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中美關係，我心中總是出現一個畫麵。1米77的卡特總統，在美國人裏不算高的，比他矮20公分的鄧小平在中國人裏也算是矮的，但是，兩個人站在一起卻絲毫不覺得鄧小平個子矮。
鄧小平是一個舉重若輕的人，長於大手筆，大開大合，縱橫捭闔。抓大放小，常有奇思妙想，今天不說這些。這些，毛澤東早就有過評價。
1956年，在籌備召開“八大”的過程中，毛澤東挑選鄧小平擔任新設立的總書記一職。9月13日，在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毛澤東講了一大段評價鄧的話，他說：“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是比較起來，他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麽怕。他說他不行，我看行。”
1957年11月，毛澤東赴蘇聯，在與赫魯曉夫會談時，毛澤東說：“我不想當主席了。”赫魯曉夫就問他：誰來接班呢？有這樣的人嗎？
毛澤東說，黨內有好幾位同誌完全可以，都不比我差。接著就一個一個地點名，說第一個是劉少奇，第二個是鄧小平，談到鄧小平的時候，毛澤東講，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我們黨內難得的一個領導人才。”
1959年4月，在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地說：“權力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為副帥。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
可見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器重。
今天不說他的大手筆，隻說在處理中美關係的細節。
1972年2月尼克鬆訪華時，鄧小平還在江西勞動，沒有參與其事。開句玩笑，那時候他是做內交，老鄧和工友們處得還不錯。
1973年3月複出以後，鄧小平即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4月率團代表中國出席六屆聯大特別會議。1975年1月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以後，鄧小平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主管外事”。
常常有人說，中美關係的大門是毛澤東和周恩來打開的，標誌是尼克鬆訪華。這沒錯。但是，我認為，隻是打開了一條縫，全麵打開，是鄧小平的決策。
1978年，鄧小平複出兩年後，雖然職務還是副總理，但是他作為第一位中國的國家級領導人於1979年出訪美國，並主導了中美建交。
其實，訪問美國之前，鄧小平就有一係列的動作。
1978年是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的關鍵性一年，因為實際上這時候鄧小平已經掌握了決策權，當然，在開放這一點上，當時黨的主席華國鋒也是支持的。其實，美國政府也有這樣的意願。美國總統卡特派人向中國發出了願意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信號。
11月29日，他在會見日本公明黨訪華團時說：“我現在還有一個願望，就是想到華盛頓去，不曉得能否實現。”“中美關係實現正常化了，中國領導人就可以去了。……這要看美國政府、卡特總統的決心。”
這是鄧小平釋放的氣球。
在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前夕，當鄧小平接待白宮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時，他堅持讓普雷斯立即給卡特總統打電話，要求美國接收5000名學生。因為有12個小時的時差，淩晨三點被電話吵醒的卡特回答道：“告訴他，派10萬名過來。”
截至1987年，不到十年之後，真有10萬名中國學生在美國學習。
1978年12月16日，中美雙方發表《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宣布兩國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關係。
1979年1月28日，正是中國的農曆大年初一，鄧小平應邀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
在美國九天，鄧小平做了很多大事。他出席了近80場會談、會見等活動，參加了約20場宴請或招待會，發表了22次正式講話，並8次會見記者或出席記者招待會。
大事有很多描述，但是，細節更容易被記住。依我看，有這樣幾個細節值得記住。
首先是對中美關係的一個基本判斷，用老百姓聽得懂的話說出來。
在飛往美國的飛機上，陪同出訪的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兼美國研究所所長李慎之問鄧小平：“我們為什麽要這麽重視同美國的關係？”鄧小平回答說：“回頭看看這幾十年來，凡是和美國搞好關係的國家，都富起來了。”
李慎之在後來的回憶文章中寫道，“鄧小平如此重視美國是因為他認為，要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對美國開放，不對美國開放，對任何其他國家開放都沒有用。”
其次是到布熱津斯基家裏做客。
布熱津斯基是中美建交談判的重要人物，他訪華時，和鄧小平在北海一個中餐館仿膳喝茅台，酒酣耳熱之時，兩人說定，到華盛頓時，到布熱津斯基家裏吃頓飯。
中國的國家領導人到美國的一個總統助手家裏吃飯，似乎有點不對等。但是，鄧小平答應了，就要兌現。
那天發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華盛頓的冬天還是很冷的，美國又沒有集中供熱一說，基本上取暖靠壁爐。為了把房子燒得暖和一點以迎接貴客，用力過猛，燒出的煙布滿了房子，隻好臨時開窗放煙。
在布家私宴上，是布熱津斯基的孩子被叫回來當服務員，看到孩子，鄧小平想到了自己少年時到法國留學。他用很長時間向布描述，當他還是個半大孩子時，被父親送去法國，第一次讓他認識到中國與世界的差距，他參加共產黨希望通過革命的方式來縮小這個差距，今天麵對這依舊的差距，他希望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來盡快縮短它。
布熱津斯基後來說，鄧當時語氣和表情呈現的使命感讓他被深深打動。所以，當鄧要求他在正式談判前安排一個與卡特單獨會晤時，他努力遊說不善私人交往的卡特總統答應了，誰也說不清這一會晤對後來的順利談判有多大的作用，但無疑是非常有意義的。
當然不隻是鄧小平的語言，他到布熱津斯基家裏吃這頓飯本身，也有很大的作用。
2016年，美國大選剛剛結束，特朗普當選。我們組織紀錄電影《旋風九日》美國行，在亞特蘭大卡特中心、波士頓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紐約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放映會後，來到華盛頓。這個紀錄片是著名的導演傅紅星的作品。
在華盛頓的放映會由美國第一位亞裔女大使張之香主持，鄧小平訪美的主要當事人布熱津斯基和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以及眾議院中國小組共同主席拉森眾議員及華盛頓各界朋友前來觀看。
這時，布熱津斯基已經88歲了，實際上，幾個月以後他就離世了。這種情況下他能夠出席這場活動，可見他對中國的重視。
其實，按照現在的觀點，布熱津斯基應該在意識形態方麵和中共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他認為，美國的歐亞地緣政治戰略目標，是防止在這裏出現一個能夠主導歐洲和亞洲，從而向美國提出挑戰的大國，還要防止歐亞主要國家相互間形成排斥美國的聯合。
他還有一個著名的“奶嘴”理論。
道理是這樣的，隨著全球化的不斷發展，貧富差距會成為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到時候，百分之二十的人會掌握百分之八十的社會資源，百分之八十的人一定會被邊緣化，這些人也一定會極度不滿，那該如何應對呢？
布熱津斯基認為，這被邊緣的百分之八十，就像大哭不止的嬰兒一樣，要想讓嬰兒停止哭泣，不需要給他真正的奶水，隻需要給一個奶嘴，嬰兒就會受到安撫，安靜下來。
那什麽樣的奶嘴能夠用來安撫這些人呢，自然就是溫情、麻醉、低成本、半滿足的娛樂消遣。
一方麵，這些人的注意力會被這些娛樂消遣轉移，另一方麵，他們也能心安理得地、慢慢地接受被精英世界拋棄的事實。而且，隨著這百分之八十的邊緣人對娛樂越來越沉迷，他們和精英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到時候，即使要反抗，也沒有能力。
這不是共產主義者應該有的想法。但是，外交上沒有“道不同不相為謀”這一說，鄧小平懂得這個道理。
還有就是鄧小平在亞特蘭大去看馬丁·路德·金的墓地。
當時亞特蘭大的市長是一個黑人，他到機場接鄧小平的路上，問鄧，你能不能到馬丁·路德·金的墓地去看一看，這是鄧小平出訪美國的行程之外的事情，但是鄧小平答應了。於是，這位市長馬上請了馬丁·路德·金的夫人到馬丁·路德·金的墓地去陪同鄧小平。
這件事情在美國人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馬丁·路德·金是一個民權領袖，也是民主鬥士，似乎和共產黨倡導的觀念大不相同。但是，一個共產黨領袖能夠拜謁馬丁·路德·金的墓地，使美國民眾對於共產黨中國有了不一樣的看法。
2月2日，在得克薩斯州休斯敦的騎術表演場，他接過兩位女騎士獻上的白色牛仔帽，並隨即戴在頭上，隨後又頻頻揮動向人群致意，全場掌聲雷動。這一入鄉隨俗的舉動，表達了他對美國文化風俗的尊重和對美國人民的友好之情。
在華盛頓肯尼迪藝術中心的演出上，聽完約200名美國小學生用中文合唱的《我愛北京天安門》，他走上舞台熱情擁抱孩子們，並親吻了一位孩子的前額。這個充滿人情味的舉動，大大改變了美國人對中國人革命式的刻板印象。美國媒體評論道：鄧小平真誠親吻美國兒童的場麵會讓美國不少政治家重新學會如何親吻孩子
當然，還有一個細節。紀錄片《旋風九日》就是以此開頭的。就是鄧小平訪美前受到了暗殺威脅。
台灣特務稱要在鄧小平訪美時“給一點顏色看看”，他們策劃收買“意大利槍手”企圖暗害鄧。美國一個極左組織揚言：“要做一些使鄧永遠難忘的事”。
美國暗殺政治人物案件之多，更是觸目驚心，曆屆總統中就有林肯、加菲爾德、麥金萊、肯尼迪等人遇刺身亡；有傑克遜、杜魯門和福特等人遇刺幸免於難。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沒有退縮。
這部片子在北京香山杉園審看的時候，正好有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主席歐倫斯帶著一些美國專家在，他們看了以後覺得所謂暗殺沒那麽嚴重。
其實，還是發生了一些意外，限於篇幅，就不說了。
鄧小平訪美引起強烈反響。鄧小平成為《時代》周刊1979年第一期封麵人物。美國人記住了鄧小平訪美時的很多細節。
現在的中美關係改善，需要大手筆，也需要細節。或者說，需要原則，也需要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