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建議給予多孩家庭每月每孩2000元補貼至20歲

今天日本社會的老齡化，是否就是明天的中國？中國當前老齡化的速度甚至超過當年的日本，這也讓人口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繞不開的話題。

人口問題始終是我國麵臨的全局性、長期性、戰略性問題，人口發展是關係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大事。日前，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了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論斷和工作要求。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2年，中國人口比上年減少85萬，出現近61年來的首次負增長，也標誌著人口負增長時代的到來。

近日，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提交的一份報告指出，初步測算2022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已下滑至1.09，在目前世界上人口過億的國家中屬於最低生育水平。中國“十四五”期間將出現極低生育水平，未來生育水平回升的空間有限。

為了提高生育率，今年以來，全國各地的“催生”政策密集出台。比如深圳市出台的征求意見稿提出，擬為生育三孩的家庭三年累計發放補貼19000元；山東濰坊則出台了對於三孩就讀高中免除學費的政策等。

低生育率和高齡少子化的趨勢能否緩解？各地推出的免學費、增補貼等措施能否扭轉“不敢生、不願生”的社會心態？低生育率又會對人口流動和社會經濟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

帶著上述問題，《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近日對攜程集團董事局主席、人口經濟學家梁建章進行了專訪。

梁建章 圖片來源：受訪者

現狀：8年間初婚人數減半，女性結婚意願比男性更低

NBD：提到人口，大家會有兩個焦慮：一個是高齡少子化，還有一個是不願意結婚。比如2022年我國結婚登記數較上一年減少81萬對。您怎麽看待這個趨勢？能否逆轉或者緩解？

梁建章：結婚人數下降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年輕人數量下降，二是適婚人口男多女少，三是初婚年齡推遲，四是結婚成本高，五是社會競爭激烈、就業壓力大。

另外，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年輕一代的婚姻觀念已經發生改變。與父母輩相比，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把單身視為一種正常的生活選擇。“30多歲了還沒結婚”在年輕人中已經見怪不怪。尤其是近年來隨著女性教育水平和經濟獨立程度的大幅提高，調查數據顯示女性的結婚意願比男性更低。

2021年我國初婚登記人數僅相當於2013年的一半左右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從2013年到2021年，僅僅8年時間，我國初婚人數就減少了一半。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1》的數據，按每五歲分組的人口數來看，2020年30-34歲人口有12415萬人，25-29歲人口有9185萬人，20-24歲人口有7494萬人。由於步入婚齡人口數量呈不斷下降趨勢，可以預計，未來幾年我國的初婚人數仍然會繼續下降。

NBD：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係，這個政策體係應當包含哪些方麵？填補哪些空白？

梁建章：這是一個係統且複雜的社會問題。我之前曾建議建立“國家人口政策委員會”來指導鼓勵生育政策落地。

如果我們能夠利用資源或者製度方麵的優勢，能夠花更多的錢、更大的力度，比如說拿出一年GDP的2%~5%，才有可能把我們的生育率提到跟其他國家同樣的水平。但這需要幾萬億資金花下去，所以我說有難度，難度就在於大家有沒有決心花這個錢。目前出台的鼓勵政策力度比較小，還遠遠不夠。

從政策落地來說，鼓勵生育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社會命題，所以我建議建立“國家人口政策委員會”來製定各項政策，包括為多孩家庭發放現金補貼、稅負補貼、購房補貼並增建托兒所。

突圍：給予多孩家庭每孩每月2000元現金補貼等，有望提升生育率約20%

NBD：您提到采取包括現金補貼等措施來提高生育率，用補貼來“催生”的效果如何？國外有沒有一些成熟的經驗？

梁建章：用補貼來“催生”是有效果的，催生效果如何一定程度上取決於補貼的力度有多大。

根據OECD（經合組織）的數據，2017年部分發達國家現金補貼家庭福利的金額占GDP的比重如下：英國2.12%，法國1.42%，瑞典1.24%，日本0.65%，韓國0.15%。

從中可以看出，歐洲國家現金補貼家庭福利的金額占GDP的比重遠高於日韓，這也是歐洲國家生育率普遍高於日韓的原因之一。

我們可以借鑒這些國家的經驗來製定具體的補貼政策。我建議對於二孩家庭的每個孩子，給予每月1000元的現金補貼。給予多孩家庭的每個孩子給予每月2000元的現金補貼，直至孩子20歲。

與此同時，對於二孩家庭實行所得稅和社保費減半，三孩家庭所得稅和社保全免（對於特別富裕的家庭，可以設定一個補貼上限）。估計這些措施能夠將生育率提升20%左右。

NBD：我們注意到近期山東濰坊等地出台了對三孩就讀高中免除學費的政策，對此您如何評價？

梁建章：在我的新書《人口戰略》中，對高中階段的生育成本進行了估算。

基於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結合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估算，我國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48.5萬元，15~17歲高中階段平均每年養育成本為26072元，3年共計78216元，而免除學費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對鼓勵生育的作用微乎其微。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生育成本收入比是6.9（即把一個孩子養到18歲的成本與人均GDP的比率），幾乎是全球最高的國家之一，同時中國家長在孩子教育上花的時間幾乎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因為中國教育的升學和考試壓力都是特別高的。

基於以上原因，若想有效提高生育率，政府部門應該采取強有力的財政補貼以及切實有效的教育減負。

比如基礎教育階段是有提速空間的。可以考慮把中小學的12年期縮短到10年，這樣就可以減輕家長的部分壓力，提升生育意願，還可以讓一部分人早一點步入工作崗位。因為在互聯網的大環境下，現在很多知識不需要死記硬背。現在的人工智能和在線技術可以幫助教學。

在20世紀70~80年代，很多小學是五年製的，我的建議是小學階段提速一年。同時期很多中學也是五年製的。現在的中考和高考讓學生們浪費了大量的時間用於複習、應付考試。假如中學階段也可以縮短一年時間，那麽基礎教育階段總體上有望縮短1~2年，中國可以嚐試實行十年義務教育製。

自2016年之後我國每年新出生人數呈逐年下降態勢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借鑒：美國近年有2.1%新生人口借助輔助生育技術，建議放開凍卵限製

NBD：除了教育以外，生育率低的原因之一是結婚率低，如何來解決這一難題？

梁建章：有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比如非婚生育，在一定程度上能緩解生育率低的問題。

結婚率低是亞洲國家生育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非婚生育在這些國家的文化中難以被接受。在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非婚生子隻占每年新生兒的2%-3%，相比之下，歐洲和北美國家非婚生育已經變得非常普遍。

非婚生育在歐洲之所以普遍，部分原因是這些國家的政府在給孩子提供福利和教育補貼時不歧視單身母親，使得單身女性更容易撫養孩子。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這些國家的生育率有所增長。亞洲國家既需要提高結婚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改變文化觀念，即更加寬容地對待非婚生育。

我建議廢除歧視非婚生育的政策，充分保障非婚生孩子的合法權益，包括立法保護人工授精、試管嬰兒等技術輔助生育的孩子，以及無條件為非婚生育的孩子上戶口。

這樣做並非鼓勵非婚生育，而是認為那些有能力和意願去獨立撫養小孩的女性，應該公平地享受生育的權利和福利。

NBD：您曾建議允許單身女性凍卵,這能否有助於解決生育率低的問題？

梁建章：有部分單身女性不想找或者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對象，卻想單獨養孩子，有些職業女性想先發展事業，保留未來生育的機會，對於這些需求，現代的輔助生育技術可以提供幫助。

西方許多國家都允許單身女性采用輔助生育技術（包括凍卵）。2012年，美國率先對女性開放凍卵服務。根據美國疾控中心的數據，美國近年來的出生人口中，有2.1%的出生人口采用了輔助生育技術。

其實，國內也有許多專業醫療機構具備實施凍卵的技術。但由於國內相關法規禁止單身女性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一些單身女性隻好選擇在海外凍卵，費用比在國內凍卵高得多。

法律應當保障未婚女性平等使用輔助生育技術的權利。如果開放輔助生育技術，可以有效提升我國的生育率。

變化：未來還將有2億~3億人口遷入城市，一線城市恐仍有增長空間

NBD：大家擔憂生育率低、人口老齡化加速，根源還是擔心會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影響，主要影響哪些方麵呢？

梁建章：人口減少會導致住房消費的萎縮，同樣的邏輯，也會導致汽車、家電等其他耐用消費品消費的萎縮。

隨著中國總人口不再趨勢性增長，不同城市的人口出現兩極分化：一、二線大城市繼續吸引人口，因此一二線大城市房價繼續堅挺；而小城市和縣城的人口則大量流失，住房價格將下降。

房價高的人口流入地區需要加大土地供應，而房價低的人口流出地區需要減少土地供應。同時房價政策還可以和鼓勵生育政策聯動，加大土地供應並給予二孩和多孩家庭買房補貼，由此可以提振房地產市場的需求，間接起到刺激經濟的效果。

隨著人口減少，非但是住房以及其他耐用消費品的銷售數量會減少，而且還會降低政府基建投資的需求。

以往麵臨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時，有時會依靠政府加大基礎設施的投入來拉動需求，但未來如果人口減少，那麽對道路等基建領域的需求也會減少，此時再靠基礎設施拉動需求，有可能造成大量的浪費。

NBD：正如您所說，不同城市人口會出現兩級分化，但我們看到，一些一線城市常住人口有下降的現象。中國城市人口流動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

梁建章：一線城市常住人口下降，主要還是前期在疫情背景下，受企業用工需求下降、外來人口回流等因素影響，有一定的特殊性和階段性。同時，一線城市的生活成本、生育成本過高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所以與之對應的是我國內陸一些二線城市的人口增量有所提升。

但是，我認為中國大城市的人口膨脹時代還遠沒有結束。中國的城市化率相對於中國的人均GDP是偏低的。和中國人均GDP水平相當的國家，如巴西的城市化率遠高於中國，所以中國未來至少還有20%的城市化率提升空間，也就是說未來還有2億~3億的人口將遷入城市。而這部分人口將主要流入大城市和東南沿海地區。由於聚集效應的作用，一個國家的人口越多，大城市的人口就會越多。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城市是日本的東京，東京的人口有3700萬，而日本的人口不到中國的1/10，韓國的人口隻有中國的1/25，但是首爾都市圈的人口有2400萬左右，和上海差不多。日本和韓國的人口已經不再增長，絕大多數城市人口都在減少，隻有首爾和東京還在增加（靠吸引外來人口）。

而在中國，一個大省的人口就相當於韓國和日本的人口，所以如果有相似的聚集度，一個省會城市就應該有2000萬的人口規模，而一線城市則可能有4000萬~5000萬人口。因此，中國大城市的人口還有可能繼續增加。

2022年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已跌入負值區間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誤區：不是人口越少越富裕，低生育率會削弱創新力和綜合國力

NBD：人口負增長是否意味著人口紅利的消失？怎麽實現由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轉變？

梁建章：如果年輕人口的規模出現嚴重縮減，很可能會動搖中國經濟的創新基礎。中國經濟的活力和韌性，來自龐大的市場和人口規模優勢，如果人口總量日益減少，尤其是年輕人口規模的減少，這種優勢會逐漸消失。

除此之外，人口眾多不僅能促進市場多樣化和層次化，也是形成龐大人才規模的基礎。

NBD：很多人將今天的日本、歐洲的人口結構狀況比喻成未來中國的人口結構，這是不是有可比性？甚至有說法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會更快，帶來的風險更大？

梁建章：平均而言，歐洲的生育率為1.6，是更替水平的75%，但不乏個別亮點，比如法國的生育率為1.82。日本的生育率目前為1.3左右，而我國當前總和生育率僅為1.09左右。中國低生育率的危機來得比日本晚40年，現在生育率已經低於日本。

由此可見，中國的低生育率問題在世界上是相當嚴重的，對未來中國社會將產生很多負麵影響，尤其是對創新力和綜合國力的削弱。北京和上海的戶籍人口總和生育率隻有0.7，這是一個很恐怕的速度，意味著每兩代就會減少大半的人口。中國隻有出台鼓勵生育的強有力政策，才能扭轉人口萎縮的趨勢。

NBD：也有一種聲音認為，人口下降並不是壞事，發達國家也沒有人口大國。中國的人口下降之後，可以對提高人均收入、生活條件等帶來利好，這種說法是不是合理？

梁建章：講解人口和創新力的關係時，一個常見的問題是，雖然人口多對創新力有好處，但是人口多是否會加劇資源和環境壓力，從而拖累經濟呢？這一點上還存在普遍的認識誤區，也是造成中國人口政策改革滯後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個需要澄清的誤區，那就是很多人認為中國是人均資源比較低的國家。事實上，中國的人均資源比大多數發達國家要多。在世界十大經濟體中，隻有美國和加拿大是資源富國。其他大部分發達國家，如日本、韓國、德國、英國、意大利的人均土地麵積和人均資源都低於中國。當然最重要的是，從數據上來看，人均資源高的國家並不更加富裕。

我們來看看自然資源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人均自然資源的豐裕程度與人口密度密切相關。一般來說，低人口密度的國家人均資源稟賦高。如果考察人口密度和人均收入水平的關係，我們就會發現有許多人口密度高的貧窮國家，如印度和越南。也有許多人口密度低的富裕國家，如美國和加拿大。然而，還存在許多人口密度高的富裕國家，如日本和部分西歐國家，以及許多人口密度低的貧窮國家，如巴西和非洲一些國家。

總體而言，資源豐富與經濟發展之間沒有必然關係。在過去幾十年裏，資源匱乏的亞洲國家，如中國和印度，其經濟發展速度要比資源豐富的拉美和非洲國家快得多。在這裏，資源豐富與經濟發展之間似乎存在負相關關係。

在農業經濟中，人口密度越大，人均耕地和人均收入越低。而在工業經濟中，更多的人則意味著可以有更加細致的專業化分工和更多的貿易機會，從而提高生產率。同時，更多的人也會消耗更多的資源和產生更多的汙染。但對服務業和知識經濟來說，更多的人將會產生更多的創新，從而提高生產率和加速經濟增長。

因此，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高人口密度正日益成為一種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