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大學在過去這一個世紀裏出現了一門非常熱門的專業及相應的學位，叫PPE，是由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三門學科的英語名稱第一個字母組合而成的。它被稱為“現代經學”，英語是“Modern Greats”，因為它既要適合現代社會、為精英和領導階層提供教育，又要代表古今思想智慧的最高水準，並能因此代替之前年代的精英領袖必須要學習的西洋古典學。
PPE學位最早出現於1920年代的牛津大學，之後在英美很多大學都開始提供這門學科和學位。課程設計基於這樣一個觀點：要理解社會現象，必須通過幾個互補的學科方向和分析框架。其中最重要的幾個方麵，哲學研究很重要，因為它既為學生提供基本工具，例如嚴格邏輯推理的能力，又促進倫理反思。政治學習是必要的，因為它使學生熟悉管理社會機構並幫助解決團體行動的問題。最後，經濟學在現代世界至關重要，因為政治決策往往涉及經濟問題，而政府決策往往受到經濟事件的影響。
這個專業也確實培育了很多重要人物，最多的當然還是英國政壇，包括英國前首相戴維·卡梅倫、哈羅德·威爾遜、愛德華·希思、最近的前首相伊麗莎白·特拉斯以及現任首相瑞斯·薩納克，前首相鮑爾斯約翰遜學的也出不多。不僅隻是首相，可以說英國整個政治都由牛津的PPE專業包辦。在世界的其他國家，PPE畢業生包括：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澳大利亞總理托尼·阿博特和馬爾科姆·弗雷澤，約旦公主哈雅·賓特·侯賽因，秘魯總統佩德羅·巴勃羅·庫琴斯基，巴基斯坦總理貝娜齊爾·布托和伊姆蘭·汗，緬甸國務資政昂山素季，泰國首相阿披實·威差奇瓦。哲學家菲利帕·福特，以賽亞·伯林、理察·斯溫伯恩，哲學家查爾斯·泰勒，還有小說家維克拉姆·塞斯等等。
當然，批評的聲音也很多，英國一些批評家認為PPE畢業生過於精英，脫離普通百姓，也有些人認為歐美國家近幾十年裏教育界和政治界過於左傾，也與PPE教育有關。對於前一個批評，我認為精英必然是要與普通百姓有一定距離的，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普通百姓在工作的時候，他們在學校裏學習如何治國。但這不代表他們不能提普通百姓著想，如果他們希望被選民支持的話。不在學校裏學習之過的人雖然更了解普通百姓，但沒有受過治國培訓，必然在從事治國和做公務員方麵出類拔萃的不多。對於第二個批評，這幾十年的左傾也許是曆史的必然，但實際上PPE在英國保守黨方麵不比在工黨方麵的少。至於民粹主義的要少些，畢竟他們是得利階層。這也是曆史的過程，民粹主義必然要有精英階層來製衡，精英也許也會引起民粹主義的反抗。
問題肯定有，批評也是應該的，但問題也是無法完全消除的，正如你不可能要求北大清華畢業生那麽了解普通百姓情況，永遠不會。但你也不可能隻用陳永貴出身於民眾那樣的幹部。牛津劍橋的畢業生，在900多名諾貝爾獎獲得者中，占據200名。從 1860 年至 1960 年，他們的畢業生統治了地球四分之一的地區，見證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創造了現代體育、凱恩斯主義、寫出了《愛麗絲夢遊仙境》、《福爾摩斯》、《一九八四》和《詹姆斯·邦德》。他們發現了原子構造、進化論、和 DNA 結構。如果沒有精英，人類的演出還是很無聊的。
精英很重要，同時也消滅不掉，至少在英美目前的情況下。你不去培養你希望的精英，別人就會去培養他們的精英。你認為現在的精英引導社會過於激進，你就需要培養你希望的保守主義，反之亦然。精英的教育是爭奪領導權和社會影響力的戰鬥。
這些精英的佼佼者們，在學校就建立了自信以及思考和辯論的能力，如鮑裏斯約翰遜，必然是要對社會事務比其他人產生更大的影響。
因此，一個新的PPE項目勢在必行，為開創亞洲的未來培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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