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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是可以預測的……邊界條件劃定後，行為就跳不出去。
——孫立哲
昨夜看報，“創意工業”裏有一篇短文介紹孫立哲。讀後很High; 從此又多了一個讓我興奮的名字。遂引。
覺得漸漸地，這一類模式和狀態，使清晰了我的商業理想國。
[孫立哲：生於1951年的阿米巴]
黃錇堅=文 2004年11月21日
如果不是社會動蕩，他也許將成為一位數學家；如果不是家人遭受病痛襲擊，他可能是美國大學的一流學者。當然，生命曆史不能假設，他是毛澤東欽點的五個紅衛兵代表之一；他在延安插隊時，和史鐵生睡一個炕頭；他１９８１年出國，是最早一批在文革後去美國的留學生；文革十年他是上山下鄉的標兵、聞名全國的赤腳醫生；過去十年，他是中國圖書進出口貿易的“把門人”，與十多家出版社成立合資公司，無數計算機、經管類暢銷書的引進，都是他在背後牽線搭橋，１９９０年代中國的外版引進圖書的半壁江山幾乎都和他有關，盡管知道他名字的人並不多。
他就是孫立哲。他就是自己津津樂道的阿米巴變形蟲，不為任何領域所限製。他就像他說的阿米巴，不斷變形，自己永遠有一個強壯的大腦。從小到大的朋友、作家史鐵生說，孫立哲是在“用衝刺的速度跑長跑。不幹成個事情，不算完”。
孫立哲很少談論他曲折而豐富的經曆，他熱衷於抽象的商業理論和未來哲學。他討論時間的起點、前事件、後事件、社會剖麵，他認為未來是可以預測的。“邊界條件劃定後，行為就跳不出去。”他不停地在紙上畫各種曲線圖，關於市場的發展曲線，要在曲線還沒有上升時進入。他畫了很多張紙，每張紙上都有不同的圖形和曲線。他是一個習慣抽象思維的人，沒有說我們想聽的故事。
采訪中間很短的幾分鍾，孫立哲說他喜歡下圍棋，現在還經常在網上和人過招。少年時代，他曾經殺遍清華、北大，號稱“震北京”。一次從海澱殺到西城，“２００多輛自行車在大街上騎過去，跟著看我去下棋，這次遇到對手了，以後不敢叫‘震北京’”。那一次，他遇到的對手是已經獲得全國圍棋少年冠軍的聶衛平。
駕馭未來
在孫立哲眼中，中國出版業的開放和市場的需求經曆了幾波浪潮。“中國出版界和國外開始時隔著一個鐵壁，下麵是盜版，上麵又封得很嚴，兩邊的落差特別大，隻要開一個小縫兒，就會一下子衝下來。比如，我和電子工業出版社合作才兩三年時間，他們就變得非常富有了，就是因為引入計算機圖書。”
在這種思路引導下，孫立哲與多家出版社合資成立公司，從事版權引進。
“出版業的開放分幾個階段，市場也有這麽幾個波浪，獲利機會就在其中。剛開放時，第一個商業機會是語言溝通方麵的，當時造就了外研社、上海外語出版社等品牌。第二個波浪是科技，特別是計算機和ＩＴ。在這個領域進入得早的，都能賺到錢。第三波是現代化的管理知識，比如經管教科書、案例等等。接下來是都市化浪潮形成初級的白領和中產階級。這些人的需求和都市化很有關係，比如心理、就業、勵誌，以及多方位的技能等等。人們更有錢以後，旅遊、保健、理財的需求就會增多。”
為了解釋他眼中的圖書市場，孫立哲給我們畫了許多曲線圖。他把每一門類書籍的發展分成五個階段：準備期、快速上升期、平台期、整合期與成熟期。在準備和上升階段進入這個行業的公司，自然能賺大錢。
在一波又一波的圖書浪潮中，他一直站立潮頭。“在市場上升期，需求大於供給。所謂洛陽紙貴，出什麽書都能發財。進入平台和整合期以後，小的玩家就沒有地位了，終將被淘汰。我們的外語書做得不太好。除了這一個浪潮，後麵幾波我都趕上了。比如，計算機圖書版權引進，我和電子工業出版社、機械工業出版社、水利水電出版社的合作密切。有一段時間，三家出版社出的計算機書，都處於市場領先位置。”
經管類書籍市場，孫立哲也進入得比較早。他的萬國集團公司與機械工業出版社合資成立了華章公司，專做經管類教科書和案例。比如與清華經管學院合作，共打品牌，引入商學院的案例、麥格勞·希爾的ＭＢＡ教材等等。
遼寧教育出版社曾通過孫立哲獲得了“吉尼斯”係列圖書的代理權。當時的社長俞曉群對記者說，“吉尼斯”係列圖書體現了孫立哲的商業理念——“空前絕後”，即下大力氣引進那些中外惟一的圖書品牌。
孫立哲認為，中國和西方出版業的落差有幾百年。西方的出版品牌是幾百年出版積澱下來的，比如牛津大學出版社是５００年曆史。但經典圖書畢竟有限，不是取之不盡，而中國人都在爭奪這些有限的經典。在門戶開放之時，誰先出手，誰先拿到。這些概念對俞曉群的商業決策非常重要。
在孫立哲眼中，閱讀需求的變化和社會形態的轉變密切相關。社會發展到哪個形態，市場自然會出現相應的需求。最初是實用型閱讀，比如課本。接著是功能型閱讀，當社會分工比較細，每個人完成一種特殊的功能時會出現這種需求。第三是情感型，在多種需求中，人們對情感的附加值是最高的；強調服務、強調體驗，這是今後社會的走向；最後變成精神型，大家開始追問終極問題，比如未來理想是什麽？人生目標是什麽？
孫立哲床頭放著《藏在書包裏的玫瑰》，一本關於中學生性問題的暢銷書。他還說郭敬明現在的不如以前寫的好，“當然郭敬明沒法和史鐵生比”，他說時代變化太快，看這些書他能知道新一代到底在想什麽，不看都知道現在的青年一代精神層麵是怎麽回事。
“我現在策劃圖書，一定是朝情感型和精神型這個方向思考。”孫立哲認為，圖書策劃一定要走在社會形態發展的前麵，需要有一種對市場弱信號的捕捉能力。他和輕工業出版社合資成立了一個萬千公司，專門引進心理方麵的圖書。
他與中信出版社的合作也有三年時間，曾引進的書籍包括勵誌、人物傳記、專業理財、財務、法律等多方麵。他的下一步目標，是和國內一家出版集團在海外辦出版社，把中國的出版引出去。
打開大門
孫立哲進入出版，純屬偶然。
１９９１年，他帶妻子回國治病，一麵四處尋醫問藥，一麵著手在中國創辦公司。此前他在美國西北大學醫學院念書，專業是器官移植。這和出版、版權貿易毫無關聯。“這段時間，前前後後我辦了二三十個公司，有醫療器械的，有進出口的，有教育型公司，有學校、印刷廠，還在全國辦了七八個圖文公司，引入蘋果電腦。”孫立哲說。
和電子工業出版社社長梁祥豐的接觸，讓孫立哲發現了一片新領域——他可以扮演中外出版業的中間人。梁祥豐回憶說，雙方的想法一拍即合。當時國外圖書的版權引進非常神秘，大多通過台灣、新加坡、香港的出版商。梁祥豐希望借此擺脫中間商的控製和盤剝。
“我們當時走了一個政策邊緣。在中國，圖書出版是個特許行業，要經過特別審批才可進入。當時，外資、國內企業都不能進入出版行業。雜誌也是如此。我們采取了一個變通的辦法。我以出版社的名義，申請了一個刊號《今日電子》。孫立哲和電子出版社合資成立了一個美迪亞電子技術公司。出版社委托美迪亞公司操作雜誌的具體業務。”梁祥豐說，“《今日電子》是當時國內裝幀最漂亮的雜誌。拿到美國，人家說，中國也出了這麽好的雜誌啊。這樣一來，談合作就有了基礎。”回想當年經曆，梁祥豐依然有些激動。“孫立哲很實幹。到了美國，他開著車，把我從東岸帶到西岸。我們一路唱著紅太陽毛主席的歌，越唱越有勁。他身體並不好，糖尿病，經常要打針。第一次談判時，先把衣服掀開，打一針胰島素。但他就是一個工作狂，拚命三郎。”
他們到亞特蘭大參加了一年一度的美國圖書博覽會，在那裏接觸到很多出版商，和幾家有名的出版公司建立起良好關係。第二年去博覽會時，美國出版公司對這家中國出版社的表現刮目相看。無論是裝幀、翻譯質量，還是國內銷售業績，都讓他們驚訝。電子工業出版社很快和美國５０多家出版社開始版權合作，而且Ｚｉｆｆ Ｄａｖｉｓ、ＩＤＧ、Ｓｙｂｅｘ都是獨家代理。
“國內其他出版社都沒這個意識，前兩年根本沒人和我們競爭。”梁祥豐說。他認為，是孫立哲把電子工業出版社推入了美國市場，讓其很快成為美國主要出版公司非常重視的一家中國合作夥伴。
變形蟲
孫立哲對不同組織的結構頗有研究。他說，傳統的出版製度是一個糖葫蘆，從選題、翻譯編輯、排版、出片到印刷、發行，這一串體係是功能型組織。這種組織的特點是，每一環節隻幹一件事，在市場穩定時，它的效率最高，因為熟能生巧。在這種體係底下，出版社要養一幫人，不管有沒有任務。當圖書市場的需求不斷變化時，老的功能型組織就運轉不靈了，各部分需要重新組合，組織必須變成矩陣式和扁平化，這樣才能對市場快速反應。
“圖書二渠道正是這樣的組織。它有個大腦——策劃者，而市場上有很多資源，比如發行公司、出版社、印刷廠、紙廠、翻譯人才、編輯人才。在市場整合過程中，這些資源是過剩的。隻要有人出價，這些人就會給你幹活。”孫立哲認為，二渠道的人具有網絡性思維方式，就是有能力隨意組合資源。他說這種網絡體係叫阿米巴體係，像一個變形蟲。在迅速變化的市場中，企業的核心能力是一種想象力和策劃能力。
工業時代的企業家，往往夢想著建立一個龐大的公司帝國。但孫立哲認為，出版業最後將扁平化、網絡化。投資這麽多家公司，但他並沒有一個管理團隊。“在這個行業，做一個多層的體係有什麽用？要是有一大幫人天天開會，那我就完了。這樣也不利於年輕人幹活。他們積極性特高，特聰明，知道得比我多，我就在資源配置和組合上花點功夫。這種輕巧靈捷型管理是最好的。”
孫立哲和多家出版社成立了十幾個合資公司，每家公司他都擔任董事長或副董事長。“我這董事長基本不幹活，隻是動動腦筋、進行資源組合。我個人不斷學習，建立知識網絡和人際網絡，特別是國際上的人際網絡。我到世界最好的商學院進修，進入一個強大的校友網，這樣辦事比較容易。”
孫立哲從不固守一個地點，他永遠在嚐試新領域。他是那種天生智商高的人，做任何事都能拔尖。小時候，他想當數學家，因為他家隔壁住著當時是數學所所長的華羅庚，５０年代，華羅庚家裏有蘇聯產的電視機，他的年紀小，哥哥可以有去華羅庚家裏看電視的特權，他隻能在窗戶外麵看窗戶裏麵模糊的黑白電視屏幕。在他眼裏，當數學家就可以有電視看。後來他到延安插隊，從一本《農村醫療手冊》開始，在土窯洞裏做了上千例手術，內外婦兒各科一身兼顧，成了全國知名的知青典型。
近幾年，除了出版，他最關注的是法律和管理，他曾在哈佛商學院杜克大學、馬裏蘭大學、美國西北大學和沃頓商學院進修法律、醫學、金融和ＭＢＡ等。他在金融機構兼職，是中央財經學院兼職教授，還與美國醫學院聯合，在中國搭建社區醫院的網絡。今後十年，他會變成什麽樣，誰都不知道。他是一個出生於１９５１年的阿米巴變形蟲，有一個無比強大的大腦。
風口浪尖搏人生
——訪美國萬國圖文有限公司董事長孫立哲
解說：二OO四年八月，《我是延安人》攝製組遠赴北京，見到了剛剛回到國內的孫立哲。這個當年的北京知青，向我們講述了他那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生經曆。
主持人：那您現在主要從事些什麽工作？
孫立哲：現在很難說有一個特別具體的專業，現在我在國內大概有十來個公司，有的是參股的，有的是獨資的。那麽從領域上講呢，大概分成金融是一個方麵，信息服務是一個方麵，出版是一個方麵，然後有計算機、通迅，還有網絡服務，還有電子商務，大概這麽幾種。
解說：如今，已是美國萬國圖文有限公司董事長的孫立哲，整天奔波在世界各地。然而，三十六年前當他第一次走進延川縣一個叫關家莊的村子時，怎麽也沒有想到，命運竟讓他與赤腳醫生這個行當不期而遇。
孫立哲：沒有，因為我等於清華的子弟嘛，就是清華理工科的，所以說我是初中二年級以後，就文化大革命了。所以我學的等於是沒有學，以前的理想是學理工，所以比較著重於數學、物理，這樣在學校裏邊，所以走以前是沒有這方麵的訓練，嚴格說也沒有任何接觸，當時每個人帶了一本《農村醫療手冊》和一些參考性的書，因為要防止自己有病或同學有病，當時考慮得比較簡單，叫《農村醫療手冊》，當時很流行的，還挺厚的一本書。我們鄰村有一個老鄉，很有意思 上吊了，打架上吊。上吊了以後，半夜裏就叫我，非常匆匆忙忙地叫我，說不行了人已經完了，說趕緊去吧，已經不行了，我去的時候放在一個門板上，放在地上放得平平的，這是四十多歲的一個婦女。結果我一看呢，這個也很可怕臉色很差，然後我就給她聽（心跳），也聽不到什麽心跳，摸脈也摸不到，我當時心裏也是沒底很沒底，也覺得不行了。那時候幾個老鄉在那兒蹲著，好像在說後事怎麽辦，幾乎到了這種程度，已經到了這種程度了。結果我通過學習自學，知道腳底下有幾個穴位，腳底下有兩個穴位叫湧泉穴，和這上麵有一個穴位叫人中穴，紮人中穴位沒有用，後來這個湧泉穴非常強地刺激這個湧泉穴位，紮針很長的針，強烈刺激湧泉穴，這時候喉嚨裏就突然嗝了一下，有動靜，嗝了一下以後，她有這個反應，說明人沒有完全死，結果慢慢地過了半個多鍾頭以後呢，她就開始出現自主性的呼吸，最後居然這個（婦女）根本沒死就活了，就是這些偶然性的情況，就是傳得很廣 而且傳得很離奇，後來就是說等於，怎麽說呢就是等於是老百姓有了病以後呢，等於是我們想辦法，給老百姓提供一些盡可能的幫助，比如我們身上有藥，我們帶了一些藥，帶了一些止疼片，帶了一些抗菌素，以前備用的，用了以後呢就居然有效了。所以老百姓就傳說呢，我們這兒有大夫。
解說：在那些清苦但又充滿激情的日子裏，在和延安老鄉朝夕相處的過程中，孫立哲漸漸明白了醫生這個職業在鄉親們心中的份量。
主持人：那您一開始就是給老鄉看一些簡單的，比如說頭疼腦熱、小孩拉肚子這類的病，後來我知道您逐漸發展到動手術，這個動手術對您來說可能又是一個更大的挑戰了。還記得第一次手術是怎麽做的？
孫立哲：我記得我最早做的一個手術是給一個老紅軍，腿上和屁股上有長期留下來的彈片，外科手術彈片，他屁股上有這個（彈片）他坐著很疼，所以說影響他（坐），然後腿上一走路撐著疼，實際上呢手術其實並不是非常複雜，所以說我當時也做了些準備，然後把這幾個彈片就取出來了，老人很高興。因為他比較表淺，在這之前呢實際上我們做了些，拿兔子、拿豬，包括我們知青點兒養的豬都是我宰的，這個殺豬什麽的，當時非常認真地做了些準備，做了些實驗、做標本、做實驗，等於是增加一些實踐的經驗，甚至我們赤腳醫生相互之間還有實驗，我的背後就被人開了一刀，當實驗品，到現在還是一個疤。
主持人：讓我現在感到非常好奇的就是，在農村那個年代，那樣一種非常艱苦的條件下，做手術給老百姓看病，當時那些手術都是在老百姓家裏做嗎？
孫立哲：我們那個村裏有個寡婦結婚了，結婚了以後，後來有一天推磨，推著推著就突然渾身大汗，然後很快就不行了，就叫人把我叫上去了，前後也就五六分鍾，我見著她以後滿臉煞白，就整個人的嘴唇也白了隻能說一點話。結果我說壞了，我說這個顯然是大出血，當時想的是大出血，到了醫療站以後血壓也量不到了，沒有血壓，血壓也量不到了，結果當時人已經昏迷了。我當時分析是一個宮外孕破裂，結果等我麻藥都沒有打，來不及打，消毒幾乎都沒怎麽消毒，打開手術包就把肚子打開了，非常緊迫，緊迫到極點，而且量血壓沒有血壓，所以人很快就不會說話了。然後我們打開了以後呢，肚子是分層打開的，一打開最後一層的時候，這叫覆膜層裏麵是包著腸子肚子，黑的， 一大片挺黑的，而且張力很大很硬，我們把這個覆膜層打開了以後，那血呀撲一下就噴出來了，臉上和衣裳上全是血。結果我們當時唯一的辦法就是輸血，不輸血是沒有辦法，但是沒有血，也沒有血站也沒有血，結果我們采取什麽辦法呢？第一 手伸進去以後，就把兩個子宮角拿夾子先夾住了，她裏邊是子宮角破裂了，夾住了，然後之後呢拿吊針輸液的瓶子，然後拿那個碗哪，把自己肚子裏的血舀出來，幾層紗布過濾，然後拿輸液瓶子輸回去，輸自己的血， 唯一的辦法，沒有任何的辦法。輸了很大兩大瓶血，然後把血止住了，這個前後因為時間比較快，後來慢慢神誌恢複了，血壓也回來了，加上輸了一點其它的血，居然治好了，這個是必死無疑的，按理。如果我們當時沒有手術的治療方案，必死無疑。
解說：隨著孫立哲名氣的不斷增大，附近十裏八鄉的鄉親們找他看病的也越來越多，而讓人感到神奇的是，這個從沒有接受過係統醫學教育的年輕人，在他所接診的病例中，竟沒有發生過一次醫療事故。與此同時 ，關家莊醫療合作站也建立了起來。
主持人：那隨著您後來在村裏看病的名氣越來越大，周圍人傳得越來越多，那當時來找您看病的都是關家莊的嗎，周圍的群眾也來嗎？
孫立哲：（時候）是關家莊的，很快就不是關家莊的了，有外村的，甚至還有外公社和外縣的，這個其實很普遍的外縣的，然後我們等於自己後來又蓋成窯洞，作住院用的，培養赤腳醫生，做了好多事來滿足這些外來的人，而且後來我們家家是病房了，因為病房不夠了，就是老百姓家裏是病房，有認識的 有親戚的都是病房，住到那地方。我等於查房是在村裏滿村轉，現在想起來還是很有意思，但是壓力比較大，為什麽呢？沒什麽醫生，其他是助手等於是比較初級一點的，等於我是事必躬親，等於所有的地方我都得去，到早查房還是晚查房，還是手術前手術後，診斷、治療、隨訪，等於這個壓力還是比較大的。
主持人：您說到這個壓力我想我可以理解，因為當時老百姓對您過於太信賴了，是不是出於這種原因？
孫立哲：對，他這個信賴其實有很多是超常的成份，因為我自己是清楚的，因為當時我們都是一些年輕人，所以有一些傳聞，說是（我們）祖傳的醫生，說我們是祖傳的，為什麽，他不能想像比較小的年齡不是祖傳的，他覺得不太可能，實際上根本不是，以為是祖傳的，所以有一點過分的色彩。但是也沒法解釋，人傳人，反正老百姓是這麽傳，所以說這個壓力確實是比較大。但是也是個動力，就是壓力是個非常自然的天然的動力，當然也很符合於我們的抱負。
解說：一九七二年孫立哲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隨後又擔任了村黨支部書記、關莊公社黨委副書記、團省委委員和團中央委員，孫立哲成了當時國內新聞媒體追蹤的熱點，他的事跡被編入了中小學語文課本，他作為中國青年代表團的成員出訪歐洲和非洲，他的事跡在毛主席圈閱的中央文件中得到了肯定，一時間榮譽和光環，都投向了這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就在孫立哲決心“紮根農村幹革命，一顆紅心為人民”的時候，一場生命中的暴風驟雨正在等待著他。
文革結束後，孫立哲這個當時的知青典型，被卷入了一場政治風暴。
孫立哲：我比較大的錯誤是什麽呢？比較大的錯誤是我當時在政治上很幼稚很不成熟，我提出了一些“衛生革命”的想法，就是我提出來的“一上一下”，赤腳醫生要摻沙子到大醫院，大醫院的醫生要下農村，來為老百姓服務，一上一下，然後這個“一上一下”呢，一直擴展到全省，我在省裏也在開發這個，在全國的衛生工作會議上也在做這個，這個是政治上不成熟的作法。惹了很多人就這麽惹的。
解說：一夜之間 ，孫立哲從自己人生的巔峰跌進了低穀，就在他幾乎絕望的時候，那些和他朝夕相伴的老鄉們又讓他重新看到了希望。
孫立哲：我給你說那個時候全憑老鄉了，為什麽呢？我那個時候是被隔離了審查 ，然後給人家寫材料交待問題，在那兒勞改，然後開批判會，我這種年齡得到批判會的人是比較少的。因為批判會等於是文化大革命類型的批判會，進了大的會議廳，等於是民兵給我押送的，然後上麵一看一個橫幅，（寫著）肅清孫立哲，在衛生戰線上的瘤毒，這是一個，然後呼口號啊，呼口號（的內容）我都記不得了，反正是“肅清孫立哲瘤毒”，總而言之是打倒“四人幫”之類的，就是這類的。所以說這種壓力，這種壓力有幾個人起到很大的作用，幾個力量，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力量，我覺得我現在說起來，非常感動的一件事，我後來看到那個 ，但是後來那個東西丟失了。我們村裏有幾個人發起呀，其中包括一個知識青年叫楊立群，他找了幾位老鄉發起寫了一封信。他說孫立哲是什麽人，他幹了些什麽，做了些什麽好事，他也可能有缺點錯誤，但是呢他不屬於“四人幫”，反正就是這一類的。他不是一個壞人，寫了這麽一封信，寫個證明保護。這個（信）上麵呢就找人簽字，秘密的，極其機密，因為我們村裏已經進駐了三級調查組，省地縣三級調查組，駐村調查，到外地調查，到到處認識我的人那兒調查，有一些和我有些關聯的人也受到審查，結果呢這個秘密索取老百姓簽字，有按手印的，有簽字的，有各種各樣的字體 ，你可以想像，農民的字，有多長，非常長，一張一張的紙貼起來的。後來把這個東西送給胡耀邦，通過胡耀邦的愛人送給胡耀邦，這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主持人：那個時候您被隔離審查的時候，村裏的老鄉敢不敢來看你？
孫立哲：敢來，偷著來看啊，康兒媽就偷著來看我好幾次，記得，給我送衣裳給我送吃的，然後到地委找我的時候，還找不著啊，找不著在哪兒，問地委的小孩 院子裏的小孩，說孫立哲呢，知道孫立哲不知道，那個地委的小孩就問，是不是老腦，我那個時候腫了，臉腫了頭大，延安話你知道嗎，老腦嘛，大頭是老，他一形容知識青年，找著我，正掃地呢，給我拿的油糕什麽，帶的吃的東西，然後我在醫院裏，那時候住在醫院裏，隔離的，從窗戶上給我送東西，騎車來的，很遠，很遠很遠的，那時候交通非常差的，騎車到延安來，來了好幾撥人，好幾撥人都來看我，所以這個現在想起來非常大的鼓舞。
解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孫立哲終於走出了這段人生的陰影。此時，他再一次審視了自己，並做出了一個一生中重要的決定，走出陝北，走向外麵的世界。
主持人：您現在所做的這個事呢和醫學好像並沒有多大關係，那為什麽沒有在醫學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呢？
孫立哲：其實我是這樣，我是在考研究生的時候，我是醫學研究生外科的，當時我的導師就是醫學院的院長，基礎很好，我到澳大利亞和美國留學的時候，到醫學院很好的醫學院。有兩個因素使我脫離醫學，一個是我作醫學的時候，我是作器官移植專業的，我們做很多老鼠的實驗，我對老鼠對實驗動物，產生了極大的過敏，過敏哮喘，就根本不能進房間，聞那味都不能聞，一聞那味馬上就喘得一塌糊塗，就根本不能工作，皮毛類的東西，根本不能工作，所以說我根本就進行不下去，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另外一個是什麽呢，就是我們在美國的時候，生活非常困難非常艱苦，然後我們在業餘做好多其它事，其中有一個就是我們包餃子，我們在外國包餃子給人家送餃子，也沒有取得製造營業執照，就在家裏包一夜，包一夜呀，就包到天亮，然後凍起來 給人家送走，為了掙點錢，打工掙錢，然後一邊念書，一邊幹這個。結果後來就發展到我們給人家翻譯，後來發展到給人家打字，後來發展到用一些電腦，結果這個業務就發展起來了，一邊念書一邊業務就發展起來了，特別是我愛人 我前妻嘛吳北玲，她是這方麵很強的，她是文學非常強的，她做很多這方麵的工作，在美國就把一個公司建立起來了。
解說：孫立哲在國外的事業剛剛有些起色，前妻吳北玲此時卻因病去世，更為殘酷的是，在隨後的幾年當中孫立哲自己也麵臨著死亡的威脅。
主持人：我跟您談這麽多，我發現在您的身上不光是具有這種傳奇的感覺，而且在延安您當赤腳醫生，給您帶來過榮譽，帶來過那麽大的名氣，同時又受到審查，又給您也帶來過那麽大的挫折，所以說延安這個地方好像注定要與您的一生，都要有一種不可分割的聯係。
孫立哲：我覺得我的人生觀啊，對生命的意義，對生活的意義這個確定是在延安確定的，這毫無疑問，在那兒形成的，或者它的主體是在那兒形成的。特別是對於人從底層，就是什麽都受過，受過一些苦、受過累、受過艱苦，知道在底層的生活，吃不上飯挨餓是個什麽樣的（感覺），這對人鑄造人們對生存力，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一個經曆，我們大家就覺得在延安（的時間），是非常非常的一段特殊的時間，這個時期呢，可以說是曆史也可以說是誤會，有人說是曆史的一種錯位，也有人說是一種人為的錯誤，但是從我們親自體驗的人來說，我覺得這個體驗簡直是一種禮物，這是一種禮物，簡直是一種禮物，什麽叫禮物呢？就是我們不能想像，在我們以前的那種慣性，那種生命軌跡和道路，它不可能有這種經驗和經曆，不管它大的背景到底是怎麽回事，在我們具體的人生當中，都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
有這樣一個投資者——特寫孫立哲
作者:霍秀 來源:《人民日報》 閱讀次數：
孫立哲，前些時候《北京晚報》曾登過一則名人尋蹤，詢問他的下落。我知道他在哪兒。他是我中學同學，也是我常掛在嘴邊的能炫耀的幾位熟悉的名人之一。
在上山下鄉的大潮中，在幾千萬知識青年群體裏，他曾是五位全國性先進人物之一。那時候能得到這種殊榮，絕不亞於如今獲得奧運會金牌的光彩。
他的10年插隊生涯神乎其神，新聞界廣泛宣傳，事跡被編入小學和中學的語文課本，他作為中國青年代表團的成員訪問歐洲及非洲……
他是赤腳醫生，當年他就在插隊的窯洞裏練著給鄉親們治病。幾年中竟做了“洞中手術”1000多例!
1973年，北京醫學院和北京第二醫學院由院領導親自帶隊，組成一個專家考察團，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和高度的負責精神，深入到孫立哲所在的農村進行實地考察，竟認定他的醫療技術水平達到了文化革命前大學畢業的、有了兩三年臨床經驗的正式醫生水平!那年，孫立哲才21歲。
醫學界、輿論界嘩然。1975年，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德高望重的黃家駟教授不顧年邁體弱，親赴陝北考察孫立哲的醫療技術，並親自打手電幫助孫立哲做手術。考察的結果使老教授感慨 萬分，激動萬分，他破例邀請這個老鄉們提起來都掉淚兒的大孩子，作為他與吳階平主編的《外科學》一書的正式編委。
孫立哲忍不住也掉淚兒了。
1979年，這個初中沒畢業的“土造兒”竟創下另一個奇跡，在全國報考北京第二醫學院（今首都醫科大學）研究生的考生中，以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上院長戴士銘和外科教授龔家鎮的碩士研究生，他沒有讀過大學，而直接考上了研究生。
1982年，他出國去讀博士生……
等我今年再見到他，已認不出了，胖胖的，戴個眼鏡。人們恭恭敬敬地向我介紹：這位是孫立哲總裁，美國芝加哥萬國圖文有限公司及美國萬通科技國際有限公司總裁，在美國擁有兩個獨立的企業法人和三個分公司，是愛國人士，回中國投資來了。
“立哲，是你啊!”我興奮得大叫大嚷，與他握手拍肩。他也高興，全忘了穿著總裁這件外衣。
細細聊來，方知他這10年“洋插隊”經曆不凡。先跑到澳大利亞，在國立大學當訪問研究員，從事胰島移植的科研工作，寫的論文在國際《移植》雜誌上刊登，一下子獲得了澳中協會特別獎學金和扶輪社獎學金，1983年又考入美國西北大學攻讀博士，又正式學術刊物上發表10餘篇論文，獲西北大學校級獎學金。
我突然想起他的頭銜。“哎哎，你念書怎麽念成總裁了?”“博士沒念完，我就在實驗室裏暈倒好幾次，後來才明白我做動物實驗過敏，一見動物毛就喘不過氣來，不能進實驗室，根本就沒法兒完成學業。”他遺憾地歎了口氣。“然後就當總裁了?”“嘿嘿，”他樂了，“給人扛過大個兒，當飯館跑堂的，開過餃子館，洋插隊比土插隊還不是滋味。掙了錢也沒人瞧得起你。”
1986年，是他命運的一個轉折點。他與愛人吳北玲從給人印名片開始，創建了芝加哥萬國圖文公司。他倆毫無外來投資，憑著自己的超凡智力與超負荷的勞動，竟熟練地掌握了現代電腦圖版技術，並開發了具有世界級水平的多文種PostScript字庫。這一驚人之舉，使公司在幾年內迅速發展膨脹，隨著實力和資產日益雄厚，逐漸在洛杉磯、新澤西、舊金山、邁阿密、芝加哥等地開拓市揚，如今已成為美國多文種電腦圖版技術領域中最著名的公司之一。
孫立哲的實體企業資產聽來使人頭暈目眩，連兒子孫子和重孫子的全備齊了!孫立哲，你還想幹嘛?“中國的印刷技術和電腦圖文技術遠遠落後於世界水平，我和北玲想把先進技術、管理方法引進來，當然，我們投資。國不富民不強，我們實在忍受不了大陸中國人在國外自稱是什麽台灣的，新加坡的。”
於是，這兩口子又像鍾似的在國內轉起來。他們把掙來的血汗錢毫無猶豫地拋在這片魂牽夢係的土地上，先後注冊了近10家獨資、合資公司，整集裝箱地往這兒運設備，整批地派職員出國培訓，沒有半點虛假，沒有半點張揚。
但是，立哲的絕不能分開的好伴侶、好搭檔北玲累病了，醫生診斷——肝癌晚期。立哲聞知痛不欲生，淚水橫流。他是久經考驗的醫生，如今卻挽救不了自己的妻子。無論他多麽堅強多麽樂觀，是鋼打的鐵鑄的，也經受不住這樣的打擊。他也病了。
1992年8月20日，北玲帶著無盡的哀傷走了。他的同學，作家史鐵生給北玲的挽聯是：
盼見兒女怕見兒女捷聲捷妮當解慈母意，
彼岸創業此岸創業萬國萬通凝聚愛國情。
遺體告別儀式後，我勸滿臉浮腫的立哲：“回美國休息吧，調養一下身體。”立哲說：“為祖國投資辦企業是我和北玲的宿願，說什麽也得幹下去。我的身體可能還能頂10年，爭取到50歲的時候，能為延安捐獻一座現代化的醫院，這就是我和北玲最終的願望。”我本來想安慰他，自己卻泣不成聲。
現在大家知道了，孫立哲就在這兒，就在北京，在我們身邊……
然而，實際上，俞曉群當時啟動“新世紀萬有文庫”的“立意”甚至有些“低小”。據俞曉群自己回憶，遼寧教育出版社多年經營教材，可供書目太少，他隻是想充實一下書目。同時，他也希望能把這套書做成“經濟獨立”的產品，試探著鬆動“以學生書養某某書”的格局，減輕經濟上的壓力。
這是遼寧教育出版社邁向“百年老社”的最初幾步之一，得到了陳原、顧廷龍、金克木、董樂山等一批“大家”的支持。其效果令俞曉群十分滿意。他回憶當時的情景，說：“第一批‘萬有文庫’一萬套600多萬碼洋，一年就賣出了8成。郵購的特別多，像《夢溪筆談》都能郵購近千冊。”
從此之後，一發不可收拾，遼寧教育出版社的名字幾乎每年都會出現在中國出版界的大事紀中。
出版了國內的經典好書，俞曉群又把眼光轉向了國外。
孫立哲是俞曉群最早的合作夥伴之一，其合作早在孫立哲成立華章、萬水之前，兩人至今私交甚好。
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很多名牌圖書都是經由孫立哲引進的，如：湯普森《工商管理大百科全書》、麥克勞·希爾《美語路路通》等。
當時，孫立哲提出的商業理念之一是“空前絕後”，也就是出版那些中外經典的不可替代的圖書。一次研討會上，俞曉群說：“攻一攻《吉尼斯世界紀錄大全》，如何？”於是，孫立哲數次奔波於美國、英國與德國之間。
一次，俞曉群正在高速公路上開車，突然接到孫立哲的電話，說明天“吉尼斯”總部要請他作“關於中國市場開發的報告”，需要了解一些數據。於是，俞曉群就把車停在路邊，兩個人整整通了一個多小時的國際長途。
俞曉群在遼寧教育出版社當“一把手”10年，國內國外文化品味醇厚的圖書出了不少。在當時國內出版界，遼寧教育出版社已然成為一杆旗幟。然而，今天俞曉群談起他的“百年老社”夢依然頗為遺憾。
1995年，當俞曉群發誓追隨、仿效商務印書館的時候，陳原曾經告誡過他：“走商務的路，至少需要20年的努力。”俞曉群現在更深切地體會到這句簡單語句中的豐富內涵——陳原是在告誡他不要浮躁。靜下心來，守得住寂寞，一點一滴，紮紮實實地做一點事情，這是達成目標的唯一途徑。
建設品牌強社，除了要踏踏實實做實事以外，與社外強勢力量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鼎盛時期的商務印書館在出版“萬有文庫”的過程中也得到了胡適之等社會名流的協助。俞曉群深諳此道。在他的推動下，遼寧教育出版社，一個原本名不見經傳的小社，幾乎一夜之間網羅了大批國內頂級學者。這讓很多人困惑。
其實，俞曉群有一個“偷師”來的很簡單的小技巧。
沈昌文與俞曉群最初的交往就是從這裏開始的：請客吃飯。
每次都是由沈昌文提議並選定進餐地點，俞曉群請客。他們被“沈公”拉著經常出入了北京的五星級酒店。
南開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王之江當時是俞曉群的同事，他還記得，第一次“聚餐會”是在天橋飯店。對於當時的王之江來說，那樣的場合很是高檔。而聚餐最大的伏筆在於，同時參加的還有吳彬、趙麗雅、陸灝等一批文化人。
若幹類似的活動之後，俞曉群等順利打入了文化圈裏的“上層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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