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製與經濟政策合作中心發布的《煙草消費稅改革暨煙草行業全產業鏈研究》顯示，2020年一包卷煙加權平均的零售價格為18.69元，其中不含企業所得稅和國企上繳利潤的稅收占比達48.4%，遠低於世衛組織建議的75%水平。因此網絡上也有相當多的意見指出，應當大幅提高煙草稅，從而起到降低吸煙率的效果。
客觀來看，中國目前的吸煙率有必要進一步降低。根據《中國吸煙危害健康報告2020》所公布的數據，中國15歲及以上人群吸煙率在2018年是26.6%。而中國簽署了世衛組織《煙草控製框架公約》，其中提出的要求是“到2030年15歲以上人群吸煙率降低到20%”。
看似隻有6.6%的比例，但要實現並不容易。縱向來看，1984年的吸煙率是33.9%，也就是說近三十多年的時間也就降低了7%。而現在距離2030年不到10年了，最終能否達成目標仍未可知。
因此，有大量學者的意見是在現階段不僅要提高煙草稅，而且要大幅度提高，以起到抑製煙草消費的效果。這當然是個非常有效的辦法，增加稅收一定可以抑製消費，從市場趕走一大批價格敏感型消費者，這是基本的經濟學原理。
而且煙草並非生活必需品，大幅提稅不會對民生產生較大影響，因此煙草稅也有“寓禁於征”的說法。大幅提高煙草稅，已經被不少國家采用，一些歐洲國家甚至高達80%。
不過也有學者提出了反對意見，認為增稅起不到效果。他們給出的論據是2015年曾提高過煙草製品的消費稅，提稅的效用並沒有維持太久，煙草消費量近些年依然在增加。
但這個說法忽略了其他因素，比如這些年居民收入同樣在增長，提稅的效果相當程度被收入增加抵消了。這也恰恰說明，當年提稅的程度不夠，以至於無法達到抑製煙草消費的效果。
當然，僅有高稅率恐怕還不夠，降低吸煙率也需要其他的輔助措施。比如采取更加嚴格的控煙條例。一個可資借鑒的案例是，2015年煙草提稅提價，加上北京市實行《控製吸煙條例》，當時被稱為“史上最嚴”。這兩個作用相疊加，致使當年北京市煙草消費出現了一個拐點，銷售量明顯下降，並且連續四年都處於下降的趨勢。
從現狀看，類似規定也應該成為全國的統一操作，並不斷增加執法力度，形成全國範圍內對吸煙行為的有效規製，並形成一種共識性的控煙氛圍。
此外，在煙草包裝上，也可以出台更多細化規定。比如《世衛組織煙草控製框架公約》要求，健康警示信息宜占煙草產品包裝及標簽主要可見麵積的50%或以上，但不應少於30%。事實上目前不少卷煙產品還達不到這一要求，警示意味也不夠顯著。
對此，也不妨出台更嚴格的規定，增加健康警示的麵積，或輔以有“刺激性”的圖片，用於抑製消費者的購買欲望。
總之，控煙是大方向，這一點已經毋庸置疑。根據《中國吸煙危害健康報告2020》顯示，煙草每年使我國100多萬人失去生命，而且全球最新的研究證據也表明，與吸煙相關的癌症達到十幾種。
目前中國的控煙目標已經十分緊迫，不能再拖延了，此時更需要社會盡快形成統一意見，通過增稅、立法、科普、教育等方式綜合施策，將煙草消費降下來，盡可能地控製煙草的健康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