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美國拜登政府公布了新的對華關稅政策，將針對中國向美國出口的新能源汽車、半導體、礦業加工品、醫療器材等產品大幅加征關稅，稅率由此前的零至25%，增至50%-100%。
美國政府本輪對華加征關稅，直接原因是為對抗中國在中美貿易中的過度補貼和傾銷政策。而更根本的原因，是美中經濟競爭的加劇、兩國全麵對抗狀態愈發升溫下的產物。而歐盟及歐洲各國也正在考慮是否出台與美國類似的措施。
最近十幾年，中國在太陽能/光伏產品、氫能開發、電動汽車等新能源產品的研製和生產上，呈現爆炸式增長態勢。尤其最近數年，中國不僅已成為世界最大的新能源產品生產和出口國，還以極低價格占據了世界各國新能源市場。
而中國之所以能迅速生產巨量新能源產品、快速占領世界市場，得益於中國官方對新能源產業的大力扶植、中國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高額補貼，以及廉價的勞動力。這大大降低了中國產品的生產成本，提高了競爭力。
而其他國家要麽缺乏技術能力、生產規模小（如其他亞非拉國家）、要麽生產成本尤其人力成本高昂（如美歐），於是在與中國的競爭中大敗。所以，美歐等國才祭出了大幅加增關稅這個“撒手鐧”，以遏製中國新能源產品在其國家的“攻城略地”。美歐還指責中國采取了不正當的競爭方式，如以國家財政補貼新能源企業，以及壓低勞動力成本，低價向美歐傾銷。
那麽，美歐對中國的指責及關稅製裁是否有道理呢？中國的新能源等產業政策和模式利弊幾何呢？無論美歐還是中國，其對內對外的經濟貿易政策是好是壞呢？這是相當複雜的問題，而非簡單的“是”和“否”的問題。
中國作為一個官方長期直接幹預經濟和產業的國家，確實存在通過財政補貼、政策“綠燈”方式扶植新能源等產業的行為。這樣的補貼政策，既促進了產業發展、利於集中突破重點領域和規模化生產，但也有違市場經濟下企業間、國家間公平競爭的經濟道德（雖然美歐在內其他國家也對本土企業有所扶植，但程度不及中國，且政府參與相對有限）。
而中國官方對企業的強力補貼和行政幹預，固然在具體產業上促進了發展、增加了產出和就業，但也有損企業自主性和市場自由競爭，也導致國家經濟過於依賴投資和出口。同時，中國又拒絕福利社會，導致消費驅動力不足。這讓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不甚健康、可持續性和惠民性差。
而中國勞動力的廉價、嚴格的勞動紀律、高強度和長時長的勞動，也是“中國製造”鋪展全球的重要原因。這一方麵提高了生產效率、為全世界提供了物美價廉的產品、促進了中國經濟繁榮，但也有損中國勞工的權利與福利，也加劇了中國和全球範圍內勞動者的“內卷”。雖然勞工在具體訂單中獲得一定收入，但所得不及付出。整體和長遠看，這種中國特色的“低人權優勢”模式，嚴重損害了勞工的合法權益。
而中國基於補貼和廉價勞動力的產品出口，從短期看取得了與他國競爭的優勢，但並非是基於價值、性能、創新等產品本身的優點，不利於各國企業在同一標準下基於產品質量和性價比的平等、良性的競爭。而且即便對於中國國家和國民利益，也未必有利。國家對企業的投資和補貼，是使用中國納稅人的財富，但企業利潤並不能普惠中國國民。而勞動力成本的廉價有損勞工權益，也是淺顯的道理。
但這不意味著西方的指責與關稅政策是完全正當的。本次大幅上調關稅，針對的主要是中國的太陽能電池板、電動汽車等新能源產品。但中國發展新能源產品，原因之一是接受了這些年歐美強調的發展新能源、對抗氣候危機、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的號召。如今中國大力發展新能源產業，即便動機複雜、具體方式存在問題，但對新能源產業發展和對抗氣候危機的貢獻不應否認、熱情不宜打擊。對於過剩的中國產品，歐美在內世界各國應想辦法將之消化或轉化為節約資源、改善環境、遏製氣候危機的工具，而非讓其爛在工廠和倉庫。
而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生產的產品，雖涉嫌不正當、不健康競爭，但也讓美歐各國消費者享受了極為廉價的產品。長期在產業鏈上遊、享受國際間“剪刀差”的美歐日韓等發達國家，因“中國製造”受益已持續約四十年。作為受益者，美歐不應該隻講自己在貿易中受損，而回避得益。美歐也不應為保護本國生產者利益，而罔顧本國消費者權益。“穀賤傷農，穀貴傷民”（當然對工業品生產和消費也一樣），不能顧了一頭忘了另一頭。
而且，對外國產品征收高額關稅，無論動機如何，歸根結底都是一種貿易保護主義行為，不利於經濟全球化和生產要素在世界的自由流動。
總之，美國及其他各國對中國征收高額關稅的行為，既有可以理解的一麵，也有不當的另一麵。而中國對企業尤其國企采取的財政補貼政策和壓低勞動力價格的模式，都是利弊夾雜，短期能刺激經濟增長和就業，長遠是較為不利於中國經濟和民生的，也會惡化與他國的貿易關係。
想要改變經貿政策中的各種不當不利，美歐等國和中國自身，都需要做出改變。對於美歐各國，適當的反製中國的廉價傾銷是必要的，但也應肯定中國在發展新能源領域的貢獻，以及在反製傾銷中避免製造新的貿易不公和壁壘。美歐各國還應該努力促進國際貿易的平等和普惠、敦促中國等國改善勞工待遇，讓發展中國家國民的收入和保障水平逐漸向發達國家靠攏。這樣既有益於發展中國家國民，也能減少後發國家的廉價生產和傾銷。
而對於中國，既要堅持發展新能源不動搖，但也不應純粹靠砸錢補貼、不計成本收益比率的隨意和過度投資、靠廉價勞動力壓低成本等方式來取得競爭優勢，而應更重視產品性能和獨特性，鼓勵創新創造，以質取勝。中國還尤其要重視勞工權利，提高勞動者待遇和健全保障機製，而不應再依靠之前極大壓低勞動力成本的模式。這既利於促進勞工權益，也利於增強國民消費能力、刺激經濟，實現經濟的良性循環、對外的合理競爭，讓中國的繁榮更普惠大眾和具持續性，也可改善與他國的經貿關係。
當然，筆者也知道，這些道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各國經貿政策牽涉各方利益。既得利益者和特定的利益集團，都寧可采取現有的瘦人肥己、損人利己政策，也不願改革和普惠各方。而對於導致中美貿易衝突更根本的原因，即中美兩個國家之間的競爭和對抗，其緣由涉及到雙方體製、利益、立場的根本差別，想要化解紛爭更是困難重重。
但筆者仍然希望，無論美歐還是中國，在製定經貿政策時，都更在乎民生、更重視平衡與協調、更強調可持續性，而非為短期和局部利益，不計成本的投資、破壞競爭規則、築起保護主義高牆。兩國也應求同存異、管控衝突，在當代國際通行法則的範圍內解決糾紛，避免陷入新冷戰甚至更激烈衝突的悲劇路徑。
本文已發表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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