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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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訪問：

作家王慶民就抗議南京大屠殺等日本戰爭罪行、反對拆除“慰安婦”雕像，被法蘭克福書展官方禁止入內的回應

(2024-11-07 08:11:33) 下一個

法蘭克福書展主辦機構：

我是旅居德國的作家、社會運動人士王慶民。我收到了法蘭克福書展官方寄給我的信件，告知我不能再參加2024年及以後的書展活動，且禁令是無限期的。

首先，我理解和尊重法蘭克福書展主辦機構的決定。你們為了維持秩序，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可以理解的。我在進行抗議活動之前，就已經有了遭受這樣禁令及更嚴酷懲罰的心理準備。

但是我也需要對我的行為做出說明，以及對你們的禁令做出反駁。

2024年10月18日，我在法蘭克福書展“5.1號展館”的日本展區前，展示海報及呼喊口號，是為了抗議日本政府對德國政府施加壓力、反對並抗議拆毀紀念二戰“慰安婦”雕像。另外，我呼喊的口號也包括，希望人們銘記二戰期間日本製造的南京大屠殺、日軍“731部隊”研製和使用化學武器和細菌武器等戰爭罪行。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的盟國日本，在中國、朝鮮半島、東南亞、太平洋各島嶼，犯下極為惡劣的戰爭罪行，包括屠殺戰俘和平民、強奸婦女和女童、虐待和酷刑、使用化學武器、殺害兒童等突破人類底線的暴行。

其中，日本在中國殺害和以其他殘酷方式致死了1600萬至2100萬中國人（另外有超過一千萬中國人在戰爭中致殘），是納粹屠殺猶太人數量（約600萬人）的大約3倍。日本還製造了南京大屠殺這樣的、20世紀之後罕見的屠殺現代化城市居民的巨大罪行。在當時的中國首都南京，有20萬至40萬中國人被日軍殺害，至少數萬中國婦女和兒童被日軍強奸。在美國華裔作家張純如（Iris Chunru Chang）女士的《The Rape of Nanking》、德國商人約翰·拉貝先生的《拉貝日記（The Good Man of Nanking）》、美國傳教士明妮·魏特琳女士的《明妮·魏特琳日記》及其他許多書籍中都有記述。

二戰期間，數十萬中國婦女及未成年女孩被日本強征為性奴隸（即“慰安婦”），長年累月被強奸和輪奸，受盡屈辱。在戰爭末期，許多“慰安婦”被殺害。同時期還有數百萬中國勞工，被強製運送到日本、台灣、東南亞、滿洲（中國東北）等地，以及日軍在中國大陸的各據點，強迫為日本人及侵略戰爭服務，被強迫勞動，許多人死於礦井中。除了中國人，韓國/朝鮮半島、東南亞，也有巨量的被強征的“慰安婦”（性奴隸）與被強征勞工，都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

而二戰後，日本並沒有像德國那樣反省戰爭罪行，也沒有積極清除類似於納粹的日本軍國主義和種族主義在政治、意識形態、社會各角落的存在。相反，日本右翼勢力（包括政府和大眾）不斷美化戰爭罪行、參拜供奉數百萬侵略戰爭軍人的靖國神社。日本許多知識分子及其書籍、影視劇、媒體也普遍美化侵略戰爭、回避日本戰爭罪行。日本一方麵渲染廣島、長崎核爆的悲劇，另一方麵卻對中國、韓國、東南亞許多人民（包括婦女和兒童）遭受日軍殺害保持沉默，甚至否認南京大屠殺等反人類罪行。（雖然也有部分日本人和知識分子反省曆史罪行，但隻占日本人的少數）

日本不僅沒有像德國紀念猶太人大屠殺那樣，紀念中國和韓國等國家的死難者，還阻止其他國家的紀念。例如在德國柏林、卡塞爾等地的“慰安婦”雕像，就被日本施加壓力要求拆除（卡塞爾的“慰安婦”雕像已被拆除，準備在弗萊堡豎立“慰安婦”雕像的嚐試已經失敗，柏林的“慰安婦”雕像也岌岌可危）。日本時任首相岸田文雄親自要求德國總理朔爾茨拆除柏林“慰安婦”雕像。

基於對日本戰爭罪行、戰後日本政府和多數大眾拒絕悔改（甚至美化侵略戰爭）的行為的憤怒，我才決定在法蘭克福書展及其他場合進行一係列抗議活動，抗議日本在曆史上的殘暴行徑，也抗議日本當今正在做的新的醜惡行為。

我當然也希望通過和平的、溫和的、遵守法律與秩序的方式進行表達和抗議。但是這樣的渠道是缺失的。即便有這樣的表達，也被日本政府阻止。例如“慰安婦”雕像就是和平的表達，但卻被日本施加壓力要求拆除。日本還施壓德國政府和人權機構停止對主辦“慰安婦”雕像活動的組織進行資助。

在德國柏林，有紀念猶太人大屠殺的龐大紀念設施，例如在柏林市中心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德國各地也有許多博物館、紀念碑，紀念猶太人及其他被納粹殺害的生命。德國政府和大多數政黨，也都強調對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曆史，要永遠反省、沒有止境和時限。即便過去80年，也不能隨時間推移而忘卻。但是日本卻阻止全世界各地紀念日本侵略戰爭中受害的來自中國、韓國、東南亞的受害者。

所以我才采取了激烈行為，呼喊口號和展示海報。而且我仍然是以和平的方式抗議，並沒有使用暴力。倒是警察對我實施了暴力（雖然我同樣可以理解）。相對於日本在二戰期間製造的屠殺和強奸等戰爭罪行、對戰爭幸存者持續至今的傷害，我喊幾句口號、展示一些海報，難道不是完全情有可原的嗎？難道你們漠視日本屠殺數千萬人且拒絕道歉的行為，而對我出於正義的抗議卻格外排斥嗎？

法蘭克福書展作為展示人類人文成就、助力各國交流、促進世界和平與進步的展覽會，應該容忍和鼓勵呼喊正義與和平的聲音。我所做的，正是為了正義與和平，是為了那些無法發聲的死難者，為了那些無力呐喊的弱者。我來法蘭克福書展，也並不隻是為了政治抗議，我也參觀了許多書展展位、看了很多書。

我在被驅逐出展館之前，曾經看到書展上的烏克蘭展館在醒目位置展示俄烏戰爭中俄軍的暴行，例如戰爭中被燒焦的烏克蘭兒童書籍、被破壞的文學典籍，以及對俄羅斯軍隊其他暴行的文字和圖片展示，以及烏克蘭各界人士的演講、訴說、和參觀者的互動。

你們允許烏克蘭人在書展大廳內部表達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憤怒、展示俄羅斯軍隊的暴行和烏克蘭人的苦難。那麽中國人同樣希望展示日本侵略中國期間的暴行、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的苦難，為什麽不可以呢？這樣做是不是雙重標準？

我作為一個作家，一邊寫作，一邊為中國人權議題奔波，為中國人民的尊嚴呼喊。但是卻被聲稱包容多元、促進人類進步的法蘭克福書展驅逐。這是不公平的、不應該的。如果一個猶太人在法蘭克福書展，抗議納粹德國的罪行，難道你們會驅逐出去嗎？

德國政府說，德國（以及德國人民）對於猶太人有“特殊責任”，需要為曆史贖罪。那麽德國政府對待遭受納粹德國盟國日本傷害的中國人民、韓國人民，是否也應該有一份“特殊責任”、並為其紀念曆史提供必要便利和寬容呢？

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協助了日本軍國主義（也可以反過來說，是日本軍國主義協助了納粹德國），共同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戰爭罪行。那麽今日的德國政府、社會團體、每個德國人，難道不應該以對猶太人那樣的“特殊責任”，來對待遭受納粹盟國日本傷害的中國人民、以及中國人民的相關抗議活動嗎？（當然，日本和日本人更加應該承擔對中國及中國人的“特殊責任”，但日本不僅沒有這樣做，還變本加厲傷害中國人。我希望德國人不要像1939-1945年那樣做日本人的幫凶）

如今法蘭克福書展主辦機構人員和德國警察等德國人士，惡劣對待抗議日本軍國主義的中國人，在日本方麵要求下將我驅逐（我被警察控製後，我親眼看見日本展館人員與警察和書展工作人員談話，大致是說我2023年也曾經在書展上抗議日本，以及其他壞話），是否是以另外的形式重演二戰期間納粹與日本軍國主義的合作呢？是否是在掩蓋二戰期間納粹和日軍共同犯下的曆史罪行呢？當然我知道今天的事和80年前（二戰期間）的事，在惡劣程度上和方式上有巨大差別，但這顯然是有些類似的、不良的曆史延續。

在二戰期間，也有德國人對中國人給予了無私的幫助。1937-1938年日本製造的南京大屠殺期間，德國人約翰·拉貝先生就在中國南京，約翰·拉貝先生從日軍的刺刀和槍口下，拯救了成千上萬中國人（包括婦女兒童）的生命。拉貝先生表現出了勇氣、正義感、人道主義精神等高尚的品格，是偉大的人，是東方的奧斯卡·辛德勒。這樣的德國人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也是德國人的榜樣。我也曾去約翰·拉貝的墓地獻花，並在德國多個地方宣傳約翰·拉貝先生的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