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培員工轉型難：曾經萬元高薪，如今投簡曆被拒

“不好意思，我們現在不要教育機構的”。張方從麵試官的口中聽到這樣的回答，“最近來麵試的都是這行的”。

教育機構的裁員沒有終止，尋找下一份工作也變得更困難。

從教培行業短期內湧出了大量人力，他們經曆相似，求職心急。一名前教培從業者每天睜開眼睛就打開招聘平台，接受降薪，希望得到轉行的機會，“幾乎刷遍了所有有可能的崗位”。

一個月過去了，張方投出了近200份簡曆，但還沒能找到新的工作。

躲過了教培行業的第一批大裁員，張方原本以為自己是幸運的。 但沒過多久，整個校外培訓市場急速收縮。生死壓力麵前，大多數公司選擇壓減成本、增加工作量，試圖以最小代價撐過轉型期。

第一批裁員中的“幸存者”們發現，自己的工資少了一大半，考核標準卻更加嚴苛。一名從業者稱，其被通知轉簽為非全日製合同，他認為，這意味著“從正式工變臨時工，被裁就一句話的事”。

人心惶惶，他們開始羨慕第一批被裁也拿到“N+1”補償的那些人，“好歹，給個痛快”。



一名前教培行業從業者求職時，得到了“現在不要教育機構的”回複。圖源：某社交平台

幸存者：KPI大幅上升，壓力越來越大

很少有人留意到一些福利是哪天開始取消的。每天供應的水果不再補充，辦公室裏的零食櫃空了，節日禮物變得簡單，趕上中秋節，幾家員工在社交平台曬出的隻剩月餅，“有就不錯了”。

在線教育公司的福利曾讓人羨慕，受資本追捧時，教培行業出手闊綽。李凡剛入職時，發現公司提供免費的合作健身房，是一家在當地“很貴很貴”的機構，慶幸自己選了份好工作。另一名輔導老師印象深刻，每個人每年有7000元的旅遊基金。

好光景不複存在。“雙減”政策發布前，聽到風聲的教培企業已開始收縮，李凡眼見隔壁部門的同事一組一組被裁掉，沉默地離開工位。

晚點LatePost報道，行業巨頭之一新東方計劃到年底裁員超過4萬人，截至9月中旬完成不到1萬人。高途創始人陳向東在7月30日的內部信中確認裁員方案，據媒體計算，涉及近萬名員工，相當於企業人數的三分之一。

緊張的氣氛從各處透出來，幾乎沒人顧得上對取消福利提出異議，“公司需要壓縮成本，可以理解”。



值得在意的是績效考核標準的變動，直接關係著工資。對李凡等輔導老師，最關鍵的考核指標是續報率。續報率越高，意味著公司用同樣的獲客成本留住了更多老用戶，也意味著輔導老師們要用更多時間和方法說服家長。

續報率目標被提高了。李凡記得年初的要求是班級的30%左右，新目標卻定到40%甚至45%。她覺得不合理，“以前都不一定能達到的，現在怎麽做到？”大多數家長聽說了“雙減”政策要求不得麵向學前兒童進行線上培訓，也見了許多教培企業無力支撐、跑路破產的消息，不願輕易續報。

撥給家長的電話裏，沒等李凡說完，對麵就掛了。她必須得重新撥回去，耐心、禮貌，再說一遍。公司對溝通電話的標準也變得更細，一次溝通需要覆蓋十幾個要點，總結學情、指出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等，如果漏了，就算溝通不成功。第二天，電話又會打給同一個家長。

李凡不敢鬆懈，同事的電話也從上班打到下班。績效方案改了好幾版，目標總在前麵吊著。有一次，她刷後台，目標完成率已經達到了80%，第二天再刷新，數值又落回了60%。工作人員回複她的疑問說，最終的要求還沒有確定。達不到要求，績效就被大幅調低，同樣的工作強度，有人對比，工資卻少了近1/3。

從第一批大裁員中“幸存”下來的人感覺壓力越來越大。一位留下來的員工覺得，處罰機製變得更嚴苛。公司針對各類工作失誤設置了“紅黃線”，觸碰了紅線的員工不僅要被扣大量績效還可能被開除，拿不到任何補償。

根據她的過往印象，員工輕易不會受“紅黃線”處罰，但這段時間情形不同。打開郵件，常看到數十例通報，原因是“工作態度消極”之類，但並沒有說明具體理由。她提醒自己，千萬小心。

熬到現在，誰也不願以“淘汰”或“優化”的方式離開。人人自危下，一名教培行業從業者在公司待的時間變得更長。

九點上班，同事們大多提早一個小時到，企業微信24小時在線，隨時待命，爭取加班機會。領導敲打她，“公司留下你，是看重工作能力”，她希望證明自己，把工作計劃排滿了周末。

起初留下來的慶幸很快在煎熬中磨滅了。李凡和大多數同事已經對公司轉型不抱什麽希望，隻剩下一個念頭，“要裁就裁吧，不要折磨我們”。這是她能想到最好的結果了，拿到補償金成了最後一個堅持的理由。

離職者：一份通知，全職待遇成了兼職

到裁員時，能否給出合理的“N+1”補償被作為評價公司最重要的標準，許多人稱其為“最後一份體麵”。拿到補償的人稍感安慰，有人在社交平台曬出轉賬截圖，感謝公司，告別夥伴。

也有人為此與公司陷入了焦頭爛額的爭執中。

在教培行業工作近兩年，王容格見過公司蓬勃發展的樣子，她珍惜這份工作帶來的收獲，想著做好分內的事情，直到公司不需要自己的那天——各負其責，體麵再見。

她沒能如願。一份突然下發的通知要求，她所在的組別換簽合同，轉簽為非全日製合同，即以小時作為工作時間單位確定勞動關係。通知中說明，“教培行業形勢嚴峻，像新某方、學某思等教培機構的全職老師都已經進行了換簽”，“由原來的‘底薪+課時費’的模式變成‘無底薪+高課時費’的模式”。同事解釋，就是把全職老師轉為兼職老師。



一名教培企業員工收到通知，公司要求其轉為“無底薪+高課時費”模式。

公司群裏，人事工作人員不斷催促老師們接受換簽。王容格不放心，上網查詢發現轉簽後明顯不同的是，“非全日製用工雙方當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隨時通知對方終止用工”，且“終止用工，用人單位不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一位曾在教培機構被拖欠工資的朋友提醒她，就算到了維權時，兼職也是相對弱勢的一群人。

“N+1”成了泡影。“對公司心灰意冷”，她覺得這是公司為了節省賠償成本、變相逼退員工的手段，如果無法接受轉簽，選擇辭職，公司不用支付賠償。通知公布後，一些同事不願繼續“耗著”，已經離開。但即便接受轉簽，課時費成為全部收入來源，公司業務很難承載所有老師，不一定能排上課，收入變少，到“終止用工”時，依舊沒有補償。

憤怒過後是焦慮，一名被要求轉簽的輔導老師覺得自己似乎並沒有什麽選擇。她原本計劃一邊上班一邊備考，撐到十月底。她需要收入，也禁不起重新找工作的折騰，眼下這個變動，打亂了原本的安排，輾轉到淩晨兩點，她也沒能想出好辦法。

許多員工無法接受這一轉簽方案。在社交平台上，多家教培企業員工透露被通知相似的轉簽要求，正嚐試表達訴求，爭取更合理的解決方案。

一些員工甚至沒有協商“N+1”的機會。在地方某小型培訓機構任職的一名老師經曆了“閃電裁員”，前天上班時還沒察覺到異樣，第二天就被突然通知要“走人”，從接到通知到離開公司，還不到兩個小時。

談及補償，公司態度強硬，並不願意承擔。她嚐試溝通，電話被拉黑，工作群也被移除，能證實裁員的隻剩口頭通知。去詢問仲裁解決的可能性，對方告知她，可能要排期至明年初，“聽到心都涼了”。

有人在評論中提供經驗，“保存好打卡記錄，別怕麻煩”。在各個社交平台上，關於教培行業仲裁的求助帖增加了不少，一名求助者感歎，“沒想到走到了這一步”。

轉行者：“不好意思，不要教培行業出來的”

無論以何種方式離開教培行業的人們，都會遇到同一個問題：尋找新工作。

特殊形勢下，求職的難度被陡然拔高。有人“出身”大廠教研，被裁員一個月後仍舊在海投簡曆，在無數次的拒絕中意識到光環不再。失意的教培人聚集在“離職、上岸交流”話題下，一個月、兩個月，失業時間不斷拉長，滿是對自己的懷疑和喪氣。偶爾有人成功“上岸”，回複中很快有人“蹭蹭福氣”或者“求經驗”。



在教培行業“離職、上岸日記”中，許多人講述求職受挫的經曆。

“大家都在問出路，大家也都沒出路”。教培行業在過去幾年吸引了大批年輕人，待遇豐厚、福利誘人。

張方畢業後到教育公司做輔導老師，發現工資比同學高出約1/3，同學都想擠進在線教育公司，學什麽專業的都有，覺得“太有錢了”。她看著公司迅速膨脹起來，工作群越來越多，聽說“一年能進一萬名輔導老師”，感歎：“多恐怖的速度”。踏出校門的年輕人相信，自己踩上了風口。

這些人如今又被迅速甩開。李凡所在的公司分部員工超過1500名，大半是輔導老師，也是重新求職時覺得最艱難的那批人。

他們拿過高薪，“努努力就能上萬元”，但教培經曆在別的行業卻價值不高。

李凡盤算過往的經曆，運營、銷售，都懂一些，也都不算深入，似乎也沒有專長的技能，轉去別的行業，實際經驗沒有，人力成本又高於應屆生。

大多數人都接受了降薪求職的現實。被裁員後，李凡把薪資預期調低再調低，按“零經驗”尋找工作機會。她不敢休息，“教培行業出來了那麽多人，競爭壓力太大”，而過程比想象中更難。

複試時，經理沒等她說話，直說認為教培機構的輔導老師溝通能力不行，工資溢價過高。李凡像是挨了場訓，準備好的介紹沒能用上，甚至沒來得及表達“從零開始”的想法。工作人員跟她解釋，最近來麵試的，十個有六個都是教培行業出來的，可能有些負麵印象。

有人投簡曆時發現，一些崗位直接回複，“暫時不要教培行業出來的”。有同行覺得憤怒，李凡安慰自己，“雖然紮心，總比白跑一趟好一些”。

轉行不易，但大多數人仍然選擇離開培訓機構。張方一畢業就入了這行，已經幹了三年多。被教培企業裁員後，有朋友內推了一個大廠的教育崗位，麵試到了第三關，她決定放棄，“我怕又被裁了”。行業動蕩，她反問，“何必去了再被裁一次呢？”

家人的催促越來越緊。離開家鄉到北京闖蕩，工作是她和這座大城市唯一的聯係，留給她緩衝的時間並不多。求職碰了幾次壁，她隻能回到老家。

生活一下就變了。她還沒做好準備，再去找工作，提起“五險一金”，一些公司甚至覺得是個過分的要求，她又問了許多家，得到了相同的答複。“算了，先幹著吧”，她安慰自己，上班時，同事們習慣了慢節奏，一個簡單的問題討論兩個小時，她怕自己頹廢，又迷茫不知道如何改變。

每天工作手機不敢離身的那段時間，如今回憶起來變得遙遠。回到老家，很快有人催著生孩子，她以“收入不穩定”的理由拒絕，又覺得撐不了太久。她原本商量，趁著年輕，再在外發展兩年，花了大力氣說服了家人。被裁員前，她剛來到一家公司，打算挑戰新崗位，她有信心幹好，再過兩年，體麵地回家。

那道裁員通知成了潦草的結尾。她偶爾還會想起在教培機構工作的那段時間，勸慰自己：“付出了也有回報了，不必覺得有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