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軍: 親曆大躍進, 一個河南農家子弟的見證
作者：王軍
我們村龍虎灘，是明朝大太監黃錦的故鄉，他嘉靖年間重修了中國第一古刹白馬寺，還重修了本村的龍王廟，這座龍王廟後來成了我們村的小學。
1957年秋季，我入學那天，是個晴朗炎熱的午後……
愛國衛生運動
1958年春季的愛國衛生運動、掃盲、除四害熱潮，是大躍進的前奏。下圖是我父親日記中的一頁，記錄了1958年3月15日在孟津縣平樂鄉參加的一個“緊急會議”的記錄。1.關於衛生工作：先街道，刷牆壁，搞好環境衛生；勤洗換衣服，打掃車間。2.掃除文盲，除四害。3.綠化。（廚房衛生）幹部負不到責任，撤職反醒（省），若有部門衛生搞不好，大字報封門，或停止營葉（業）。訂出計劃，洗換衣服。
回憶我們偃師的情況，也是如此。村裏也是一番熱火朝天的景象：白石灰水刷過的土牆壁上，都用黑色或鐵紅色寫著“除四害，講衛生，大搞衛生運動”“掃除文盲”“科學種田”之類醒目的標語口號。家家戶戶要天天掃地，保持清潔，廚房牆上要有筷子袋（布或牛皮紙做的，家庭每個成員的筷子單獨放在一個格子裏），家裏所有的老鼠洞要堵起來……村裏派女黨員專人檢查，分為三個等級：分別用紅、綠、白紙條（大約10X4CM大小）印上“最清潔”“清潔”和“不清潔”，再粘貼在相應各家的大門上（很少有貼白色的）。
記得，那天中午放學回去，正遇上檢查組到我們街，多數大門上都是紅或綠，隻有“螞蟻爺”家大門上是白紙“不清潔”，原因是，“檢查團”來時，螞蟻爺早上起來的尿罐沒有倒，檢查組的人讓他肩挑尿罐，手拿白旗，隨著檢查組的人遊街。正好中午放學，後邊跟了一群學生在看。
黃治統老師說，他當時在離家很遠的外地工作，星期天回來很累，上午在家睡覺休息，村裏的婦女幹部帶領檢查組進屋來，要檢查床下的老鼠洞堵了沒有，弄得他非常尷尬。
那時我村學校校長是魏宏，配合上級中心工作也很認真。學校要求每人一個口罩、一個牙刷、一個蒼蠅拍。每天早上要用鹽水刷牙，早飯後和午飯後，校門口有學生幹部檢查學生是否洗手、洗臉，少先隊員是否佩戴紅領巾，午飯後上學，班主任還要驗收打死的蒼蠅數量，超額表揚；高年級要求交麻雀腿或老鼠尾巴。
因此，高年級男生大都理直氣壯地購置了彈弓（以前是被禁止的），用於打麻雀。五年級的王建永打得最準，一天打了20多隻，送到大隊部，受到工作員王克儉的誇獎。
女生和我們1－3年級的學生，要求交蒼蠅或蠅蛹。我姐姐是4年級，任務是每天1隻老鼠；我是2年級，任務是每天50隻蒼蠅；同院的進良是一年級，任務是10個蠅蛹。
我們二年級班主任是張淑芬。一個炎熱的下午，第一節課前，張老師讓我們端坐在教室，她到校長那裏拿來了“大安”（磺胺脒啶片），每人一片。然後，告訴我們“這是防治腦膜炎的”（之前我們村因腦膜炎死過幾個小孩）再從校長室取來熱水，讓我們一一喝下。這是免費的。
一天下午，我們街上來了一汽車人，是附近的河南省榮譽軍人療養院（現在的榮康醫院）的。他們帶著帆布手套，提著水桶和鐵水壺，把寨牆旁邊一個高高的穀草垛整個搬了家，因為在那下麵有許多老鼠洞。他們用那長嘴的鐵水壺，同時從多個老鼠洞口向裏麵灌水。另外的人戴著帆布手套，在旁邊嚴陣以待，出來一個，捉住一個，不長時間就將整個草垛下的老鼠全部解決了。這真是一場人民戰爭啊！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做法，確實是一哄而起——有些刮“五風”的味道，可這些措施也是對人民的生命健康有益的，應該和1959年江西餘江消滅了血吸蟲病的曆史事件是一脈相承的吧。
掃盲運動
村裏的土牆壁上還有“掃除文盲，大搞掃除文盲運動”的內容。
農村文盲中，從舊社會過來的，一字不識的家庭婦女占的比例最大。我們院子北頭四娘家的過廳大屋裏，那段時間，每天晚上都把全隊的文盲集中到這裏學認字。我陪同母親去過一次。
大屋裏煤油燈照著，“老師”在東頭的土牆壁上用白粉筆寫幾個漢字“人、手、大”等，讓這些“嘰嘰喳喳”的婦女們認、讀，然後，讓她們自己用一隻手在另一隻手心裏或膝蓋上學著畫。多數婦女都拿著要納的鞋底子，沒心學。也有家務不多，有點閑心的人願意學。
摘自馬東岐著《省莊村落文化》
我記得，我們院裏九娘就是愛學的一個。那天中午我放學回來，她在廚房剛做好了飯出來，便要我看看她寫的“人”字對不對。她右手拿一根筷子，在廚房門口的地上艱難地、歪歪扭扭地寫了出來。我說“對！”她像幹完了一件大事一樣，很高興。
但這個夜校沒幾天就不辦了，畢竟女人人們要下地勞動，還要做家務……
公社武裝部長肖萬卷
1958年農業上大搞“深翻土地”時，公社武裝部部長肖萬卷在我村住隊。
記憶中，他高個子，黑紅的臉膛，黑胡茬，身材魁梧，穿一身褪色的舊軍裝，屁股後別著二八盒子，樣子威武。人們議論起來，都說他很厲害。
秋收剛過，在村北門外“皂角樹井”上那個“大搞深翻土地”指揮部附近，經常見有他的身影。那裏，皂角樹上掛個大喇叭，整天響著，除了廣播叫人，就是放唱片——當時流行的歌或戲曲；地頭插著的許多彩旗迎風招展，青年隊的社員們在這塊地裏麵朝東“一字”排開，每人一張一尺多長的鋼鍁，開展深翻競賽，場麵確實鼓舞人心。
那時公社的電話直通到這個指揮部裏，電話用得最多的恐怕就是肖萬卷——“肖部長”了（那時人們都這樣叫他）。我常聽高年級的學生們講述“肖部長”的事：“喂，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肖萬卷，請給我接……”他每次打電話都這樣的開頭。我們小學生在街上見了他，都尊敬地叫他“肖部長”。他隻是微微一笑，給我們的是和藹可敬的感覺。
有一次，麥收季節的晚上，肖部長在我們生產隊主持召開了一個特別的社員會。在李黑子家門前的街道上，人們隨便找個地方坐下。他站在路北邊石頭處的馬燈旁給大家講話，先說麥收大忙的形勢，轉而便說：“生產隊幹部要關心愛護群眾，而近來有的幹部在地裏負責拾麥時打群眾，非常野蠻……王XX，過來！”
王XX從人堆裏走了出來，站到了他的旁邊。忽然，從暗處過來兩個帶槍的民兵，一齊把槍栓“哢嚓”一拉，站到了王的兩邊。在場的人們都屏住了呼吸，會場上靜悄悄的。兩個民兵把王XX帶到大隊去了，肖部長簡短作了總結就散會了。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見到共產黨幹部為平民百姓撐腰的事。
那次過後不久，一個炎熱的中午剛吃過飯，在我們隊食堂門口的路上，肖部長召集全隊社員開會。人到齊後，他把食堂裏做飯的四個炊事員一一叫出來，站到眾人麵前，然後讓人用條盤從食堂裏把幾碗麵條端了出來，放在當街的路上。肖部長當著社員的麵嚴厲批評這幾個炊事員，他們一個個低著頭站在眾人麵前，任憑肖部長的訓斥。原來是這樣的，這幾個炊事員趁社員們下地以後，在食堂開小灶，做起了麵條，正好被肖部長碰上了。
肖萬卷——肖部長給我的印象是，那年代，從部隊上下來的幹部不搞特權，為平民百姓利益著想，使共產黨在人民中樹立了良好的形象。
改革開放後他到了縣木建社，我村王森和他在一個單位。但在這社會風氣日下的年代，不知他變質了沒有，但願不會吧！
那時的“辯論”
1959年的“反右傾”刮“五風”，到了讓人不寒而栗的地步。
記得一個下午，放學後，和幾個同學到大隊部那裏去，看到門口一大群外來的人（那時常來參觀團），圍著七隊的王拽正在進行“辯論”（鬥爭）。聽大意好像是他說了什麽落後話，讓他站到北邊的牆梗上。
那大約70厘米高，20厘米寬的地方，在七嘴八舌的“辯論”中被人故意推搡，栽了下來，然後在眾人的圍鬥下遭受亂打亂踢。他一個四五十歲的老人（那時絕對是老人）被鬥得雙手抱著頭呼叫……我看得有些害怕——這就是“參觀團”的 “辯論”，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紮下了根。
這樣的參觀團後來還來過我們村多次，但“辯論”我隻見過那一次。事後我想，那外村的人怎麽會知道我們村的人及其發生的事呢？但後來的文革初期（1966年秋天），這個王拽又挨了一次打。這次是在支書領導下的本村人打的，他被當成牛鬼蛇神中的一員，還是那樣躺在地上任人腳踢拳打，抱著頭呼叫。這次我親耳聽到他在呼叫著“娘呀娘呀……”
村幹部越來越無所顧忌，被鬥的人越來淒慘。然而，到了1967年－1968年間，周恩來要解放軍、領導幹部支持造反派，中央領導還表態“河南二七公社”是正確的。本村的“紅戰團”是造反派組織，便是這一派係的。那個曾兩次挨打的王拽便是這個組織裏的一員，他們終於揚眉吐氣了。
記得那次，“紅戰團”在村裏敲鑼打鼓地呼著口號遊行。隊伍到了“支書”的門口，王拽簡直有些聲嘶力竭地奮力舉起右拳呼喊：“打斷黃X的狗腿！”這樣的口號，人們當然是沒法響應，但從中可以看出，這樣的下層人多少年來積聚在內心的憤怒，終於可以發泄了。
好景不長，“翻燒餅”的形勢使“造反派”曇花一現，他們終於又回到了原點；支書還是支書，王拽還是王拽。但我對“辯論”這個詞的最初理解，卻是來自於1959年時的“王拽”。
“抓饃吃嘴”和商丘討飯的
1960年冬天，我正在村裏上小學四年級。農曆十一月一日是我們村“會”的日子，前一天（星期六）下午，因校長等幾個外村老師，須回家趕路，早早就放學了。我們一群男生就到大街上去看看提前來“趕會”的粉湯鍋、包子棚（學生們沒有錢，隻能去看熱鬧了）。到了“大門口”那裏，隻有提前來到的兩個粉湯鍋和一個包子棚，還有零星的三兩個小販。
在這裏閑逛的多是村中幾個不能下地勞動的老者，下地勞動的社員們都還沒有收工。我們這群學生一來，嘰嘰喳喳地給這裏添了些活力。夕陽將要西下，西北風中的陽光也顯得微弱無力。從北邊的“官過道”內出來個推自行車的外村人（村南洛河有渡口，常有外地人路過這裏），40歲上下，看穿戴像個教師。他在小攤販那兒一元五角錢買了三個“油旋”，兩個裝進提兜裏紮好了，再開始享用手中這個。
那時是“吃食堂飯”生活最艱難的時期，對於整日在饑餓中受折磨的人，能見到如此情景，也實在令人羨慕和眼饞。
這人剛咬了一口在嘴裏嚼著，忽然從他的肩膀上伸出了一隻髒而瘦的手，飛快地抓走了那已經咬開的燒餅。他驚恐地回頭，是一個十七八歲，純粹乞丐模樣的小夥子，高高的個子，蓬頭垢麵，破了的黑棉襖沒有扣子，腰間紮根草繩，衣袖短得遮不住手腕，黑單褲，破棉鞋，沒襪子。
抓到了燒餅之後，迅速用雙手把它揉碎扔到地上的塵土裏，然後跪爬在地上，從土裏揀拾著已經髒了的饃屑，不顧一切地往嘴裏塞。等那被搶了燒餅的人明白過來，憤怒地正要抬手打他，旁邊幾個在看“熱鬧”的老年人嚴肅地說：“別打他！別打他！……”
此時，我突然感到了老人們對饑餓者的由衷同情。那人隻好收回了已經舉起來的巴掌，無可奈何地推了自行車向南邊的渡口走去。那乞丐不知是從哪裏來，也不知要到哪裏去，但誰都知道他是饑餓難忍不得已而為之！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所見——抓饃吃嘴。
此情此景，使我真正明白了之前老年人所說：舊社會有“抓饃吃嘴”的是什麽意思了。親見饑餓的乞丐不憚把帶土的饃屑急切地吃進嘴裏；又見那40歲上下教師模樣的人才吃了一口的“油旋”頃刻就沒了；剩下的兩個是給子女，還是給父母？……我不得而知。
但我想了很多，想了很久，一直到現在——60多年了。當時在場的同學、村人們至今也一定不會忘記！它永遠成為了曆史，後輩們也許不可思議，但這真真切切，在我心裏永遠揮之不去。
那時，村裏幾乎每天都有絡繹不絕的“要飯吃”，大多來自豫東的蘭考和商丘，也有個別安徽和徐州的。
“抓饃吃嘴”之後不久的冬耕時節，又是一天下午放學後，我們幾個男生去東城牆那兒看75鏈軌拖拉機耕地，在東城牆上北頭那個唯一的窯洞裏，見到了更悲慘的一幕：來逃荒要飯的一家四口，分別是近50歲的夫妻兩口和一個五六歲的男孩、一個三四歲的女孩。男人躺在麥秸上閉著眼睛，口吐白沫，喘著粗氣，奄奄一息；五歲男孩已經死去；女人邊哭邊用籃子裏的破布收拾死去的兒子；不懂事的女孩在一邊玩著什麽……
這窯洞口朝西，沒什麽遮擋，像是獅子張開的大口，我擔心夜裏他們怎麽禦寒呢？我們轉到東邊洞後去看了看，那裏有一塊胡蘿卜地，旁邊拉的屎全是胡蘿卜。看來他們一家是為了吃的，才不顧寒冷住在這裏的吧。
正在負責犁地的大隊幹部鮑玉柱來看了這一幕後，問這女人是哪裏人？她說：“商丘的。”老鮑便吩咐人回村，從二隊食堂裏提來了些熱幹粉湯——為了挽救這垂危的男子。我從內心裏感到老鮑是個好人，對他產生了敬意。
眼看太陽已經落山，寒冷漸漸襲來，我們這幾個不諳世事的學生議論著朝村子走去。那一家四口——死去的、奄奄一息的和還活著的討飯人，後來到底怎麽了，至今我無從知道。
10年之後，在部隊裏，戰友楊新誠和商丘的黃太亭開玩笑說：“你到我們村要過飯，我見過你！”小黃紅著臉不好意思地說：“我不想去，那是我媽要讓我去的。”這個莫須有的玩笑卻讓小黃道出了實情。（2018年9月我到商丘見到了黃太亭，他已經是個退休工人了。）……我不由得便想到了1960年的這一幕。
民以食為天，還是讓我們敬畏糧食和重視農業吧！
我的平生第一照
小時渴望照相，大人說“等到小學畢業時都可以照相”終於等到了畢業（1963年4月）——機會來了，同學紛紛交錢，我也興高采烈地回家取錢，母親劈頭一句生氣的話“哪有錢？還照相哩！”我失望而生氣地說：“那我就我不上學了！”
當年的教室。三四年級在樓下，五六年級在樓上
那天我真的不不打算上學了。並設想了多種日後的生活道路。在街上遊蕩了一天，傍晚時分，兩個班幹部來找我，說老師讓我現在去學校。我拒絕了，吃過晚飯，約了好友王獻同學和我一同到學校取書具，不巧被校長閻春茂發現，東西被攔下。他和同班主任胡建永及照相師傅老徐一同歸勸我，我一聲不吭地聽他們三人滔滔不絕地講了許多，但對我一點兒也沒用，隻好第二天早上再去學校。
次日上完早自習要放學時，他們讓我去照相，怎麽勸說我都不去（我知道家裏經濟十分困難，但哪能說出？）隻說“我不上學了”。許多師生都在場圍觀，校長閻春茂和照相的老徐怎麽勸說也沒用，心想：我不上學了，也不讓我走，還這麽老纏著我幹麽？我委屈地哭了。
忽然，黃士文老師（是我四、五年級時的班主任，也是當時教師中年齡最小的。四年級時他曾教我使用《四角號碼字典》）走上前對我說：“咱倆關係美不美？”“美。”“你既然不上了，咱倆合個影作留念，行不行？”他又補充道：“我掏錢。”我猶豫片刻，隻好說：“好吧。”
這是我後來從小學畢業證上揭下來的
我擦幹了眼淚，和他在一條長凳上坐下,他在我的左邊，照相師傅說“注意！向這看！”我感覺到黃老師悄悄地移了過去……在眾目睽睽之下，便有了這張照片——終生難忘的“我的平生第一照”。
後來，直到我有了工資，便拚命地照相——不但自己照，給別人照，再後來就買了照相機：起初買了裝膠卷的日本“理光”，再後來是卡片機“富士”，女兒理解我，不僅給我買了筆記本電腦，還給買了美國的數碼“尼康”。今天雖然如了心願，但不堪回首的往事還是讓我眼眶濕潤了。好在現在我們都好了。
我和十四哥之間的事
我和五服頭上的十四哥同住一院，他大我四歲。
從小，夜間他常帶我一起外出玩耍：到村裏的大樹下打麻雀，讓我給打手電；陪他到村東頭他的同學黃萬倉家去玩；村東頭的黃友民結婚，我陪他去鬧洞房；胡同裏的倪書勤結婚，我們去吃喜糖……
那是1958年入社之前將近夏天的事，我還不滿八歲，那天是個響晴的天氣，下午放學後，他要完成他父親交給的任務——給家裏的驢割一捆青草。他便帶我一起到村外寨牆的半坡裏去——那裏草多。他割，讓我運。最後割得多了，他把鐮刀靠在一棵小樹上，也和我一起運。
不料，我抱著一摟青草從半坡往下下時，從坡上滾到了寨壕裏，正好胳肢甩在了那靠著小樹的鐮刀上。一看，那麽長的刀口流著血，我嚇哭了，他卻一聲沒吭（可能是害怕）愣在那裏。我隻好一手捂著傷口，哭著回到家裏，實指望奶奶給我包紮並得到些安慰，誰知，家裏一個人也沒有。
我隻好止住了哭聲，獨自想辦法：聽大人說過香灰能止血，我用帶血的左手迅速從院裏“老天爺”台上那香爐裏抓了一把香灰，摁在了這刀口上，又找了一根破布條，用笨拙的左手艱難地把傷口包了，然後再紮起來，最後自己用水把帶血的小手洗了洗。
晚上家人回來，我隻和奶奶說了此事，母親因孩子們多，又忙，從沒過問過此事。此後，我的右胳膊上便留下了這永久的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