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米蘭：美聯儲裏來自“白宮的人”｜全球人物
第一財經•10-02 09:06聽新聞
作者：高雅 責編：馮迪凡
今年9月，美聯儲聯邦公開市場委員（FOMC）議息會議出現了11:1的投票結果。
唯一一位對降息25個基點持有異議的，是剛剛履職僅一天的理事米蘭（Stephen Miran）。他更為激進地主張應一次性降息50個基點。
不到一周後，米蘭於9月22日現身紐約希爾頓中城區的經濟俱樂部，公開承認自己在貨幣政策立場上與其他FOMC成員存在分歧。他明確提出，適當的聯邦基金利率應在2%左右，這幾乎比當前政策水平低了2個百分點。
更引發爭議的是，米蘭在進入美聯儲履職的同時，仍保留著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CEA）主席的職務，隻是暫時休假且不領取薪酬。這一安排進一步引發了外界對於特朗普政府可能借此對美聯儲的獨立性施加不當影響的擔憂。
米蘭秉持怎樣的經濟理念？他堅稱當前利率過高，究竟是出於對經濟現實的判斷，還是隱藏著某種政治議程？他獨樹一幟的“異見者”身份又將為美聯儲帶來怎樣的衝擊？
從華爾街到華盛頓
1983年，米蘭出生於美國紐約州的洛克蘭郡，他的父母都是美國社會保障管理局的公職人員。米蘭稱，他的父母對政策抱有濃厚興趣，他因此也從小深受這種氛圍的感染。
2000年代初，他進入波士頓大學就讀，最初主修生物化學。但他“在實驗室裏表現並不出色”，因此將學術興趣轉向經濟學，並輔修了哲學。在此過程中，他深受18世紀蘇格蘭經濟學家休謨（David Hume）懷疑主義思想的啟發。米蘭表示，休謨教會他如何提出“那些令人難以回答的問題”。
在哈佛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期間，他師承曾於裏根政府時期擔任CEA主席的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米蘭回憶道，費爾德斯坦常提醒他要更有條理地組織信息，讓那些不願陷入技術細節的人也能理解內容。他解釋稱：“我應該假裝自己是在跟一位參議員交談，而對方在想：‘我為什麽要關心這個？’”
2010年從哈佛畢業後，米蘭進入金融行業。在荷花池資本管理公司擔任分析師期間，他經曆了一次“頓悟時刻”。“貨幣市場有點像‘狂野西部’，各種本不該發生的現象層出不窮。某些國家的貨幣受到嚴格管控，導致市場以扭曲的方式運行，”他稱，正是那時，他意識到全球貿易體係正在某種程度上壓製美國的繁榮，並奪走本土就業機會。此後，他加入富達投資，並最終在索瓦納姆資本公司升至宏觀主管。
2020年4月，他出任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麾下的高級顧問，開始涉足政界。在隨後的11個月中，米蘭參與了包括《CARES法案》在內的2.2萬億美元疫情救助與經濟安全計劃的製定工作。拜登贏得大選後，米蘭與財政部的同事卡茨（Dan Katz）共同創立了一家宏觀對衝基金。
直至2023年春天，他選擇離開商界，加入倡導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智庫曼哈頓研究所。在接下來的18個月裏，他撰寫了33篇文章，其中多篇同時發表於主流財經媒體。
其中，一篇題為《脆弱與穩健的再工業化》的文章，引起了特朗普經濟政策團隊的注意，尤其打動了未來的財政部長貝森特。
“怪異而自戀”的經濟學思想
在這篇文章中，米蘭倡導推行一種新的“產業政策”，核心目標在於推動製造業與就業崗位在全球化浪潮中“回流”與“再本土化”。為實現這一轉型，他主張將關稅壁壘作為主要政策工具。但米蘭並不建議一次性大幅加征關稅，而是認為采取“逐步遞增”式的關稅策略，並配合清晰的路線指引，明確列出未來觸發進一步加稅的具體條件。
在特朗普贏得大選後，米蘭發表了他最具影響力的文章《重構全球貿易體係用戶指南》，這也是所謂“海湖莊園協議”的出處。文中，他提出可通過壓低美元匯率以擴大美國出口、抑製進口，從而縮小巨額貿易逆差。不過，他也承認讓美元主動貶值在實踐中難以推行，轉而提出另一項替代方案：利用美國在全球貿易體係中的強勢地位，向貿易夥伴索取“補償”，以作為接受美元高估現狀的交換，而逐個談判的差別化關稅正是執行這一策略的工具。
這一構想成為了特朗普經濟團隊的“藍圖”。2025年1月，米蘭被任命為CEA主席，負責推動關稅策略設計。進入美聯儲後，他進一步將這一邏輯與貨幣政策相銜接。
在經濟俱樂部的演講中，米蘭表示，當前美聯儲貨幣政策過於緊縮、應大幅降息，作為關鍵論證，他稱，關稅政策將通過削減財政赤字與增強信貸供給，大幅增加國內可貸資金規模，從而壓低中性利率（r*）達0.7個百分點。
一位特朗普政府高級官員稱，米蘭“在政府中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與話語權”。白宮內外同僚還普遍認為，相較於白宮貿易和製造業高級顧問納瓦羅，米蘭是更具說服力的特朗普經濟政策發言人。盡管納瓦羅立場鮮明，但有時顯得過於極端和意識形態化；而米蘭則更善於以政治家的方式闡述觀點，並援引研究與分析為其立場提供支撐。
經濟學界的批評聲則不絕於耳。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表示，米蘭可能被解讀為對特朗普關稅政策的某種知識性背書，但這種行為無異於給特朗普主義的國際經濟政策“洗白”。他還稱，米蘭那些“混亂”的觀點並非真能左右實際政策，特朗普團隊不過是在借用其分析為既定政策張目。
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則將米蘭的“海湖莊園協議”斥為“一個怪異而自戀的不實用的東西，而非其他國家能接受的嚴肅政策方案”。
倫敦大學學院政策實驗室名譽實踐教授賈爾斯（Chris Giles）也表示，米蘭的策略更像是在遴選最“好看”的數據裝入自己的政策籃子，再摻入幾分“巫術經濟學”與隨意的假設，最終拚湊出一套“超酷”的全新貨幣政策框架。
美聯儲的異見者與外來人
美聯儲在其曆史傳統中，始終強調集體共識與漸進主義，而非公開的異見或劇烈的結構性變革。正如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在提名聽證會上承諾：“唯有在能夠形成共識的情況下，我才會建議采取進一步行動。”他還在2004年一場演講中承認：“美聯儲在其曆史上追求漸進主義的程度是一個有趣的課題。”
然而，米蘭卻打破這一傳統，公開提出異見，並希望推行一套更為迅速、徹底的改革議程。
在與卡茨合著的《改革美聯儲治理以實現更好的貨幣政策結果》一文中，米蘭係統闡述了對美聯儲治理結構的改革主張。他認為，當前美聯儲的體製設計（例如長達14年的固定任期與過度的獨立性保障）已導致“群體思維”（groupthink）滋生，並使該機構逐漸脫離民主監督的約束。
為此，他提出了一係列具體建議：明確授權總統可隨時解雇美聯儲主席及理事成員；將理事任期從14年縮短至8年，同時在任期結束後的四年內，禁止理事進入行政部門任職，以此關閉“旋轉門”。在決策機製上，他主張擴大投票權範圍，將FOMC現有的7名理事加5名輪替儲備銀行行長（其中紐約聯儲永久擁有投票權）的結構，改為全部12家儲備銀行行長在每次會議均享有投票權，鼓勵更多異議與區域視角的注入。此外，他還建議將美聯儲納入常規的國會撥款程序，從而讓立法機構對其預算行使控製權。
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前橋水基金首席投資戰略師帕特森（Rebecca Patterson）評論稱：“在過去近30年裏，我從未記得有任何時候，任何美聯儲理事或儲備銀行行長推動過如此大的改革。”
同時，作為白宮CEA的主席，米蘭仍屬特朗普政府的員工。聯邦金融分析公司管理合夥人佩特魯（Karen Petrou）認為，米蘭將毫不遮掩地“反映總統的觀點”，並帶來一個“更具政治性的美聯儲”。胡佛研究所研究員科克倫（John Cochrane）也擔憂道：“將美聯儲官員置於總統的直接控製之下，似乎意味著更深入的政治幹預。”
對此，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麵對關於米蘭可能存在利益衝突的問題時回避了回答，並重申美聯儲成員致力於保持政治獨立。“我們堅決致力於維護我們的獨立性，”鮑威爾表示，“除此之外，我沒有其他要分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