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經濟增長一放緩，犯罪率就會激增？

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我們的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這一點毫無疑問；但在上個世紀80年代，治安的混亂又是有目共睹的。

至今我們都能夠在一些電影和影視作品中看到，上個世紀80年代各地的搶劫、偷盜案件是如此之多，這給我們帶來了一個疑問。

從犯罪頻發到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到底是什麽在起著決定性作用？

經濟，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當然，從一個時代走向另一個時代，在初期一定會引發一些不適，而這種不適感無疑給犯罪提供了很好的溫床，大量的農村人口來到城市謀求工作機會，外地人口不僅僅帶來了經濟發展，同時也帶來了犯罪的可能性。

在那個一切都昂揚向上的時代，躁動的不僅僅有普通人，還有一些灰色地帶的人，從事著見不得光的生意。

但本質上，沒有人會願意冒著違法的風險去掙錢，要麽是利潤很高、要麽是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因此經濟的發展為什麽能夠降低犯罪率呢？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它增加了人們違法的成本。

畢竟在一個就業機會遍地都是的時代裏，一般人不太會去冒風險從事一些違法的勾當。

因此，經濟的高速增長，是能夠降低犯罪率的，反過來，當經濟增長開始放緩甚至是停滯時，它又可能帶來一個相反的結果。

根據最高檢察院報告顯示，去年我國批準逮捕各類犯罪嫌疑人72.6萬人，提起公訴168.8萬人，同比分別上升47.1%和17.3%。

去年逮捕的嫌疑人大增近五成，這無疑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信號，這至少說明我們的犯罪率有進一步上升的風險。

而在反腐方麵，報告披露，去年受理各級監委移送職務犯罪2萬人，同比上升9.3%，已起訴1.8萬人。

最高院院長張軍提到，去年審結貪汙賄賂等職務犯罪案件2.4萬件涉及2.7萬人，同比也增長19.9%。

從這兩個數據中，我們不難發現，隨著經濟增長的放緩，下行壓力已經開始影響到我們的犯罪，不管是社會犯罪還是職務犯罪，都有一個較為明顯的增長，其中社會犯罪增長47.1%，職務犯罪也增長了19.9%。

這還僅僅隻是一年的時間。

2024年，可能還會繼續成為一個特殊的時刻。

最高法報告顯示，去年審結故意殺人等嚴重暴力犯罪案件5.2萬件，涉及6.2萬人，同比也增長了17.2%，發出各類人身安全保護令5695份，同比也增長41.5%。

另外有意思的是，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人數也高達5.1萬人，同比上升66.9%，這些數據都表明在經曆新冠病毒三年後，隨著就業形勢的嚴峻性，以及人們對收入增長的欲望，社會罪案正在快速增長。

尤其是故意殺人這類嚴重暴力犯罪案件，增長17.2%，而人身安全保護令更是增長41.5%，這說明社會犯罪的矛盾已經開始凸顯。

我們很難去判斷這是一個開始，還是一個結束，但如果盯著宏觀經濟的趨勢來看，這可能並非一個結束。

除了經濟對犯罪率增長的影響之外，我們也不能忽視心理因素。

過去三年的防控，顯然讓許多人的心理有一定的壓抑，正如群體心理學所分析的那樣，長期性的壓抑得不到釋放，那麽很有可能隻需要一個微弱的引線，就會被瞬間引爆。

另外網絡詐騙犯罪增長66.9%，這大體上也說明了在宏觀經濟承壓之下，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了一種別開生麵的賺錢辦法，那就是詐騙。

宏觀經濟的承壓，已經逐步開始反噬到社會主體，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現象，尤為值得我們高度重視。

經濟增長和犯罪率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麽？

這其中最容易被我們忽視的一個群體，其實就是低收入群體。

當經濟增長放緩的時候，什麽群體最容易受到衝擊？答案毫無疑問，就是低收入群體，貧窮可能會迫使他們做出任何可能。

美國其實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我們為什麽如此關心美國？因為世界比我們想象得要殘酷許多，我們並不是旁觀者，美國這個超級大國過去遇到所經曆的問題，我們未來大概率也會遇到並經曆，避無可避。

我們未來之路其實可以借鑒的路徑並不多，沒有什麽可以參照的，美國可能是唯一的：美國所遇到的問題，就是我們將來可能要遇到的問題。

以美國卡姆登為例，它在2009年成為全美犯罪率最高的城市，這是美國城市貧困的一個顯著特征。

一個富裕社會裏的窮人，當財富的分配開始失衡，而增長又開始乏力的時候，社會主體矛盾就會凸顯，於是隨之而來的就是犯罪率的激增。

當然，從社會學甚至是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一個社會自我調節矛盾的功能缺失，尤其是在遇到宏觀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下，一些問題更有可能顯現出來。

人類學學者項飆以浙江村為研究對象的《跨越邊界的社區》從田野調查角度去看社會微觀，項飆早在2018年就給出一些觀察結論：國內社會缺失問題經過幾十年後，並沒有改善；社會空間在進一步變小，還原成“物理空間”，矛盾和結構差異依然存在。

換言之，從一個更長的時間跨度來看，從引入市場經濟到城鎮化，某種意義上一直都存在著一個群體的邊緣化，而這種邊緣化，很大程度上又會日後的犯罪提供了些許溫床。

項飆在2018年底的一次公開演講中就曾說道，一般人，甚至大部分被疏解的流動人口，在理性上可以接受遷移，例如大局、升級和淘汰。

“不淘汰低端，就沒有高端的發展。淘汰誰呢？淘汰我們唄。”離開者當然不歡迎如此，但同時也並不認為裏麵有不正確性。

我們需要明白的是，我們的城鎮化發展到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口湧入到了城市裏，但最終這些人口又是高度“原子化”的，社會保障體係的缺失，和“附近”的消失，都並沒有很好幫助人們解決問題，反而有可能在宏觀經濟增長放緩下，放大問題。

例如數年前的村鎮銀行，以及類似的常年在新聞上看到的某某小區業主對樓盤的各種維權等等，這些事件在高增長的情況下，都是可以被很好掩蓋的，但當增長一旦放緩，各種問題也隨之而來。

和犯罪率息息相關的，還有老齡化。

根據2018年《日本統計年鑒》的數據，日本60歲以上犯罪嫌疑人占全年齡段的比例在2015年達到24%，而1990年該比例僅為3%。

其中許多入住日本監獄的老人都是入獄6-7次的慣犯，而他們在釋放後的兩年內比年輕犯人也更容易重新犯罪。

統計數據顯示，日本65歲以上老齡囚犯兩年內再次入獄的比例高達23.2%，該數字是29歲以下囚犯再犯率的兩倍多，其中又以欺詐、盜竊等罪名居多。

NHK曾報道稱，這些老人出獄後難以生存，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的目的就是回到監獄。

我們常常提到類似的笑話，進監獄管吃管住還管身體健康，這在日本不是笑話，而是老人們的現實。

在日本，一位老人偷竊一個標價幾百日元的三明治，就可能判兩年監禁，而監獄係統則需要為此負擔近千萬日元的開銷。

老人犯罪，這背後凸顯的就是日本社會複雜的經濟問題。

非正式員工數量不斷擴大、勞動階層分化、日本家庭經濟供養能力存在階層差異等等，同時由於日本和我們一樣，采取的是“下一代養上一代”的現收現付製，勞動人口的減少和老年人口數量的增長都意味著養老金的入不敷出。

坦率來說，日本有的這些社會經濟問題，我們大概率也會有，甚至由於人均GDP的差異，我們的問題日後可能比日本還要嚴重。

一些依靠微薄養老金過活的老人因為疾病、和養老機構發生矛盾等原因，從社會中層跌入底層的現象，甚至還被日本作家稱之為“下流老人”。

日本首都大學在2014年曾做過一項研究，日本貧困人群主要集中在10-24歲的青少年和65歲以上的老人，而且老人的貧困情況更為顯著，其時間跨度和貧困率都甚於其他年齡層，其中高齡女性的貧困程度較男性更加嚴重。

日本社會所麵臨的問題，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們的真實寫照，不僅如此，由於我國計劃生育的影響，未來老人膝下大致一個兒女，在如此沉重的各種生活成本、育兒成本乃至房價等重壓之下，我們數億農村老人的養老問題，同樣可能會導致我們的老齡犯罪激增。

這些問題，它更像是未來考驗我們社會自洽能力的試金石。

一位日本女子監獄的犯人在接受彭博社采訪時曾說：“我丈夫去年死了，我們沒有孩子，於是就剩我一人孤苦伶仃。我有一天想去超市買菜，然後我看到了一塊牛肉。我想要，但我知道買了牛肉，日子就要難過了，所以我直接偷走了。”

從1980年到2015年，日本獨居老人數量增加了6倍多，而在日本犯下盜竊罪的老人有一半都是獨居，其中50%要麽沒家人，要麽很少同親戚往來。

由奢入儉難，這是一個亙古不變的道理，宏觀經濟的變化能夠很好反映在人們消費乃至儲蓄等行為上，但更多的，還有那麽一小部分人，盡管很少很少，但這群人在這場變化之中，可能麵臨的是至暗時刻。

解決問題有時候不僅僅需要方法，更多時候還需要一個通道，一個可以不那麽壓抑的通道，讓社會變得足夠自洽去解決問題，而不是讓問題變得更擁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