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鄧小平是中蘇大論戰的主要當事人和中方主要代表之一，在論戰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鄧小平在反思中蘇論戰這樁曆史公案的時候，把當年那場爭論明確劃分為兩個層麵：其一是政治領域幹涉與反幹涉的恩恩怨怨，其二是意識形態領域理論爭論的是是非非。就兩個層麵的反思而言，無論前者還是後者，其結果可謂殊途同歸，無一不指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命題的提出，既是毛澤東未能完成的探索的繼續，也是對“九評”理論基礎的根本顛覆。
【關鍵詞】鄧小平；中蘇論戰；中蘇關係
【中圖分類號】D6； D6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5574 (2008) 01-0032-12
【作者簡介】蒲國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北京 100872)。
一、“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
鄧小平在1956年9月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擔任此職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這期間，正是中蘇關係複雜多變的一個時期，其中最大的事件便是中蘇兩黨之間發生的大論戰。由於處在總書記的位子上，鄧小平不僅親曆了中蘇兩黨之間的分歧與論戰，而且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如他自己所說：“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1]
(一)以中共代表團副團長的身份參加蘇共二十大，直接聽取蘇方關於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通報，並親自向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匯報情況
1956年2月，鄧小平以中共代表團副團長的身份出席蘇共二十大。其間，鄧小平的如下幾點表現得特別突出：一、對朱德就《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六周年電視講話稿提出修改意見：不要光講蘇聯對我們的支持和援助，還要講條約簽訂六年來兩國的互相合作與支持；講蘇聯對我們的援助時要注意分寸。二、在中共代表團內部討論時，對赫魯曉夫“和平過渡”的提法發表了不同看法[2]。三、直接聽取蘇方向中方通報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秘密報告的情況後，表示此事關係重大，要報告中央，沒有表態[3]。但在中方代表團私下議論時則明確表示：斯大林是國際人物，這樣對待他是胡來!不能這樣對待革命領袖人物[4]。四、蘇共二十大閉幕的當天下午，朱德應邀出席一個工廠舉行的慶祝二十大閉幕的群眾大會，鄧小平在對講稿提意見時說：講話不要對蘇共二十大評價過高[5]。五、蘇共二十大後，朱德率團繼續在蘇聯進行友好訪問，鄧小平回國直接向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匯報情況[6]。
此後，經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多次開會討論，中共中央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即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既揭了蓋子又捅了婁子。隨後，毛澤東在一係列內部講話中明確表達了對赫魯曉夫和蘇共二十大的不同看法。圍繞蘇共二十大和斯大林問題，中蘇兩黨很快便陷入了一場無休止的爭論之中。在這場爭論中，鄧小平不僅見證了中蘇分歧直至論戰的全過程，而且是爭論中中方的主角之一。
(二)以總書記的身份積極參加或主持了對蘇爭論和論戰的一係列相關文件的起草工作
蘇共二十大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有針對性地寫一篇文章，以表明中方的態度。該文後來以《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為題發表，鄧小平直接組織並親自參與了文章的討論修改。在討論中，鄧小平認為，赫魯曉夫的報告主要是從斯大林個人性格方麵講的，但個人性格並不能說明為什麽這麽大的國家、這麽大的黨在這麽長的時期內犯了一係列錯誤。不能把斯大林的錯誤都歸結為個人崇拜，個人崇拜是錯誤的結果而不是原因。他還反複強調，文章應突出中共曆來提倡的與個人崇拜相對立的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7]。這些觀點在文中都有明確的表述。
196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借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之機，撰文對赫魯曉夫進行有組織的反擊。紀念列寧的重頭文章主要有三篇，即由胡喬木牽頭起草的《人民日報》社論，由陳伯達牽頭撰寫的《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和由陸定一牽頭準備的在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上述工作都是在鄧小平的直接主持下進行的。鄧小平曾多次主持書記處會議，討論編輯列寧文章的小冊子以及上述三篇文章的分工、撰寫思路、中心思想、初稿和定稿等問題。後來這三篇文章又合編成題為《列寧主義萬歲》的小冊子，印成中、英、俄、德、日、法文公開發行，引起很大反響。
在同年6月布加勒斯特會議期間，中蘇鬥爭空前激烈。彭真率中共代表團在布加勒斯特與赫魯曉夫直接交鋒，而在幕後指導代表團進行鬥爭的是鄧小平在北京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最後作決定的是在上海的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陳雲[8]。在隨後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以及會議前後，鄧小平直接領導了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6月21日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散發的通知書的答複。《答複信》經過反複醞釀和修改，並在書記處會議上多次討論。在北戴河會議上，鄧小平講話指出：對赫魯曉夫，我們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是照他的辦，跟著他搞修正主義；一個辦法是頂住，堅持原則，即使隻剩下我們一家，也堅持到底[9]。《答複信》定稿後，由鄧小平、彭真約見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並把《答複信》交給了他。
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中方先後發表七篇論戰文章，鄧小平主持或參加了這些文章的修改。如12月15日發表的《人民日報》社論《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毛澤東在給鄧小平的批語中認為“寫得好，有必要發表這類文章”[10]。12月29日，鄧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報》社論稿《陶裏亞蒂同誌同我們的分歧》送給毛澤東審定，並在信中說：“這篇文章比上一篇困難得多。經過多次修改，搞成這個樣子。”毛澤東在批語中認為“寫得好，題目也是適當的”[11]。
1963年3月30日，蘇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詳細提出了蘇共中央關於國際共運總路線的問題。4月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起草複信的問題，鄧小平是這項工作的直接主持人。這封複信的起草相當艱難，書記處進行了反複討論，最後由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據鄧小平本人講，“這個文件，恐怕是搞文件以來最費力的一篇東西”，用了“將近七十天。這個文件，常委很多同誌親自參加，主席親自參加，少奇同誌親自參加，北京也平行作業。總理主持開小組會修改”[12]。這封信便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63年3月30日來信的複信》，又名《中共中央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即著名的《二十五條》。
1962年底，中共中央組成了一個非正式寫作班子，於1963年2月正式定名為“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批判蘇共的一係列重要評論文章都是出自該寫作班子之手。這個小組的組長雖然是康生，但實際工作是由鄧小平主持的。小組寫成的文稿一般都是先由鄧小平主持會議討論修改，然後再送常委審定。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先後發表了九篇評論文章，即通常所說的“九評”。這些文章一般都是由毛澤東點題，在鄧小平的直接領導和主持下由中央反修文件小組反複醞釀、修改寫成的。文章初稿先送鄧小平審閱，並在鄧小平主持下由小組全體會議討論。討論的時候一般是逐段地邊讀、邊議、邊修改。這樣反複討論修改後的稿子，才送毛澤東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審議。由此不難看出鄧小平在主持“九評”寫作工作中的關鍵作用。
(三)與蘇共進行直接、公開的爭論和談判
1957年11月，鄧小平作為中共代表團的重要成員隨毛澤東訪蘇。代表團的一項重要任務，便是就《各國共產黨共同宣言》問題與蘇方進行談判。由於中方對蘇方提供的《共同宣言》第二稿仍不滿意，中共代表團遂在鄧小平主持下日夜奮戰，邊起草邊討論，不到兩天便拿出了一個初稿。該稿經毛澤東審定後交給蘇共中央。此後，鄧小平率中方代表，與以蘇斯洛夫為首的蘇方代表用長達一周左右的時間就宣言草案進行逐頁討論，雙方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爭論激烈。例如，中共同意把蘇共二十大寫進莫斯科宣言，同時在戰爭與和平、和平過渡等問題上得到了蘇共一定程度的讓步。但中共的妥協隻是形式上、文字上的，鄧小平後來在總結情況時說：在宣言中寫上“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曆史性決議”，也就是說，我們不是講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而是講大會的決議。《宣言》中說，“不但對蘇共和蘇聯的共產主義建設具有偉大的意義”，這是肯定的；“而且開辟了共產主義運動的新階段”，這個評價比較高，但也可以作各種解釋，因為後麵還有一個短句，即“促進了它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這就把它扣死了，把它扣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發展”這個短句上。當然，蘇共二十大最好能夠完全去掉，但在目前條件下是做不到的，我們作了這麽一個讓步，又作了這麽一個限製，就取得了蘇共支持我們對蘇共二十大其他問題上的觀點的修改。這還是值得的[13]。
1960年9月，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與以蘇斯洛夫為首的蘇共代表團在莫斯科會談。在前後舉行的五次會談中，雙方互不相讓，最後不歡而散。10月， 26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參加的起草委員會在莫斯科召開，鄧小平再次以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出席起草委員會會議。經過三個星期的當麵交鋒，最後達成的協議終於刪去了中方堅持要求刪除的關於“派別活動”、“和平過渡”、“斯大林問題”等內容。11月，劉少奇、鄧小平作為正副團長率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經過激烈的討價還價，會議達成妥協。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鄧小平向全會作關於1960年11月莫斯科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情況的報告[14]。1963年7月，鄧小平再次率團赴蘇與以蘇斯洛夫為首的蘇方代表團談判。會談期間，中國代表團的發言，除在國內準備的一個綜合性提綱外，基本上都是臨時準備的。其工作方式是：代表團成員在鄧小平主持下商定每次的發言要點，隨後由顧問們集體討論撰寫，然後送鄧小平和代表團審閱定稿。會談仍是不歡而散。此後，中蘇兩黨之間直接的、麵對麵的交鋒逐漸為連篇累牘、鋪天蓋地的筆墨官司所代替。
對於鄧小平在與蘇方談判和爭論中的表現，中蘇雙方有著大體一致的看法。毛澤東曾不止一次談到鄧小平在中蘇論戰中的作用：“我們黨有九十幾個中央委員，隻有四個人出麵和蘇方對罵，這就是彭真、康生、胡喬木，加一個鄧小平”；“我們常委裏麵，主要是小平同誌出麵跟赫魯曉夫吵”；“赫魯曉夫很怕你這根棍子……你這根棍子是出名了”；“赫魯曉夫都搬不動你、鬥不過你，蘇斯洛夫更不在話下”[15]。赫魯曉夫也承認鄧小平“很厲害”，“是一個重量級拳師”[16]。
總體上看，鄧小平在中蘇大論戰中是中方的主角之一，如果說毛澤東是這場論戰的中方主帥的話，鄧小平就是中方的主將兼總指揮。鄧小平在論戰中的表現深得毛澤東賞識，也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得以東山再起的資本。因為在毛澤東看來，鄧小平雖然犯有嚴重錯誤，但與劉少奇是有本質區別的。而促使毛澤東作出這一判斷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17]。
二、“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從現在的觀點看，好多觀點是不對的”
中蘇論戰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促使毛澤東下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而當年直接指揮中蘇論戰的主將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卻作為“劉少奇之後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了。“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鄧小平對自己當年親身經曆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中蘇論戰進行了深刻反思。
(一)“反對‘老子黨’，這一點我們反對得對了”，但就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本身而言，“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我們有些東西今天回過頭看也站不住腳”
在反思中，鄧小平把當年的那場爭論明確區分為兩個層麵：其一是政治領域幹涉與反幹涉的恩恩怨怨，其二是意識形態領域理論爭論的是是非非。當年的論戰，實際上是把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攪和在了一起。
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大體經曆了一個從特殊國家間關係到正常國家間關係的痛苦蛻變過程。就中蘇關係而言，正是在這一磨合過程中，蘇聯急劇膨脹的大黨主義、大國沙文主義與中國的民族自尊心發生了強烈碰撞。斯大林時期，損害中國主權和國家利益的事情時有發生，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也一直心存芥蒂，用毛澤東的話說：“在見到斯大林之前，從感情上對他就不怎麽樣”，“見到他以後就更不高興了”[18]；“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們四次”，“這些事情想起來就有氣”[19]；“講起斯大林，我們有三肚子火”[20]。但具有豐富外交經驗的斯大林，在處理對華關係和中蘇兩黨關係時相對比較謹慎。從中國國家利益考量，毛澤東對斯大林一些損害中國主權的行為也委曲求全，隱忍未發。
當蘇聯的大黨主義和大國主義以赫魯曉夫赤裸裸的、咄咄逼人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時候，淤積在中國領導人內心深處的憤怒便勃然爆發了。在毛澤東看來，赫魯曉夫在事先不照會兄弟黨的情況下在蘇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不管這種批判的後果是消極還是積極，都說明蘇共骨子裏還是以“老子黨”自居，壓根兒就沒把兄弟黨放在眼裏，更何況在隨後接連出現的諸如聯合艦隊問題、台海危機問題、中印邊境衝突中偏袒印度問題，以及公開批評指責中國國內政策和外交路線等涉及中國主權的問題上，赫魯曉夫的信口開河一再觸怒毛澤東。這樣，隨著兩黨理論分歧的加深，意識形態爭論便越來越多地摻入了幹涉與反幹涉、控製與反控製的因素。對中共而言，憤然而起與蘇共論戰，所爭的並不單單是理論上的大是大非，而是決不允許赫魯曉夫染指中國的內政和主權，決不允許蘇聯以勢壓人、強加於人，決不允許蘇共壟斷探索馬克思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專利權。從這個層麵上說，中蘇兩黨衝突愈演愈烈的實質，就在於赫魯曉夫批評了斯大林卻“又在搞斯大林的東西”，“中蘇之間的問題說穿了就是赫魯曉夫時期就想控製我們，把我們套在它的戰車上，我們抵製並拒絕了”[21]。
今天，我們隻有把中蘇論戰放在當時特殊的國際關係與中蘇關係背景下，才能比較容易理解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對赫魯曉夫所特有的政治敏感和激烈反應。後來，鄧小平在談到這段曆史時曾非常明確地指出：“我們反對‘老子黨’，這一點我們是反對得對了”，“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團去莫斯科，會談破裂。應該說，從六十年代中期起，我們的關係惡化了，基本上隔斷了。這不是指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麵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22]。
對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本身，鄧小平後來的態度始終比較明確：“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麵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我們有些東西今天回過頭來看也站不住腳”；“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大論戰我們發表了九篇文章，這些工作我都參加了。從現在的觀點看，好多觀點是不對的。我們的錯誤不是在個別觀點，個別觀點上誰對誰錯很難講。應該說，我們的許多觀點現在看還是很正確的。我們的真正錯誤是我們根據中國自己的經驗和實踐來論斷和評價國際共運的是非，因此有些東西不符合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原則。主要是這個問題”[23]。鄧小平表達了至少這樣幾層意思：
其一，以“九評”為核心的理論觀點從總體上應該否定。“從一九五七年開始我們的主要錯誤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極左”[24]，“包括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政策也是‘左’的”[25]。在“左”的思想指導下，“九評”是站在“以階段鬥爭為綱”的立場上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製定“反修防修”戰略的，是立足於戰爭不可避免、世界大戰遲早會爆發這一基本判斷來思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中蘇論戰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誘因，貫穿於“九評”的“反修防修”大思路也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出發點和歸宿。同時，“九評”也直接影響了我們對國際形勢的基本判斷以及我國對外戰略的製定。因此，“九評”的總體思路是不應當肯定的。
其二，我們的真正錯誤是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實踐來論斷和評價國際共運的是非，“自己也犯了點隨便指手劃腳的錯誤”[26]；“在我們同東歐各國各黨的關係這個問題上麵，我們有相當的責任。我們在相當一個時候，對東歐各國各黨所處的特殊環境理解得不夠”[27]。鄧小平後來說過：“一個黨評論外國兄弟黨的是非，往往根據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實證明這是行不通的”，“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馬克思主義的，不同各國的實際相結合，也難免犯錯誤”。[28]我們“不應該要求其他發展中國家都按照中國的模式進行革命，更不應該要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采取中國的模式”；“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定要根據本國的實際製定自己的政策，同樣也要尊重別的國家、別的黨的實際”。[29]
其三，中蘇兩黨在大論戰中“都講了許多空話”。盡管雙方都信誓旦旦地認為自己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都引經據典地搬出“老祖宗”以論證對方的錯誤，但事實上，“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麽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並沒有完全搞清楚”，“怎麽搞社會主義，它也吹不起牛皮”。同樣，我們過去的認識也“不是完全清醒的”[30]，也就是說，在當年的論戰中，雙方都是在隔空喊話，看似轟轟烈烈，實際上並不對症，當然隻能放空炮，講空話。
其四，在論戰中，蘇共的根本錯誤在於以自己為中心發號施令，中共的根本錯誤也是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實踐去評判國際共運的是非。至於論戰中雙方的具體觀點，則需要具體分析，不能籠統地肯定或否定。例如，雖然毛澤東把蘇聯和南斯拉夫當時為搞活經濟所采取的一些刺激經濟的措施統統斥之為“複辟資本主義”，但提出社會主義國家應當警惕“官僚特權階層”的出現，這一論斷背後蘊涵的東西要比那些以歪曲了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東西深刻得多，也複雜得多。盡管毛澤東最終也沒能跳出斯大林模式的窠臼，但他提出“以蘇為鑒”，試圖走出一條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努力，仍可看成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起步。今天反思“九評”，不能在倒掉汙水的同時也把嬰兒一起倒掉。這或許正是鄧小平針對當年那場論戰，說“我們的錯誤不是在個別觀點，個別觀點上誰對誰錯很難講。應該說，我們的許多觀點現在看還是很正確的”[31]這句話的深意。
(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這是我們吃了苦頭總結出來的經驗”[32]
這裏所謂的“苦頭”，就是中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所遭遇的種種曲折，其中就包括中蘇論戰。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針對許多相關問題提出的論點，就其本身來看，並不是直接針對中蘇大論戰所作的評論，但顯然吸取了論戰的經驗和教訓。當然，對於這場論戰經驗和教訓的總結，並不僅僅是針對中國一方，而是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高度對中蘇雙方言與行的深刻反思。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如何評價毛澤東，不僅涉及毛澤東個人，也“不隻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鄧小平表示，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對毛澤東同誌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誌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曆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寫過頭，給毛澤東同誌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曆史事實的”；“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我們對毛主席的評價要非常客觀，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過”；“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33]。鄧小平在如何對待毛澤東的問題上所麵臨的，與當初赫魯曉夫如何對待斯大林問題如出一轍，斯大林問題也是中蘇論戰中雙方爭執的一個主要問題。不難看出，鄧小平吸取了赫魯曉夫處理斯大林問題的教訓，並就中蘇論戰中雙方的觀點進行了認真反思。
公開論戰的方式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反而更容易激化矛盾。中蘇雙方當年都曾為彌補裂痕進行了多種嚐試和努力，但在劍拔弩張的論戰氣氛下，任何一方試圖改變對方的努力都隻能反過來加劇彼此間的隔閡、猜忌與敵意。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在談到同外國黨在思想理論上的分歧問題時指出：“政治問題上要維持和發展友好合作的關係。對他們的理論、思想觀點，我們不替他們宣傳。他們自己宣傳什麽，主張什麽，我們不作評論，不同他們爭論，更不要像過去那樣公開地批評他們。是對是錯，由他們自己去判斷。”[34]鄧小平後來曾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應該說，這一“發明”不隻是針對國內不同意見分歧的，也是針對國際上兄弟黨對我們改革開放政策的不同看法的。在這一原則指導下，當一些黨對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提出這樣那樣的批評時，我們沒有再同它們進行論戰。這不是軟弱，而是一種政治智慧，一種政治藝術。實踐表明，改革開放實際績效的說服力，遠比隔空喊話的口水戰要強大得多。“不搞爭論”是對大論戰方式的直接否定。
“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不當頭”也是中蘇論戰的一個重要教訓。從兩大陣營對抗的基點出發，毛澤東曾經認為，社會主義陣營必須要有一個“首”，而這個“首”隻能是蘇聯。毛澤東多次使用了“以蘇聯為首的世界反帝國主義陣線”、“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等概念。1957年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又使用了“以蘇為首”的提法，並對反對使用這一提法的波蘭等國進行了說服工作。後來，“以蘇為首”問題成了中蘇雙方爭執的問題之一。毛澤東認為“為首”不過是“召集會議的人”，而在赫魯曉夫看來，中共不能既奉蘇聯為首而又處處與蘇共唱對台戲。實踐表明，中方對蘇方在“為首”過程中表現出的大國主義和大黨主義極為不滿，而蘇共領導人的心情也並不愉快，感覺中共一方麵主張“以蘇聯為首”，另一方麵“向蘇聯臉上吐痰”。毛澤東提出讓蘇聯當頭，主要是中國經驗少，實力小，“沒有這個資格”，“這樣為首就很困難，召集會議人家不聽”[35]。
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鄧小平的認識顯然更深了一層。在鄧小平看來，“不當頭”並不僅僅是一種韜晦之術。“力量不夠”固然是“當不起頭”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還在於“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這一認識不僅來自中國傳統的政治智慧，也是深刻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尤其是中蘇論戰的經驗教訓得出的結論。
與此相關的是鄧小平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心論的否定。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共曾把共產國際視為世界革命的中心，其後又把蘇聯看成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雖然後來蘇方一再提出改變這一提法，但中共中央直到1960年底莫斯科會議期間才最終同意。其間，中共積極維護了蘇聯的“中心”地位，例如，正是由於毛澤東的積極工作和中國黨的堅持，以蘇共為中心才得以寫進1957年《莫斯科宣言》；蘇共二十一大召開前，針對蘇共擬在報告中取消以蘇為首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蘇為中心的提法，中共代表團明確表示不讚成，並最終得到了蘇方的讓步[36]。中蘇論戰全麵升級之後，中共不再堅持以蘇聯為中心，但在繼之而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則公開宣布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鄧小平在反思社會主義國家黨際關係的曲折發展時指出：“任何國家的革命道路問題，都要由本國的共產黨人自己去思考和解決”，“任何大黨和老黨都不能以最高發言人自居”；“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決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我們也不讚成有什麽‘中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沒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37]。
三、“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毛澤東提出“以蘇為鑒”，是希望走出一條不同於蘇聯的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的路子。遺憾的是，在中蘇論戰的背景下，這一探索後來逐步走向了反麵，走上了一條比斯大林模式更“左”的發展道路。鄧小平後來說：“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我們現在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要建設的是具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38]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命題的提出，既是毛澤東未能完成的探索的繼續，也是對“九評”理論基礎的根本顛覆。以“九評”為集中體現的社會主義觀，是在當時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下形成的，其總的指導思想是“左”，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文化大革命”中許多被當作資本主義或修正主義加以批判的東西，有的直接來自“九評”的一些結論，有的是從這些結論中推演出來的。如果肯定以“九評”為集中體現的那種社會主義理念，就必然要否定而且也不可能有改革開放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必然要否定而且也不可能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反過來也可以說，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是從根本上對以“九評”為集中體現的社會主義理念的否定。
首先，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徹底拋棄傳統的斯大林模式，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鄧小平認為，“從總的狀況來說，我們國家的機構體製基本上是從蘇聯來的，是一種落後的東西……有好多體製問題要重新考慮”[39]；“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後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雖然隻有寥寥數語，但一褒一貶之間已經從根本上否定了斯大林模式。“我們以前是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後來又講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因為“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我們原來的政治體製也是“從蘇聯模式來的。看來這個模式在蘇聯也不是很成功的”[40]，所以必須在進行經濟體製改革的同時進行政治體製的改革。
其次，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思路，就必須對總的國際局勢作出新的判斷。“講戰爭的危險，從毛主席那個時候講起，講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幫’後我們又講了好久”；“我們過去的提法，是立足於早打、立足於大打、立足於明天就打”，“現在我們應該真正冷靜地做出新的判斷”，這個新的判斷就是“爭取比較長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41]。這個判斷修正了“九評”所堅持的“戰爭引起革命，革命製止戰爭”的傳統戰爭與和平觀，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立的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方針，就是建立在這一判斷之上的。
再次，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思路，還必須對總的國內局勢作出新的判斷。“九評”的一個基本支點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以階級鬥爭為綱，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結果，“經過幾次波折，始終沒有把我們的工作著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這方麵來”[42]。改革開放以後確立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從根本上否定了“九評”所依據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這一否定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回歸，它既“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問題是要把什麽叫社會主義搞清楚，把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搞清楚”[43]。
最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徹底否定“九評”的自我封閉主張，實行全方位的開放政策。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是一種封閉形態的社會主義，其封閉性表現在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麵。對內，社會主義因素不可能在資本主義內部產生，它必須在“空地上”創造新的經濟形式。這種理論把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絕對對立起來，一切資本主義的因素，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還是思想觀念的，都要毫不留情地予以鏟除，以便建立起“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新社會。對外，斯大林不承認社會主義國家與整個世界市場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係，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與鬥爭是不可調和的，其“經濟結果，就是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瓦解”，以及“兩個平行的也是相互對立的世界市場”的出現[44]。從兩個平行、對立的世界市場理論出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製度便不再有和平共處的可能。在這一理論指導下，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基本上中斷了同西方國家的經濟聯係，甚至在西方科技革命蓬勃開展之後，自身生產力已十分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仍然拒絕引進西方的先進科技成果和管理經驗，拒絕實行對資本主義世界的開放政策。封閉形態的社會主義，無論其理論還是實踐，集中到一點，就是認定搞社會主義必須絕對排斥資本主義，必須同資本主義體係絕對對立。這一認識嚴重製約了蘇聯及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中蘇論戰時期，我們甚至把赫魯曉夫訪美期間接見企業代表時所說的“要在工業、農業方麵學習美國，學習美國的利潤原則，要采取資本主義企業管理方法”也斥之為“假共產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處理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時，具有明顯的開放性和包容性。首先，從思想層麵來看，我們基本上能夠用開放和包容的心態對待當代資本主義這個“天敵”，對改革開放背景下出現的新事物不再動輒上綱上線，斥之為“資本主義複辟”；對“資本主義的”東西卷土重來能夠冷靜對待，不再簡單地把資本主義與“腐朽”、“罪惡”等劃等號；開始更多地從共性方麵看待對方，強調借鑒資本主義所創造的、屬於人類文明成果的東西，強調全球化背景下兩種主義和兩種製度之間的共存、交流與合作。總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非常清醒地認識到：“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45]其次，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改變了戰爭不可避免的觀點，重新解讀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製度將會長期共存，社會主義國家不僅要與資本主義世界發展正常的經濟貿易關係，還要發展政治、軍事、文化等各方麵的交流與合作。和平共處、合作交流、和平競爭已逐漸成為兩種製度相互關係的基本態勢。正是在總結過去處理同資本主義世界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鄧小平強調指出：“中國觀察國家關係問題不是看社會製度”，而是“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談問題和處理問題。”[46]
(責任編輯：蔣銳)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蘇大論戰史論”；項目號： 05BKS026。）
注釋：
[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頁。
[2]武市紅、高屹主編：《鄧小平與共和國重大曆史事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頁。
[3]吳冷西：《十年論戰》，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5頁。
[4]師哲：《在曆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頁。
[5]武市紅、高屹主編：《鄧小平與共和國重大曆史事件》，第88頁。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96頁。
[7]吳冷西：《十年論戰》，第6—7、8、18—19、21頁。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第1068、1086頁。
[9]吳冷西：《十年論戰》，第340頁。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第1092、1264—1266、1277頁。
[11][12]同上。
[13]吳冷西：《十年論戰》，第560、97—98、153—154頁。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第1093、1117頁。
[15]吳冷西：《十年論戰》，第440、624、717、738頁。
[16]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曆記》，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頁。
[1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頁。
[18]《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頁。
[19]吳冷西：《十年論戰》，第13頁。
[20]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頁。
[21]外交部檔案館編：《偉人的足跡》，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頁。
[2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73、294—295頁。
[23]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246、272頁。
[24]《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7頁。
[25]朱良：《無私無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載《炎黃春秋》2006年第8期。
[26]《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7頁。
[27]《鄧小平同誌重要談話(1987年2月—7月)》，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頁。
[28]《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頁。
[29]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第283頁。
[30]《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9、63頁。
[31]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第272頁。
[3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95頁。
[33]《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9、301、299、301—302、344、353、347頁。
[34]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第279頁。
[35]《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3頁；《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頁；《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625—626頁；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頁。
[3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71、203—204頁。
[37]《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7、237、191頁。
[38]同上，第261頁。
[39]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第77頁。
[40]《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9、203、373、178頁。
[41]《鄧小平外交思想學習綱要》，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3頁。
[42]《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49頁。
[43]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第457頁。
[44]《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1頁。
[45]《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
[46]《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3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