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專家認為：在貿易戰中，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可能反而會促進中國的創新和技術發展

來源: 太陽從西邊出來於 2024-09-14 09:10:14 [檔案]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110593 bytes)

本文刊登於《American Affairs》（美國事務）

如果我們在貿易戰中失利，需要多久才能察覺？我們金融係統的活力和靈活性掩蓋了一個事實：我們正在承受中國貿易戰勝利的後果。在這場較量中，中國不僅成功地使發達國家麵臨貿易競爭，還導致了發達經濟體和許多中等收入國家的去工業化。然而，這並非簡單的敵對行為。中國是從我們自身的失誤和經濟扭曲中獲利的。我們能力的喪失以及外國出口市場的流失表明，單純的自由市場、自由貿易理念已不足以應對中國對國際體係構成的挑戰。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崛起為製造業大國之前，發達國家的製造業就已陷入危機。我們普遍向往白領工作。華爾街不鼓勵企業持有可能帶來麻煩的資產，因為這些資產會累積更多的監管責任或持有成本過高，最終降低投資者回報。一方麵是幾代人經曆的嚴苛工業工作條件，另一方麵是對輕資產公司結構的新關注，這些因素為離岸生產創造了強大動力。我們現在會不假思索地選擇離岸生產，不斷重複勞動力成本和監管靈活性的論調，即使這可能損害我們國家的經濟利益。

相比之下，中國實現了看似不可能的成就，按照自身國內和國際政治目標重塑了世界。其他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的經驗都不具參考價值，因為中國現已成為世界製造業和出口中心，而前華沙條約國除了原材料外從未生產出任何優質產品。20年前，分析人士都未預料到中國能獨立成為製造大國，也未料到中國能在如此短時間內將數億貧困人口快速城市化。某種程度上，中國通過後發展讓自己躋身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這是一場人道主義的勝利，印證了昔日全球主義者的預見。

然而，對世界其他國家而言，這是一場巨大衝擊。G7國家的製造業能力被削弱，技術工人和支柱產業受到影響。G20國家淪為農場和礦區，損害了自身的產業化前景，鞏固了經濟殖民地的地位。世界各國，甚至美國，都發現自己極度依賴中國供應鏈。通常，我們具備生產相關產品的能力，但潛在的本土製造商難以獲得融資並開展生產。相反，我們麵臨艱難抉擇：要麽進一步削弱自身能力，要麽以遠高於中國供應商的價格補貼本土製造者，這可能造成資源浪費。

一些分析師常用勞動力成本解釋中國製造業的優勢。雖然勞動力成本確實是一個因素——中國製造業工資通常在每小時2-4美元之間——但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工資也處於相同範圍，卻明顯缺乏中國在供應鏈和產品類別上的優勢。在國際體係中，這些國家更多是接受者而非製造者。它們無法複製中國持續30年的高增長率，也無法享有中國在原材料加工、供應鏈、港口和物流以及先進製造技術方麵的優勢。更關鍵的是，沒有其他中等經濟體擁有如此不平衡的貿易結構和明確的產業計劃，能夠實質上導致競爭對手的去工業化。

簡言之，用廉價勞動力解釋中國製造業的卓越地位和增長動力是一種嚴重誤導。這種解釋還假設國際貿易中存在一種可通過金融調節的穩定狀態，而這種穩定狀態本質上是虛幻的。

20世紀90年代，全球主義者認為，開放中國消費市場將為G7製造商帶來豐厚回報。某些方麵確實如此：無線移動公司連續幾年獲得可觀利潤，許多G7國家進口商在保留知識產權和分銷權的同時，獲得了廉價且專業的製造服務。但總體而言，盡管中國消費市場規模大得讓發達國家企業無法忽視，貿易平衡卻偏向有利中國，發達國家則通過債務和技術轉讓為製造業消費買單。

這種局麵的出現是因為中國經濟實際上是西方金融體係的一個"黑暗鏡像"。因此，我們必須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要麽繼續維持這一腐蝕性體係，要麽進行必要的政策調整以實現我們自身的社會目標。我們必須迅速抉擇，因為危機正在加速發展，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第一部分中國製造

昔日，"中國製造"常被等同於廉價、多餘的次品。如今，從2美元的背包到豪華汽車、尖端微芯片，乃至全球半數的船隻，都出自中國之手。中國自稱"世界工廠"，此言非虛。近期，中國外交官向英國記者Andrew Marr坦言，中國作為全球主要製造國，英國已不足以構成威脅。鑒於中國龐大的貿易規模及其給所有發達經濟體造成的巨額貿易逆差，這一說法確有依據。

中國製造的產品已成為全球最先進供應鏈的關鍵環節。在某些重要產品類別中，中國企業甚至成為關鍵材料的唯一供應商。這一局麵是近年才形成的。鄧小平著名的南巡講話——發生在克林頓入主白宮前一年——打開了外國投資中國製造業的大門。在隨後的30年裏，中國主要是基礎產品的來源，而非先進產品的供應地。

一些國家曾認為，中國要麽會西方化民主，要麽就會停止攀登增長和技術進步的階梯。因此，中國的生產能力被視為值得慶祝的事。它通過降低消費品成本來提升西方生活水平，刺激中國對西方商品的需求，增進中西交流。同時，中國人將擺脫貧困，並在此過程中習得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從1992年的視角看，這些觀點似乎合理，甚至到2012年仍不無道理。

然而，站在2024年的今天，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些觀點已經過時。中國在未經自由化的情況下實現了現代化。雖然中國是西方企業的大市場，但對中國企業而言，西方市場規模遠超本土。西方國家發現自身技能正在萎縮，逐漸喪失基本的工業能力。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國構成了長期安全威脅，因為其向西方出售的某些產品被廣泛認為暗藏間諜軟件和緊急停止開關。

當前趨勢令人警醒。中國正準備主導電動汽車和電信領域的革命，其製造能力已超越發達國家。中國擁有提升軍事實力的經濟深度，而美國的國防工業基礎卻在衰退。若這些趨勢持續，結果將不可避免：資本將從其他發達國家流向中國。對美國而言，這不僅威脅安全秩序，也危及國際經濟體係的金融和貿易穩定，更是發達國家數億工人的生存挑戰。他們可能發現，從事零工和服務業工作已無法維持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

站在2024年的今天，我們必須直麵幾個棘手的問題：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中國的意圖是什麽？我們應采取何種措施來扭轉局勢並超越他們？

第二部分嚴肅的回應

1、診斷

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美國金融和會計領域經曆了重大變革。從Teledan到伯克希爾哈撒韋等遠見卓識的公司都認識到，有效利用公司資本是區分優秀與平庸管理者的關鍵。誠然，早期的資本配置效率往往不高。隨後，企業領導人通過提高股東回報贏得聲譽和財富。然而，過度追求資本效率最大化最終導致了扭曲的激勵機製。

華爾街理想中的公司是那些幾乎不持有實體資產卻能無限擴張利潤的企業。造船、煉鋼等資本密集型的美國大型製造企業被迫將生產外包到海外。他們這樣做並非為了節省勞動力成本或提高產量，而是因為將製造業外包給國外第三方能美化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如果無法實現海外外包，他們就會完全放棄某些產品類別，導致美國徹底失去這些產業和能力。

回顧華爾街過去30年的趨勢，不難得出一個令人困惑的結論：在華爾街眼中，資本的最佳用途似乎是投入金融資產或軟件公司。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30多年來，中國押注了另一條路徑。中國顯然認為，擁有硬資產和製造能力是明智之舉，不僅能帶來即時的經濟回報，還能創造諸多寶貴的無形資產和協同效應，如高技能的產業勞動力、更快的製造周期以及對供應鏈的掌控。

30年過去了，我們還能說中國押錯了寶嗎？

2、治療方法

美國及其他G7國家盟友不能再依賴單一的"友敵"策略。任何合理的應對方案都必須幫助重振美國工業，減少貿易不平衡，讓重要的製造業重返美國本土，並在可預見的未來保護美國的經濟和戰略安全。幸運的是，美國無需從頭開始。我們可以借鑒一些策略，不僅來自最成功競爭對手的產業政策，還可以從美國過去的經驗中汲取智慧。

事實上，過去50多年來，中國一直明確地將工業化視為安全問題。在1985年之前，中國的外商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未超過0.54%，1990年之前從未超過0.88%。直到1992年，當中國開始有意歡迎外商投資時，這個數字才猛增，在1994年達到了5.99%。而且在這個時期，外商投資幾乎完全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出口加工部門，絕大部分其他行業和活動則受到嚴格保護。這使得中國既能發展世界領先的出口產業，又能將產品本土化，還能避免對就業崗位和社會安排的衝擊，保護了中國高度社會主義化的經濟。

由此可見，中國的工業化絕非僅僅是銀行貸款賬簿上的利潤產物，而是一個維持結構性封閉和保護主義經濟體所做的有意識、有針對性的選擇。中國有意避開了"休克療法"。在權衡成本和利潤問題上，我們應該借鑒中國的思維方式。

3、中國的計劃

盡管人們一直抱有一種愚蠢的刻板印象，認為中國很神秘，但實際上，中國的媒體很活躍，有多樣化的聲音。中國也經常公開地醞釀和研究政策。西方人可能會覺得有些奇怪，但中國一貫、公開、反複地將全部籌碼壓在通過技術和生產優勢實現國際秩序革命之上。這些言論都是中國在重要活動及內部政策文件中未翻譯成英文作出的，所以無需捕風捉影，所見即所得。由於中國肯定打算實施這些計劃，無論我們如何看待，它們都是當今大國競爭的關鍵。我們不必認為它們一定是最優的，但可以承認，它們確實驅動了中國政府的行動和選擇。

三、產業政策

產業政策常被視為一個令人擔憂的概念，尤其當人們過分關注手段而非目標時。然而，如果我們承認中國通過努力將自己打造為製造業強國，確實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成果和政治目標，那麽我們就不得不承認中國實施了非常有效的產業政策。深入了解中國的目標，有助於我們理解其選擇的手段。

有效的產業政策往往始於土地改革，但並非布爾什維克式的改革——將私人莊園合並為效率低下的巨型集體農場。相反，它更類似於原始資本主義的改革方式，將多餘的土地或舊有的地主種植園改造成密集耕作的家庭農場，如小農戶經營的農場。這實際上相當於創建了數百萬個小企業，能夠培育一個為本國工業提供需求的消費市場。

事實上，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最終也得出了這一結論，當時已經明顯看出集體農場無法滿足城市對糧食的需求。中國國內產業受到貿易壁壘的保護，同時也受到出口管製。這迫使企業不斷改進、提升技術，製造或購買資本產品。如果企業不這樣做，政府將拒絕向其提供外匯出口補貼或經營貸款，因為這些資源將優先提供給在出口市場上取得成功的國內企業。

就美國而言，19世紀國會將西部土地開放給數百萬小農，實施了一種粗放的土地改革。在1850年至1930年的關鍵幾十年裏，美國、英國和法國的城市勞動力都依賴美國的穀物。這些盈餘帶來的收入表明，美國中西部不僅能維持生計，還能支撐一個消費經濟。由此，生產與資本之間形成了良性循環的動態關係，推動了"美國世紀"的發展。

然而，令人震驚的是，如今的美國正部分退回到所謂的"後現代"自給自足經濟。雖然很少有人還在用砍刀切甘蔗，但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工人陷入了零工經濟和零售業工作，這些工作與更複雜的生產力形式毫不相幹。

上世紀90年代，新自由主義者曾承諾高價值的服務業工作將取代西方製造業的大規模就業。這種觀念在裏根時代後極為普遍，可以參考電影《風起雲湧》。其中，比爾·克林頓的角色在1991年建議普茨茅斯海軍造船廠的工人學習編程，認為體力勞動將流向勞動力最便宜的地方，但絕不會留在這裏。如今顯然，這個承諾無法實現。相反，我們似乎把所有人都推向了服務業——不是因為服務業總比製造業好，而是因為我們別無選擇。

在發展中國家，"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變種是，勞動者從事低技能工作成為一種合理選擇，盡管從國家人力資本角度看並非最優。這也是我們實行義務教育的原因：讓5歲的孩子待在幼兒園，而不是擦鞋或叫賣報紙，能讓國家變得更好。然而，大多數試圖實現工業發展的國家最終都退回到某種形式的低技能服務經濟。

在最初的40年裏，中國未能理解這一點，依靠農民的勞動力艱難地實現了低水平的自給自足。現在我們必須思考，在一個資本投資於生產設備卻不受投資者青睞的環境裏，這對美國工人和製造業意味著什麽。昔日的大型製造業企業如今基本淪為合同采購者，竭力削減資產。美國勞動力已經分化為兩類：企業裏的設計人員和財務人員，以及零售業中的零工。生產工人僅被勉強容忍，被視為某種必要的負擔。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連企業的核心資產也不再由運營公司持有，而是由投資者股東持有。

為了獲得資本，你必須讓華爾街分析師相信，考慮到多元化、流動性、風險和時間周期，投資於你能帶來更好的回報。這裏我們再次看到，華爾街迫使公司盡可能地縮小資產負債表，導致持有和雇傭自己製造資源的企業走向資本枯竭。如果我們僅在本土語境下討論這個問題，那麽輕資產可能是一種不錯的企業經營方式。然而，任何理論的有效性都取決於其證據。中國的體係在采用不同標準衡量優秀企業的同時取得了成功。

最終的建議很簡單：嚐試從中國的投資和會計中學習，通過客觀分析了解中國經濟的運作方式。這意味著我們可能需要摒棄一些先前接受的關於經濟應當如何運作的觀念。最近關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下預算約束的比較研究表明，資本主義下的硬預算約束確保隻有能夠立即獲利的項目才能得到資金，而社會主義下的軟預算約束則會資助各種項目，包括高質量項目、低質量項目和長期項目。社會主義中央計劃的失敗是眾所周知的，然而這種失敗並不能證明把軟預算約束置於資本主義框架下就一定不能帶來總體好處。盡管不少人認為，對於許多軟預算約束，特別是聯邦政府的軟預算約束，都應立即進行重新考慮。

我對發展經濟學文獻的研究表明，在有效金融、財務監管和出口管製下的軟預算限製正是產業政策旨在實現的目標，尤其是漢密爾頓或李斯特模型。如果能夠防止資本湧入房地產和交易資產，轉而投向工業產能，則長期的產業目標是可能實現的。如果這聽起來令人懷疑，那你可以看看過去30年中國的產業發展史。

第四部分失敗的模樣

底特律福特工廠產量牌上不斷顯示的1982年汽車生產災難性數據，其糟糕程度可能比表麵更嚴重。這不僅意味著日本製造的汽車更優質、工廠更先進、工人與管理層關係更融洽，還表明日本社會更加和諧，擁有更強的基礎教育、信念和紀律，以及更受限製的個人自由，使日本為即將到來的挑戰做好了更充分的準備。這才是真正的危機，是籠罩在美國上空更加嚴峻的陰霾。

——大衛·哈伯斯坦《清算》（The Reckoning）

如今，許多到中國旅遊的人都會感歎其現代化和高科技氣息——當然，前提是他們沒有到訪雲南或貴州的貧困傳統村莊。2004年、1984年或1964年的美國人絕不會對中國任何地方形成這樣的印象。但一些小玩意兒和智能手機真的能說明問題嗎？即便一個落後國家也可能擁有幾座摩天大樓。要評估高科技在中國的真正含義，最好審視汽車產業。

2024年北京車展以前所未有的電池性能、令人震驚的低價位和驚人的精密電子設備引起了廣泛關注。美國人在閱讀這個車展的報道時，可能會好奇吉利何時變得如此優秀，或者手機起家的小米如何轉型成為一家汽車企業。他們可能還會不安地意識到，一個由高級汽車企業組成的平行世界已經悄然崛起，而美國媒體對此卻幾乎未作評論。

也許我們不會很快在美國看到比亞迪或小鵬的經銷商，但如果中國汽車繼續提升質量並降低價格，我們將眼睜睜地看著世界出口市場溜走，不僅是通用或福特的市場，還有標致、大眾和豐田的。世界汽車產業的年收入約3萬億美元，是迄今為止最大的消費品類別。中國企業從無名之輩一躍成為競爭者，這裏麵有一部分是運氣使然。

中國從未生產過一流的國產汽車內燃機。自製內燃機長期以來被視為汽車行業的試金石，因為汽車傳動係統是製造汽車中最困難的部分。沒有自己的內燃機設計，所謂的汽車企業不過就是一個組裝車間。內燃機是機械加工、精密零部件、供應鏈和電子控製技術的集大成者。掌握這一技術不僅能確立一家汽車企業的獨立性，也能確立其母國作為國際汽車出口國的地位。

然而，隨著電動汽車行業的大規模興起，中國未能掌握內燃機技術已變得近乎無關緊要。電動汽車不需要變速器或燃燒動力係統，但它們需要複雜程度驚人的電池和電力係統。而在電池領域，中國是無可爭議的霸主。因此，向電動汽車轉型使中國企業能夠一舉跳過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汽車產業麵臨的最主要製約因素。這或許是自2014年以來，中國湧現出不少於五家電動汽車製造集團，蔚來、小鵬和小米等企業迅速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

盡管如此，機會屬於有準備的人。如今的中國汽車電池行業起源極為卑微，最初隻為外國消費電子產品如攝像機和掌上電腦生產售後電池。但中國做出了一個決定性的選擇，將大量資源投入到電池行業。這些投入遠遠超出了當時規模較小、技術尚不成熟的出口加工業所需要的水平。從上世紀90年代起，一些城市開始強製使用電動公交車。而在過去15年裏，中國企業和政府一直專注於控製鋰離子電池所需的鋰加工。事實上，他們遠遠超越了自由市場的預期，甚至通過收購其他陷入困境的礦產企業，創造了一個澳大利亞鋰礦開采行業。很自然地，這些研究和加工的成果最終都回流到中國國內。

簡言之，過去30年，中國一直致力於從電動汽車轉型中獲得最大收益。中國連續16年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其龐大的國內市場為單方麵轉向新技術提供了充足的基礎。中國還調整了國內基礎設施，以全麵支持電動汽車轉型。目前，中國運營的電動汽車充電站約有180萬至270萬個，而美國僅有16.2萬個。

相比之下，美國汽車產業雖在本土市場占據優勢，但麵臨出口下滑的困境。美國專注於生產不受燃油經濟標準限製的車輛，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非關稅壁壘，製造商附屬的經銷商體係也是如此。2024年5月14日，美國宣布對中國汽車征收100%的關稅，這是一種明確的貿易保護措施。然而，即使中國車企最終無法進入美國市場，通過在墨西哥組裝，中國在其他地區的出口增長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如今，通用汽車在北美的年產量與1982年持平，低於50年前的峰值產量，約為豐田2023年產量的60%。然而，這些數據主要反映美國國內市場情況，因為通用北美僅出口了約6萬輛車。全球範圍內，通用汽車的銷量約為豐田銷量的60%，其所有子公司的國際銷量約為150萬輛。相比之下，中國在2020年出口汽車約100萬輛，2023年激增至約500萬輛。北美汽車出口業績的下滑，從通用汽車在中國銷量的暴跌中可見一斑——其盈利能力和市場份額分別較2014年的峰值水平下降了約80%和40%。

綜合數量和質量的證據來看，美國汽車企業短期內主導出口市場的可能性不大。如果這一情況屬實，我們可以說美國已成為一個保護性市場，其本土品牌在全球經濟中日益缺乏競爭力，這種狀況更像馬來西亞的寶騰，而非昔日的美國汽車巨頭。

我們不能對這個問題含糊其辭——這是一場迫在眉睫的危機。美國汽車業雇傭了約300萬名工人，占整個私營部門勞動力的5%。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汽車業裁員造成的損失是災難性的：大城市人口流失，房地產和產業資本貶值，大量熟練工人流離失所，美國因此損失了數十年的潛在生產力。同時，我們不能忽視產業衰退與家庭破裂及暴力犯罪激增之間的聯係。

回顧1970年代的美國汽車產業，確實需要改革，但其硬著陸導致幾代人陷入萎靡和依賴救助的狀態，造成了巨大的價值毀滅，絕非最佳結果。盡管在考慮曆史類比時需謹慎，但我們很難不做出這樣的聯想：1973年石油危機之前，底特律對大尺寸、高利潤汽車的偏愛，以及對現代化設計改良的排斥態度，與我們當前麵臨的情況頗為相似。

然而，中國電動汽車企業的規模及享受的政府支持遠遠超過50年前任何一家日本車企的想象。簡言之，中國的技術優勢不僅僅體現在手機應用或新城市的美麗航拍照片上，而是中國正在成為世界汽車行業的主導者，並在此過程中可能摧毀美國的一個主要產業。將這視為創造性破壞或"看不見的手"主導的資源自由分配結果是極為可笑的。顯然，是"有形的手"促成了這一切。

第五部分兩個中國：全力鑄造科技

在中國的高科技出口產業中，汽車產業無論從規模還是複雜性來看都不是特例。中國不僅是美國的最大貿易夥伴，也是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普遍認為，中國作為出口大國的突出地位主要歸因於低工資、寬鬆的環境和安全標準以及貨幣操縱。人們當然可以質疑，僅憑這些因素是否足以支撐其在尖端汽車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但無論如何，汽車隻是中國科技優勢的冰山一角。

《金融時報》最近報道，盡管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但2023年中國安裝的工業機器人數量約為美國的7倍，遠超其他主要工業國家的使用率。事實上，僅中國就安裝了全球一半以上的新型工業機器人。通常，當自動化的邊際成本低於勞動力成本時，自動化就會取代勞動力。然而，中國對機器人的投資遠遠超出了其工資水平所能預測的程度。與全球其他地方的自動化投資相比，中國處於一種大趨勢的極端一端，這種趨勢在韓國、日本等地也很明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中國能夠因機器人研究與製造之間的協同效應而獲得比其他國家更高的投資回報，那麽安裝新機器人的成本門檻也會低於其他地方。

這一切似乎都難以用美國的投資理論來解釋。實際上，美國本土的機器人投資僅為其工資水平預測值的70%左右。這表明在美國，用自動化取代人力的做法相當謹慎。這可能出於形象考慮，也可能歸因於前述提到的對資本投資的偏見。但是，中國對這些問題就完全沒有顧慮嗎？是否有其他因素在推動這一趨勢？就像中國在電池領域的戰略投資一樣，自由經濟學和自由貿易都無法解釋中國在機器人領域的投資，但產業政策可以提供一個視角。

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一份闡述政府工作重點和方向的文件——令人驚訝。這份報告不僅像人們預料的那樣把擴大內需列為工作重點，還包括推動產業體係現代化、建設發展新型生產力、科教興國、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基礎支撐，以及發展能夠推動人類進入新技術前沿的科研機構。這份報告讓西方觀察家們難以置信，他們認為中國正處於數年疫情政策導致的需求低迷以及嚴重的房地產泡沫影響之下。然而，曆史經驗表明，如果你要押注中國產業政策失敗，結果往往不會樂觀。

2016年，中國一份高層規劃文件宣布，要讓中國成為世界領先的科學強國。通常而言，對於一個中等教育完成率低於50%、農村學生缺少眼鏡、受寄生蟲困擾的中等收入國家來說，這既不是優先事項，也難以實現。Tanner、Greer和Nancy指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被清朝未能實現現代化的失敗所困擾，這導致了廣泛的內亂和百年恥辱。此外，他們還引用了中國一位知識分子政治家在1991年的宣言："如果要超越美國人，必須做一件事——在科學技術上超越他們。"類似的觀點也出現在許多官方教材中。

對美國人而言，這樣的言論可能聽起來偏執和自大。自1812年戰爭以來，美國一直享有本土安全，在70多年的"美利堅世紀"中變得自滿。然而，中國人從未擁有這種安全感。如果對中國人想法的嚴肅性有任何懷疑，我們隻需參考中國官方重要、公開且毫不含糊的聲明。即便是那些並不好戰的中國知識分子，也將中國的發展規劃視為中美製度競爭的決定性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從美國人的角度看，中國產業政策鼓勵的幾乎所有科技都屬於物理技術，而非軟件。西方媒體難以理解中國2020至2022年對軟件類公司的打壓，因為西方已習慣於將技術等同於軟件。當美國人談論科技巨頭時，我們指的不是通用電氣或雷神公司。但當中國官方談論先進技術時——如人工智能、材料科學、遺傳學、神經科學、量子計算、綠色能源和航天科技——他們指的是物理技術。例如，中國的人工智能更側重於工業應用，是計算機科學之外的一個獨立學科。

中國已明確表示，成為技術領域霸主意味著在超越常規的物理科學和製造業技術方麵取得主導地位——這是硬資產中最核心的部分。在不削弱這一宏大抱負的前提下，我們還必須考慮這一使命宣言將如何解決中國國內的政治關切。即使中國決策者真的將未來押注於利用技術在新世界秩序中取得領導地位，他們仍需維持公眾的支持。

在中國的科技現代化話語中，一個耐人尋味的沉默概念是人力資本。許多人關注中國的人口問題。從2022年開始，中國人口開始減少。許多評論家預測，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即將結束，中國將先老後衰。這個頗為流行的說法至少可以追溯到2008年。對於一個尚未富裕且人口老齡化的國家來說，退休人員在勞動者中所占的比例將高於高增長時期的水平。對製造業經濟而言，這是個壞消息，因為從事體力工作的人最終都會退休。然而，人們對中國的教育水平及其對實現中國全麵發展或確立技術領導地位的影響關注卻較少。

第六部分"兩個中國"

北京的人均GDP超過28,000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為47,000美元），上海接近27,000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為44,000美元）。然而，在中國的33個行政區中，有10個行政區低於1萬美元，其中甘肅最低，不到7,000美元。中國的貧富差距比美國更加懸殊，約有3.88億中國人生活在發展水平介於紐約州與密西西比州之間的落後地區。

更令人驚訝的是，中國貧困省份的居民缺乏美國人視為理所當然的一項基本權利：在全國範圍內自由遷徙。中國保留了戶口製度，在法律上限製個人在原籍省份以外長期居住，也限製了他們在外省擁有財產、上學或享受其他公共服務的權利。美國人對中國城市工人在春節期間進行的返鄉大遷徙感到驚歎。這不僅僅是一項傳統，對許多城市打工者來說，這可能是他們一年中唯一見到父母和孩子的機會，因為他們的親屬可能無法合法地在打工者工作的地區長期居住。

因此，中國無法實現真正的大規模人口遷徙。中國的流動勞動力一方麵在某種程度上免受社會衝擊的影響，如被迫居住在新興城市或與祖籍村落脫節，但另一方麵也麵臨發展機會受限的問題。人們可能會將這個製度與美國進行比較，但請注意，本文並非要論證中國的製度是否更差或存在不公平。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的農村生活和教育在發展程度上落後於城市。

政策是造成這種差距的部分原因，但中國的近期曆史也起到了關鍵作用。就在過去一兩代人的記憶裏，中國還是一個更加貧困的國家，隻有不到一半的勞動力完成了中等教育。通常情況下，教育程度有限的國家發展前景黯淡，因為他們很難在價值鏈上攀升，往往停留在低水平的製造業，如血汗工廠或加工廠。這種水平的產業雖然生產力高於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但幾乎沒有進一步發展的機會。

然而，中國的技能和技術基礎已升級到一個完全發達經濟體的水平。許多中國觀察家曾預期，1990年代新開放的中國大陸會在這個水平停滯一段時間，直到達到以色列、韓國、新加坡、愛爾蘭、台灣等全麵發展經濟體的教育水平。但沒人能確信中國會走出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誠然，中國僅在部分地區實現了目標，但考慮到政府的強勢、根深蒂固的戶籍製度和流動勞工製度，中國承受區域不平衡的能力遠超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國家。盡管如此，這一體係的長期穩定性仍值得深思。

中國可以繼續投資尚未現代化的內陸省份，但改變勞動力狀況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即使中國能立即實現18歲年齡組100%的中學畢業率，並保持這一水平，將勞動力的未完成教育率從40%降至30%仍不夠理想，且需要一代人的時間。對中國政府而言，這一時間表遠不足以滿足提升人口教育水平的迫切需求。

回到中國的產業，我們應注意到中國許多領域的生產能力已與世界任何其他競爭對手不相上下。這並非典型的中等收入國家，因為後者內部的資本化教育水平和生產複雜程度差異通常很小。相反，中國是一個高度差異化的國家，既有比安哥拉還貧窮的地區，也有與波蘭或葡萄牙相當的地區，還有能持續產出大量科研成果並連續6年獲得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金牌的地方。

此外，還有一些"X因素"，如海外華僑貢獻的專業知識和數十億美元私人資本、天文數字般的貿易順差，以及對海外資源生產的深度參與。

綜上所述，隻要了解中國的人口結構和區域差異，就能理解為何中國政府一邊大力呼籲發展技術與製造業，一邊又讓某些互聯網公司市值蒸發上萬億美元，同時這些行動又不影響中國在電信芯片設計或出口製造方麵的持續發展。

中國政府認為，保持製造業和出口的領先地位關乎其生存的根本利益。基於此，中國政府進一步認為，目前大多數中國勞動力的生產力水平尚不足以實現這些目標。因此，決定將智力資源和投資資本從軟件和金融領域轉移到能人為提高普通中國工人生產力的應用領域。若沒有這種幹預，許多普通中國工人的最佳選擇可能仍是停留在低附加值的血汗工廠和裝配車間。

這是一種極其先進且風險極高的產業政策。它揭示了中國官方對自由貿易、意識形態和國際貿易博弈的態度。如果將經濟完全交由這樣一套體係，中國政府將難以在國內實現經濟發展成果。而作為中國社會的管理者，國內經濟發展成果又是中國政府維係公信力和可持續能力的根本。

第七部分兩個美國

美國是時候正視自身的"中國問題"了。即便不認同或不相信對方的意識形態，我們也不應忽視這些價值觀對他們的激勵作用，以及他們確實在按此行事的事實。然而，美國領導人尚未做到這一點。

關於不公平貿易競爭的抱怨由來已久，與貿易本身一樣古老。當前，美國和歐洲加征汽車關稅又掀起新一輪爭議。西方國家以中國產業補貼為由加征關稅，而中國則指責西方的關稅和出口管製不公平。與其在跨國仲裁庭上討價還價，不如各自反思對方的真正訴求。

中國的利益顯而易見：若能主導國際汽車貿易，中國企業將贏得巨大市場，成為國際貿易不可或缺的力量，並讓數億輛裝載各種傳感器、無線電和固件的車輛行駛在全球道路上。然而，信息和情報方麵的收益更是難以估量。對於中國常稱之為地緣政治對手的國家，控製其市場意味著可以削弱這些國家，使其因經濟動蕩陷入內部紛爭，同時為中國優先發展的技術領域提供持續資金支持。

美國的利益同樣明確。短期來看，貿易保護主義雖然狹隘，但在政治上頗受歡迎。人們希望這不會演變為服務於缺乏競爭力的本土產業的賄賂性保護主義。長期來看，保護主義注定失敗，反而應作為應對美國社會危機的產業政策。

討論中國的產業學習和政策時，我們不得不承認北京政策對美國的去技能化及其他鏡像效應。我們必須自問：製造業就業下降是否意味著美國國家利益所需的本土技能和產業能力流失？如果這些技能難以體現在資產負債表上，我們應該反思：在多大程度上我們有意將這些工作外包？或者僅僅將外包歸因於市場配置？換言之，美國是否存在某種隱性的、甚至可能無意的去工業化政策？對國家前景而言，這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個錯誤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是全球第二大出口國。美國的出口是一個獨特組合，涵蓋大宗原材料、尖端高科技產品和服務。簡而言之，以前不被視為可貿易的經濟部門現已成為我們的貿易行業。美國設計超高端高科技設備的能力依然強大。然而，我們的進出口狀況都不甚健康，存在諸多不理想的進口依賴。

因此，下屆政府無論哪個黨派執政，都麵臨一個關鍵挑戰：為實現國家利益，我們應在多大程度上將生產回歸本土？如果將美國比作一家企業，我們會說它在供應商關係上過度依賴單一供應商。這種情況十分危險，必須尋求多樣化方法，避免在經濟上被"芬蘭化"。沒有負責任的行動者會主動選擇這種境地，也沒有成功的政府會允許這種情況持續。像二戰後的許多亞洲國家一樣，我們需要約束我們的資本和商業機構，以免在不知不覺中陷入地主主義、裙帶資本主義及更大的災難。

第八部分國際挑戰

中國不僅推行產業政策，還實施明確的地緣戰略計劃。這些計劃通過國家機構和各種場合以中文發布並翻譯，旨在通過在多項技術革命中取得領先地位來改變世界秩序。中國明確計劃利用貿易作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中國國內政治需求決定了其傾向於進口原材料而非製成品，再將原材料加工成增值出口商品。

許多美國領導人和專家將這些發展解釋為"看不見的手"的產物，視之為對美國生活方式的補貼。這種觀點過去也許有些道理，但現在顯然不再適用。糾正這些危險趨勢的工作僅進行了一半，因為我們已開始考慮其對國防的影響。然而，隻有從國家能力和人力資本的角度審視這個問題，任務才能真正完成。

我們必須深入理解體製中的缺陷，正是這些缺陷導致我們自己的機構急切渴望削弱國家的實力和健康。同時，美國和其他機器國家在軍事工業能力方麵也存在明顯不足，尤其在彈藥製造、造船等傳統經濟技術領域表現突出。我們的問題不在於無法開發先進的無人機或飛機，而在於無法像朝鮮那樣快速製造炮彈或無人機。和平時期與軍事生產之間存在明顯的連續性，這應被視為我們製造能力不足的一個跡象。

冷戰時期的美國絕不會從華沙條約國家采購物流和電信領域的關鍵零部件。我們從未遇到這個問題，因為蘇聯並不生產西方國家想要購買的成品。即便他們能提供，將蘇聯產品融入美國的基本社會功能也會被視為荒謬，不值得認真對待。然而，與中國長期的和平關係卻讓我們不知不覺中陷入了這種不可接受的依賴狀態。

中國內部的話語已經清楚地向任何嚴肅的美國觀察者表明，美國隻有在穩定貿易和恢複實力的前提下，才能維持與中國的和平。因此，任何新上任的政府都必須準備實施一個再工業化計劃。這個計劃要遠遠超過臨時補貼的範疇，能夠從根本上回答我們為什麽最初失去工業能力的深刻問題。該計劃應將關稅和豁免作為針對戰略產品和行業的精準工具，同時解決稅收、會計和金融規則等更廣泛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助長了不利於產業投資的環境。最後，推動這項計劃必須有足夠的決心和意誌，通過重新分配聯邦政府的支出來提升美國的實力，並最終讓美國通過實力維護世界和平。

過去5年，電信、物流和交通等主要產業領域都經曆了巨大的國際格局調整。現在是時候認真對待這些變化了，美國人民也應該要求看到解決方案。我們必須向世界展示以美國為主導的新世界秩序下的貿易和產業模式。我們要避免盟友因我們未能提供替代品而轉投中國。無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在國外，失敗都將帶來巨大的社會代價，影響一代又一代尚未出生的人的生活。我們到底能否迎接這個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