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我國出生人口大幅下降，未來人口麵臨快速萎縮。這一背景下，各種促進生育的政策進入視野，包括且不限於托育服務、稅收減免、生育補貼等方案。那麽這些政策，尤其是生育補貼，對提高生育率的影響究竟如何？或者說，在人工智能正在走進現實的當下，人類又應當如何看待生育率問題呢？本文將《經濟學人》反對生育補貼的文章作為對話對象，闡述了支持生育補貼，將生育率恢複到更替水平，維持人口可持續發展的觀點。
作者認為，現代生活方式特別是技術的更新迭代是建立在大規模人口的基礎之上的。人口不斷持續性地快速減少，將導致人類的技術乃至文明演化將放緩，停滯並最終倒退，而生活水平將在這一過程中受到嚴重負麵影響。
生育率下行有自我強化的慣性，隻有靠政策工具來打破。低生育率的症結是，家庭是養育的付出者，但受益的則是全社會的未來。因此，出路是讓養育成為有收入的工作而獲得足夠的穩定和可預期的收入，這些收入可以視為家庭為培養社會未來貢獻者而應得的補償。歐洲各國的數據支持這種補償的有效性。此外，生育補貼、生育免稅等優惠政策，還可以促進不同階層之間乃至性別之間更加平等。
隨著通信和交通的進步，強者愈強的馬太效應不斷強化，市場份額和利潤將逐漸向為數不多的頭部企業集中，加上人工智能有望取代更多工作，越來越多的人可能無法擁有在勞動市場上具有可交易性的技能，從而變成工作意義上的無效人口。
但在作者看來，每個人的生存和繁衍都具有維持人類基因多樣性以及傳承語言和文化的價值，更不用說賦予其親友更多的人生意義。就算從純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人的價值還包括消費和孕育傑出人才的人口基數，而不僅是限於通常意義的工作。
工作隻是人為了生存、繁衍及實現自我意願需要付出的代價，這種代價越小越好，而經濟產出則越大越好。因此，政策真正應關心的是社會整體以更小的代價獲取更大的產出，並確保所有人能過上基本體麵的生活，以及未來有足夠多的孩子來維持社會的可持續性。現在的技術水平和生產能力足以做到這點，隻是缺乏相應的社會機製。
作者強調，為了維持社會發展和保障全民福祉，生育率遲早需要恢複到更替水平，而且越早越好。
正文
《經濟學人》不應罔顧低生育率對人類文明的威脅
2024年5月23日英國《經濟學人》發表封麵文章《為何付錢給女性生孩子行不通？》（Why paying women to have more babies won’t work？），反對各國政府的生育補貼政策。《經濟學人》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商業期刊之一，但這篇文章缺乏底層邏輯，其證據之微弱和推理之草率，與結論之肯定形成鮮明對照。該文把人口方麵的公共政策局限於對過往問題的善後，而否認其在維係人類文明方麵應承擔的責任。
長期低生育率是否構成對文明的威脅？
文章提到幾乎所有國家的生育率都在下降，高收入國家的生育率平均隻有1.6，意味著每代人會比上代人減少1/4，而老年人占比到2050年會大幅上升。過去十年的人口降速超過人口學家的預期。如文中所述，馬斯克等人警告這些趨勢會威脅到文明本身，但該文卻在未提供任何解釋的情況下，斷言這些警告是荒謬的。它隻承認，老齡化和萎縮的社會可能失去活力和軍事實力，並因納稅人要為眾多老年人的養老金和醫療保健提供資金而遭遇預算困境。
然而，更長期和基礎性的問題是，如果生育率顯著低於更替水平且不上升，人口會加速萎縮，直至歸零。相對於2.1的更替水平，生育率維持在目前高收入國家1.6的水平意味著，人口最終將以每出生1人，去世2人的速度萎縮；而生育率維持在目前韓國0.7的水平意味著，人口最終將以每出生1人，去世15人的速度萎縮。
日本經濟學者吉田浩定期發布“兒童人口時鍾”，警示低生育率危機。他按目前15歲以下兒童的數量及其降速推算，日本將在696年後剩下最後一名兒童。中國15歲以下兒童數量是日本的16.5倍，但萎縮快於日本。按他的方法推算，中國將在542年後剩下最後一名兒童，比日本還要早154年。歐美的情況比中日好不少，但長期來看也是快速走向消亡。如果這種人口趨勢算不上對文明的威脅，那什麽才是呢？
在很多人看來，這種外推不足為憑，因為生育率不會一直這麽低，但這隻是想當然。實際上，生育率下行具有自我強化的慣性而不會自然反彈：長期低生育率,一方麵會推升家庭的邊際養育成本，抑製年輕人的生育意願；另一方麵會加劇人口老齡化，加重家庭和社會的養老負擔從而減少可用於養育孩子的精力和財力；這兩者都會進一步拉低生育率。如果沒有政策幹預打破這些惡性循環，生育率更可能繼續走低，讓人口歸零的時間更早。
確實，《經濟學人》並未假設生育率會自然反彈，但整個基調是社會要適應，而不要試圖去改變這種趨勢。這種躺平的態度，與該期刊秉持的所謂進步理念自相矛盾。《經濟學人》在其每期目錄頁上都會印上"參與一場推動前進的智慧與阻礙我們進步的膽怯無知之間的較量"的宗旨，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對文明本身的消亡都無動於衷，那關心進步又有多少意義呢？
現代生活方式高度依賴於人口規模效應
是否可以等到人口萎縮到一定程度後再去努力提升生育率呢？這個觀點也不對。如前所述，低生育率具有自我強化的慣性，意味著拖延的時間越長，社會在低生育率陷阱裏會陷得越深，提升生育率也就越難。再者，越晚應對低生育率，屆時的人口規模也會越小，而人類的科技發展和現代生活方式，像手機、互聯網、高鐵、噴氣式飛機等的研發和生產，特別是其快速迭代，都高度依賴於全球尤其是工業化國家的人口規模。
隨著人口不斷減少，各行業的需求和供給會同步萎縮，投資意願低迷，創新步伐放緩並最終停滯。基礎設施也會因需求和財力不足而難以更新，最終被廢棄。現在的大城市會隨人口減少而退化為中等城市，再變成小城市；機場、醫院、學校、公園也將不斷關閉，窄化人們的選擇。相對於人口穩定下的情形，陷入人口萎縮中的社會的生活水平會更低，甚至麵臨人道主義危機。在這個過程中，知識更新會放緩甚至停滯，現有經驗和技能可能失傳。
例如，現在一架空客A380客機有400多萬個零部件，由全球1500多家公司供應，其中很多公司是專注於研發和生產特定零部件。隨著人口銳減，大型客機的需求最終將大幅下降，產能難以為繼，更不用說研發新型號。而許多專注於特定零部件的公司可能被迫關閉，幾代工程師積累的經驗、知識和技能可能失傳。又如，等到人口變得很少，有人不幸患上某種罕見病，也隻能聽天由命。小得多的人口基數中，同樣病的患者屈指可數。製藥公司沒有動力為數量太少的患者群體研發藥物。甚至以前的治療方案，也會因醫生經驗太少而難以使用。
《經濟學人》認為，靠技術發展來適應低生育率社會，包括照顧老人，遠比提升生育率重要。如上所述，長期低生育率對技術發展是負麵的，與人口穩定的情形相比，快速老化和萎縮的社會的技術發展會更慢，並最終陷入停滯和倒退。況且，更好地照顧老人隻是善後，出生更多的小孩才能開創未來。
人們曾一度擔心，自然資源匱乏會製約發展，但自然資源增加值占全球GDP的比例不到5%，且整體趨勢是走低。這意味著在可預見的將來，限製人類技術發展的瓶頸並非自然資源限製，而是麵臨快速老化和萎縮的人口導致的需求和供給同步萎縮。在這方麵，致力於開拓前沿技術且善於從底層邏輯思考的馬斯克，有著遠比《經濟學人》更直接的認識和更深刻的洞察力。馬斯克一再警示低生育率會嚴重威脅人類的技術發展和文明延續。
提升生育率屬於典型的公共政策責任
因此，要維持人類文明薪火相傳和現有人口的福祉，將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遲早要做到的，而且越早越做到越好。文章也認可生育補貼政策有些積極作用，如補貼貧窮父母可減少兒童貧困，付得起托幼費用的母親更可能就業，但卻完全否認補貼政策提升生育率的核心意義，這無異於舍本逐末。
低生育率的症結是激勵機製錯位；為養育付出代價的是家庭和個人，但受益的卻是全社會。在工業化之前，小孩長大後可直接給父母帶來經濟收益。到工業化之後，特別是在社會化養老製度下，年輕人在經濟上回報老年人主要是在社會範圍，而非家庭內部實現。具體來說，老年人的養老積蓄在兌現時的價值，來自於工作人口創造的商品和服務；年輕人口越少，養老積蓄兌換商品和服務的能力也就越低。
因此，提升生育率的受益者是未來的全社會，鼓勵生育就應該在全社會層麵進行，而且需從長計議。《經濟學人》提到，生孩子的決定是個人的，應該保持這種狀態。這在微觀上無疑是對的。但如果所有人都不生孩子，那經濟麵臨崩潰，社會消亡。因此，宏觀上需要的是建立有效的激勵機製，確保社會整體生育率能恢複到可持續的更替水平，這才是公共政策的應有之義。
生育補貼是否有效？
《經濟學人》羅列了世界主要工業化國家的生育補貼政策後斷言，政府認為他們有能力提高生育率的想法是錯誤的，理由是這些政策建立在迄今導致人口下降的錯誤診斷之上。文章似乎認為鼓勵生育政策對職業女性無效，證據是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隻是略為推遲生育，而生育數量與上一代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接近。
這個結論是武斷的。要判斷政策是否有效，需要比較同一時間裏享受政策的女性和不享受政策的女性之間的生育狀態。在缺乏微觀數據的情況下，也可比較不同補貼力度的國家之間的生育率。由於國家之間差異巨大且以國家為單位的數據樣本有限，對這種比較得出的結論需要謹慎。
根據歐洲國家的數據，生育補貼等家庭福利開支占GDP高一個百分點，對應生育率大約高0.1。《經濟學人》提到，瑞典提供非常慷慨的生育補貼，但生育率卻隻有1.7，似乎暗示補貼無效。但實際上，瑞典的生育率長期位居歐洲最高之列，沒有達到更替水平可歸因於補貼力度還不夠，而非無效。
文章更擔心的是，生育補貼讓低齡和貧窮女性早生和多生。在作者看來，這些女性多生，與貧困和母子健康問題不無關係，對她們自己和社會都不好。但在結婚和生育年齡不斷推遲，生育率節節下滑的當下，還擔心女性早生多生已不合時宜。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初育年齡從2000年的26.4歲升至2020年的29.4歲。而中國的平均初婚年齡則從2010年的23.89歲升至2020年的27.95歲。生育補貼能適當降低初育年齡並非壞事。從醫學上來說，女性在20-30歲之間生育，對母子健康都有好處。不孕不育幾率會隨年齡上升，生育年齡過晚，妊娠並發症和胎兒先天畸形等風險都更大。
之前低齡和貧困女性多生帶來的問題相當程度上可歸因於她們缺乏收入。現在這些女性放棄或減少生育說明她們已不願置自己和孩子於貧困和不健康之中，向她們提供生育補貼能給她們更多選擇。如果生育補貼對她們有效，那些多出的孩子和他們的母親，獲得的現金恰恰可以緩解貧困，改善母子健康。在人口不斷萎縮的背景下，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養育後代，也許比從事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工作更有意義，也更應該獲得收入。
那麽普遍的生育補貼政策會不會對低收入女性的效果好於高收入女性呢？確實如此，但相對於人口快速萎縮，特別是對於中國這樣基因和文化特征基本一致，社會流動性高的國家來說，其負麵效應有限。很長時間以來，社會底層的生育率都要更高，但群體的各種性征整體上基本穩定。
此外，生育激勵不僅指現金補貼，也包括減稅和托育服務，後者能更大幅度降低高收入女性的機會成本。除直接的財務成本，養育成本也包括機會成本，如對孩子的照料、接送、輔導和家務增加，都會減少父母的閑暇時間和從事有報酬工作的時間；高收入女性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高於低收入女性。因此，托育服務、男女平等的產假、靈活辦公等措施，都能降低養育機會成本，最終提升生育率。因此，生育激勵政策並非像《經濟學人》暗示的那樣對職業女性無效。
補貼生育是否合算？
《經濟學人》反對生育補貼的另一個理由是，補貼成本太高，比其要解決的問題花費更多。然而，生育補貼對支付者是成本，對接受者卻是收益，從社會整體來看，則是財富的再分配，即將經濟產出向養育家庭傾斜，補償他們為社會可持續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這種補償可理解為對未來的投資；父母付出時間和財力養育小孩，小孩長大後則通過消費、工作來支撐整個經濟，並通過納稅等方式直接貢獻社會。
文章提到，補貼生育麵向所有孩子，包括那些本來就會出生的，所以帶來額外孩子的花費巨大。確實，將補貼聚焦於會多出的生育，如依孩次實行累進製，會讓同樣的公共支出帶來更高的生育率。但這並不能否定生育補貼的意義。
文章稱，在波蘭和法國，每多生一個孩子要花費100-200萬美元。我們不知道這個數據的來源，隻能根據公開數據嚐試複盤其估算。法國在2023年的GDP是3.03萬億美元，生育補貼等家庭福利開支占GDP約3.44%，即1042億美元。假設生育補貼一次性發給法國2023年出生的67.8萬人，那平均每人可獲得約15.4萬美元，遠少於文中的100-200萬美元。
根據《經濟學人》原文，我們猜測作者是假設出生人口中，僅少部分是因補貼而多生的，但因補貼是發放給所有孩子的，作者就把所有補貼都算成為了多生付出的代價。假設有1/8的孩子是因補貼多生的，其餘7/8是沒有補貼本來也要出生的。按上麵的算法，多生一個孩子的花費就是123.2 （即8*15.4）萬美元，與文章給出的數字相符。
但這種估算是荒謬的。生育補貼的用意並不隻限於提升生育率，更是支持養育家庭的福利支出，可看成社會對他們的父母養育未來納稅者的付出所做的補償。不能因為這種補償有提升生育率的用意，就把本來就要出生的孩子得到的補貼成本，也全部算到多生出來的孩子頭上。
基於這種對生育補貼平均投入的嚴重誇大，文章稱隻有極少數公民有足夠的生產力產生財政利益來補償這些投入。然而，即使這個說法成立，那也不能說明生育補貼得不償失。就像風險投資項目中，極少比例項目的成功，帶來的收益就能補償其他項目的虧損，並帶來整體的盈餘。人對社會的貢獻像風險投資項目，通常服從冪律分布；極少數傑出人才能創造出極大比例的社會財富，而孕育他們則需要龐大的人口基數。
因此，更合理的判斷標準是平均收益是否高於平均投入。法國在2023年的人均GDP為4.44萬美元，稅收和社保相當於GDP的48%。按83歲的預期壽命，平均每位法國人一生累計繳納的稅收和社保為177萬美元，遠超生育補貼的15.4萬美元。由於計算人均稅收和社保的分母包括所有工作和非工作人口，計算一生累積稅收和社保應該使用人均預期壽命，而非平均工作年限。
當然，上麵這種投入和收益的對比並不公平，因為公民除了繳納稅收和社保外，也會享受其帶來的福利和便利。但可以肯定的是，人對社會的經濟價值，整體上也是正的。過去幾百年來，人類數量越來越多，但人類社會整體上卻越來越富裕，說明人對社會的貢獻，在平均意義上大於其帶來的負擔。
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經濟學人》完全以孩子未來的產出來衡量生育價值， 並基於嚴重誤導的估算得出其核心結論，但該文更基礎性的誤區是，隻把生命看成是經濟產出的工具，而無視生命本身自在的價值。實際上，每個人的生存和繁衍都具有維持人類基因多樣性以及傳承語言和文化的價值，更不用說賦予其親友更多的人生意義。就算從純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人的價值還包括消費和孕育傑出人才的人口基數，而不僅是陷入通常意義的工作。
隨著通信和交通的進步，強者愈強的馬太效應不斷強化。之前的企業做到本地最好就能存活，但現在可能要在某個領域做到全網數一數二才能存活。因此，市場份額和利潤將逐漸向為數不多的頭部企業集中，加上人工智能有望取代更多工作，越來越多的人可能無法擁有在勞動市場上具有可交易性的技能，從而變成工作意義上的無效人口。
從宏觀角度來說，這本是天大的好事，因為社會整體上可投入更少的工作時間以獲取更大的經濟產出。但按《經濟學人》以經濟產出來衡量人的價值的邏輯，這些所謂的無效人口從公共支出的角度來看，是不應該出生的。這意味著科技發展反而讓更多生命失去價值，這是對生命自在價值的否定。
人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手段，工作隻是人為了生存、繁衍及實現自我意願需要付出的代價，這種代價越小越好，經濟產出則越大越好。因此，政策真正應關心的是宏觀效率，即社會整體以更小的代價獲取更大的產出，並確保所有人能過上基本體麵的生活，以及未來有足夠多的孩子來維持社會的可持續性。現在的技術水平和生產能力足以做到這點，但缺乏相應的社會機製。
最終的出路也許是起點收入，即讓每個國民，包括新生兒，獲得普惠性的全民起點收入，並讓發放比例與就業市場和生育率掛鉤。具體來說，就是基於電子貨幣，將經濟中每筆交易的增加值中一定比例實時發放給所有民眾。如果就業市場工資整體上升，那說明市場缺人，發放比例就下調；反之發放比例就上調。起點收入在普惠性的基礎上，維持多勞多得的激勵機製，避免通貨膨脹，且通過嵌入反饋機製，維持就業市場穩定。將發放向兒童傾斜可用來提升生育率，這種傾斜可不斷強化至生育率恢複到更替水平。現在起點收入的設想與其說是一個現實方案，不如說是一個思想試驗。我們會在後續文章中詳細討論。
中國需要回到底層邏輯來思考人口問題
中國的生育率在2023年僅為1.0左右，遠低於高收入國家平均1.6的水平，因而遠比這些國家更需要生育補貼政策，但《經濟學人》這篇文章，通篇未提中國，不知道這是因為中國鼓勵生育的力度太小，還是因為要論述中國麵臨如此之低的生育率，還不應補貼生育太難以令人信服。
中國的生育率與西方國家相比已是天壤之別，更是遠遠低於更替水平，但迄今為止，中國在應對低生育率方麵依然不痛不癢。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西方的生育率並沒有特別低，應對低生育率遠沒有像在中國這麽迫切，因而西方並未形成大力鼓勵生育的共識，這反過來也降低了該話題在中國的重要性。
作為有全球影響力的媒體，《經濟學人》是話題的設置者和話語權的把控者。不過，像這篇文章一樣，《經濟學人》的諸多分析隻是基於世界尤其是西方有限曆史經驗的外展，而非從文明底層邏輯所做的演繹。長期以來，中國社會習慣於從西方視角來判定議題的重要性。許多熱門話題及其敘事，如人口爆炸、平權運動和氣候變化，都是源自西方。這種亦步亦趨的“好”學生心態需要改變。
特別是，麵對低生育率的空前挑戰，我們需要回到底層邏輯來深入思考並探索解決之道，不能因為這事在西方沒有那麽重要就覺得它不是頭等大事。我們相信，中國在解決低生育率問題上具有特別的優勢。在文化上，我們是一個祭祖的民族，注重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慎終追遠。在機製上，中國有強力的中央政府和強大的執行力。
在我們看來，解決低生育率問題的關鍵，是讓養育成為有收入的工作，並確保養育家庭獲得的收入是穩定和可預期的。近幾年，中國許多地方政府陸續推出生育補貼政策，但力度太小。我們建議在中央層麵實行大力補貼生育的政策，具體可采取累進製，並考慮到不同地區和不同收入人群之間的差異。
例如，可給每個一孩每月補貼一千元，給每個二孩每月補貼兩千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稅減半，給每個三孩及以上的孩子每月補貼三千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稅全免。考慮到目前中國經濟急需擴大內需，還可給每個孩子一次性的十萬元的現金獎勵以及房貸利率減免。
生育補貼政策，旨在減輕養育家庭的經濟負擔，激發生育意願，穩定出生人口。該政策的實施還可緩解貧富差距，提升民眾生活質量與幸福感，同時提振內需，帶動投資，促進經濟發展。長遠來看，該政策將提高生育率，維持人口的可持續發展，為確保的中國創新能力和綜合國力，實現中華民族的複興奠定堅實的人口基礎，並最終讓經濟回歸其根本意義——增進個體福祉並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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