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人民公社（ZT）
曆史起源
“大躍進”結束後，中國大陸社會動蕩，生產力始終沒有得到恢複，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國務院副總理陳雲、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等中央高層於1962年支持“三自一包”經濟政策（自留地、自由市場及自負盈虧，以及包產到戶），但遭到毛澤東等人的反對。期間鄧子恢向劉少奇反映，安徽省實行包產到戶效果很好，建議在安徽繼續實行，並向外省推廣，劉少奇表示支持。鄧小平則提出“貓論”（不管黃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對包產到戶表示支持。
安徽鳳陽小崗村
1978年，安徽省遭遇特大旱災。同年9月初，時任滁縣地區地委書記的王鬱昭主持召開了四級幹部會議，布置生產自救及秋耕秋種工作。會上，部分基層幹部公開報告生產自救“秘密武器”稱，天長縣新街公社實行棉花包產到戶，來安縣煙陳公社魏郢生產隊實行包產到組，來安縣廣大公社實行幹部崗位責任製，年終按照各項生產指標獎罰。上述辦法私自牟利的性質，當時在政治上屬“禁區”，但大大調動了農民積極性，在旱災年獲得了全麵增產。
會後，王鬱昭向萬裏匯報了農村問題、抗旱救災的情況，以及上述三個“秘密武器”的作用，萬裏要求王鬱昭對上述三個典型進行調查，並向中共安徽省委寫出報告，支持擴大試點工作。中共滁縣地委將三個調查報告向全區印發，要求各個縣首先在一個大隊或者一個公社試點，取得經驗之後逐步推廣。文件下達之後，各個縣爭相要求擴大試點範圍，很多公社、大隊爭當試點，非試點公社、大隊也自發推廣。至1979年3月，滁縣地區實行包產到組的生產隊達到了68.3%。
1978年11月24日，由於生計難以維持，安徽省鳳陽縣小溪河鎮小崗村18位農民簽下“生死狀”，將村內土地分開承包，開創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先河。該“生死狀”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開端的重要曆史見證。1979年9月，中共滁縣地委在鳳陽縣召開有縣委、區委、公社黨委書記參加的三級幹部會，參觀包幹到組的嶽林大隊、後楊生產隊，此外王鬱昭還組織縣委書記及地區各部委科局以上幹部到小崗生產隊，召開現場會。當年小崗村糧食大豐收，據統計，1979年小崗生產隊18戶農民有12戶生產的糧食超過了萬斤，生產隊糧食總產量達到13.3萬斤、比1978年增長6倍，油料產量超過了自開展合作化以來20年的總和，社員收入比上年增長了6倍，自1957年起小崗生產隊首次向國家交售糧食及油料，分別超額6倍及80倍。
1980年初，中共安徽省委召開全省農村工作會議，王鬱昭在會上作《順應民心，積極引導》發言，提出要給“大包幹”報戶口，承認其為社會主義生產責任製形式。萬裏對此積極支持，大包幹責任製在安徽省放開。但1980年春，萬裏由安徽省調往中央任國務院副總理，此後安徽省乃至全中國圍繞大包幹展開了激烈爭論。有人說包產到戶不是社會主義方向，縣級以上領導幹部不要犯機會主義及修正主義錯誤，安徽省農村改革由此發生急速倒退。此時中共安徽省委領導給王鬱昭看了尚未公開發表的鄧小平《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內部談話，其中提到：
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幹，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麵貌。有的同誌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總的說來，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
王鬱昭迅速向各個縣委書記進行傳達。雖然鄧小平對“大包幹”表示，但在1980年8月的中共安徽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上，除滁縣地區、六安地區以外，會議形成了“一邊倒”對“雙包到戶”進行圍攻的勢頭。王鬱昭發言列舉數字說明，雙包到戶增產最多，其次是雙包到組，堅持“大鍋飯”的生產隊則平產或減產，結論是“隊不如組，組不如戶”，希望上級領導支持滁縣地區繼續搞“雙包到戶”。
全國推廣及影響
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通知，肯定了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責任製、包工包產、聯產計酬等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製。1982年到1984年，中央連續三年以“一號文件”的形式，肯定了農村正在出現的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等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製，明確其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責任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自此在中國大陸迅速普及，人民公社製度隨之解體。據中國官方數據，截至1984年，中國大陸幾乎所有生產隊都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糧食總產量從1978年的6095億斤增至1984年的8146億斤，當年中國政府在聯合國糧農組織大會上宣布“中國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