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創新藥風雨二十餘年:他們現在走到哪裏了

今年9月8日,在美國召開的全球肺癌大會上,中國藥企康方生物研發的抗腫瘤新藥依沃西注射液,“頭對頭”三期臨床研究數據揭曉,療效擊敗當下全球“藥王”默沙東K藥,全場沸騰,成為會上壯觀的一幕。

次日,在該公司召開的電話投資者交流會,全球眾多投資者蜂擁而至,電話會開頭一度宕機了十幾分鍾。拿下這款藥物海外授權的美國公司SMMT,在上述研究結果公布後一周內,美股股價暴漲1.6倍。

這是中國創新藥行業發展的高光時刻之一。

新中國成立75年以來,從“缺醫少藥”到以仿製藥起家,之後成為了仿製藥大國,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的醫藥產業以附加值低的仿製藥為主,難以在全球醫藥鏈條上占據優勢地位。2000年初,中國創新藥產業開始萌芽發展,曆經二十餘年,實現了從無到有的跨越,從海外人才逐漸回流,再到藥政改革、醫保目錄騰籠換鳥,資本市場敞開大門,在多方麵助力下,整個創新藥產業鏈有崛起的勢頭。立足當下,中國創新藥怎樣才能走好下一程?

萌芽

2002年7月,在美國做病理科執業醫師的丁列明,與在耶魯大學做博士後的王印祥和醫用化學博士張曉東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討一個抗癌新藥項目的推進問題,是在美國研發還是回中國創業?

一個月後,丁列明告別家人,啟程歸國。2003年1月,丁列明和王印祥在杭州市餘杭區創辦了貝達藥業,推進抗癌藥物研發。

二十一世紀初,歐美等發達國家的腫瘤新藥研發如日方升,但中國在這個領域還是一片空白。在中國藥政改革啟動之前,進口新藥獲批的時間一般都要比發達國家晚5到7年左右。國內患者屢屢陷入苦苦等藥困境。即使獲批,這些抗癌藥的價格居高不下,甚至比歐美市場還要貴,大多數患者還是買不起、用不上。

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世界經濟接軌,中國醫藥產業迎來留學生歸國潮,他們不少是生物醫藥領域拔尖科學家,懷揣著“改變中國創新藥產業現狀和做百姓用得起的中國原創藥”夢想。

2003年,任職美國密歇根大學副教授楊大俊,與密歇根大學終身教授王少萌創辦了亞生生物。2005年,從美國高校辭職、帶著光彩熠熠履曆的楊大俊,回國建立亞生中國研發中心,這也是亞盛醫藥的前身。2009年,亞盛醫藥正式成立。

2010年2月,已成為美國科學院院士王曉東,在北京的一次聚餐上,認識了美國人歐雷強相識,兩人一拍即合,決心要在中國成立一家創新藥企,開發可及且可負擔的創新藥物。次年,百濟神州在北京成立。

夏瑜在2007年回國的第一站,是加入CRO公司中美冠科,擔任高級副總裁並兼任太倉冠科生物分析檢測有限公司董事及總經理。加入中美冠科後,她全麵參與了公司決策及運營、團隊及技術平台建設及商務拓展。

這一段經曆是夏瑜後來創立並管理康方生物前的“大練兵”,在中美冠科任職期間,她與王忠民、張鵬、李百勇三位博士結緣,後來他們在2012年成為了康方生物的共同創始人。

多年後,這些藥企都在國產腫瘤藥物開發曆程上各自留下精彩的一筆。但在2015年前,這些企業都經曆同樣的艱辛。那時,國內醫藥管理體係不少環節都存有空白,從注冊管理辦法,到申報內容、具體要求,再到指導臨床研究的技術規範,根本不足以指導創新藥的研發。創新藥投資巨大,失敗風險極高,也並不是一般企業能夠承擔,當時的環境,尚缺乏風險投資可以為企業的創新保駕護航。

今年5月份,在“第18屆中國投資年會·年度峰會”上,啟明創投合夥人陳侃回憶稱,他2012年回國,那時中國的生物科技行業基本上是“北大荒”,大家不知道怎麽做藥,外企在中國的研發中心看起來也高不可攀。“我自己在藥廠做研發,但那時投資主題基本上是臨床CRO或者是仿製藥,創新藥都未曾想過。”

2008年,貝達藥業的埃克替尼三期臨床試驗需要5000萬元資金,但當時公司已欠下銀行3000萬元。艱難時刻,是政府雪中送炭,才讓藥物研發繼續推進。

亞盛醫藥成立之初,因拿不到投資,賬上的資金半年就消耗完,一度到了發不出工資困境。2010年2月,公司拿到了2000萬融資。靠著這筆資金以及政府的相關項目基金,公司撐過了2010年到2015年這五年時間。

創辦了康方生物後,夏瑜才真正體會到當時國內環境的複雜,早期公司靠著天使輪融來的2000萬元,熬過了三年。為了生存下去,康方生物也一度出售了PD-1和PD-L1兩款產品。

分水嶺

2015年,是中國醫藥行業發展的分水嶺。

這一年,60歲的畢井泉上任,出任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管管理總局局長。這位在醫藥行業像是“外行人”,出乎意料,上任後,他就對醫藥審評審批製度進行了大刀闊斧改革。

在這之前,藥品注冊審批慢、排隊時間長,長期以來,行業口誅筆伐,有的新藥還沒上市,專利卻快到期了。由於曆史遺留問題,也有不少藥品因濫竽充數而造成審批壓件。

當年的7月,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對外發布藥物臨床試驗數據真實性自查通告,要求企業自查,數據不真實的要主動撤回。手起刀落,隨著臨床自查核查打響藥政改革的第一槍,藥品審評審批製度改革全線啟動。

8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藥品和醫療器械審評審批製度改革的意見》。兩年後的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了《關於深化審評審批製度改革 鼓勵藥品醫療器械創新的意見》。近年來,我國也全麵引入了全球通行的藥品研發與注冊技術要求,推動了我國藥品審評審批製度改革創新。

藥品審評審批製度改革的“組合拳”將新藥審批時間大大縮短,使得創新藥實現境內外同步注冊上市成為可能。

這場疾風驟雨式的藥審改革,激發了醫藥產業的創新活力。

企業在早期沒有創新發展成果時,需要資金不斷支持,才有實現創新的可能。創新藥物的研發,涉及的不僅僅有資金投入,還要讓投資人可以退出。在美國,早期介入投資的機構,後續可以通過納斯達克市場退出,由此也培育了一批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創新藥企。

在我國關於促進醫藥行業發展的政策支持下,2018年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規則》第18A章“生物科技公司”的引入,以及2019年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的推出,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物科技企業的上市要求,豐富了投資退出渠道,提振資本市場投資熱情。2018年8月,歌禮製藥登陸港股,成為18A第一股。此後的2019年至2021年,分別有9家、14家、20家生物科技企業登陸港股市場。

創新藥行業的發展進入逐漸進入蜜月期,一些在華跨國藥企高管紛紛親自下場創業或加盟創新藥企擔任高管。

2017年,時任阿斯利康中國創新中心負責人的張小林,投身工業界多年後,已決定回大學潛心學術研究。當時,與他在北大同一個係的教授,恰好出來創業,後者也提議張小林出來創業。

阿斯利康任職期間,張小林帶領的研發團隊,有過顯赫業績,曾立項研發了阿斯利康最大的腫瘤產品泰瑞沙。

2017年,在國投創新、阿斯利康等多方協商下,張小林帶領阿斯利康創新中心核心團隊大部分成員創立了迪哲醫藥。為此,張小林也拿出了自己在阿斯利康掙下的退休金投入其中。

2021年底,迪哲醫藥登陸科創板上市,刷新了科創板企業從成立到上市的速度。

2018年,時任輝瑞中國總經理吳曉濱跳槽百濟神州,這位德國的海歸博士,在跨國藥企職業生涯中有著斐然業績,曾是跨國藥企高管中最有影響力的“中國麵孔”之一,曾被中國醫藥界稱為“最牛藥代”。這位醫藥界骨灰級人物的出走,折射出當時中國本土生物科技企業的吸引力。

突破

開頭提及的國產創新藥依沃西注射液,近日公布的臨床研究數據,在療效上,擊敗了全球“藥王”K藥,是國產創新藥進步的一個縮影。

康方生物董事長夏瑜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生物技術發展浪潮下,生物醫藥產業的迭代發展,再加上國內創新研發政策支持下,為公司的優勢所長提供了施展空間。一直以來,公司著眼於全球臨床需求,進行新藥研發。

經過這些年的發展,國產創新藥研發漸入佳境。據IQVIA統計,中國醫藥企業研發管線貢獻率從2013年的4%增長至2023年已經達到28%,中國的醫藥企業研發全球貢獻率已經超越歐洲,僅次於美國。

2018年開始,國內獲批上市的國產創新藥數量增多。2021年,國產新藥的上市數量首次超過了進口藥。據中國醫藥工業信息中心統計,2017年至2023年,中國獲批上市的國產創新藥(按照1類或1.1類或1.4類新藥計算)數量累計達到120款。

在很多領域,國產創新藥作出了不少創新。

2021年11月,由亞盛醫藥研發的慢性粒細胞白血病靶向藥物奧巴替尼上市,在破解耐藥難題的同時,填補了國內臨床空白。此前由其他企業研發的第一代、第二代慢性粒細胞白血病靶向藥物,雖然解決了病人無藥可用的問題,但依舊無法解決耐藥問題。亞盛醫藥研發的這款藥,之後通過醫保談判降價納入國家醫保目錄,進一步減輕了患者用藥負擔。

2023年,8月,迪哲醫藥研發的舒沃替尼獲批在國內上市,也填補了EGFR exon20ins突變型非小細胞肺癌領域近20年來的臨床治療空白,這是目前國內唯一獲批治療該適應證的靶向藥。

迪哲醫藥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張小林對第一財經記者說,近年來,從國家層麵到地方層麵,對於生物醫藥的高質量發展,都出台了很多扶持和鼓勵政策。我國的科研創新水平在不斷提升,新藥研發正從“快速跟進”向以臨床價值為導向的源頭創新變革和發展。公司的研發立項也始終以臨床價值為導向,聚焦在自身有全球競爭優勢的領域,公司永遠不去做“me too”或者“me better”,而追求的是全球競爭。

在全球生物製藥領域,年度收入超過10億美元的藥物通常被稱為“重磅炸彈”藥物。

2023年,百濟神州BTK抑製劑百悅澤(澤布替尼)全球銷售額首次突破十億美元大關,全年銷售額達13億美元,成為國內首個“十億美元分子”。

我國醫藥企業在積累了多年的創新發展成果後,逐步獲得國際同行的認可,越來越多的國產創新藥通過對外授權實現出海。

據醫藥魔方統計,2023年中國創新藥企業通過BD(商務拓展)獲得的首付款總額達267.64億元,首次超過IPO渠道募資總額,並且是後者的近兩倍。2024年上半年,國內藥企也達成了42項對外授權合作,累計交易總金額255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80%。

在“第18屆中國投資年會·年度峰會”上,陳侃表示,在過去的兩年中,啟明創投的投資企業達成了19項授權交易,都是對外授權,對象都是歐美的藥企,包括阿斯利康、羅氏、輝瑞,首付金額都是幾千萬美元,甚至上億美元,整個交易金額往往在十億美元到二十億美元之間,這也部分說明了公司這些投資企業的實力,以及中國創新藥整體的實力。

下一程

國內市場中,醫保是藥品市場最大的支付方。為了滿足患者臨床需要,推動藥品可及,同時為了鼓勵新藥創新,國家醫保局這些年做了大量工作。

從2017年開始,創新藥可以通過醫保談判的方式進入國家醫保目錄。2020年起,國家醫保目錄開始采用動態調整機製。近兩年,國家醫保局對談判及續約的規則作出了優化。2023年提出,目錄達到8年的談判藥物可納入常規目錄管理,同時細化了重新談判的納入範圍。

創新藥的商業化是藥物整體生命周期內實現盈利的關鍵。在市場資源有限的背景下,如何快速實現商業化,是每家藥企必須直麵的問題。當前,醫保支付是國內創新藥的主要支付端。但新藥進入醫保過程中,價格競爭激烈。

根據中康產業研究院整理,從2019年至2023年,醫保談判曆年平均降幅在56%以上。醫保的“靈魂砍價”,有助於推動藥物可及,但如何平衡企業的投入與產出回報,受到關注。新藥研發的特點是“九死一生”,大部分項目以失敗告終。少數成功的項目,如果不能實現巨額盈利,就很難補償多數失敗項目的沉沒成本。

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執行會長宋瑞霖在2024年中國醫藥創新政策論壇上表示,我國長期處於全球版圖上的價格窪地,談判價格相較於最低國際參考價的中位價還低約39%,導致作為全球第二大藥品市場的中國,創新藥在全球醫藥市場占比僅為3%,與創新大國的定位顯然不匹配。

在業內看來,國家醫保基於“保基本”原則,創新藥要全部靠醫保來支付,並不現實,醫保也無法解決創新藥支付的所有問題,創新藥支付應該走多元支付道路,目前也應該發展商業保險來進行補充支付,而這塊還有待發力。

波士頓谘詢(BCG)、中再壽險、鎂信健康等3家機構共同編撰的《中國商業健康險創新藥支付白皮書(2024)》顯示,2023年創新藥市場規模約1400億元。據測算,商業健康險對創新藥的支付總額約74億元,占比5.3%。

有藥企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科學家的回國潮,再加上醫藥行業的審評審批製度改革、資本市場的扶持,醫保談判等政策推進,激發了整個創新藥產業發展活力,國產創新藥支付改革是整個產業良性循環發展,最後一塊有待彌補的短板。

張小林表示,從行業發展的角度看,政策鼓勵的目標是開發真正有臨床價值的創新藥,尤其是能填補空白、解決未滿足需求的創新。源頭創新所做的正是從0到1研發出新靶點、新結構、新機製的藥物,來填補臨床空白、突破現有治療瓶頸,這樣才能做出全球有競爭力的創新藥。同時,相應地投入和所承擔的風險也會更高。因此,鼓勵真正有臨床價值的創新藥能夠盡早進入市場,得到商業上的回報來支持創新,這一點尤為重要,期待更多有助於創新藥市場融資,加快真正創新藥的審批,準入和醫院落地,助力具有臨床價值的創新藥早日造福廣大患者。

複星醫藥董事長吳以芳亦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很多時候,大家研發創新藥是帶有非常強的使命感。在過去二十年時間裏,從國家層麵鼓勵創新開始,中國生物醫藥發展迅速,如今超越了韓國、日本,可以和歐洲國家並駕齊驅,並僅次於美國,這個產業的發展仍需要各方麵的支持。近期很高興看到從中央到地方出台一係列支持生物醫藥全鏈條發展的政策,我們希望可以借助東風發展得更好,也期待更多利好政策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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