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獨裁統治，給蘇聯人民帶來前所未有的災難。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後，特別是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講話之後，蘇聯進入赫魯曉夫的解凍期，去斯大林化的運動蔓延全國。很多自由化知識分子欣喜若狂，創作了一大波傷痕文學。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由蘇聯著名作家愛倫堡（出生於立陶宛猶太人家庭）寫下的暢銷小說《解凍》，反映了蘇聯人民當時對人道主義的眷戀和對自由民主的渴望。愛倫堡也因此成為蘇聯修正主義的文化代表。
華人都知道中國的乒乓外交，卻不太熟悉赫魯曉夫的音樂外交。一九五八年，首屆柴可夫斯基國際音樂比賽在莫斯科舉行，赫魯曉夫親自拍板，把第一名授予美國鋼琴家Van Cliburn。美蘇似乎一夜時間和好，進入良性競爭，加加林成為第一位宇航員，赫魯曉夫帶著月球樣本直奔美國，到處似乎都是歡聲笑語，幾乎全世界都在期待著一盤土豆燒牛肉的好菜。
屹立在世界東方的中國，總是落後蘇俄幾十年，所以總是能借鑒蘇聯作為先行者所積累的經驗。赫魯曉夫的解凍和去斯大林化，立馬給中共敲響了警鍾。作為斯大林的忠實捍衛者，自然不能和赫魯曉夫同流合汙，更不能讓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混入中共的領導階層，於是對內開始清洗迫害，對外實行反修防修。蘇共批判中共是教條主義，中共批判蘇共是修正主義。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發表了《解凍》這類毒草小說的愛倫堡，自然不能幸免。愛倫堡於1967年去世時，人民日報的評論標題是“蘇修集團和愛倫堡都是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老牌修正主義文人大叛徒愛倫堡病死 勃列日涅夫之流如喪考妣”。
然而赫魯曉夫的解凍期到1964年戛然而止。任何事情的開始和結束都有內因和外因。外因當然是國際大環境的改變。勃列日涅夫對赫魯曉夫的主要指責有二。其一是古巴導彈危機的處理，大漲了美國人的威風，大滅了社會主義陣營的誌氣。美蘇對壘之時，並不是蘇聯首先向美國的後院部署導彈，而是因為美國在英國、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了導彈。土耳其和蘇聯接壤，而且三國的導彈都是以莫斯科為目標。蘇聯為了反製，才向古巴部署導彈。其二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分崩離析。 最明顯的症狀有二。一是未能改善和南斯拉夫的鐵托總統的關係。二是和社會主義陣營內的第二大國交惡。赫魯曉夫於1960年公開說毛澤東隻會搞個人崇拜，是中國的斯大林。中共當然不肯善罷甘休，於是先於1960年6月由彭真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公開反駁赫魯曉夫。五個月後，鄧小平在莫斯科直接指出蘇共是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特別是當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國對壘資本主義陣營的印度的關鍵時刻，蘇共竟然站在資本主義陣營的印度一邊，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共想起國共之間的鬥爭中，斯大林幾乎總是站在西方陣營的蔣介石一邊，而且經常用顧全大局的借口，逼迫兄弟政黨的同誌作出不必要的犧牲。如今赫魯曉夫又想犧牲中國和中共，作為蘇修投靠西方陣營的投名狀。於是新仇舊恨，湧上心頭。雙方互毆時用詞之激烈，讓西方陣營看得目瞪口呆。赫魯曉夫無奈，於是控告中共搞分裂，此言一出，會場鴉雀無聲。兄弟黨的領導人都以為鄧小平會斷然否認搞分裂，沒想到鄧小平竟然平靜地回答說，中共完全有理由搞分裂，而且分裂並不一定是壞事。半個世紀前俄羅斯社會民主黨裏有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兩派，布爾什維克是少數，但列寧把布爾什維克分裂出來，最終取得多數勝利。鄧小平的回應，讓兄弟黨都知道分裂已經無法避免。從這個角度，可以說中共是社會主義陣營分裂的主要推手。當赫魯曉夫被他的反對派逼到台邊的時候，是中國領導人加踹了一腳才下台的。
聖經提多書3章9節告誡世人：要避免愚蠢的爭論。如果那時中蘇雙方能休戰，各退一步，應該能認識到蘇共提出的和西方陣營和平共存的建議是正確的。中共那時的好戰姿態令人擔憂。鄧小平說中國有六億五千萬人。死了一半社會主義依然會勝利。這樣血淋淋的不負責任的話，最終導致所有兄弟黨站到赫魯曉夫一邊（隻有歐洲唯一的一盞社會主義明燈 - 阿爾巴尼亞 – 還和中國兄弟站在一起）。可惜蘇共和中共的禦用文人們一旦被打了雞血，身不由己，想停也停不下來，所以休戰無從談起。如今文學城上的美分和自幹五之間的爭論，也是如此。
然而導彈危機和中蘇交惡並不是赫魯曉夫下台的主要原因。導彈危機的處理不是赫魯曉夫一人的退縮，而是蘇共的共同決定。談判的條件，是蘇聯停止在古巴部署導彈，而美國撤掉在土耳其部署的導彈。雙方都履行了彼此的承諾，但美國的宣傳遠比蘇聯的宣傳有效，所以不但美國人，而且整個世界都覺得是蘇聯害怕美國而無條件撤走古巴的導彈。至於中蘇交惡，也是蘇共的共同決定。所以勃列日涅夫上台後中蘇關係不但沒有改善，而且繼續惡化。勃列日涅夫通過《蘇蒙友好互助條約》在中蒙邊界部署數十萬機械化部隊和導彈，可以打擊中國的任何地方。中共也是赤腳的不怕穿鞋的，絕不妥協，蘇修無非是紙老虎，何足道哉！根本不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對手。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後，勃列日涅夫代表蘇共祝賀華國鋒繼任，但中共不為所動，依舊橫眉冷對。兩國關係直到1982年的鄧小平時代才有所改善，中共也不再提社會帝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綜上所述，導彈危機和中蘇交惡都不是赫魯曉夫的罪過。雖然導彈危機和中蘇交惡產生了百年未遇之大變局，國際關係的失敗並不是赫魯曉夫下台的主要原因。
赫魯曉夫的改革之所以沒有成功，還是因為蘇聯國內和蘇共黨內的小環境，歸根結底是因為改革的不徹底。赫魯曉夫領導的蘇共，把所有的獨裁專製下的罪惡，都歸罪於斯大林和他的四人幫（莫洛托夫，卡加諾維奇，馬林科夫和貝利亞）。慘無人道的大規模的肅反運動，都是因為斯大林錯誤發動。然而，蘇共領導都知道，赫魯曉夫積極參與了斯大林的大規模肅反，多次受到斯大林的表揚。把一個龐大的製度造成的所有罪惡都推到一個死去的老頭身上，實在是自欺欺人。
罪人而不罪己，結局總是歸於陰暗。“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而不反省自己，不反省蘇共的獨裁專製，為了穩固自己的蘇共第一書記的地位而不擇手段，排除異己。這樣的解凍，注定是不徹底的。蘇共為什麽會出現斯大林式的人物？是因為有一個製造獨裁者的龐大機製。這個機製就是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和權力的不正常集中。任何真正的改革，首先應該容許大家質疑共產黨的絕對領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為什麽就必須是一人之天下或一黨之天下？
落後蘇俄幾十年但依然屹立在世界東方的中國，終於在赫魯曉夫垮台幾十年後開始中國式的解凍和去斯大林化。蘇聯老大哥所做過的，自然應該重複，於是慘無人道的反右和文革，都歸罪於毛澤東和他的四人幫。十年浩劫“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黨的個別領導可能會犯錯誤，但共產黨不但是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而且是個能不斷自我糾錯的黨，仍然是一個注定要領導中國的黨。
於是經濟改革一日千裏，政治改革裹足不前。
到了2012年3月1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忍不住在中外記者會上開始公開表態：“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成功，經濟體製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複失”。
赫魯曉夫進行了一些文化教育和軍隊國防方麵的改革，但是沒有進行有效的政治改革。以勃列日涅夫為代表的保守派振臂一呼，改革成果瞬間得而複失。戈爾巴喬夫嚐試了政治改革，但是沒敢動共產黨一黨壟斷的大蛋糕，所以他的改革開放（perestroika and glasnost）也一樣得而複失。戈爾巴喬夫後來說，他的最大遺憾，是沒有於1991年4月辭職。如果那時他能辭職並建立一個新的民主黨派，在西方大規模滲透之前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蘇聯就可以相對平穩地從一個獨裁製度過渡到一個民主製度。可惜他沒有。
中國政治改革的黃金時段應該是胡溫執政的時候。如果胡溫銳意改革，應該是大有可為的。可惜他們沒有。於是改革取得的成果在很多方麵已經得而複失。
戈爾巴喬夫的失敗，提供了五點政治改革的經驗。第一，經濟改革先於政治改革是合理的。經濟改革能產生一個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是階級矛盾的緩衝劑。有了中產階級，社會矛盾就不會激化，改革就不會演變為革命。政製改革的最佳時期，是中產階級的上升期。普京曾有十多年處於中產階級的上升期，但是沒有把握時機進行改革。胡溫也有多年處於中產階級的上升期，可惜也沒有把握時機進行改革。胡的“不折騰”雖然優於瞎折騰，但還是太消極。第二，政治改革意味著從一黨專政向多黨製過渡。這一改革涉及執政黨全體黨員的利益，所以一定要由執政黨主導輿論的導向，讓黨員們都能理解改革的必要性。改革開放，輿論先行。應該幫助鼓勵執政黨的黨員進入中產階級而成為改革的支持者和社會矛盾的緩衝劑。第三，為了執政黨廣大黨員的利益，共產黨不能瞬間崩潰。執政黨瞬間崩潰不但對全體黨員不公平，而且對國家也危害極大。第四，為了避免共產黨瞬間崩潰，改革的過程中一定要盡最大的努力首先通過立法來排除外來影響。如果說執政黨的利益可能和人民的利益不一致，那境外勢力的利益，就更可能和人民的利益不一致。外來勢力往往不會顧及執政的共產黨瞬間崩潰對國家造成的危害。境外勢力的諸多害處，華盛頓早在他離任時的《臨別贈言》中就再三強調，等我有時間再詳述【1】。第五，改革一定要有代表性，一定要兼顧各方便的利益，盡量減少利益衝突，不然投機者就會趁虛而入，擴大矛盾，挑動群眾鬥群眾，增加和平演變的困難。
如中國的政治改革能成功，兩岸必能和平統一。
【1】先舉一個境外勢力影響選舉的例子。蘇聯於1991年解體後，GDP在五年間下降50%。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整個社會缺醫少藥，民不聊生。葉利欽的獨裁專製更是讓民眾反感。一九九三年九月，葉利欽因為和國會意見相左，竟調來坦克對著國會大廈一頓猛轟，打死187人，打傷五百餘人。一九九六年大選之初，葉利欽和西方的民調顯示他的民眾支持率接近為零。因為葉利欽是西方在俄羅斯的代理人，於是西方大駭。大選日期是6月16日，所以刻不容緩，美國總統克林頓親自出馬協調西方政經領導，一定要幫葉利欽挽回頹勢。於是法國總理於二月緊急訪問葉利欽，為他造勢，說他是極為優秀的俄羅斯領導人，改革的成就舉世矚目。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也於二月訪問莫斯科，稱讚葉利欽是東西方極為尊敬的領導人，值得信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火速給俄羅斯貸款102億美元。華爾街巨頭聯合俄羅斯的金融寡頭給葉利欽敞開錢囊，高價買下了電台電視台報刊雜誌的所有廣告。共產黨候選人久加諾夫沒錢，連鄉村小報的廣告也買不起。
美國政府派遣了四位民主黨和共和黨中最優秀的競選專家前往莫斯科坐鎮。Richard Dresner 是民主黨著名政治顧問，是政治谘詢和民意調查專家，曾經為民主黨多位總統候選人（如沃爾特·蒙代爾、邁克爾·杜卡基斯和阿爾·戈爾）的競選出謀劃策。Joseph Shumate 是共和黨著名政治顧問，曾經為喬治·W·布什和多個共和黨州長提供谘詢服務。George Gorton和Steven Moore也是共和黨策略家和政治顧問。前者幫助裏根總統和布什總統成功競選，後者也多次幫助共和黨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競選。這兩人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俄羅斯和東歐特別熟悉。
有整個西方政經領袖為之站台，有經驗豐富的競選專家坐鎮，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葉利欽最終以53.8%戰勝了久加諾夫的40.7%。
（有錢真能通神。年少時不信這鬼話，因為我曾是最窮的學生而班裏最漂亮的女同學仍然喜歡我。長大後體會到這鬼話的魔力，因為那位女同學終究沒有和我在一起。）
葉利欽雖然競選成功，但西方領袖開始對他頤指氣使，毫不尊重。葉利欽不是一個心胸寬廣的人，心裏自然不滿。但他自己知道已經上了賊船，無法對西方說不。讓位給普京，可以算是葉利欽對西方的報複：我不能對你說不，但我找到了一位可以對你說不的壯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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