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傳統的短期利差套利因素和近期經濟預期前景之外，我們需要重點關注兩個新的因素，這是決定美元指數是否會出現 2001 年以來新高的關鍵。第一個因素是地緣政治衝突導致美元指數中傳統大順差經濟體的競爭優勢會下降到何種程度；第二個因素是俄烏地緣政治衝突存在急劇升級的可能性，這可能會過度放大美元的避險屬性，推動美元持續走強。美元指數這種瘋狂的上漲已經在脫離經濟基本麵的要求。
9 月 22 日美元指數在逐步逼近 112，此輪高通脹下強美元的頂在哪裏？美元指數會突破 2001 年 6-7 月的高點 120 嗎？以收盤價計，這個期間最高點是 2001 年 7 月 5 日的 120.9，這是美元指數的一個重要點位，因為要看到 120.9 以上的點位，你需要回到 1986 年初了，那是上個世紀 80 年代滯脹時期美聯儲主席沃克爾控製高通脹期間發生的。那個時期歐元還處於醞釀階段，尚沒有誕生。
從加息程度來說，美聯儲不可能加息到那個時期接近 20% 的高點，這是由美國今天的能源自給能力決定的，能源對美國經濟的衝擊程度不如上個世紀 70-80 年代。當然，美元指數也不可能達到那個時期超過 164 的曆史高點。按照美聯儲 9 月 21 日的預測，加息上限也達不到 2006 年 4 月 -2007 年 9 月時期的聯邦基金利率水平（5% 左右）。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的問題是，現在的美元指數有可能創造曆史的第二高點嗎？答案是：或有可能。
請注意，" 或有可能 " 並不是明確的 " 有可能 "，因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重大不確定性主要來自兩個方麵：一是俄烏地緣政治衝突會升級到何種程度，從而過於強化美元的避險屬性，導致美元指數持續上漲。二是美元指數中的央行是否最終會扛不住本幣貶值直接幹預外匯市場，從而降低美元指數上漲。當然，美元指數中主要經濟體加息可以直接減弱美元指數上漲或者迫使美元指數下行，但從目前的經濟預期情況看，至少歐洲央行、日本央行和英國央行等靠加息是加不過美聯儲的。非美元經濟體加息也可以降低對美元資產的吸引力，從而通過影響美元需求而降低美元指數上漲的動力。但從美元指數的定價方式來看，主要取決於美元指數中經濟體經濟預期變化和貨幣政策的調整。
美聯儲從就業優先急轉通脹優先轉得比較徹底。9 月 21 日美聯儲公布了今年 3 季度的經濟預測計劃（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美聯儲預計今年美國實際 GDP 增長 0.2%，明年 1.2%，相比較 6 月份預測的 1.7% 大幅度下降。通脹率預測變化不大，略有上升，今年的 PCE 從 6 月份預測的 5.2% 上升至 5.4%，明年的 PCE 從 6 月份的 2.6% 上升至 2.8%。失業率的預測變化也比較大，今年失業率從 6 月份預測的 3.7% 輕微上升至 3.8%，但明年的失業率從 6 月份預測的 3.9% 上升至 4.4%，上升幅度是比較大的。9 月份美聯儲的預測數據明確表示，美聯儲要大幅度犧牲增長和一定規模的就業來控製通脹。大幅度激進加息是邏輯的必然。9 月 21 日美聯儲預測今年聯邦基金利率水平高達 4.4%，比 6 月份的預測值高出 100 個 BP，明年的聯邦基金利率水平更是達到 4.6%，比 6 月份的預測值高出 80 個 BP。
9 月 21 日美聯儲在《Federal Reserve issues FOMC statement》對美國經濟簡要的闡述是這樣的：" 最近的指標表明支出和生產溫和增長。近幾個月來就業增長勢頭強勁，失業率仍然較低。通貨膨脹率仍然居高不下，反映了疫情大流行導致的供需失衡，食品和能源價格上漲以及更廣泛的價格壓力 "。9 月 21 日美聯儲宣布再次加息 75 個基點，連續三次加息 75 個基點，創造了 41 年來最激進的加息方式，使聯邦基金利率將處於 3.00-3.25% 的區間。如果要達到美聯儲預計的水平，今年美聯儲還要加息 125-150 個 BP，應該說這超出了市場的部分預期，這是導致美元指數再次較為快速走強的基本原因。如果聯邦基金利率明年達到 4.6%，那麽明年還有 1-2 次 25 個基點的加息。
美國和美元指數中經濟體利差的擴大是導致美元走強的套利因素。同時，明年美國經濟預期好於歐元區經濟預期從基本麵上也決定了美元相對強勢。除了這些傳統的因素以外，還有兩個新的因素需要重點關注。
第一個因素是地緣政治衝突導致美元指數中傳統大順差經濟體的競爭優勢下降。地緣政治衝突導致全球能源供應鏈劇變後，歐洲以及美元指數中其他經濟體過於依靠外部能源或者其他大宗商品的經濟結構短板徹底顯現，導致的結果是其原有的經濟結構動力快速遞減，突出表現是經常賬戶順差大幅度萎縮甚至逆轉。
典型的是歐盟領頭羊的德國和亞洲的日本。在過去的曆史中，德國和日本的一直以大規模貿易順差著稱。但在能源和大宗商品衝擊的背景下，這兩個傳統大順差國的貿易順差急劇收窄，甚至變成了逆差。依據日本財務省的數據（Trade Statistics of Japan, Ministry Finance），2021 年日本對外商品貿易結構發生逆轉，貿易逆差約 1.67 萬億日元；今年 1-7 月份日本對外貿易逆差高達 9.38 萬億日元（約 660 億美元）。德國今年 8 月份 PPI 同比上漲 45.8%，成本劇烈上漲是導致德國經常賬戶出現大幅度萎縮的重要原因。依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數據，從今年 3 月份開始，德國貿易順差急劇下降，3-7 月份累計貿易順差 173 億歐元，相對於疫情前 2019 年 3-7 月累計貿易順差 943 億歐元來說，下降了 81.7%。歐元區的對外貿易賬戶出現了從 2021 年 2 季度以來的首次逆轉，今年 2 季度歐元區經常賬戶 /GDP 為 -0.61%，對外經常賬戶重現了歐債危機時期的狀態。
可見，地緣政治衝突導致了這些傳統上的順差大經濟體經常賬戶逆轉，動搖了這些經濟體過去長期中賴以生存的出口競爭優勢，這從根本上弱化了這些經濟體的貨幣相對價值。
第二個因素是俄烏地緣政治衝突存在急劇升級的可能性。近期媒體披露俄羅斯控製的盧甘斯克等四地將舉行入俄公投，這可能會導致俄烏地緣政治衝突急劇升級。這一方麵將進一步對歐洲能源供給造成衝擊，另一方麵動蕩的局勢可能會過於放大美元的避險屬性，導致美元走強。
高通脹下的強美元不僅僅是利差套利因素決定的，也是美元指數中傳統順差經濟體對外經常賬戶逆轉決定的，也是地緣政治衝突導致的避險情緒導致的。在一般意義上，強美元本來可以壓製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價格的上漲，但在地緣政治衝突下強美元對能源價格的壓製作用被極大削弱了，結果導致了強美元和高能源價格並行，從而進一步導致了美元指數中經濟體競爭性的經濟結構被極大削弱，這又反饋過來映襯了美國不好的經濟卻是相對好的基本麵，導致美元即使在美聯儲 9 月 21 日預計 2022 年美國經濟接近零增長（0.2%）後，美元指數還在上漲。
美元指數持續上漲，也意味著美元壓製住了美元指數中的貨幣。而那些為了防止外匯市場出現劇烈動蕩的經濟體，或可能增加對美元外匯儲備的需求，以備不時之需。此輪美元指數上漲的越高，美元霸權對全球經濟的負麵溢出效應就越大。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元指數中主要經濟體如果幹預外匯市場，降低市場做空自己的貨幣是好事（比如歐元和日元），這是減少美元走強負麵外溢性的直接辦法，畢竟美元指數這種瘋狂的上漲已經在脫離經濟基本麵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