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戴晴：《鄧小平在1989》謎團：鄧小平或以專製結束專製？
紐約 —
中國調查記者、著名作家戴晴基於自身親曆、訪問和研究撰寫的《鄧小平在1989》最近在紐約推出修訂版。戴晴在媒體上消失多年之後接受美國之音《縱深視角》獨家專訪， 她認為1989年早春時刻，中國共產黨麵臨可以選擇的“兩個傳統”，即蘇聯--共產國際傳統和中國千年文化經台灣傳下來的傳統 ，如果繼承了台灣這條線的傳統，並在中國逐步推行，中國有機會可以走入世界。她說鄧小平當時考慮推動政治改革, 但是最終因為鎮壓六四學生運動戛然而止。
中共改革會向世界靠攏？
戴晴樂觀地認為1989年六四之前，鄧小平考慮中國“推進實質性改革”，她認為鄧小平 “或許得以專製手段結束專製開啟新體製的開端”。戴晴的判斷是基於汪鋒和李銳都透露，鄧小平可能將四個堅持從憲法中移除。在《鄧小平在1989》中，戴晴指出，“紅色中國，曾因執政黨的醒悟而逐日向世界靠攏” 。
戴晴說，1989年年初胡耀邦去世前 。當時中共上層的政治結構為鄧胡趙體製。隻要能夠保證社會穩定一點一點往前走，中國還是有希望的。她解釋說，在中國共產黨的“兩個傳統”中，一個是指蘇聯-共產國際這條線傳下來的傳統 ，一個是中國千年文化-國民黨-北洋-台灣這條線傳下來的文化 ，如果繼承了台灣這條線的傳統，“毫米前進”，也許中國可以走入世界。 不過，結果是中國“走成了今天。”
戴晴在專訪中還談到，鄧小平說過中國最大的危險不是自由化 ，不讓中國轉型的還是左傾 。（注，鄧小平原話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他臨死之前的夢想是讓中國逐漸變成香港和台灣。
其他中國研究學者認為戴晴對鄧小平改革的評價過於樂觀。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89民運史》作者陳小雅批判戴晴對”政治家的寬容和大度近乎溺愛 。。。不停的點‘讚’ ，並不時報以驚歎！”。吳國光教授在為戴晴的《鄧小平在1989》寫的《序》中，針對戴晴提出的 “毫米前進”策略提出了瓶頸問題。他說 “‘毫米推進’早晚必定觸碰到中共底線而無法延續。中國政治學者劉軍寧認為中共的改革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經濟學家許成鋼說，極權共產黨國家轉型成功的紀錄是零。
戴晴解釋說，對於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能夠逐步改變不能盲目樂觀。她舉例說，到了十八大的時候還有一批人給習近平寫信，希望他能夠像他的父親習仲勳一樣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這就是盲目樂觀。
鄧小平是毛澤東的愛徒而非忠仆
趙紫陽在回憶錄 《改革曆程》說，鄧小平心目中的改革”主要的是一種行政改革“ ， 曾參與中共政治體製改革研討和設計的吳偉曾經說，代表鄧小平政治思想最高點的《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講話，對民主有”深刻的認識“，這是1980年8月，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上的一個講話。但到了1986年，他政治體製改革目標已經不再是解決權力集中問題，實質就是行政改革。
戴晴告訴《縱深視角》，對鄧小平改革的誤判是在眾多鄧小平的看似矛盾決策中將其中之一當作他的真實決策。她指出，鄧小平是毛澤東的愛徒而非忠仆，這意味他很多東西是從毛澤東學來的，例如，“共產黨說了算”這是不能改的， “鄧小平最恨的就是分權， 分共產黨的權”。
“六四”結束了鄧小平改革？
戴晴認為六四是鄧小平有限製的改革與陳雲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同方向的惡鬥，陳雲最終獲得勝利，使得鄧小平改革結束。此外，她也認為對六四的看法反應了鄧小平和他傾力支持的趙紫陽之間，存在根本的區別。戴晴用哲學家韋伯的責任倫理和道德倫理來解釋。她說鄧小平信奉的是責任倫理，他認為自己有責任讓老百姓安居樂業，他非常喜歡趙紫陽，是希望趙紫陽在一線執行他的政策。但趙紫陽信奉的是道德倫理。他認為不能隻照顧到民眾的民生需求，還要肯定自由思想的需要，所以他要讓抗議學生把話說出來，反對把正規部隊調到城市裏來麵對普通民眾。戴晴說，在道德倫理最深處，鄧趙是不一樣的。他們之間的分歧和衝突根源在此。
“六四”經常與“愛國民主運動”相提並論。戴晴在《鄧小平在1989》則提出六四並非民主主義運動，而是中國在現代化轉型期間一個最大的悲劇。15年前，戴晴在一次討論會上首次提出了這種看法。
在參與“六四”的著名知識分子中，戴晴並不是第一個對”六四“的性質有不同看法的人。作家蘇曉康就認為，“六四”是一次失敗的民間抗議。
在西方，前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目前在中國浙江大學任教的趙鼎新在2001年出版的《天安門的力量：國家- 社會的關係和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被同行認為是西方學者對六四曆史課題研究中最重要、有意義的研究之一。寫有《《六四：1989年的天安門抗議與北京屠殺》》的加拿大社會曆史學學者周傑榮（Jeremy Brown）告訴美國之音，趙鼎新“非常好地解釋了各方各麵的學生運動是怎麽開始的，有什麽問題。因為學生當然犯了很多錯誤，它不是一個完善的運動。”
趙鼎新用“八九學運”來指稱“六四”，並定義其為“爆發於威權體製內部的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學生們通過要求政治改革來挑戰國家，可以將此事件看成一起“失敗了的革命”。
戴晴認為，“愛國”兩字沒有爭議，但“民主運動”這四個字要商榷。 她認為民主運動應該是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社會、在個人、經濟體製和文化成熟的土壤上生長。一個民主運動需要有組織和往前推進的綱領， 而1989年的中國隻有列寧主義留下的階級鬥爭和毛澤東留下的鬥爭決定一切。她說，胡耀邦下台是終結中共改革的開始，趙紫陽下台則是改革的終點，鄧小平有讓中國變成香港和台灣的夢，最後以失敗告終。後來從江澤民到習近平，中國回到了專製的老路，唯一的差別是既得利益者如何從中獲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