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個百億富豪和31個農民工，這代表著中國經濟發展的兩極，在中國改革開放35年以後的政治舞台上，嚴重失衡的天平在悄悄校正傾斜的角度，並且以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的名義，達成著共識。
百億富豪和農民工，正常情況下，這兩個群體在社交場合相遇的概率不會比火星撞地球高太多。
隻有兩會，使94個百億富翁和31個農民工實現了地位平等的聚會。入駐同樣條件的賓館、品嚐同樣的自助餐，擁有同樣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即使在現實世界中，他們的地位和影響力、被媒體關注度相去甚遠，但不妨礙所有人在短短的十天時間內，對他們投出平等而期待的目光。
在兩會的大舞台上，伴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進程，中國創富的先行者，踏著效率優先的節拍，高擎致富光榮的旗幟，開始占據自己的一席之地。
1993年，21名非公有製經濟人士作為代表進入全國政協，成為“大亨委員”，完成中國最高政治舞台上的首秀。
10年後的2003年，在新當選的全國人大代表中，非公有製經濟的代表逾230名，占代表總數近10％，全國政協委員中至少有65名來自非公有製經濟階層。
不容否認，這些優秀的民營企業為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其政治地位的提升是順應曆史潮流的，他們在兩會的建言獻策不僅成為完善政策的寶貴的財富，也是經濟民主化轉變為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動力源泉。
但另一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力量的缺席卻始終延續。
在傳統的工農代表幹部化甚至直接被鳩占鵲巢，比例嚴重縮水後，來自農民工群體的代表始終保持著令人費解的零記錄。這既是資強勞弱在中國決策層的體現，也讓人對相關決策能否真正保障弱勢人群的權益平添幾分憂慮。
直到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已經整整開啟30年，第十一屆全國兩會召開，廣東團代表胡小燕、重慶團代表康厚明和上海團代表朱雪芹來了——他們身後，站著2.42億農民工。
在隨後五年的參政史上，他們每年都是媒體關注的明星，開會期間甚至不敢開手機——太多的訪問邀約了。
他們占2978名代表的千分之一，卻需要為占中國人口六分之一的人代言。
那一年，隨著製度轉型走向縱深，各階層利益博弈加劇，加上貧富分化、階層分化導致深層矛盾逐步顯現，中國發展的節拍也從效率優先轉向效率公平並重。
這三個代表是青澀稚嫩的，承載的使命是過度沉重的，但他們在努力地行走，傳遞著中國最底層群體真切的訴求。
但這是一個嶄新的起點。
2012年3月，《選舉法》專門作了修改，從當年年開始，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按人口比例來選人大代表，將大大增加農民的比例人數，讓農民工更直接地參政議政，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到了隨後的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召開，農民工代表激增至31名，他們身後站著2.7億龐大群體。
在94個百億富豪揮斥方遒、指點江山的時候，中國的農民工代表也在完成自身的成長。
上海團的朱雪芹是唯一獲連任的農民工代表。2008年，記者采訪時，31歲的她明顯還帶著迷茫、焦慮和不適。6年後，朱雪芹開始自信從容地履職。“我關注完善校企聯動機製。現在連90後農民工也不願意去讀職校，中國這個製造大國應有危機感。要加快製定傾向於藍領工人的政策。社會不光要尊重知識，還要尊重技術技能。”
94個百億富豪和31個農民工，這代表著中國經濟發展的兩極，在中國改革開放35年以後的政治舞台上，嚴重失衡的天平在悄悄校正傾斜的角度，並且以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的名義，達成著共識。
當然，他們也有著各自的焦慮：民營企業家們呼籲更公平的市場環境，對破除壟斷、政府放權寄予厚望；而農民工代表則希望在城鎮化的過程中，獲得真正的國民待遇，消除戶籍壁壘，結束候鳥一族的生活，享受到公平的社保福利，體麵而有尊嚴地完成自身從勤勞到智慧勞動者的深刻轉型。
拋開情緒化的簡單利益博弈，他們從不同的維度出發，都是未來推動體製變革的生力軍。也唯有真正意義的法治市場經濟，才能實現雙方利益最佳平衡，最終共贏。
畢竟，今日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才是他們共同的對手。
百億富豪和農民工，正常情況下，這兩個群體在社交場合相遇的概率不會比火星撞地球高太多。
隻有兩會，使94個百億富翁和31個農民工實現了地位平等的聚會。入駐同樣條件的賓館、品嚐同樣的自助餐，擁有同樣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即使在現實世界中，他們的地位和影響力、被媒體關注度相去甚遠，但不妨礙所有人在短短的十天時間內，對他們投出平等而期待的目光。
在兩會的大舞台上，伴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進程，中國創富的先行者，踏著效率優先的節拍，高擎致富光榮的旗幟，開始占據自己的一席之地。
1993年，21名非公有製經濟人士作為代表進入全國政協，成為“大亨委員”，完成中國最高政治舞台上的首秀。
10年後的2003年，在新當選的全國人大代表中，非公有製經濟的代表逾230名，占代表總數近10％，全國政協委員中至少有65名來自非公有製經濟階層。
不容否認，這些優秀的民營企業為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其政治地位的提升是順應曆史潮流的，他們在兩會的建言獻策不僅成為完善政策的寶貴的財富，也是經濟民主化轉變為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動力源泉。
但另一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力量的缺席卻始終延續。
在傳統的工農代表幹部化甚至直接被鳩占鵲巢，比例嚴重縮水後，來自農民工群體的代表始終保持著令人費解的零記錄。這既是資強勞弱在中國決策層的體現，也讓人對相關決策能否真正保障弱勢人群的權益平添幾分憂慮。
直到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已經整整開啟30年，第十一屆全國兩會召開，廣東團代表胡小燕、重慶團代表康厚明和上海團代表朱雪芹來了——他們身後，站著2.42億農民工。
在隨後五年的參政史上，他們每年都是媒體關注的明星，開會期間甚至不敢開手機——太多的訪問邀約了。
他們占2978名代表的千分之一，卻需要為占中國人口六分之一的人代言。
那一年，隨著製度轉型走向縱深，各階層利益博弈加劇，加上貧富分化、階層分化導致深層矛盾逐步顯現，中國發展的節拍也從效率優先轉向效率公平並重。
這三個代表是青澀稚嫩的，承載的使命是過度沉重的，但他們在努力地行走，傳遞著中國最底層群體真切的訴求。
但這是一個嶄新的起點。
2012年3月，《選舉法》專門作了修改，從當年年開始，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按人口比例來選人大代表，將大大增加農民的比例人數，讓農民工更直接地參政議政，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到了隨後的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召開，農民工代表激增至31名，他們身後站著2.7億龐大群體。
在94個百億富豪揮斥方遒、指點江山的時候，中國的農民工代表也在完成自身的成長。
上海團的朱雪芹是唯一獲連任的農民工代表。2008年，記者采訪時，31歲的她明顯還帶著迷茫、焦慮和不適。6年後，朱雪芹開始自信從容地履職。“我關注完善校企聯動機製。現在連90後農民工也不願意去讀職校，中國這個製造大國應有危機感。要加快製定傾向於藍領工人的政策。社會不光要尊重知識，還要尊重技術技能。”
94個百億富豪和31個農民工，這代表著中國經濟發展的兩極，在中國改革開放35年以後的政治舞台上，嚴重失衡的天平在悄悄校正傾斜的角度，並且以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的名義，達成著共識。
當然，他們也有著各自的焦慮：民營企業家們呼籲更公平的市場環境，對破除壟斷、政府放權寄予厚望；而農民工代表則希望在城鎮化的過程中，獲得真正的國民待遇，消除戶籍壁壘，結束候鳥一族的生活，享受到公平的社保福利，體麵而有尊嚴地完成自身從勤勞到智慧勞動者的深刻轉型。
拋開情緒化的簡單利益博弈，他們從不同的維度出發，都是未來推動體製變革的生力軍。也唯有真正意義的法治市場經濟，才能實現雙方利益最佳平衡，最終共贏。
畢竟，今日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才是他們共同的對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