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做了很多年語文科代表的我一直自詡文學青年，熱血青年。大學裏也是出了名兒的好事者，身為宣傳部長的我時值中國大學討論改革和西方思潮風起雲湧之時，不知道組織了多少場辯論。以至於昨天法國下雨，教小女風聲雨聲讀書聲的時候，還想起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當年。
所以很多年後，當我像青銅同學一樣看著孩子在陽光下的草地上撒歡兒的時候，還忍不住憂鬱地想，如果沒有那場我和我們的很多朋友都親身經曆的動亂和動亂的特殊的結束方式，現在的我們會怎樣。
曆史並不給我們選擇如果這樣或者如果那樣的機會，就象一個政權的一個決定並不能顧及到幾十年後的評價，所以有了文革，有了六四，而且還會有我們目前堅定不移支持的，將來的孩子們認為愚蠢無比的決定。
就象盲人摸象，大家角度不同，沒法溝通，也沒辦法有共同的評價和認知，你說哪個盲人更有理呢?
剛來法國的時候，經常被問到為什麽選擇法國而不是別的國家，說法國浪漫，說法語優美都是官方和體麵的回答。真正讓我動心的，是少年時候讀到的小文，說是在戰後的廢墟上還有法國老嫗精心侍弄窗台上的花兒。還記得作者的評論，是在這樣的境況下還有花的民族一定是有希望的民族。
於是來法國後慢慢讓自己明白為什麽法國當年成了唯一投降的國家卻沒有得到曆史的非議，為什麽雨果的葬禮上稱為國葬，那個戰爭期間有德國軍官情人的夏奈爾葬禮時也萬人空巷，一個哲學家流連的咖啡館成了遊覽名勝，而那個我們耳熟能詳的社員牆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為什麽丈夫總要花很多錢買花送給妻子和情人，為什麽沒有錢買家具卻不能放棄度假，孩子不學鋼琴不學遊泳不學奧數不學外語，等而，等而。
幾個月前找到香港記者被訓又屢教不改堅持提領導不喜歡的問題的錄像，經驗還算豐富的我明白這是典型沒在中國受過教育沒在中國大陸媒體供過職的記者。她不明白的就是這個問題為什麽不能問。
剛上班的時候，電視台的台長的第一次訓話就直接說，我們是喉舌，何謂喉舌，就是聽大腦指揮發出聲音。想在這兒工作別試著當大腦，我們沒有大腦，我們就是大腦的工具。
何等赤裸。
於是自覺不自覺，習慣地做起了工具。通過我和我的一幫朋友供職的諸多工具，把一種聲音傳遍四麵八方，深入人心，於是更多的工具被製造了出來。比如水巷同學，比如多年前的我。
原諒我的不敬，在法壇一片傾倒的時候發異樣的聲音。因為這個小女子的行文和才學頗了得，如果視角客觀一點，公正一點，將來的作為不可限量。
由衷，很羨慕水巷同學能理直氣壯地跟老師討論。八年前的一天，法國的一個小報記者讓中國河南的一個村落的以生命為代價的故事占據了法國報紙的頭版頭條。這天上午是我導師的新聞課。剛一落座，導師就說，今早的頭條大家都看到了吧，正好我們這兒有一個從中國來的記者，先讓她評論一下。
我已經記不得那天我是怎樣走出教室的，隻有一個詞能夠表達我當時的心境，就是，無言以對。
親愛的水巷同學，如果你有勇氣的話，我們一起去一次河南，親自去問一下當地的農民什麽是民主，什麽是西方。他們肯定都不知道，他們沒有知道的渠道。
說到被關押的記者，這是中國人的痛，中國有思考的獨立知識分子的悲哀。焚書坑儒，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一脈相承啊。你可以說他們是西方部分價值的代言人，可是你不可以說他們是西方利益的代言人。因為比起我們這些坐而論道的所謂的有知識的人，拋家失業甚至失去自由的他們為中國的利益付出的更多。
我可以堅定地說他們更愛國，愛人民，他們更希望我們的同胞有更幸福的一天。甚至，經常，在我享受天倫之樂的時候，會為他們的母親父親，他們的妻子兒女痛心。自然，也為他們驕傲。
話說回來。我的女兒長到了要跟她說道理的時候了。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我一定要她知道就是尺有所長，寸有所短。如果想進步想超越就一定要兼收並蓄，有容乃大。
如果你一定認為投降就是賣國就是千夫所指遺臭萬年，那我們今天就看不到wumanh鏡頭下動人心魄的壯觀了。如果你認為關掉文學城的連接就能關掉異見的管道，那我們這些胡言論語豈不成了自娛自樂的打打鬧鬧。如果你堅持認為買方便麵給愛人比買花兒給愛人實惠，那你就永遠成不了全世界女人的夢中情人了。玩笑一下。
所以聽一聽不同的聲音沒有什麽壞處，至少曆史地看不會有害。這些年在法國，比起上幾代中國留學生，我們都享受到了中國強大的甜頭，舒服可以，可是不可以做夜郎。
幾天前跟一個法國朋友吃飯，他憂心忡忡地問我，那麽多出口企業破產了，那些民工怎麽辦呢?
是啊，那些民工怎麽辦呢。
水巷同學，你能告訴我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