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記憶》--蔣少武作品欣賞：
車廂裏的“三忠於”右一為當時全國家喻戶曉的學毛選女積極分子張XX. 1967年
非洲朋友送給毛主席的芒果又被傳給了沈陽的工人階級——“送芒果” 事件轟動一時,芒果被群眾當作聖物供奉. 1968年
革命群眾慶祝遼寧省革命委員會成立. 1968年
革命群眾在批鬥現場學習毛澤東語錄時讓走資派麵壁. 1967年
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盲人積極分子在發言. 1967年
舉著漫畫的遊行隊伍. 1966年
毛遠新和陳錫聯在一起
革命群眾在鬥中共中央東北局領導. 1967年
文革期間來沈陽訪問的外賓也揮著“紅寶書”1967年
文革時期沈陽街頭常見的群眾遊行場麵. 1968年
蔣少武那樣冒著危險拍下三四萬張文革曆史照片並曆經40年保存至今的人，在全國屈指可數。他在1966-1967年間記錄下的曆史影像，是對那段不尋常歲月的極其珍貴的詮釋。而這批照片，或許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才越發體會到其巨大的價值。
1967年7月，35歲的《遼寧日報》攝影部主任蔣少武來到沈陽市中山廣場。此時的沈陽陷入一片灼熱之中。工人不再生產、學生不再上課、幹部不再上班，人們整日整夜地辯論、開會、貼大字報……整個城市變成大標語和大字報的海洋。
蔣少武就在那些紛亂躁動的人群裏。但是他在此的目的，不是衝到前麵貼大字報，也不是舉著高音喇叭喊口號或揮動旗幟歡呼勝利，而是冷靜地舉起手裏的“萊卡”相機，記錄眼前的這一切。
也正是因為有了他當年拍的照片，今天人們才恍然意識到，原來我們離那段瘋狂的日子，才隔了40年。
曆史的濃縮之地
今天再來到當年蔣少武拍攝的地點———沈陽中山廣場，一片祥和安寧。廣場的四周，林立著當年日本人留下的風格鮮明的建築群：當年策劃過“九一八”事變的“大和使館”，即今天的遼寧賓館；當年的關東軍司令部，即今天的沈陽市總工會；當年的“橫濱正金銀行奉天支店”等日本人的銀行，現在是中國國有銀行的辦公場所，而蔣少武所拍攝照片的背景，當時是沈陽市公安局的辦公大樓，今天還是沈陽市公安局———早年間，是日本人的“奉天警察署”。
在廣場中心，早年曾建有日本人修的日俄戰爭紀念碑，1956年，廣場中心建了噴水池，到1969年，這裏建起了一座大型玻璃製毛澤東塑像及一大群“紅旗語錄拳頭槍，邁步弓腰向前闖”的工農兵的塑像。據說，這是整個東北地區最大的雕塑群。
雕塑建立於1969年，當時蔣少武拍照片時，它還沒有建起來。不過蔣少武回憶說，當時人們爭吵辯論的熱點之一，就是如何在“紅旗廣場”（當時的中山廣場）建造毛主席塑像，各派都在說對方不是最先倡議者，自己才是，應該由自己來建。
今年6月8日，沈陽市中山廣場及周圍建築群被宣布為遼寧省的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遊客們———他們或許剛剛參觀完300多年前滿族人在自己的“龍興之地”建立的皇家故宮，之後就會到這裏來瀏覽、拍照，將近百年來的民族恩怨與數十年來的內部政治激蕩一並收入到鏡頭中：毛澤東站在中心，高高地揚著手，俯瞰著四周的日式建築群———曆史就這樣在這裏凝結。而蔣少武的照片，是對其中一段不尋常歲月的極其珍貴的詮釋。
大曆史中的小生活
蔣少武並不是對文革那段曆史惟一留下見證照片的人。許多人都拍過那時的照片，但是像蔣少武這樣有意識地大量拍攝並能夠保存至今的，在全國卻屈指可數。現年已 75歲的蔣少武幹攝影已經五十多年，一輩子積累下的照片有七八萬張，而其中最寶貴的是拍攝於文革及文革前“四清”、大躍進年代的照片，有幾萬張。
比如有一張照片，拍的是當年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第一次常委會上常委們在跳“忠字舞”的場麵。經曆過的人，說起這段曆史的人，簡直不能相信中國還發生過這種事。但是，在蔣少武的照片中，當年的情景複原了：這些身穿樸素中山裝、留著鍋蓋頭的普通中國百姓們，就是那樣堂而皇之地擺手、伸腿，仿佛集體瞬間沒了智商。
長於研究文革曆史的學者徐友漁，在見到這幅照片時感歎道：當年我在學校裏讀書，也有過被要求跳忠字舞的經曆。那是我文革中惟一沒辦法服從的直接命令：我看到學校裏那些老教師扭得實在太難看了，奇形怪狀，這簡直是對人的一種生理上的侮辱，無論老師怎麽要求，我就是做不出來。
徐友漁說，對於曆史的研究，曆來有兩種分野。一種是宏大敘事，比如，表現政治運動的慘烈血腥，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領袖和風雲人物上，以表現宮廷政變、重大事件為焦點；另一種，是把注意力聚焦於日常生活，億萬人在當時是怎麽生活？怎麽吃飯？從這個意義上說，後者的意義與前者同樣重要。而蔣少武的照片，給今天人們帶來的震撼，更大程度來自後者。
再比如另一張照片，是兩個解放軍女戰士在街頭邊走邊揮毛主席語錄本的情形。蔣少武說，當時她們一路還喊著“毛主席萬歲”的口號。在當時，人們卻已見怪不怪。而蔣少武當時就覺得這太不正常：“當時就肯定，這種狀態不會太長久的。”所以，他要舉起相機———這種場麵值得記錄下來。
介乎“正統”與“非正統”之間
以蔣少武的職業生涯來看，他應該是一個根紅苗壯的“正統”之人。1947年，已當了三年兒童團長的他開始參加革命工作，在共產黨辦的《遼東日報》當“紅小鬼”，時年15歲。後來，他幹過報務員、司務長、人事科幹部，直到1954年《遼東日報》成立，報社攝影科缺人，領導問他：你想幹攝影記者嗎？
蔣少武的攝影，是邊幹邊學的。他腦筋靈活，又勤奮好學肯吃苦，很快成為報社裏深受重用的主力記者。1956年蔣少武成為中國攝影家協會的第一批成員，1958年成為報社的攝影科科長。
此後蔣少武的職業生涯應該說比較順利：1978年，蔣少武當選為遼寧省政協委員，1981年當選為全國新聞攝影學會常務理事，1985年獲全國首批高級記者的職稱，1991年，他成為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今天的蔣少武，本應可以為自己的記者生涯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輕輕鬆鬆安度晚年了。但是，他現在內心充滿忐忑不安。
這是他性格中的另一些東西在灼烤。他記得在文革前自己讀過一些“西方新聞記者”寫的東西，印象很深：“有一個人講了這樣一個觀點：一個攝影記者的責任，是不讓曆史留下空白。我感覺這話說得太好了！攝影這個東西，記錄曆史再現曆史，它比文字等其他手段都高明。”這些話，在後來的歲月裏悄悄發酵。
當文革來臨的時候，整個中國陷入混亂，《遼寧日報》的日常工作實際也是停滯的。而這時的蔣少武，卻背起相機開始四處拍照。他回憶道：“那時我嘴上不敢說，但心裏總在想：這種非常態的曆史瞬間不會長久。‘記錄下這一切’，這句話總是在我的腦海中出現。”
這時，驅使蔣少武每天拍照的，已是多年記者生涯和理論學習帶給他的一種樸素直覺與曆史責任感。當時蔣少武在當地已是有名的攝影記者，所以他在現場要拍照，一般人並不阻攔。但也不是每次都順利：有次他要求進一個批鬥會現場。負責把門的人問他：你什麽出身？蔣說，我是中農。他們就問裏頭：中農行不行啊？裏麵的人回答：中農是團結對象，行！
一邊，是現場狂熱的人群，一邊，是拿著相機的蔣少武，“這個時候，你會跟著現場的情緒走嗎？你會跟著激動嗎？”記者問。
“我不會。我隻會有另一種，那是記者的激動：謝天謝地，這千載難逢的機會讓我趕上了！”蔣少武說，他隻有三次沒有拍，那是他的朋友和同事在文革中被蒙冤批鬥時，“這三次，我都在現場，但不知為什麽相機就是舉不起來。”
蔣少武心裏清楚，自己所拍的這一切，當時都是不可能發表的。以後什麽時候能見天日，他也不知道。他隻能背著人的耳目，偷偷把膠卷衝洗出來，匆忙標上一個時間，然後，卷成很小的卷，藏在各種各樣的存藥品的小桶裏。有一次，他正在遼寧日報社的暗房裏衝膠卷，紅衛兵們開著大卡車高喊著口號像潮水一樣衝進了報社， “那陣勢和《列寧在十月》裏進攻冬宮差不多”。蔣回憶說，他們曾闖進暗房，強行把底片資料櫃撬開，將底片扔了一地，然後揚長而去。這或許是蔣少武的底片遭遇到的最危險的一次。
為了保證底片的安全，蔣少武也曾把底片拿回家。但是後來他又擔心，“那些人要是來我家了可怎麽整？”或許，蔣少武的一個朋友和同行的經曆可幫助我們理解這裏的精神壓力有多大。那位同行，也在文革中拍攝了大量照片，大約近千卷，並不比蔣少武拍得少。但最終，到文革快結束時一場“查三種人”的運動中，他把膠卷統統扔進了鍋爐中。他後來說，膠卷剛一進爐子的一刹那，他就後悔了。
“曆史不應該斷層”
數十年時間裏，蔣少武以他特有的謹慎，守護著這個巨大的秘密，甚至連他的孩子都不知道有這一千多卷膠卷在。他總是覺得還沒到公開的時候。直到大約是1997 年的時候，他才開始打開封存的膠卷，利用業餘時間在暗室裏小規模地洗印了一些樣片。報社裏有年輕同事看到了，大為驚訝：這是什麽啊？文革是這樣的？也有人趕緊說，你可千萬別叫別人看見了啊！
真正讓蔣少武感到問題緊迫的是曆史就要斷層了，因為年輕一代對此並不了解。蔣少武說：“我不想讓這些照片，隻是光給那些研究人員去看，雖然那也很重要。這些照片，是我們全社會的共有財富，也應該讓全體人民來共享。”
蔣少武麵臨的是一項浩大工程。這數萬張底片，是在兒子們的幫助下，經過數年努力，現在剛剛洗印出了小樣片，做了簡略登記，就已經花去了數以十萬計的個人儲蓄和無法計算的個人精力。按道理，這些底片若想得到妥善保存，還應進行數字化掃描並刻錄光盤，然後，將底片交專業的檔案部門保存在溫度和濕度都達標的庫房裏。而僅靠蔣少武一家人的力量很難辦到。
蔣少武說：“我已經是奔80歲的人了，著急啊。實在不行，我就想在家裏辦個攝影博物館，自己家裏搞，還不行嗎？”———而即使是辦私人的博物館，工作量都浩大得讓人發愁。
但是有一點蔣少武心裏是踏實的：“如果我沒有記錄下那10年的曆史影像，我將是個失職的攝影記者。”他為他所做的事感到欣慰。而這一切工作的巨大價值，或是在將來的歲月中人們才能意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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