十兆字節的附件”，誰都知道，幾張高清晰度的私人照片就能超過十兆字節。如果這都能成為證據，德國人倒是可以堂而皇之地懷疑和監視所有發電子郵件的中國人了！
《明鏡》筆下的第四個案例：“ 在斯圖加特的一家研究所裏，有一位從事耐溫金屬研究的中國科學家，獲得了領導位置。其間，他補招了很多同胞。相反德國人卻在這個部門遇到麻煩並離開了。這位研究人員造就了‘一個幾乎封閉的中國人的影響圈子’，憲法保衛局的中國問題報告寫道：監督幾乎已不可能了。但看來監督還是有必要的：這位中國人不斷地與其大使館接觸，同時還在中國任教，並且如果他不在家的話，他的妻子接過招募同胞的任務,並定期要求同事交工作報告——而這位女士在研究所裏連個職位都沒有。這是不是間諜活動呢？最後,此事令德國的研究所領導害怕了，他們壓縮了這位研究人員取得的自由空間。此人辭去了他的職位——並搬走了。這個人現在接受了一家美國大學的教學職位。”
這個例子更是無中生有。這位現在在美國工作的華人教授，是在其專業領域裏全球知名的專家，這也是德國著名的馬普研究院（相當於國家科學院）聘請他出任研究所所長的原因。事實是，德國從這位華人專家那裏獲益匪淺，卻被《明鏡》栽上了“間諜嫌疑”。這位華人教授得知此報道後，也憤怒地向漢堡檢察院提出了控告，並指出，他所招收的工作人員中既有華人，更有德國人、美國人、墨西哥人，還有俄羅斯人、印度人，根本不存在隻招中國人的事情。周堅告訴記者：“德國法律明確規定，記者在報道時必須對名譽可能遭受侵害的當事人進行采訪調查，並出於公正原則刊登該當事人的意見。然而，《明鏡》卻無視法律與職業守則的規定，連對該華人教授進行采訪的基本義務都沒有履行，更何談刊登該華人教授對事件真相的陳述。”
周堅憤慨地表示：“一個自稱民主與法治捍衛者的媒體，竟然無視‘無罪推定’這樣的法治基本原則，惡意捕風捉影，編造間諜案例來誤導德國民眾。所有這些不實報道，都構成了侮辱、謾罵與誹謗罪，並同時犯有煽動民眾罪。”其五，不實報道比比皆是。
《沙粒原理》一文稱：“根據憲法保衛局的了解，沒有任何其他國家播撒了一個如此密集的草根組織，沒有一個國家如此理所當然地要求其分散於世界各地的本國男女為自己國民經濟的榮耀與利益去複製、去拍攝。”“按照西方的情報組織估計，中國的間諜組織能夠動用世界上最大的非正式間諜網：有80萬間諜人員。 ”“ 單是在德國就有超過2.7萬名中國人上大學——是最大的外國學生群體。在2000年時隻有近6000人，其中大多數都依賴其祖國的獎學金，他們需要領館的證件，因此無力抵禦秘密機關的要求”……
在德國呆了20年、本身就曾是留學生的周堅說，近幾十年來，不是中國政府不讓國人出國，恰恰相反，是西方國家對入境簽證和居留設置了障礙。被西方作為人權重要組成部分的“旅行自由”，對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並不適用。所謂大多數中國留學生依靠國家獎學金也不是事實，實際上，隻有百分之幾的在德中國留學生，是獲得國家獎學金的，大多數人都靠家裏資助或者勤工儉學來支撐學業。此外，如果按照《明鏡》的說法，拿著德國國家獎學金去中國留學或實習的德國學生，難道也都是德國間諜？！
西方並非理想國
就像周堅預計的那樣，華人法律維權之路阻礙重重，“漢堡檢察院用拙劣的違法手段來阻撓華人的維權行動”。他們的第一個手法，就是把結案通知隻寄給 40多名控告人和團體中的一個：中國留德學者學生團體聯合會，理由是“這個團體代表了你們所有人”。實際上，這一做法違反了最基本的刑事程序法規定，剝奪了每個參與訴訟的受害華人向上一級司法部門抗告的權利。直到周堅不斷催要，漢堡檢察院才被迫將通知寄給了他。這份姍姍來遲的結案通知寫著：終止對《明鏡》的刑事調查，理由是《明鏡》文章“代表合法利益”，因此可以免責；這份通知還置華人刑事控告書上列舉並詳細分析的諸多事實於不顧，聲稱《明鏡》的文章沒有 “明顯不真實的斷言”。
漢堡檢察院蒼白的狡辯之辭，早在周堅的預計之中。他在準備刑事控告的過程中，就已做好了上訴的準備。接到檢察院的通知後，周堅立即起草了長達32頁、共1.5萬多字的抗告書，對漢堡檢察院的狡辯理由逐一進行有力反駁。
2008年2月中旬，周堅與黃禮登以及中國留德學者學生團體聯合會，分別向漢堡檢察院的上級機關——漢堡總檢察院提出職務監督抗告，對後者在辦案過程中違反法律的行為和不公正的結案決定進行反駁。然而，抗告被漢堡總檢察院駁回。通知中沒有具體的理由，隻是一句“檢察院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 2款終止該程序的做法是正確的。在被抗告的終止（刑事調查）決定通知中，事實與法律方麵的情況已被正確而充分地表明了，因此（本決定通知）全麵地引照其理由。 ”讓人不可思議的是，漢堡總檢察院居然拿漢堡檢察院的決定理由，循環論證，作為維持原決定的理由。在這樣的情況下，華人怎麽可能打贏官司！
依據德國的法律，要想尋求更高一級的法律解決途徑，必須要由德國律師代理案件。於是，周堅開始四處奔走，苦尋德國律師，但均無結果。最後，他通過一位德國退休老律師的介紹，才找到了女律師白雅爾博士。白雅爾對《明鏡》辱華報道給華人造成的人格傷害，抱有同情之心。經過與周堅的詳談，她表示願意代理華人的維權訴訟。
不久，在白雅爾的代理下，中國留德學者學生團體聯合會、周堅和黃禮登，分別如期向漢堡高級法院提出了各自要求啟動強製起訴程序的申請。這一次，漢堡高級法院繞開了實體法上的司法裁判，搬出“強製起訴申請形式不合格”的理由，駁回華人申請的裁決。對此，白雅爾認為，漢堡各級司法機關無意主持司法公正。但周堅、黃禮登堅定地表示不會放棄，一定努力堅持到憲法上訴。
2008年5月8日，周堅和黃禮登分別向漢堡高級法院提出了聽證申訴。幾月後，漢堡高院維持原判。10月13日，周堅和黃禮登向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遞交了憲法上訴並被受理。但是，時隔半年之後，他們分別收到了聯邦憲法法院於2009年3月28日作出的決定——對他們提出的憲法上訴“不予裁決”。接到最後裁決的周堅並不沮喪，他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這個官司雖然在形式上沒有打贏，卻給了我們深刻的警醒。德國專業的司法機關不僅沒有秉持公正，反而違反法律，令華人的維權行動在最初的兩個層級——漢堡檢察院和漢堡總檢察院，即遭到人為的違法阻撓……從漢堡總檢察院到漢堡高級法院，直至聯邦憲法法院，各個上訴程序都形同虛設，連對簿公堂的機會都不給華人。這一方麵說明德國司法不公，另一方麵也說明德國司法機關在法律上找不到能夠替《明鏡》狡辯的理由。”
事實已經證明，西方並非理想國，德國的司法很不公正，作為弱勢群體的華人，其維權之路漫長而艱難。周堅和許許多多同樣身陷屈辱的華人一樣，如青竹一般堅韌，不畏反華勢力的汙蔑與壓力。“ 我用《論語》中孔子的睿智名言激勵我自己：‘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周堅最後的話語久久留在記者心中。（《環球人物》雜誌2009年第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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