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紮克伯格與汪滔
2023年11月，約100名賓客在美國猶他州風景如畫的瓦薩奇山脈中測量頭圍、試戴定製的毛氈牛仔帽，他們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與眾不同。這群AI公司高管、風險投資家、政府官員和政策界人士都經過精心挑選，前來參加一場為期三天的秘密閉門會議，主題聚焦AI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主持這場會議的是數據標注AI初創公司Scale的年輕首席執行官汪滔（Alexandr Wang）。當時他的公司成立僅八年，估值已達130億美元。但與Scale的長期天使投資人納特·弗裏德曼在蒙太奇鹿穀度假村（Montage Deer Valley）共同舉辦的此次活動，顯然意在昭示汪滔的地位遠非矽穀新晉神童那麽簡單。年僅26歲的汪滔與白發蒼蒼的五角大樓高層們坐在一起，就AI軍備競賽等重大議題侃侃而談。
一位與會者回憶汪滔是一位口才出眾的主持人，但帶有推銷目的。他對《財富》雜誌表示：“我的印象是，這有點像一場推銷活動，意在向他的投資者和政府客戶炫耀他擁有極佳的人脈網絡。”另一位與會者稱汪滔是位“慷慨”的東道主，但補充說他對其“戲劇性的鷹派姿態”感到不安。他描述汪滔“相當明顯地試圖討好國家安全機構”。
在與會者從猶他州返程途中，發生了一件出人意料、極具戲劇性的後續事件：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OpenAI首席執行官山姆·奧爾特曼突遭解雇。48小時內，隨著OpenAI非營利性董事會上出現混亂，汪滔和弗裏德曼都曾被低調接觸，詢問他們是否願意出任臨時首席執行官。兩人均婉拒了邀請。
然而，彼時情況已很明朗：在華盛頓某些圈子中早已被稱為美國“AI智囊”的汪滔，自2016年與郭如意共同創立Scale AI以來，已取得了長足發展。當時他年僅19歲，剛從麻省理工學院（MIT）輟學，正在創建一家服務於自動駕駛汽車的數據標注初創公司（旨在幫助AI係統學會區分，例如，一個飄飛的塑料袋和一名行人）。
短短幾年間，他就將Scale打造成了一家生成式AI巨頭——首先是雇傭了數萬名員工，手動篩選和標注海量數據集以幫助訓練AI模型；繼而通過強化學習等技術，為OpenAI、SAP和豐田（Toyota）等公司運行模型評估和進行係統微調。2021年，年僅24歲的他在一輪融資後短暫成為全球最年輕的白手起家的億萬富翁，該輪融資使公司估值超過70億美元。
但本月有消息稱，汪滔將加入Meta，成為新“超級智能”團隊一員，直接向馬克·紮克伯格匯報，且這屬於一筆價值143億美元的人才並購交易的一部分。消息傳出後，行業觀察家們深感震驚。
這筆交易對Scale的估值高達290億美元，據報道汪滔的個人持股價值約50億美元，是Meta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外部投資。對Meta而言，該筆交易的風險更高，因為該公司的業務正在向快速發展的AI時代轉型，並與穀歌（Google）、OpenAI等巨頭競相開發全能的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級智能”能力。紮克伯格似乎在汪滔身上，以及在Meta所收購的Scale公司49%的股份中，看到了一件秘密武器。甚至有傳言稱汪滔可能被擢升為Meta整個AI業務的負責人——這些傳言更添困惑：一位業務更依賴人工標注而非大語言模型的年輕企業家，如何融入Meta追求AI霸權的征程？
《財富》雜誌采訪了十多位與汪滔關係密切的人士，包括Scale現任和前任員工、投資者、熟人和競爭對手，以追溯這位28歲的麻省理工學院輟學者如何打造了一家公司，使其成為AI熱潮中最豐厚交易之一的核心，並理解Meta為何在其身上下如此重注。Meta拒絕置評，並拒絕安排汪滔接受采訪。
一位Scale前經理表示：“汪滔是個了不起的招聘者，一位非常精明的商人。誰知道這個計劃會不會成功？也許他能打造出一支更優秀的AI團隊，使其變得更強大，也許他會失敗，但你總要押注某個人來做這件事。世界上可能隻有少數幾個人值得押注，我認為他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2019年，在ChatGPT點燃AI熱潮之前，年輕的汪滔便已開始押注AI數據標注
當紮克伯格遇見汪滔
Meta與Scale的淵源可追溯至2019年，當時這家社交媒體公司開始將Scale用作其AI項目的數據提供商。2024年，Scale在F輪融資中籌集到10億美元，Meta是投資者之一，搶購了這家初創公司的50萬股股票。
據一位熟悉談判情況的消息人士透露，紮克伯格和汪滔從今年四月開始花更多時間相處。當時紮克伯格主動聯係汪滔，表達了希望更緊密合作的意願。作為Meta的首席執行官，紮克伯格也曾擁有“全球最年輕白手起家億萬富翁”的頭銜。他開始邀請汪滔到他位於太浩湖和帕洛阿爾托的家中私下會晤，汪滔的見解很快得到了紮克伯格的信任。據The Information報道，顧問們表示，紮克伯格有時會在與他們交談時引用汪滔的觀點。
兩位首席執行官之間密切交流時，恰逢紮克伯格對Meta在追趕OpenAI、Anthropic和Google DeepMind等競爭對手AI實驗室方麵所麵臨的困境日益感到沮喪。Meta成功創建了名為Llama的一係列成功開源AI模型，但似乎始終無法長期保持領先地位。OpenAI、Anthropic和Google DeepMind總會不可避免地憑借其AI模型吸引AI開發者更多的關注和心智份額，從而超越Meta。
隨著2025年4月Llama 4的發布，Meta的低迷演變成了危機。有關其可能誇大性能指標、倉促發布、缺乏透明度等指控，以及Meta未能跟上中國的深度探索（DeepSeek）等開源AI競爭對手步伐的跡象，導致業內許多人宣稱Meta的最新AI模型是個失敗之作。（Meta稱有關其操控性能指標的說法“完全不屬實”，並將Llama 4發布時“表現參差不齊”的報道歸因於早期漏洞）。
Meta首席執行官馬克·紮克伯格與Scale首席執行官汪滔在太浩湖商討了這筆交易，紮克伯格在當地擁有一處住所
為重獲優勢，Meta已積極行動起來，大力招攬AI人才並調整其戰略。本周有新聞報道稱，Meta近期就收購AI公司Perplexity和初創公司Safe Superintelligence進行了談判。後者由OpenAI前首席科學家伊利亞·蘇茨克維創立。據一位熟悉內情的消息人士透露，Meta目前正洽談收購由Scale投資人弗裏德曼和Safe Superintelligence高管丹尼爾·格羅斯管理的AI風險投資基金。與Scale的談判似乎與Meta的許多其他洽談同步進行。
據熟悉談判情況的消息人士稱，汪滔起初拒絕了紮克伯格邀請他加入Meta的提議，並表示如果要他離開自己的初創公司，任何交易都必須能為Scale的投資者帶來立竿見影（且物有所值）的回報。整個五月，兩位CEO進行了斷斷續續的討論，方案從Meta提議向Scale投資50億美元換取無投票權股份，最終演變為Meta投資143億美元收購Scale 49%的無投票權但未來可轉換的股份。（該交易還包含一項毒丸條款：若汪滔離開Meta，股份將按1.5倍的比例轉換，造成額外稀釋，以此激勵汪滔對Meta做出長期承諾。）
一些與汪滔關係密切的人士表示，他與紮克伯格達成的這筆交易表明了他對投資者和員工的負責態度，而非為了一己私利獲利退出而拋棄他們。（注：汪滔的英文姓名"Alexandr"拚寫中特意省略了第二個"e"，使其成為八個字符，在中華文化中與好運相關聯。）盡管如此，汪滔將離開的消息對許多與Scale和他本人相關的人來說仍是一個巨大的意外。
上個月離開公司的Scale AI前經理表示：“這令人非常震驚。我從未想過汪滔會離開Scale，尤其是在我們剛宣布以250億美元估值進行股權要約收購之後。這一切發生得太快了。”
針對《財富》雜誌的置評請求，Scale方麵援引了新任首席執行官傑森·德羅格的一篇博客文章作為回應。這篇文章申明公司將繼續保持獨立，承諾不偏袒任何特定AI模型，並暗示即將發布公告。
時機完美的戰略轉型，鑄就成功之路
交易公開宣布後，汪滔在公司位於舊金山市場南的辦公室向Scale員工發表了講話。當他沿著蜿蜒的樓梯走到辦公樓的中庭時，員工們起立鼓掌。他向員工們講述自己在Scale的歲月以及大學一年級時創辦公司的經曆，期間數度哽咽。
汪滔的思緒或許飄回了更遙遠的童年。作為移民之子，他的父母是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的核物理學家。該實驗室由J·羅伯特·奧本海默領導，曾是研發首批原子彈的絕密基地。
他在去年接受《財富》雜誌采訪時表示：“在我的家鄉，基本上每個人的父母都在為國家實驗室工作。我周圍的每個成年人都是科學家，他們都曾宣誓運用自己的科學能力和力量來發展技術，以確保美國的長久安全。”
Y Combinator的團隊合夥人賈裏德·弗裏德曼表示，這種成長環境為汪滔將Scale打造成一家成功企業提供了模板。弗裏德曼表示：“他組建了一支人才密度極高的團隊，營造了一種濃厚的文化氛圍，成員與他相似——都是數學和計算機科學（CS）領域的頂尖學生。”
郭如意（Lucy Guo）曾與汪滔共同創立Scale，但於2018年離開
汪滔在高中時就參加過全國數學競賽，在麻省理工學院就讀一年後便輟學，聯手問答網站Quora的產品設計師郭如意開始追逐創業夢。郭如意本人也曾從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輟學，去追求泰爾獎學金（Thiel Fellowship），並曾是Snap公司的首位女性設計師。兩人最初計劃為醫生禮賓服務開發技術，但在2016年夏季加入初創企業加速器Y Combinator後，他們最終將方向轉向了數據標注。
弗裏德曼回憶道：“他們最初的想法與後來的創業項目截然不同，第一個夏天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弄清楚要做什麽產品上”。弗裏德曼在2016年擔任汪滔和郭如意在Y Combinator的合作夥伴。
在轉向數據標注後，Scale便在迅速擴張且資金雄厚的自動駕駛汽車初創企業群體中找到了完美的客戶基礎。
一位於2022年離職的早期員工表示，汪滔身體力行地踐行著公司“雄心塑造現實”的信條。“汪滔本人會在需要時深度參與客戶對接，包括深入鑽研技術挑戰，以及協助在業務層麵與高層建立人脈、進行談判，以幫助我們贏得客戶和新業務。”
另一位消息人士（即Scale前經理）描述了在每天長達兩小時的會議上，“我們會逐一審查每一個客戶賬戶。”這位知情人士稱，這種慣例並非人人喜歡，“但說實話，現在回想起來，這迫使每個人都變得非常嚴謹。”
隨著公司的發展，兩位聯合創始人之間的緊張關係很快浮出水麵。郭如意招募了汪滔，而且她是公司最初的首席執行官。但據一位熟悉內情的消息人士稱，兩位創始人無法和睦相處，對彼此應如何履行職責的問題上發生衝突。根據此人的說法，董事會站在了汪滔一邊，他成為首席執行官，而郭如意於2018年離開了公司。郭如意對《財富》雜誌表示，在A輪融資後，汪滔提出由他擔任首席執行官一職，認為“他更適合擔任一家API公司的門麵”，她同意這一建議。她在電子郵件中表示：“我不看重頭銜，對交接沒有意見。”郭如意對《財富》雜誌表示，她從Meta的這筆交易中獲得了7.5億美元，但未評論她與汪滔目前的關係狀況。
近年來，Scale因其勞工實踐而引發擔憂。該公司在全球雇傭了估計數萬名合同工，進行人工數據標注和圖像審核。2024年，美國勞工部對Scale對《公平勞動標準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的遵守情況展開調查，特別是在薪酬公平和工人分類等方麵，該調查於今年五月結束。目前有兩起針對Scale的勞工訴訟正在進行中。代表勞工向該公司提起訴訟的克拉克森律師事務所（Clarkson Law Firm）合夥人格倫·達納斯估計，該公司的合同工數量可能約有60,000人。
“他絕不隻是個推銷員”
Meta與Scale這筆交易引人注目的一點在於，汪滔一直強調自己並非研究員，Scale AI也並非在構建AI模型。相反，它的目標是為整個生成式AI生態係統提供用於訓練模型的高質量數據。
汪滔去年對《財富》雜誌表示：“我們並沒有在開發領先的大語言模型，而是在服務於整個生態係統。幾乎所有主流大語言模型都是基於我們的數據工場構建。”
Scale在與客戶合作時也秉持中立立場。它曾於2019年與OpenAI團隊（該團隊後來成立了Anthropic）合作，進行了最早的基於人類反饋的強化學習（RLHF）實驗之一。Scale繼續與這兩家AI初創公司保持合作。汪滔表示：“我們在整個生態係統中保持中立，並且能夠與AI生態棧中所有相關公司建立非常牢固的關係。”
Scale曾表示將繼續作為獨立公司運營（由汪滔擔任董事長），服務其他客戶。據熟悉談判情況的消息人士稱，根據交易條款，Meta在未來五年內每年將至少花費5億美元購買Scale的數據。但如今，中立性的形象似乎已蕩然無存。交易宣布後，有媒體報道稱穀歌和OpenAI都計劃終止與Scale的合作關係。一些行業觀察家推測，Meta的真實戰略始終是進行一場數據圈地運動，旨在確保獲取構建AI模型的關鍵要素之一的主要來源——並剝奪他人獲取這些要素的機會。
但《財富》雜誌接觸的幾位業內人士對此說法表示懷疑。Scale AI的競爭對手Appen的首席執行官瑞安·科恩表示，他不認為Meta/Scale交易是為了整合數據供應商或讓尋求數據的競爭對手陷入困境。他表示，這麽做存在風險，因為擁有不同專長和專業知識的數據供應商所帶來的數據多樣性具有巨大益處。
那麽，紮克伯格豪擲143億美元，真正要獲取的關鍵之物是什麽？
幾位與兩家公司關係密切的消息人士表示，他們聽說Meta正在考慮由汪滔擔任整個AI部門的潛在領導者。這個職位的權限遠遠高於“超級智能”團隊（有媒體報道稱該團隊將由50人組成，並由汪滔領導）。
Meta前工程負責人埃裏克·梅耶爾表示，如果任命汪滔為整個Meta的“首席AI官”，他不會感到意外。他表示：“把所有（AI）事務整合到一個部門是合理的。事實上，如果馬克（紮克伯格）投入如此巨資後，卻不進行徹底重組整合所有AI業務，我反而會感到意外。”
Meta龐大的AI版圖包括以產品為中心的生成式AI團隊、專注於進一步開發Llama的通用人工智能基礎部門，以及由“AI教父”楊立昆創立並仍擔任Meta首席科學家的FAIR（基礎AI研究）部門。此外，該公司還有一個獨立的商業AI產品團隊，由前賽富時（Salesforce）AI負責人史宗瑋領導。
Scale將保持獨立運營，而汪滔將加入Meta並繼續擔任Scale董事長
話雖如此，由於汪滔並非計算機科學家出身，選擇他擔任最高職位將是一個打破常規的決定。在Meta工作的博士及其他AI研究人員是否會接受汪滔作為他們的領導者，這是一個巨大的未知數。一位現任Meta AI研究員直截了當地表示：“不可能。”這位Meta研究員表示，汪滔是個商人，在AI模型方麵沒有深厚的資曆。一位曾在Meta FAIR團隊工作過的前Meta AI研究員也認同此觀點：“他不會輕易被大家所接受。”
紮克伯格很可能注意到這一警告，因為Meta的研究實驗室已經出現人才流失——Llama最初的14位開發人員中已有11人離職加入競爭對手。另一方麵，汪滔的支持者指出，盡管他不是計算機科學家，但他完全有能力抓住AI技術的細節。
那位前Scale經理表示：“我們有時忘記了他擁有強大的技術能力。他絕不隻是個推銷員。他在這方麵非常出色，但他絕不僅是個推銷員。”
完成難以預測的平台變革
年營收超過1,640億美元的Meta深知，要想實質性推動其業務發展，必須依靠真正獨特的東西。而紮克伯格重金招攬汪滔和Scale公司，其押注的很可能是一種超越任何簡單類別的真正價值。
一位與汪滔關係密切的消息人士對《財富》雜誌表示，外界的驚訝和困惑源於汪滔不符合典型的科技界人物模板。他表示：“矽穀擅長給人貼標簽，他們喜歡說，這個人是技術型的，那個人是商業型的，汪滔是真正獨一無二的人。”在行業格局變化之際，這種特質尤為寶貴。
在特朗普1月的就職典禮上，科技巨頭領袖們都站在了最前排的中央。汪滔雖未被鏡頭捕捉到，但也身在其中
如果AI真如某些人所預期的那樣具有顛覆性，其影響將遠超以往任何撼動科技行業的平台變革，帶來難以預測的風險與機遇。AI的出現，已經開始讓矽穀公司曾基本被拒之門外的龐大軍事合同市場出現鬆動。Meta正與無人機製造商Anduril建立聯係，而OpenAI等競爭對手也在敲定各自的國防安全合同。
一位前國防部官員表示：“我深切感受到，Meta正在積極探索，期望在美國國家安全領域扮演重要的領導角色，甚至該公司在這方麵的積極性領先於其他競爭對手。”
正如汪滔在2023年猶他州會議上的表現所展示的那樣，Meta的這項新投資在該領域定位精準。同樣引人注目的是，特朗普政府的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兼總統科學顧問邁克爾·克拉齊奧斯，曾在特朗普兩屆任期之間任職於Scale公司。
這位前國防部官員如此評價汪滔：“他一直非常聰明且極其機智。他似乎投身於許多人都有些反感的領域，即參與華盛頓的政治活動。我認為無論是從代際還是個性或其他方麵來看，汪滔確實明白這樣做的必要性——他似乎擁有一種真正的第六感。”
然而，盡管Meta可以動用在華盛頓特區能獲得的一切幫助（一位華盛頓內部人士說道：“華盛頓特區最熱衷憎恨的人莫過於紮克伯格了；這對某些人來說算是一種消遣。”），但汪滔若想與紮克伯格的合作取得成功，最終需要的貢獻遠不止於遊說服務。在汪滔的支持者（包括一位認識他約十年的消息人士）看來，他的多麵手特質將助力Meta打開局麵，應對未來的任何挑戰：“在任何一個問題上，他都是我見過最擅長在關鍵接觸點上解決問題的人。”
從更長遠的角度看，此人呼應了一種普遍看法，即汪滔的征程才剛剛開始。這位消息人士表示：“汪滔可能會再創辦一家公司，或者創辦一批公司。假以時日，他有機會在未來30年成為矽穀最高層級的領軍人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