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嗎？

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大多數人還談到這個話題的時候，往往是興致勃勃並且會非常自豪地回答肯定，但放在今天的背景下來看，要想在短期內超越美國，依然很難很難。

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具活力、生產力的經濟體之一，如果被我們取代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會發生什麽？

這個問題早在十幾年前，就被很多人討論過了。

尤其是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當時有關我國何時超過美國的預測就層出不窮，彼時金融海嘯引發了全球經濟的大衰退，而在那之前，我國GDP已經連續五年保持了兩位數的年增長率。

為了挽救自己，也為了挽救全球經濟，我們在那一年裏提出了“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這不僅幫助我們讓國內經濟重回正軌，一定程度上也幫助全球經濟加快複蘇。

在那之後的十年時間裏，我們的經濟穩步增長，關於何時超過美國的討論也一直沒有停歇，我國經濟仍以每年6%至9%的速度增長，一直到2020年，新冠病毒爆發。

2020年是一個分水嶺，我們麵臨的挑戰開始顯現，超過美國這個話題，盡管依然擁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對很多人來說，一個時代過去了。

首先，單就經濟角度而言，新冠病毒這三年對我們的經濟損失，絕對不比美國更小。

根據美國智庫的報告，新冠病毒對美國造成了大約18萬億美元的損失，折合成人民幣的話，差不多是130萬億元，差不多是我國一年GDP的總量。

考慮到我們對生命安全的更看重，因此我們的防疫措施也是比美國更好的，那麽這也意味著，新冠病毒對我國經濟的傷害也更大。

換句話說，新冠三年，對我們自己造成的經濟損失，粗略來看至少也在百萬億元左右，差不多約等於我國一年GDP總量。

這也能夠理解我們為什麽在後新冠時代，經濟複蘇會變得疲軟，尤其是對國內的消費而言。

除了新冠病毒帶來的問題，這三年時間裏，房地產企業也開始陸續爆雷。

過去房地產行業在巔峰時期曾占據我國GDP三分之一，但由於地產開發商的債務爆雷，導致了國內越來越多的房企破產、倒閉，按照野村證券的估算，留下了差不多2000萬套的爛尾樓。

這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與此同時，歐美貿易壁壘和保守主義的崛起，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們的經濟增長，多年來一直鼓勵我們崛起的美國，也在2010年代末期開始遏製並壓製我們。

更重要的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紅利期逐漸見頂，往後也意味著我們的經濟增長之路變得越來越難走，加上結構性的問題開始到來，都讓我們在短期內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變得越來越難。

地方債務，生產力放緩、低消費和人口老齡化，甚至是沉重的生活成本的增加等等，都開始讓增長放緩，最終推遲了我們超越美國經濟總量的時間線。

2021年，我國經濟總產出已經接近美國的80%，除此之外人均GDP也無限接近於世界銀行對“高收入國家”認定的標準線。

但自那以後，我們離高收入國家的標準開始拉遠，而和美國的經濟總量相比，也依然維持在80%左右的份額。

但我們也並非沒有優勢。

人口到今天依然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我國的城鎮化率目前隻有65%左右，如果未來達到80%，意味著將有2-3億人口進入城市地區，這將大幅增加實體經濟，2-3億人口帶來的增量，就是我們超越美國經濟總量的最大底氣。

但生產率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

我國經濟在2000年代初之所以增長如此迅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生產率很高，在引入市場經濟的前三十年時間裏，我國生產率貢獻了GDP增長的70%左右。

到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後，生產率增長開始放緩，根據多倫多大學經濟學教授布蘭特的說法，現在的生產率增長可能隻有2008年之前的四分之一。

另外債務也是一個很大的製約因素。

目前我國的總債務已經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300%以上，其中大部分都是由地方持有的，巨額的債務也意味著未來留給貨幣寬鬆的空間也並不多，我們也很難像2008年那樣，再度實施大放水的經濟刺激計劃。

另外，外國直接投資也已經連續12個月下滑，僅2024年前五個月，外國直接投資就下降了28.2%，這是雙位數的下降，這也表明外部投資環境正在惡化。

盡管我們在研發、人力和一流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麵進行了巨額的投資，拉動了我國的經濟增長，但今天來看，基建的飽和乃至持續投入，並沒有很好為經濟帶來持續的增長。

投資就意味著新增的就業崗位，當工作開始變得好找的時候，就會激發人們對消費的信心，尤其是對未來的消費。

而經濟增長的最簡單邏輯，就是有人花得比掙得多，有人投資比儲蓄多；為什麽有人會花錢消費會投資呢？

那是因為人們相信未來會有更高的收入，以及更好的投資回報，但今天，持這一共識的國人正越來越少，而不是越來越多。

除了外國直接投資的下滑，社融數據也在下跌，民營企業的投資也在下跌，這些數據都充分反映了今天企業對未來的信心。

另外，由於我們的一些社會福利保障並沒有跟上過去經濟奇跡的增長步伐，這也導致許多低收入家庭的抗風險能力偏弱，一旦遇到市場波動，哪怕是很小的波動，就會形成防禦性措施，那就是存錢。

而新冠病毒三年，其實波動也並不小，反過來還很大。

這也導致我們在2020年到2023年，四年時間裏，國人存下了過去十年存款的總和。

消費不足，儲蓄增高，背後是中低收入群體的抗風險能力偏弱導致的。

另外，房價的持續下跌也影響到了家庭的消費信心，考慮到國內家庭資產七成占比都是房子，房價持續下跌也讓家庭財富開始縮水。

這些都共同導致了國內消費的疲軟，最終影響到了經濟的增長速度。

對拉動經濟增長的民營企業來說，當國內消費疲軟的時候，這些民營企業所麵臨的挑戰，也是異常嚴峻。

2000年代後期，民營企業在國內經濟占比中接近三分之二，起著龍頭拉升作用，但到了去年上半年，這一比例已經下降至40%，另外國有和混合所有製企業的規模則在不斷擴大。

隨著消費的低迷，企業為了生存下去，也不得不展開激烈的內卷式競爭，這麽做的後果就是，企業利潤越來越少，留給員工漲薪的空間，自然也就越來越低。

目前我國企業在《財富》雜誌全球領先企業排行榜上擁有最多上榜企業，但這些企業的利潤率隻有4.4%，遠低於美國同行的11.3%。

盡管美國內部也有著許多的經濟問題，但要想在美國今天的體量下超越它，我們可能還需要更多專注於解決國內的一些結構性問題。

地產、收入、消費、投資、就業、債務，這些因素互相發力、互相牽製又互為因果，共同構築了今天我們所看到、感受到的一切。

日本曾幾何時也被寄予厚望，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1992年日本泡沫破裂，股市崩盤，大量賬麵資產化為烏有，經濟陷入混亂，此後日本在長達30年的時間裏都未能恢複到此前的水平。

與此同時，今天我們的工業GDP已經是美國的兩倍，去年我國GDP增長率為5.2%，同樣也是美國的兩倍多，甚至以購買力平價（PPP）作為衡量標準，我們在2016年就已經超過了美國。

比拚經濟總量，其實意義並不大，真正重要的在於，就普通人而言，我們能否讓14億人口都過上美國那樣的消費水平和消費習慣？

盡管今天已經有一些人過上了美國人那樣的生活，但我們依然應該爭取，讓更多的人過上美國那樣的消費水平。

而這，才是經濟增長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