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民買基時代，無論熊市還是牛市，公募基金都容易站上輿論的風口浪尖。
3月15日，中國證監會發布《關於加強證券公司和公募基金監管加快推進建設一流投資銀行和投資機構的意見（試行）》，其中提出，摒棄明星基金經理現象，強化“平台型、團隊製、一體化、多策略”投研體係建設。基金行業“去明星化”趨勢已久，如今再度得以重申。
“我在2020年年初買入葛蘭的中歐醫療健康混合，最初投了3萬元，第一個月就賺了5000元左右，然後我就不斷地定投加倉，也買其他支付寶推薦的熱門產品。”從大學時代開始“買基”的陳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然而，好景不長，醫藥、消費等主要板塊自2021年起下跌，她投資的幾隻產品自2022年初顯現負收益，至今平均跌幅約四成。“他們在前幾年拿了這麽高的管理費，現在虧成這樣，基金公司和經理能不能向基民道歉呢？”帶有些許怨憤，她說出了大多數基民的心聲。
“投資者的不滿情緒歸根到底是投資獲得感差，而影響投資獲得感最大的因素就是投資虧損，尤其是追高進入的投資者。”天相投顧基金評價中心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基金經理“跑路”以及基金公司“旱澇保收”也加大了投資者的不滿。“當年的基金經理‘造星運動’的確值得整個行業認真反思。”
經曆2019年的“賺錢效應”後，公募基金行業於2020年至2021年迎來“造星”熱潮，反噬效應持續至今，市場多方陣痛。怎樣在短期博弈與長期價值追求之間，錨定自身定位與發展路徑，提高專業能力，是基金公司和公募行業需要思量的長期議題。
圖/視覺中國
基民“由粉轉黑”
“我第一次買基金是在2019年，那會兒大家都是買啥賺啥。我小買了幾千塊錢，第一周就賺了幾百元，接著就開始天天看微博上財經、基金博主分享的消息，跟著他們買。”彼時的大學生陳苗，是伴隨互聯網基金時代開幕而湧現的“新基民”群體中的一員。
公募基金“膨脹時代”此前已埋下伏筆。2017年6月和7月，兩大互聯網基金銷售方螞蟻財富和天天基金所隸屬平台的財富號相繼迎來頭部基金公司入駐。此後，基金公司在打通銷售渠道的同時，也逐步加大在互聯網金融領域的運營投入，與平台共同推動基金投資的普及化。
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下稱“中基協”）數據顯示，2017年，公募基金有效賬戶同比增長55.2％，係曆年最高，全市場基金數量和份額均同比增長25％左右。截至2023年底，公募基金有效賬戶達15.22億戶；2024年2月底，全市場共有1.16萬隻基金，總份額達28.02萬億份，基金管理人共146家。
行業持續擴張的同時，中國資本市場的投資偏好也以三五年為周期快速輪動。“2016年年初題材股崩塌後，投資者偏好趨於謹慎，轉而關注白馬股和公募基金，2017年便迎來一波發行高峰，2018年市場估值被殺入曆史底部，市場於2019年重新走牛。”基金觀察自媒體“一地基毛”主理人席文超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Wind數據顯示，2019年初至2020年底，超1600隻基金淨值高於翻倍。“許多基金經理的年化收益率達到了30％~40％。而按照曆史規律，10％~15％已經算是合格，15％~20％算是優秀。”他說。
風口之上，在當時能抓住賽道機會實現高額回報收益，且因鮮明的個人投資框架和擇時選股能力受到關注的基金經理，成為了“神話”的主角。
2020年底，易方達張坤以1255.09億元的總管理規模，成為中國公募基金發展20餘年來首位千億級主動權益基金經理，他以重倉白酒、長期持有、高集中度持倉、極低換手率等為特征。這一年，易方達中小盤共發起4次限購，交易限額從100萬元逐步降至2000元，易方達藍籌精選混合則限購100萬元。
交易限額不斷下調，也擋不住基民追漲的熱情。2021年1月25日，易方達藍籌精選混合單日淨值暴漲5.05％，張坤與“藍籌”登頂熱搜，粉絲名“iKun”與“後援會”也隨之而生。
緊接著，市場繼續迎來景順長城劉彥春、中歐葛蘭兩位千億基金經理。“明星基金（2019年末管理規模大於200億的基金經理所管理的產品表現）業績2021年之前大幅跑贏市場。”天相投顧基金評價中心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很多基金經理的管理規模暴增，疊加市場行情較好和機構抱團，出現了‘業績-規模’螺旋上升的現象。”
一時間，經理名緊跟在公司名後，蓋過基金產品的名氣，與主題賽道深度綁定。當年盛行的“打油詩”裏，有新能源趙詣、醫藥葛蘭、白酒張坤、消費劉彥春、芯片蔡嵩鬆、軍工李軒、科技劉格菘，以及基金老將如朱少醒、傅鵬博、李元博。
然而這一切在2021年之後開始逐步消解，隨著“白馬”“賽道”行情的逐漸崩塌，公募基金業績一路下滑，也迎來曆史上首次連續兩年虧損：2022全年，基金行業虧損1.45萬億元；2023全年，虧損4346.78億元。
“我當時知道‘市場好’，但並沒有建立起‘市場為什麽好’的意識。人好像永遠掙不到自己認知範圍外的錢，賺錢不是因為我行。”陳苗感歎，市場行情變化後，“迷信”基金經理也不管用了。
截至2023年年底，市場共有117位百億級基金經理，僅剩張坤、葛蘭、劉彥春3位超500億規模的基金經理，分別在管約655億、573億和539億元，較千億時期縮水近半。天相投顧基金評價中心數據顯示，明星基金累計利潤水平下滑程度嚴重高於其業績下滑程度，“近幾年，盡管明星基金經理業績表現大起大落，平均業績並不算很差，給投資者帶來的利潤卻已所剩無幾。基金賺了收益率，基民卻沒能賺到錢”。
意識到這一點，基民的“粉黑”與“愛憎”也隻在一瞬間：當年的“後援會”已成僵屍號，在基金討論吧或社交媒體的罵聲不絕於耳，有對基金經理業績的質疑，也會涉及其年齡、性別、私生活等個人方麵。
“投資者確實需要情緒的宣泄出口。”就職於某頭部基金公司品牌部的李媛表示，“基金經理現在也都會減少公開的露麵，用詞也很謹慎，尤其是主動權益經理。對於我們準備好的宣發材料，他們如果覺得時機不合適，一般就會拒絕。有時候甚至不回複消息，電話也不接，材料也就沒法發布。”
隨著基金管理人掙錢而基民虧損的矛盾逐漸深化，全行業反思已久。2022年4月，證監會發布《關於加快推進公募基金行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公募基金應引導基金管理人構建團隊化、平台化、一體化的投研體係”“扭轉過度依賴‘明星基金經理’的發展模式”。
基金公司也迎來新的周期，甚至開始過“苦日子”。2022年6月，中基協發布《基金管理公司績效考核與薪酬管理指引》，推動了高管績效薪酬遞延支付、基金經理獎金自購等限薪舉措。2023年7月和12月，公募基金兩階段降費改革陸續落地，分別以管理費和托管費、交易傭金為核心，後續還將有以基金銷售環節為核心的第三階段。
“監管陸續出台的規範會給基金管理人帶來收入壓力。”天相投顧基金評價中心表示，這些壓力則將倒逼行業優化、整合、創新，不能適應這一過程的機構則可能麵臨淘汰。據業內人士反映，部分公司已經存在降薪裁員、年終獎遲遲未發的情況。
在看似“多輸”的局麵之下，“說實話，基金經理和公司都不能算輸，真正輸的還是基民”。就職於北京某券商係公募的劉安感歎道。
“明星”經理，向何處去？
中國的公募基金市場為什麽如此需要“明星”基金經理？
“基金是一種大眾理財品。普通大眾對其認知有限，配合牛市，確實有基金經理業績出類拔萃，基金公司以‘造星’的方式能夠簡化和降低銷售過程中的解釋成本，以推進基金銷售。”貓頭鷹基金研究院總經理助理、基金分析師伍彥妮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
“明星基金經理就像球場上的球星，頂級的聯賽一定要有頂級球星，他們不僅會奉上精彩的表現，還會吸引大量的流量。”席文超說。
據中基協數據，截至2022年底，全市場共有3262位基金經理。Wind數據顯示，2023年，基金公司新聘基金經理696人，319位基金經理離任。
在市場低點，基金經理的出走無異於“背叛”，牽動著基民脆弱的神經。以諾安蔡嵩鬆為例，他於去年5月和7月各卸任1隻在管產品，12月卸任3隻產品離職，印證了市場猜想。作為其押寶半導體股的代表作，“諾安成長混合”在2019年至2023年間的年收益率依次為95.44％、39.10％、22.50％、-40.04％和-3.15％。去年，“清倉式”離任的還有諸多“頂梁柱”基金經理，如恒越高楠、新華欒超、工銀瑞信王筱苓等。
2023年12月，中基協連發兩份自律規則，其中《證券期貨經營機構投資管理人員注冊登記規則》加強了對募集期、封閉期、管理現有已成立公募基金產品未滿1年等情形下基金經理的離任及變更管理要求，限製了基金經理隨意離職的情況。
除了蔡嵩鬆，其他明星經理也在去年頗受爭議。2023年，葛蘭卸任2隻產品，其餘在管產品跌幅兩至三成；劉彥春6隻產品全部告負，平均跌幅二成；劉格菘於2021年接管“廣發行業嚴選三年持有A/C”，任職以來業績“腰斬”；在農銀匯理出名的趙詣，跳槽後於2022年10月掌管泉果基金首隻公募產品“泉果旭源三年持有A/C”，募集規模近百億，2023年累計虧損額達47.5億元。
如今，無論光環是否褪去，在輿論和監管壓力之下，現實中的基金經理們大多選擇謹慎低調。《中國新聞周刊》嚐試聯係了多位管理規模超百億的基金經理，回應寥寥。“我還是專心做業績吧。”其中，有一位基金經理作出了這樣的回複。
隨著公募基金行業的持續改革，行業出清已成趨勢。“到最後一定會要思考這個問題，我們需不需要那麽多的基金公司和基金經理？”劉安對此感歎。
都怪基金公司“貪得無厭”？
經曆過早年間與明星基金經理的“切割”，某頭部基金公司市場部負責人秦梓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基金經理在公司的時候，公司會傾斜資源對他進行包裝，隻留下業績最好的產品凸顯他。一旦他一走了之，把所有的光環都帶走了，留給公司的是永遠的後續效應”。
“大平台投研體係完善，人員眾多，流動更頻繁，也更注重好不容易積累起的品牌口碑，加上可能有過曆史教訓，對造星衝動有一定免疫力。”在北京某銀行係公募品牌部有資深工作經驗的鄭詠指出，中小公司從成本收益考慮，造星更容易實現逆襲，“但因為市場波動極大，周期性強，也很容易被造星效應反噬，這是一體兩麵的事情”。
因此，當某隻產品及基金經理因行情機會或業績表現受到關注時，基金公司需要把握好過度造星與正常宣傳之間的邊界：是選擇趁熱營造名氣，短時擴大規模，還是繼續保持“低調”，壓實長期責任？
基金經理方謹就曾來到這樣的岔路口。某個階段，她所參與管理的產品的全年收益率在同類基金中名列前茅，規模也順勢抬升。“當規模增長，行情也有機會的時候，配合公司多做路演也很正常。幸運的是，我們公司沒有那麽急功近利，沒有說要把所有資源放在一個基金經理身上，最後產品規模也沒有突破百億。”方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與之相反的，則是把基金經理作為消耗品。“有時候，基金經理的天敵並不是資本市場，而是‘貪得無厭’的基金公司。”席文超評價。方謹表示，基金公司內部存在著來自研究端、市場部門、投資端、運營端四位一體的共同“操心”。“有時他們甚至會很直接地指導基金經理，為什麽你這個月沒有按預期跑到市場第一？你是否應該配這些股票？投資依賴於深度客觀的研究、純粹踏實的行事，而不是夾雜著一己私欲去做。”她說。
以銷售和短期業績為導向，大量湧入的市場資金，疊加基金公司趁熱發行新產品，增加了基金經理的在管產品數量和規模。一方麵，產品掛名、“一拖多”等現象令基金經理不堪重負。Wind數據顯示，截至目前，仍有135位基金經理在管產品數超過10隻。
明星基金經理之中，也有業內公認的少數派。富國朱少醒分別於2005年和2017年任職富國天惠精選成長的A和C份額。盡管其規模增長也受益於“造星”效益，業績也受市場影響，十多年來僅在管1隻基金。
另一方麵，由於“雙十規則”（指一隻基金持同一股票不得超過基金資產的10％，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所有基金持同一股票不得超過該股票市值的10％），隨著規模擴大，受到投資工具和倉位限製，“船大難掉頭”的難題困住了百億、千億級基金經理，有時隻能“被動挨打”。“基金經理固步自封，不太去關注一些新的投資機會，也是有可能的。”伍彥妮說。
盡管是雇傭關係，若要互相成就，基金公司和基金經理之間需要達成對策略和投研理念的一致追求。“有時候是公司要推規模，所以有了各種路線；也有情形是基金經理自身非常希望管理規模提升，畢竟管理規模代表了能力、影響力，甚至也影響了自己的工資收入。”方謹說道。
高位發行產品，也引導了基民倒金字塔建倉，損失慘重。談及這一點，多位受訪公募人士向《中國新聞周刊》表達了一些“身不由己”的時刻：高點諸事皆宜，低點無人問津。
“投資者要買的時候是攔不住的。你家限購或停止申購的時候，他可以去買其他家的產品。他會說，憑什麽不讓我買，後麵還繼續漲怎麽辦？”秦梓表示，“越到低點越沒有人買，產品難發，有申報壓力的基金公司自然也會趁著高點多申報一些產品。銷售渠道也多對新發產品有獎勵政策，平台媒體一起推動宣傳。”
在受訪者看來，“造星”並非基金公司獨自完成，而是市場環境、基金公司、銷售渠道、互聯網平台和媒體、基金投資者合力推動的結果。
“你不去卷，蛋糕就被別人搶走了。”秦梓補充道，“最關鍵的一點是，市場是不確定的，即使在高位，也沒有基金公司和經理能下定論，去判斷這是否已是最高點。”
據媒體今年1月12日消息，監管部門在頭部基金銷售機構座談會中關注機構“逆周期布局”，要求頭部代銷機構持續發力布局權益類基金。“目前看來，固收類、公募REITs類產品相對比較好賣。權益類產品發行還是比較困難。”秦梓表示。
“造星”走不通了，然後呢？
如今，整個公募基金行業都麵臨低位發行之困，為基金公司帶來“尷尬”的局麵。2月27日，新成立的國壽安保高端裝備股票發起式基金公告顯示，基金募集期間有效認購數僅5戶，共募得1000萬零26元，其中公司自購1000萬元，4名員工認購26元。
反思過往，作為討論靶點的明星基金經理現象，究其本質，基金分析師伍彥妮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與基金行業‘博彈性’的現象是一致的。背後還是因為市場缺乏長期投資價值，而市場參與方短期博弈思維比較重，都想通過投機取巧來超越別人，結果適得其反”。
據她觀察，在基金公司，投研與市場兩大業務條線，往往象征著長期與短期的博弈，最終誰占上風，則取決於管理層和股東在公司定位、考核方式、治理結構方麵的選擇。“有的公司專注做投研，投研團隊不一定要配合市場團隊路演直播，考核體係較為寬鬆；有的公司則將直播、投教等納入KPI，過度緊張的考核方式，將短期業績與責任承擔掛鉤，壓力就一層層向下傳導。”伍彥妮說。
作為基金經理，方謹表示，“從長期看，真正影響產品業績和客戶體驗的，是基金經理長期積累下來的投資理念和投資框架，以及一整套科學的投資判斷方法”。
考核方式的影響也體現在銷售渠道。“渠道是很強勢的。”秦梓說。交易傭金費改落地後，業內多年來“基金銷售換交易傭金”的商業模式、“重首發，輕持營”的考核機製受到顛覆，保有量、客戶盈利比等指標正被納入。“盡管也有一定爭議，但相比考核交易傭金時追熱點、引導基民頻繁買賣追高要好得多。”伍彥妮評價。
平台也難辭其咎。據秦梓回憶，“曾經，支付寶會推薦展示最近一年或半年業績最好的產品，反映出短期銷售導向”。而當年互聯網應用間的用戶日活之爭，也催動了基金公司對內容建設和直播活動的投入。“邀請高顏值主播、表演才藝甚至24小時直播的現象，已經偏離了初心。”李媛表示。2021年3月，中基協發文禁止基金投教宣傳娛樂化，上述現象及時刹車。
“我們現在也還在思考，直播形式到底有沒有意義。但是，現在基金公司每一次集中發行產品的時候，各家公司都還在做，那麽你也必須要有。”她說。
除了上述外部導向，基金公司在投資者教育方麵也有所承壓。劉安表示，據後台客服熱線情況反映，基民很容易忽略風險提示和交易事項，有的甚至不清楚“T+1”規則，“投資者喜歡短線交易，容易把基金當作股票來買”。“也有投資者不理解投資者教育這件事。我是來投資的，你為什麽要教育我？”秦梓說。
多位受訪者提到，當前，證監會向市場釋放的信號已經對標了海外的成熟市場。“成熟的淨值曲線，應當是長期相對穩健的，更‘親民’的，如果震蕩過大，很多投資者看短期虧損很容易喪失信心砍倉離開，造成損失。”基金經理方謹說道。
在當下，投資者對主動權益基金存在道德風險、熊市不降倉、跑不過指數等諸多質疑，甚至基金研究者也會質疑主動研究的必要性。“從長遠來看，隨著市場成熟度的增加，主動權益基金的超額收益會逐步降低，但並不意味著主動權益基金以後不會迎來更好的發展。”天相投顧基金評價中心表示。
“主動權益基金一定是有未來的。”伍彥妮認為，既往研究顯示，主動基金能夠長期跑贏寬基指數，且波動較低；在周期輪回中，市場短期對於ETF、QDII的關注度也已達到高點。
“要使整個市場在走向成熟的過程中，減少不必要的波動，保護投資者，需要通過多方的共同努力，可能也需要給市場一些時間。”天相投顧基金評價中心建議，一方麵，要增強信息透明度，規定主動權益基金提供更加詳細和及時的投資組合持倉披露，幫助投資者更好地了解基金的投資策略和市場定位，尤其是涉及風格、策略等變動；另一方麵，要鼓勵創新，減少同質化、短期化的基金發行行為；此外，也需要推動行業自律，加強投資者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