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漲租，一邊降薪，打工人逃離上海

“你有你的難處，我做我的生意”

接到房東打來的漲租電話時，李恬急哭了。

她在上海嘉定區租住著一間一居室，習慣用自己的月薪來表達租金，以前是“1/3月薪”，3500元，6月開始，房東要漲到4500元，是她半個月的工資。

“我要把陽台改成一個臥室，你一個人住兩居，價格得漲。”房東略顯得意，“你不租，我這裏多得是人想租，解封後看房的人太多了。”

李恬很無奈，今日的漲租早已在合同裏埋下隱患：房東有權對房屋進行裝修，且租期到半年時可以根據市場價適量提價——隻是現在的市價，是按照“二居室”來提的。“改造二居室，也可以說是房屋裝修”，如果李恬不接受漲價，按合同要賠付三個月的原價房租作違約金，10500元。

這不是個小數目，三年前，畢業於二本院校金融專業的李恬揣著父母給的1萬元就來了上海，在嘉定一家外貿企業做秘書。這筆錢在老家徐州，可以付得起市中心一套100平方米房子半年的房租，而在上海，現在隻能夠她在這50平方米一居室裏撐兩個月。

李恬原本在客廳加了張床，找了同事合租，結果同事因親人生病，3月就回了老家，這幾個月的房租都是她一個人交。因為疫情，從4月5日起她的工資就降到了底薪，少了6000多元，她不是個常哭的人，但在電話裏她沒忍住：“你知道這段時間我有多難嗎？”

但房東的態度很堅決：“你有你的難處，我做我的生意。”

6月1日複工後，上海的租房市場開始了一波漲價潮。往年，畢業季帶動房租上漲是常有的事，但房產博主朱鵬發現，上海複工後的漲勢格外猛：“往年漲幅都在1-5%，今年是奔著10%往上漲。”

各區漲價的幅度各有高低，但漲價的理由卻出奇一致。“最近租房的人很多，得漲價。”

李笙藝也收到了房東的漲租通知，自2020年6月從複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畢業後，她進入中山醫院開始為期三年的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就一直租住在醫院附近的一套老破小複式中帶有衛生間的主臥裏。她的房租預算一直控製在3000元左右，但現在，這間需要與5個租客共享70平方米空間、人均麵積隻有14平方米的房子，租金也要漲到3600元。

房東的態度都很像，“你這個房間，就算我漲到4000元也能租出去”。最後李笙藝決定搬離這套“性價比不高”的房。



▲ 笙藝之前租住的房間。圖 / 受訪者提供

在楊浦區五角場幹了五六年租房中介的熊平，5月每天都能收到幾十名學生的好友申請，結果被微信判定為“誘導分享違規”，無法在群裏發消息，也無法展示朋友圈。在五角場商圈，匯集了複旦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同濟大學等多所高校，五六月份的畢業季，房子供不應求，熊平提了5%的租金，才能稍稍勸退部分的學生。

隻是對畢業生來說，今年的漲價會讓他們更難些。住在楊浦區五角場區域的複旦畢業生張雨發現，5月以來，周邊的房租都漲了五六百。4月，張雨剛拿到一家媒體的offer，但還沒入職，就碰上了疫情居家。封控的兩個月裏，她全靠在線上接些寫稿的活，每個月賺三四千元，勉強交著房租，“想撐下去，自己總得找些辦法”。

李恬已經開始找房子了，她寧願交上三個月的違約金，但她和房東說好了，要先找好房子，再結算這段時間的房租。在房租普漲的情況下，一個月過去了，她還沒找到合適的房子，“說不定之後租金會降下來”，她隻能這樣安慰自己。

好地段的好房子都在漲

同樣在5月底，住在長寧區的自由英語翻譯謝可在中介的朋友圈發現，同一地段、同一房型的房源比去年漲了一兩千，“有的甚至漲了50%”。

去年9月，謝可從徐匯搬到了長寧的梧桐林蔭道裏，“想體驗一下《繁花》中的上海生活”。每月四五萬的收入，讓她可以承擔高達9000元的月租。居家三個月後，她對這套70平方米的一居室厭倦了，但當謝可真正開始找房，卻發現同地段房源的月租金已經漲到了1.5萬元，“現在我也有些高攀不起了”。

長寧和靜安這兩塊麵積加起來不及浦東新區二十分之一的“彈丸之地”，被打上“老上海”的烙印，占據了上海中心城區的重要位置。這裏也是老洋房和頂級豪宅最密集的區域之一，與之匹配的是高昂的房價。在上海從事快消、金融等行業的白領和高管，大都會選擇租在這裏。

朱鵬觀察到，市區的房子大都是房東親自打理的，很少代理給中介：“他們幾乎都是老上海，對自己的房有感情。”在靜安從事8年房屋出租的一名房東透露，這裏麵積在50平方米左右的一室一廳，月租差不多就要8000元以上，“來這裏租房的人，不差錢，主要是為了體驗上海的生活”。



▲ 靜安區的洋房雖然寸土寸金，卻異常搶手。圖 / 視覺中國

淩晨1點左右，洋房中介喬一才忙完工作，有空聊聊。6月22日，他帶了4位客人看了靜安的幾套洋房。喬一的客人中有居家久了想換環境的，也有從外地移居上海的。每天，他要接20多個谘詢電話，都是來租洋房的。

5月初，報複性漲價就在洋房上露出苗頭。一套帶有戶外空間的小洋房，喬一剛在朋友圈發了照片，就有四五人來詢價，“光看圖片他們就想簽合同”。最後，喬一拉了個“拍賣群”，價高者得。這套月租1.2萬元的房子最後以1.6萬多元的價格成交，“一部分房子的市價就是被旺盛的需求拉高的”。

但房東對市場的感知往往沒有中介那麽靈敏。謝可和房東聊起近期的房租漲勢，房東驚訝地說：“原來我的房子還能再漲一兩千。”一名靜安的房東，在網上以5000元的月租價格掛上了自己的二居室，不到三秒就有人下單，“他們都沒線下看房，隻看了照片就成交了”。即便她在網上下架了房源，每天依然有十多人照著之前留下的電話聯係她，“他們都來問這麽便宜的房源還有沒有，我感覺是不是定價定低了”。

複工潮之下，浦東和徐匯房租的漲幅，也超過了5%。位於浦東的張江高科技園區，被稱為“上海程序員密度最高的中國矽穀”，這裏匯聚著上萬家生物醫藥和信息技術企業，有數十萬從業人員；上海“三甲醫院最多”的徐匯區，坐擁11家三甲醫院，每家醫院的平均日門診量破萬是常有的事。一名在複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工作的醫生告訴每日人物，6月後，想要在醫院附近租房，不僅要和同事搶，還要照顧著從外地來看病的家屬們。

笙藝新換了一套房，就是從好幾個競爭者手中靠提前交訂金搶下的。半小時後，中介告訴笙藝：“幸好你定得早，剛剛又有人找我簽合同。”之前她還看中過另一套月租3000元的一居公寓房，結果網簽之後，發現另有其人提早了3分鍾簽了同一套房，隻能退單。

李恬所在的嘉定，租房市場被一群來自外地的“二房東”掌控著。近幾年，大量老街、老破小區都被劃入嘉定政府的新建工程，而一批住戶也因拆遷實現一夜暴富，在新小區盤下大量房產，分租給“二房東”打理轉租。

“二房東賺的就是租房差價。”朱鵬觀察到，嘉定租房市場的議價權在這群人手中，“往往是房東在國外或者上海的別墅裏享福，二房東用多少錢租給別人的，他們也不知道”。

李恬的房就是從豆瓣上的二房東手中租下的。一旦房租超過3000元，“賺錢就是為了成為房奴”。她的月薪在9000元左右，幾乎都喂給了房租和生活費，很少有結餘。這次漲價，她以公司分發租房補貼需要房產證為由，試圖繞過二房東直接和房東談價格。但二房東好像識破了她的策略：“房本我幫你向房東要，房租是不會變的。”

在上海，並非哪哪兒都在漲租。遠離市區的普陀、青浦和崇明，不少區域房租的價格相較於3月前，跌了超過5%。這是年輕滬漂喜歡紮堆的地方，也是上海不少地鐵線的最後一站。而青浦和崇明的不少村莊，連地鐵也無法直達，隻能乘坐專線班車。



▲ 上海普陀區俯瞰圖。圖 / 視覺中國

但這裏廉價的出租房對年輕務工者來說有著致命的吸引力。一名崇明的中介介紹，這裏大部分二居室，都能以2000元的月租拿下，而在靜安租一套二居室的價格，甚至能在崇明租下獨棟的自建房。

然而，這裏也是對離滬潮最敏感的地方。6月以來，不少外來務工者離開了這座城市。6月7日至6月13日，每天離開上海的旅客達到3.24萬人，超過了來到上海的人數。朱鵬觀察到，裏麵不乏住在郊區的務工人員：“他們在上海的可替代性強，這次疫情後，他們在上海的生存境遇更差了。”

需求的收縮讓郊區的租房市場遇冷。青浦一名房東，把自己的二居室的價格從1800元降到了1300元，10天以來依然無人問津。而普陀的一位中介，自己也打算從上海“跑路”，手上負責的幾個小區，一個月才租出3套，“提成還不夠一套房的租金”。

有人接受，有人離開

解封後，謝可打算換個新建的小區，“至少物業和社區的管理水平會好一些”。她在網上看到，徐匯有個小區疫情期間發了11次物資，而自己所在的社區2兩個月隻發了4次，“要不是團購，早就餓死了”。

改善的需求劇增，朱鵬在上海生活了近八年，他從未看到過一居室的行情如此火熱。一名與他熟識的中介說，解封後，許多人意識到合租的弊端。這段日子，感情在破裂，矛盾在滋生，“這不該叫做報複性漲價，而是情緒性消費”。

在疫情期間，一旦被打上“群租房”的標簽，很容易遭到歧視和不公平的對待。4月1日，笙藝的小區發了首批物資。她自告奮勇下樓幫三位室友領取物資，“那天特別激動，像過年一樣”。十幾分鍾後，誌願者拉來物資，笙藝上前要了四份。對方問了樓號房號，揮臂把她攔在了隊伍之外：“你們群租房是違規的，我可以一份都不給你！”

笙藝急了，她翻出房間的照片遞了過去：“你看，我們是上下樓的複式，每層兩個房間，人均使用麵積也超過了10平方米，不是群租房。”

誌願者揮了揮手，把笙藝當了空氣。最早下樓的笙藝，在樓下幹等了一個多小時。其他居民領完物資後，地上還剩下幾袋被壓爛的蔬菜。誌願者指著地上的蔬菜對笙藝說，你們的物資從這裏拿吧。

而封控期間，矛盾也更容易被激發。張雨的房間沒有門，她失去自由的同時也失去了效率。5月，學校要進行畢業論文答辯，張雨每天都準備到淩晨一兩點。但室友來回的走動聲讓她沒法集中，“本來一下子有思路了，結果她們一來，我就不知道寫什麽了”。

在居家前，笙藝過著“獨行俠”般的生活，醫院飽和的工作強度讓她回家後幾乎隻能睡個覺。封控後，她才知道，自己的一個室友在某奢侈品公司上班，另外幾位也是醫院的護士，鄰居則是另一家醫院的醫生。一天，笙藝看到樓群裏，那位醫生鄰居陰陽怪氣地說：“是誰的房間在最東邊呀？吵得我睡不著覺。”

笙藝知道這位鄰居意有所指：“我和他打過交道，他知道我住哪，也知道我養貓。”矛盾的來源是笙藝下晚班後吹頭發的聲音——5月以來，醫生們就漸漸恢複了正常值班。這套有二十多年房齡的老房隔音並不是很好，但這幾個月來，從來沒有室友投訴過笙藝。笙藝沒想到，居家這幾個月，找茬的是隔得更遠的鄰居。

“解封後我要搬出去自己住。”這是笙藝和張雨的共同心聲。但是現在，上漲的房租讓她們不得不再一次妥協，接受繼續合租的現實。而另外一些無法妥協的人，房租漲價給了他們一個離開上海的理由。



▲ 圖 / 視覺中國

李恬剛在現在這套房裏度過了快樂的兩個月。來上海三年，她終於拿到了等同一個月薪的年終獎。在和HR的績效談話中，對方告訴她，今年她的底薪雖然不變，但績效的加分會加倍。那天晚上和同事的酒局，也是在如今這套房子裏舉辦的。奉行“極簡主義，提箱就跑”的李恬難得地給家裏添了6個高腳杯，差不多花了500元。

隻不過，這段“蜜月期”很快就過去了。6月1日，李恬從窗戶看到，園區開始有了進出的車輛，領導發了通知，6月4日全員複工。房東叫了工人上門，幾名師傅仔仔細細量了一遍客廳和陽台的尺寸，開始討論裝修方案。合租的室友打算退租，理由是“上海封控太嚇人了”。

李恬決定離開這套房，“沒想到當時把東西放在收納箱裏是個明智的決定”。她甚至也萌生了離開上海回老家的念頭。

今年2月，李恬公司裁了一次員。收到裁員名單的郵件時，李恬和關係最好的同事正在公司食堂吃飯。桌上的麻辣香鍋，一份15元，便宜大碗，是李恬和同事平時最愛的。但此時她毫無胃口。打開郵件，李恬翻了好幾遍名單，沒有自己的名字。但同事沒那麽幸運，她被裁了。5月中旬，同事申請了離滬通行證。

和同事離別那天，李恬在出租房裏和同事打了視頻電話。視頻中，同事登上了橄欖綠色的14號線，裏麵零零落落地坐著一些年輕人，拖著兩三個行李箱，肩上還背著行李袋，“感覺他們也帶著在上海生活的所有痕跡走了”。

租的房子，產權不在自己，但對笙藝來說不隻是睡覺的地方。當初搬進自己的房間，她就下單了一幅數字油畫，掛在床頭，“我是來生活的”。“但凡複旦畢業的人，總是有些進入三甲醫院的抱負。”但封控讓她覺得“安定感是上海給不了的”。

“而且還不會吃不飽。”她補了一刀。規培結束後，她也打算離開上海。隻是在她搬離前，這套房就被房東租給了一名即將來上海就業的租客，“貴，但是仍然搶手”。



▲ 虹橋火車站見證了過去幾個月的離滬潮。圖 / 視覺中國

在上海郊區，另外一群打工人也靜悄悄地離開了。5月15日，上海虹橋火車站發出了12趟列車，6000多名乘客離開了上海，5天之後，這個數字超過了1萬。一名上海連鎖粵式火鍋的創始人告訴每日人物，在4月中旬的離滬潮中，20%的員工都因生活的壓力離開了上海，“不上班隻能拿2500元的最低工資，誰受得了？”

李恬的同事告訴她，在列車上的大多都是年輕麵孔，“很多人和她一樣，在上海沒有穩定的工作，沒有足夠生活的工資”。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在接受《澎湃新聞》的采訪時提到：“這次上海疫情衝擊，相對來說，對低收入者的影響更大，其中很多是外來人口，這部分人是租房子的，還要付房租。”

6月7日至6月13日，每日有3.24萬人從虹橋火車站離開了上海，卻也有2.492萬人來到這個城市。租房市場證明，依然不斷有人想紮根上海。在外灘的一名租房中介，已經收到了十多家高端餐廳的入駐谘詢，每天都有BP（商業計劃書）發到他的郵箱，闡述和商鋪調性的匹配度。“離滬潮和漲價潮一樣，都是暫時的。”朱鵬判斷。

張雨不是沒想過回家，但她已經接了上海一家媒體的offer，“在這裏有了工作，就很難再離開了”。

“現在上海50%的勞動力人口是外地人。這個時候，恰恰應該考慮，如何對這些為城市做出貢獻的人好一點，能夠把他們留下來。”陸銘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