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經貿政策為何呈現周期性波動？

中美經貿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了非常明顯的變化。中美經貿關係經曆的以下幾個階段，也展示了政治周期對中美經貿關係產生的不同影響效應：

1986—2001年（老布什和克林頓執政時期）：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

2001—2005年（克林頓執政時期）：在美國與世貿組織多個成員國協調下，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2006—2008年（小布什執政時期）：在2008金融危機爆發前，中美貿易額始終保持兩位數的增長。

2008—2016年（奧巴馬執政時期）：中美貿易摩擦存在，但摩擦激烈程度不高，僅僅是口水戰而非實體戰。

2016年至今（特朗普執政以來）：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升級，激烈程度暴漲，由貿易口水戰到貿易實體戰，並擴展到金融戰和科技戰。


通過對中美經貿關係曆史發展的回顧、現狀的描述和相關的分析論證，可以揭示美國對華經貿政策決定的均衡機理和影響因素，並對中美經貿關係未來發展變化趨勢做出預測。

一、美國對華經貿政策決定的均衡機理、法理流程和突出特征

在三權分立體製的製約下，美國對華經貿政策的決定由立法機構、行政部門、各個利益集團實際影響力來進行均衡決策。但從法理流程視角觀察，行政部門在對華貿易政策的決定上有較大的話語權，因為在對外貿易政策實施的具體細節問題上，無需經過立法機構的審批和通過。

行政機構（聽從總統指令的貿易代表辦公室、相關的專業委員會）均可提出對華貿易政策的具體法案，美國國內的任何合法組織或具有美國公民權的任何個人也可以提出相關的意見和建議；涉及重大問題需由國會討論表決（其間有聽證會和利益集團的院外活動）；總統再決定同意或否決（如否決，需獲國會參議院2/3多數票的支持)。

美國對華貿易政策決策機製和決策程序的突出特點體現在以下兩點：相當明顯的相互製衡關係；不同利益集團對中美經貿關係的明顯的影響。

美國國家戰略調整也會導致對華貿易政策的明顯變化。不同利益集團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也會對中美經貿關係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美國的政治周期與經濟周期也存在明顯的關聯度。

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存在以下政治經濟特征：與“比較優勢理論”相悖；未呈現有限資源利用率達到“帕累托最優”目標；存在租金消散現象；政治色彩濃厚（將經濟貿易問題政治化）；博弈性質明顯。

中美貿易不平衡是中美貿易衝突的主要根源，而導致中美貿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如下：大部分的美國勞動密集型生產製造業已轉移到低勞動成本的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工業產品是所有國家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中國生產製造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明顯的性價比優勢。

但傳統的貿易統計法導致業界對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的誤解；增值貿易統計法才能客觀真實反映中美貿易關係的多元結構。

二、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導向的實際影響因素

貿易政策的動因是國家經濟利益最大化；經濟利益或福利最大化是一國貿易政策的出發點和終結點；自由貿易最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則。因此，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導向既受國家核心利益和戰略目標的引導，也受不同利益集團的衝擊和影響。

貿易保護的主要對象，一般總是那些已經或者正在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隨著製造業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製造業在現今歐美大多數國家已喪失了比較優勢。在現今的美國，勞動密集型的生產製造業已經成為喪失了比較優勢的“夕陽產業”，因而製造業成為了美國貿易保護的主要對象。

製造業受到國家貿易政策保護的現實，使得人們對美國對外貿易政策與美國製造業行業利益集團的影響力之間產生某種自然的聯想。

一個頗為流行的看法是：美國製造行業利益集團通過各種各樣的院外活動，對美國的貿易政策施加影響，從而使美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朝著保護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方向發展。因為勞動密集型的生產製造業能為本國公民和居民的就業提供更多的機會和契機。換言之，美國對製造業的貿易保護主要是利益集團的院外活動使然。利益集團的院外活動決定著貿易保護的程度。為方便下文的表述，將這種看法定義為“利益集團導向論”。

而另一個與此不同的觀點是，在現實中，美國的貿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的國家核心利益或政府目標所決定的。尤其是當國家的核心利益或政府的基本目標與利益集團的訴求相矛盾時，利益集團的利益訴求不會在國家的對外貿易政策中得到體現。同樣，為方便表述，將這種觀點概括為“國家利益決定論”。

相關的實證分析結果表明：當利益集團的利益訴求與政府的基本目標相一致時，其利益訴求就能在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製定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而當利益集團的各種利益訴求與國家政策的基本目標並不吻合時，這樣的利益訴求就很難體現在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製定中。

這一結果也表明在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形成和製定過程當中，國家的核心利益和政府的基本目標始終是決定性的影響變量，而利益集團對美國貿易政策的影響則是“邊際性的”。換言之，美國對其製造業實施貿易保護的程度並非完全由利益集團的院外活動所決定，這種貿易保護在很大程度上是貿易政策的決策者基於國家的核心利益和政府的基本目標考慮的一種政策選擇。

“國家利益決定論”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經驗數據的支持。從另一個角度解讀，也可以這樣理解：美國政府除了在對外貿易政策中一般性地體現其保護現有製造業的就業率和低薪階層的收入這一基本目標外，並不因為背景各異的行業利益集團的院外活動而對特定的產業施行特別明顯的“額外保護”。

推而廣之，可以從更一般的角度梳理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生成機理：美國的國家核心利益決定其對外貿易政策的基本性質和方向，但在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形成和決定過程中，利益集團間的互動博弈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方向，從而導致貿易政策對“帕累托”條件的偏離，但這種偏離程度由於國家核心利益的決定性影響而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控製。

三、政治周期對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影響

經濟周期、政治周期與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存在著明顯的相關性。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經濟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左右和影響，從而相應地出現周期性的“波動”。由於經濟周期與政治周期並不同步，由經濟周期引發的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周期性波動”，在一定程度上被由政治周期引發的“周期性波動”所衝擊，從而導致兩種周期所引發的“波動”相互影響。但是，隻要兩種周期產生的“驅動力”不相等，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就會出現周期性波動的特征。

經濟周期對一國貿易差額的影響路徑取決於一國經濟的基本類型。在出口導向明顯的經濟體中，貿易差額隨著經濟的擴張而改善；而以內需為主要驅動力的經濟體中，貿易差額則會隨著經濟的擴張而惡化。美國經濟的增長基本上依賴其國內強大的消費力驅動，因而經濟周期對其貿易差額的影響屬於後一種情況。

但經濟周期對一國進口需求的影響卻是統一的，不管是出口導向型經濟還是內需驅動型經濟，在經濟衰退期都會出現消費減少、進口市場萎縮、失業率上升、通貨緊縮等情況。因而，經濟周期對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影響並不是單向的。

而政治周期則是美國政壇的一個較為獨特的現象，它對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影響更為直接。一般意義上的政治周期是指政府更迭所導致的一國內外政策的周期性變化，而美國的政治周期則有更加具體的含義，它是指由每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和每兩年一次的國會中期選舉所導致的美國內外政策的周期性變化。

政治周期與經濟周期的同時存在對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產生了十分複雜的影響，這種影響也導致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產生某種“規律性”的變化，從而導致中美經貿關係也相應地出現“周期性”波動。

政治周期一般源於政府更迭導致的國家內外政策的周期性變化，但美國的政治周期與其它國家的政治周期有所區別。大選與中期選舉同時存在使得美國的政治周期變得更加複雜。美國大選決定“政治大周期”，而中期選舉決定“政治小周期”。前者與大選的間隔時間相一致，即每四年為一個政治周期，每四年的大選既是前一個政治周期的結束，同時又是下一個政治周期的開始。而中期選舉所產生的“政治小周期”則內含於“政治大周期之中”。

隨著美國新經濟特征的減退或弱化，經濟運行的主周期——朱格拉周期（市場經濟存在著9～10年的周期波動）將可能逐漸與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資本主義經濟中存在著50～60年一個的周期）融合，傳統經濟周期的特征將在一定程度上回歸，美國對華貿易政策也將與新一輪的經濟周期融合，從而體現出新一輪經濟周期的特征。

根據這樣的思路，我們大體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 國際範圍內的要素流動程度的提高和產業結構調整，將會導致美國產業結構的進一步調整和轉移，中美兩國在不同貿易領域的比較優勢將繼續加大而不是縮小；同時由於美國的“夕陽產業”存在退出成本，中美兩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貿易領域的貿易摩擦將會在較長時間內呈現出高頻率和強烈度的特征。

政治周期對貿易政策的作用機理有別於經濟周期。政治周期影響貿易政策源於政治利益的驅動，而經濟周期對貿易政策的影響主要來自客觀經濟規律的支配。

由此可見，政治周期的存在弱化了經濟周期對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規律性影響。或者反過來說也成立，那就是: 經濟周期弱化了政治周期對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周期性影響。

由於經濟周期與政治周期並不同步，由經濟周期引發的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周期性波動”，在一定程度上被由政治周期引發的“周期性波動”所衝擊，從而導致兩種周期所引發的“波動”相互影響，其結果是美國對華貿易政策波動的“周期性”或“規律性”在總體上被弱化了。但是，隻要兩種周期產生的“驅動力”不相等，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就會在總體上呈現出有著較強“驅動力”的那種周期所引發的波動特征。

曆史地看，由經濟周期引發的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周期性波動這一特征還是相當明顯的；而從近年的情況看，政治周期對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影響越來越明顯。政治周期通常短於經濟周期。如果政治周期剛好內含於經濟周期之內(即A∩B=B)，那麽政治周期所引發的貿易政策的波動也就同樣內含於經濟周期所引發的周期性波動之內。如果政治周期與經濟周期交叉(兩者有大於0但小於B的子集，即A∩B=C，0

充分了解和掌握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周期性波動這一特征及其成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預測和掌握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發展變化趨勢，從而可以製定出具有前瞻性和針對性的對美貿易戰略和策略，並可爭取在中美經貿摩擦中走出困境。

四、中美經貿關係的發展變化趨勢及應對策略

中美間的經濟互補性和相互依賴性是兩國經貿關係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基礎，中美經貿關係仍然會在曲折中發展；美國將特別看重進口對其國內產業的影響，因而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貿易摩擦仍會以較高的頻率發生。

由於中美貿易領域的不斷擴大以及影響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因素的發展變化的複雜趨勢，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具有統一性、多維度性和複雜性等特征。在宏觀領域，美國對華貿易政策表現出明顯的統一性，也就是體現出某種共同的原則和精神。而在微觀領域，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又表現出多維度性和複雜性。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統一性主要由美國的國家戰略決定，而多維度性和複雜性則更多地由不同領域的比較優勢、不同的利益集團以及外部製度等因素決定。

美國已經在金融市場、服務貿易和服務產業的市場準入問題上向中國施壓。從戰略和大局出發，中方可以考慮在這方麵消減貿易壁壘並降低準入門檻。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麵，中方將會有更具操作性的法律條文出台，一批違法企業將失去生存空間。隨著SA8000認證（社會道德責任標準）的實施和全麵普及，從事對美貿易的企業將麵臨“大洗牌”。

中方應訴反傾銷機製和援助機製將逐步完善，將會有更多的涉案企業積極應訴，這有助於削弱美國利用貿易爭端仲裁機製向中國提出反傾銷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眾所周知，全球疫情爆發和美國政治周期變化也會影響中美經貿關係的發展變化動態。

雖然缺乏穩定性是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一個突出特征，但美國對華貿易政策還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呈現出一種模糊的周期性，在周期的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特征。

在應對策略方麵，利用可以控製和掌握現有比較優勢非常突出的產業或行業，對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決定加以牽製和影響，使之朝著有利於雙方利益平衡方向發展。

要重視外部製度對貿易政策的約束作用。在某些領域，一國的微觀貿易政策可能完全由外部製度外生決定。因此，在對美經貿互動中，充分利用不同層次的外部製度約束，可以最大限度地節省雙方的政治經濟資源。

另外，中國對美貿易戰略需做重大調整，即從量的擴張到產業結構的優化和技術密集度的提高。

概而言之，在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明顯變化背景下，全球化逆流劇烈衝擊全球經濟，各經濟體經濟戰“疫”形勢嚴峻。麵對國內外風險挑戰明顯上升的複雜局麵，中國應依據自身要素稟賦結構特征和發展變化動態，積極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努力構建中國經濟內外雙循環協調互補機製，形成經濟發展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