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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國企業的腳步已經遍布世界每一個角落。出海，不再隻是指向東南亞、歐美等傳統熱門地區，而是向著更廣闊的天地進發。從繁華都市到遙遠小鎮，從廣袤大陸到孤島小國，中國出海人的故事在世界各地上演，他們的勇氣、智慧和堅持，成為了這個時代最動人的篇章。
本篇為【小眾國出海指南】第二篇，關注中國商人在非洲第一大經濟體——尼日利亞的生存現狀。
第一篇為《哈薩克斯坦的中國商人：五倍利潤，我卻賺不到錢》。
相比於其他地區，例如北美和東南亞，非洲從不是出海熱土。雨果跨境數據顯示，2024年跨境賣家重點拓展的新市場中，非洲僅占1%。
動蕩的環境、貶值的貨幣、墾荒般艱難的建設，種種不利因素都在勸退淘金者。
然而即使如此，仍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商人正在湧向非洲第一大經濟體——尼日利亞。
2019 年，中國與尼日利亞的雙邊貿易額達到 192.8 億美元，同比增長 26.2%，在中國前 40 大貿易夥伴中增速排名第一。
“從機場到我家的30分鍾路途，原來隻有一兩家中國人開的廠，零星分布，可現在，路兩邊全是中國廠，有上千家。”張超在尼日利亞創業十年，主要做木材生意，他這樣向虎嗅形容。
市場大、增長潛力強、勞動力成本低，奔著這些，中國老板來到尼日利亞，然而，現實卻比他們想象得更為嚴峻。
尼國商機
吸引中國人來到尼日利亞的原因並不複雜。
一方麵，尼日利亞有2.27億人口，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且人口結構年輕化，平均年齡17.3 歲，正處於“人口紅利期”，市場潛力巨大。
且尼日利亞的勞動力成本及其低廉，一個普通工人的月薪隻有200-400元人民幣。而要在非洲雇一個中國人，每月1-1.5萬元人民幣的工資，加上簽證、機票、餐飲等費用，每年需要支出20萬以上。“五十個當地人的薪資相當於一個中國人的薪資。”蔡晨告訴虎嗅。
另一方麵，尼日利亞的稅收監管非常寬鬆。
張超告訴虎嗅，當地建廠的中國人隻需給稅務部門三五百萬奈拉（約合人民幣1.3-2.1萬），之後他們就不會再找上門來。
在尼日利亞做了12年家具生意的蔡晨告訴虎嗅，當地條件落後，就連用電腦登記的稅務申報流程，都是近幾年才出現，可操作空間很大。並且，肯尼亞、埃塞俄比亞等東非國家的稅收征管要比尼日利亞嚴格。
對於小廠家來說，寬鬆的稅收監管大大減少了他們的成本。
疫情以來，尤其是中非合作論壇之後，來尼日利亞本土開廠的中國人越來越多，涉及各行各業，比如3C電子、家電、家具、鞋服、礦業、農業。
對於中國出口到尼日利亞的生意，為了提高競爭力，有實力的中國商人會將工廠直接開到當地地，進一步縮減成本。
也有人反其道行之，做起尼日利亞到中國的出口生意。
一部分人做木炭生意。
木炭是工業、農業、畜牧業、冶金業等行業不可缺少的原料和添加劑。然而出於對森林資源的保護和環境保護，我國法律禁止非法采伐、毀壞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來燒製木炭，因此一部分木炭需要依賴進口。
而尼日利亞對於木炭燒製並無嚴格禁令，並且在2023年取消了對木炭和加工木材出口的禁令。部分中國商人看見商機，會將尼日利亞的木炭出口到中國。
綁架與瘧疾
雖然尼日利亞展現出的掘金機會吸引了一批批中國老板，但中國商人在尼日利亞的實際處境，也符合大眾對非洲的刻板印象，混亂而危險。
“當地流傳這麽一句話，綁架發財比買彩票中獎的機率要高。”張超告訴虎嗅。
張超生活在奧貢州，緊挨著尼日利亞第一大城市拉各斯。奧貢之於拉各斯，就像廊坊之於北京，都是憑借其地理優勢，成為製造業聚集區。奧貢這裏也聚集了不少中國工廠。
張超告訴虎嗅，由於綁架實在太猖獗，奧貢的大部分中國老板，都會給自己雇武警。當地普通工人的月薪是200-400元人民幣，而一次綁架就可以為綁匪帶來幾十萬元人民幣的贖金，如此高收益，使綁架在當地已形成產業。
張超親身經曆過一次綁架，2019年夏天，他和朋友、司機在當地酒吧吃飯時，被闖入的綁匪綁架，最後是聯係當地人談判，交了十幾萬元人民幣贖金，才被放回，即使如此，還是被打得很慘。
蔡晨身邊也有被綁架的案例，他告訴虎嗅，很多綁架案是有預謀的，往往是內部人員掌握了雇主的行蹤，跟綁匪裏應外合。
綁架事件後，張超到了晚上都不再出門，日常兩個武警跟隨，並且盡量減少與外界接觸，防止成為襲擊的目標。
生活在拉各斯的蔡晨對綁架的態度更為輕鬆，他總結道，綁匪更多是圖財不圖命，很少傷人和撕票，更多情況下，綁匪需要的是可觀的贖金。對中國商人來說，幾十萬雖然數額不小，但可以花錢消災，而對本地綁匪來說，這筆錢簡直可以讓他們“財富自由”。
除了綁架，瘧疾也是繞不開的痛點。
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非洲地區占全球瘧疾發病總數的 90% 以上。尼日利亞、剛果民主共和國、烏幹達和莫桑比克四國的瘧疾死亡人數占全球瘧疾死亡人數的一半以上。
在尼日利亞，瘧疾就像“感冒”一樣普遍，症狀可輕可重。瘧疾的死亡率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當地的衛生條件、瘧原蟲對藥物的耐藥性、以及是否能夠及時獲得有效的治療。
重點在於能否及時得到有效治療，蔡晨告訴虎嗅，他所在的中國人聚集區，會有醫療資源尚可的中國醫院，一般感染瘧疾後，通過打針、輸液、吃藥，大多能康複。
但也有例外，張超告訴虎嗅，他的朋友在感染瘧疾後症狀較為嚴重，已經到了尿血的程度，住院每天花費一兩萬元人民幣，好轉之後立馬回國了，不敢再踏上非洲這片土地。
令人頭疼的管理問題
生存環境存在風險之外，尼日利亞的用工環境也有諸多挑戰。
雖然當地的用人成本極低，但是他們身上也有不少槽點，比如偷竊和技能不足。
在尼日利亞，就連電力的供應都不夠完善，更別提監控，因此犯罪成本很低。
銅線、電纜等機械配件，都是工人們常偷的物品。 尼日利亞銅價大概是6萬多元人民幣/噸，偷上十公斤銅去賣，都比一個月的工資還高。
為了應對偷竊，不少工廠下班前會進行搜身檢查。
“當地人普遍有‘受害者心態’，他們認為外國人來他們的國家就是偷走了他們的資源，因此他們再索要、搶奪、偷竊外國人的東西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理所當然的。”石頭在18年來到尼日利亞做生意，同時也是抖音自媒體博主，他這樣告訴虎嗅。
談及偷竊背後的原因，幾位中國商人有共識——沒辦法，本地人實在是太窮了。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尼日利亞2億多人口中約有40%生活在極度貧困中，更高的生活成本也加劇了他們的貧困。
由於用人成本低，中國商人在當地都會雇司機和保姆，每月工資為七萬奈拉（約合人民幣294.52元人民幣）左右。
“當地的物價是6毛錢一個雞蛋，一隻肉雞要60-80元人民幣，普通人每月工資，隻夠買三隻雞。那些工資，僅用於吃飯都不夠。”張超告訴虎嗅。
張超舉了個例子，他的司機每天隻吃兩頓飯，上午十點一頓、晚上一頓，食物就是傳統的木薯蘸蘸料，每天都在講他好餓。
有人說非洲人懶，總是“躺著沒事幹”，張超解釋，那是因為城市以外的工作機會太少了，沒有工作的人就靠躺著去減少消化，一旦動起來，又該餓了。
尼日利亞的一間教室，受訪者供圖
除了偷竊之外，還有別的問題令中國老板更頭疼。
“小偷小盜倒還是其次，更大的損失源自於一些員工技能不到位或者工作失誤造成的人身或者設備損傷。”蔡晨告訴虎嗅。
蔡晨遇到的是在員工開叉車過程中，因為操作失誤，撞上了另外一位員工，最後治療花費2萬元人民幣左右。
還有在操作機器過程中，員工可能因粗心造成機械設備的損壞。
不管是醫藥費還是設備修理費，300元人民幣月薪的當地員工都是賠不起的，最後是由企業來買單。
還有一部分當地員工嚴重缺乏工作的觀念，張超就遇到過在工作時間，其他員工在裝貨，一位員工躺在木頭上睡覺，說：“我困了，沒力氣幹活。”
當地員工的工作場景（受訪者供圖）
本地員工並不好管理，所以到後期，中國商人們會逐漸放手，篩選出靠譜、忠實的員工成為管理層，給更高的工資，由他們去管理其他本地員工。
繞不過的匯率貶值
對於中國老板來說，即使在尼日利亞躲過了綁架、瘧疾、偷竊問題，也難逃過一個更令他們肉疼的問題，那就是貨幣貶值。
大部分中國商人對尼做出口生意，奈拉貶值對其打擊很大。
據數據顯示，十二年間，奈拉兌人民幣匯率跌幅已近900%。張超告訴虎嗅，近一年多奈拉貶值太快，許多中國工廠承受不住，被迫停工。
2012年1月31日，1元人民幣能兌換25.50奈拉，而今天（9月29日）的匯率是1元人民幣兌換238.10尼日利亞奈拉（圖源Refinitiv）
可以看出，在尼日利亞若無法應對匯率風險，前期的一切努力可能都會化為泡影。
這也無形中抬高了在尼做生意的門檻。
蔡晨告訴虎嗅，他的家具廠在當地深耕近十年，產品多元化，有足夠的競爭力，才有底氣根據匯率上調價格，而不過分影響整體利潤。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有這樣的底氣。比如有位中國商人在尼日利亞賣輪胎，本來定價五萬奈拉即可維持利潤，但奈拉大幅貶值後，他需要定價八萬奈拉才能不虧本，市場不接受漲價，他就隻能默默承受虧損。
當然，對於在尼做生意的中國老板來說，深諳換匯之道已成必備技能。
蔡晨告訴虎嗅：為防止奈拉貶值過快，盡量當天就要換匯。
在換匯時，一些商家會用到“對敲”的交易方式，所謂“對敲”，就是指一個商家做生意收款是奈拉，另一商家收款為人民幣，雙方直接根據匯率等值交換，繞過正規的銀行換匯流程。
此外，也有一些手段可以讓商家規避匯率風險。比如走地下錢莊換匯、將當地貨幣換成USDT（全稱Tether USD，是一種加密數字貨幣，其價值與美元（USD）掛鉤，保持1 USDT=1美元的固定匯率）等，但這些手段往往不合規，有諸多法律和安全隱患。
寫在最後
2012年，蔡晨剛來尼日利亞的時候，水是沒有的，要自己打井，打井需要電，電也是不穩定的，需要發電機。發電機經常壞，隨著中國企業多了起來，有中國人開始在當地建發電廠，才逐漸解決用電問題。
貧窮與落後，讓當地建廠的商人們一切都要從零開始。
不過好在，這些深耕尼日利亞的中國商人，已經逐漸紮根。富貴不再隻從險中求，對於他們來說，即使外部環境動蕩不安，但也在盡力站穩腳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