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青，1953年出生於青海省西寧市，1969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5年，1977年內蒙古大學化學係助教，1985年北京食品研究所副所長，1998年加拿大貴湖食品學院MBA，2000年加拿大農業部食品研究所助理研究員，2013年北京同仁堂飲料公司總經理。
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和2021年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的曆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定性為十年內亂並作出了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決策。父親周仁山在“文革”中的一段離奇經曆，記錄了人性在極端環境下的無奈與期望，表現了對生命的渴望和對正義的堅守。
1966年6月以後，全國各地轟轟烈烈的“文革”運動逐漸進入高潮，由於西藏的特殊性其進展的速度遠遠落後於內地。8月19日拉薩五萬群眾集會，西藏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正式拉開。
8月24日拉薩中學、西藏師範學校等學校的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破四舊”，拉薩各居委會要求居民對所轄區的寺院、佛殿、佛塔等宗教建築“破四舊”，大昭寺等寺院被砸。8月27日群眾沿街遊鬥所轄區的“牛鬼蛇神”，並在大昭寺的講經場集中批鬥。
1966年8月27日，拉薩街角群眾批鬥“牛鬼蛇神”
原西藏工委和自治區的主要領導很快隨著運動的進展離開了其各自的領導崗位。8月下旬，紅衛兵翻牆闖進十世班禪在北京的住處，用卡車把他拉到中央民族學院關押，查抄了他的寓所並召開幾千人的大會對他進行了多次的批鬥。由於拉薩對眾多民主人士的揪鬥加劇，9月27日為了阿沛·阿旺晉美夫婦的安全，中央要求西藏軍區派人護送他們進京。
10月大昭寺被設為“紅衛兵破四舊成果展覽辦公室”，全拉薩在“破四舊”時收繳的佛像等珍貴佛教用具集中於此，經版、經書、唐卡等被當成燃料使用。不到一年前的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成立後，原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張經武完成使命回京，12月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1967年秋被打成“賀龍二月兵變”參與者，於1971年10月27日在北京衛戍區二師醫院地下室水泥地上絕食身亡。
1966年11月，原西藏軍區政委譚冠三因身體原因，調回北京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長，主持日常工作。這時，拉薩的社會動亂已經進入高潮，12月22日造反派“拉薩革命造反總部”上千人集會成立，張國華在區黨委常務會上決定支持造反派。
1967年1月11日 中共西藏自治區各部、委、廳、局相繼被造反派奪權。1月15日中央同意張國華留北京治病，並任命父親周仁山為西藏自治區黨委代理第一書記。2月5日“無產階級大聯合革命總指揮部”成立，總部設在布達拉宮下的“雪”村和自治區黨委院內原班禪住所。
5月11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西藏軍事管製委員會，張國華為主任，任榮、陳明義為副主任, 同時張國華調四川省任黨委第一書記，兼西藏軍區司令員。而軍管的實際負責人是軍區副政委任榮，然而西藏軍管後武鬥越加惡化。父親和原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軍區副政委王其梅相繼在拉薩多次，不間斷地受到殘酷批鬥。王其梅在揪鬥所謂“六十一”叛徒集團後，暴力批判致使身心虛弱回北京治病，1967年8月15日終因病情嚴重在北京含怨去世。
8月23日至9月17日，拉薩的兩派群眾組織在拉薩街頭的武鬥加劇，製造了人員死傷。
在西藏自治區黨委機關和政府被群眾組織奪權後，6月24日自治區軍管會成立，父親被軍管，但仍避免不了被批鬥，原來在區黨委大院的家已經無法居住。據秘書陳培勤回憶，1967年夏他回到父親的住所，看到所有的東西都被砸爛，文件筆記被拿走，唯一留下的私人用品被褥置於房間牆角，打開看時裏麵已滿是老鼠。父親在上百次的批鬥中，有時揭發批判，交待問題，有時揪鬥體罰，有幾次被打得頭破血流。
時至1967年10月, 全國已相繼有八九個省、市、自治區成立了革委會，而西藏拉薩尚處於兩大派群眾組織鼎足相立，勢均力敵的局麵。中央領導於1967年9月18日及時接見了赴京開會的西藏黨、政、軍領導，發現其中一個最大的分歧點，就是對待父親的態度截然相反，一個堅決要“打”，一個堅決要“保”，成為當時兩大派激烈爭辯的主要焦點。
一起回到拉薩後的新華社記者描述了當時的情況，父親在支持他的一派和打倒他的一派之間被無情的拉扯中渡日。由於一派的保護另一派的攻擊很難發生效用，他們就采取斷然行動武力搶奪，以致釀成武鬥，危及生命。西藏由於其特殊的原因，其派性鬥爭有時演變成民族鬥爭，在內地省是不多見的。
一天，一方突然間向外公開宣布，周仁山已離開總部，不知去向。支左部隊也派人四處尋找，都一時未獲知父親的下落，判斷可能已遠離拉薩，逃躲它鄉。
然而，西藏拉薩的兩派群眾組織對父親批鬥和保護的激烈爭執不停，在軍管支左部隊都無法解決的情況下，一派群眾組織則秘密策劃了一個大膽的方案，決定將父親盡快轉移至邊遠地區藏匿起來，躲避另一派組織的糾纏。
經過幾天的準備，1967年11月4日清晨五點在一位方姓醫生的幫助下，父親悄悄的離開拉薩總醫院，為了躲避人們的視線，幾經輾轉於中午十二點來到拉薩公路管理局汽車隊，司機朱師傅開了一輛解放牌卡車，一行六人日夜兼程，向格爾木方向出發。
父親擠在駕駛室裏，不顧數天來的疲憊，感覺似乎可以睡一會兒。然而，長期的工作習慣以及在複雜鬥爭環境中的思索，他不敢睡，不知是數月以來精神和身體的不斷折磨還是突然意外地逃離險境，也使父親不能入眠。
連夜趕路，隨著顛簸汽車慢慢的爬坡，直到第二天清晨，即便經過幾個小時的山路大家都知道可能還沒有脫離危險，隨時都有可能被人發現。這次曆險不能聲張，不能露麵，不和任何人聯係。
汽車慢慢穿過那曲安多，艱難地翻越5231米的唐古拉山，這個天然屏障似乎成了政治疆界，翻過了這高山也許才能安全。汽車一天直行，夜闖整個唐古拉山脈，不確定的政治氣息和高寒缺氧，五十五歲的父親生命安危牽動著車上每個人的心。
天亮時分，汽車一夜的奔波來到雁石坪停了下來。這裏是西藏自治區和青海省的交界，唐古拉山的古鎮，海拔4713米。大家在雁石坪吃飯休息，這裏人煙稀少，沒有文革的跡像，感覺輕鬆了許多。
下午繼續西行，在溫泉站加滿了油，又大約行駛200公裏，地勢平坦了許多，經過著名的可可西裏天然草場，來到昆侖山不凍泉納赤台，藏語的意思“沼澤中的台地”。一行人在納赤台住了下來，這也許是父親幾個月來第一次安靜的入睡。
納赤台離格爾木不到100公裏，由於緊張的奔波，第二天早晨大家都沒有起床。父親躺在床上一下子回想起30年前在內蒙古額濟納旗從事地下工作的經曆。那時他兩次由我黨派往該旗從事團結上層，宣傳抗日，組織革命隊伍的工作。由於國民黨專員和特務機關的監視和追殺，在額旗塔王塔旺紮布的幫助下，兩次化妝，騎馬夜奔數日才逃離險境。往事的回憶和這幾天的躲避逃離險境，父親再一次感到生命的可貴，以及這次在不同曆史背景下的種種無奈。
11月6日上午，終於到達格爾木。大家非常高興，下午司機朱師傅帶大家到他的朋友蔡儀家休息。晚上找到一個小旅社，在一樓六號一個套間住下。這時方醫生和其他兩位同誌順利完成了護送任務又要連夜返回拉薩，父親和他們告別，感激之情難以言表。
馬上要到西寧，是不是應和上級聯係，決定下一步去向？商量的結果決定還是了解一下西寧方麵的動向再行動。這樣司機朱師傅、醫生楊桂琴和父親在小旅館住了差不多十天，為了不讓人注意，楊醫生又聯係了一個河東旅社。父親和朱師傅在那裏住了三天，等待下步計劃。
20日晚，在一個叫邵紀法的家裏湊合了一晚，第二天傍晚從邵家出發，三人連夜趕往諾木洪一個鐵路道班住下。次日清晨沿著六號公路行程340多公裏，來到海西都蘭縣。
23日這一天繼續趕路，晚上到達省會西寧市區。當晚父親他們住在西寧大廈四層，第二天，了解到的情況是，早在5月25日經中央同意原甘肅省委、蘭州市委的正副領導，統一由蘭州軍區管理，各"群眾組織"若要批鬥時，同支左辦公室聯係協商安排，並通告要求各群眾組織立即停止武鬥。
11月5日中央正式批準成立甘肅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由冼恒漢任主任，蘭州軍區政委冼恒漢同時主持甘肅，青海，寧夏，陝西四省的支左工作。根據這一情況父親決定還是前往蘭州。25日一早他們驅車，當晚在蘭州市中山旅舍住宿，為了安全第二天再轉移至事先聯係好的王玉德家。
自11月4日離開拉薩，二十餘天的奔波，父親一直都在想一個問題，何時向中央和領導聯係？然而，蘭州似乎是個和拉薩，西寧完全不同的世界，沒有什麽熟人，沒有人追蹤糾纏，滿街的大字報，批鬥和高音喇叭喧鬧聲再激烈也和周仁山沒有關係。
在王玉德家安定下來，父親決定盡快給張國華發電報，匯報情況。電報發走後，父親和朱師傅，楊醫生三人的心踏實了許多，開始在蘭州市內找合適的地方住下來等消息。先在平潭路7號住了幾天，在下關營李德沅家和王玉清家住了半個月同時聯係蘭州軍區領導，為了安全在工農兵飯店住了兩天後又搬到程培德家住了十餘日。
父親好像習慣了這種不安定中的安定，艱難而焦急的等待上麵的答複。終於在12月30日得到蘭州軍區的答複，父親被接到軍區第二招待所。這時正是1968年的新年元旦，父親一個人在蘭州度過新年。
司機朱師傅返回拉薩後再沒有消息，楊醫生後內調北京寬街中醫研究院，繼續從事她救死扶傷的工作。
而在西藏拉薩，就在這四處找尋周仁山下落不明之時, 西藏軍區突然接到張國華經成都軍區發來的一份電報，這份電報是主發中央, 同時抄送西藏軍區的。電報以簡短的文字告之，成都軍區接蘭州軍區來電，周仁山已在蘭州找到，準備派人護送到成都軍區。
1月11日，蘭州軍區派出吳、蔡兩名幹部和兩名戰士，全副武裝，乘火車將父親安全護送到了成都。
到達成都後，父親急切提出希望盡快麵見張國華，張沒有回複。
1月13日張國華指示成都軍區一名幹部和一名戰士，乘飛機將父親“護送”回拉薩。事後，從成都“護送”周仁山回拉薩的成都軍區的幹部戰士談起這次特殊的任務，這位幹部說: “從蘭州軍區送周仁山到成都，然後由成都送至拉薩，領導上一再強調要做好保密工作，生怕在路途中發生意外。我們雖然身帶有武器，但不外露，名義上還隻是保護送達。對周仁山青海蘭州之行，雖也認為有些不妥，但總還認為是身不由己，混亂局勢生命難保，不得已而為之。
1968年1月，西藏拉薩群眾批鬥大會，周仁山做檢查
1968年2月中旬，中央決定西藏兩大派組織，黨政領導幹部和軍區派出代表赴北京學習，並趁機匯報解決西藏問題。因為連續幾日，天氣不佳，專機多次推遲起飛，遲至2月21日，天氣稍有好轉，西藏派出的赴京代表於淩晨準備登機離開拉薩。
這次赴北京的代表，兩大派組織和傾向於兩大派觀點的領導幹部的人數、名單，都是經過西藏軍區副政委任榮等人反複研究，並又同兩大派負責人磋商之後才確定下來的，基本上處於對等狀態，任榮也一同隨機前往。
起飛那天，天空布滿了一層薄薄的白雲，空曠的機場上，涼風颼颼，遮絨帽放下護耳，下端的小繩被風吹得四處亂晃，鼻子尖直凍得發麻。
臨上飛機時，任榮的秘書程某奉命站在弦梯的右邊，手拿著花名冊，逐一清點、辨認登機的人員。他要求隨行的記者幫忙，站在弦梯的左邊，維持一下秩序，以免發生漏點、錯查登上飛機的人員。程秘書辦事看起來十分認真，如發現有人擁擠著上飛機，就立即把他們拉開，保持一定的距離，嘴裏不停地招呼： “慢一點，不要亂！”
登機的人員一一被點名、清查之後，登上了飛機, 沒有發現一個不到的和一個多餘的人員，也沒有發現有任何差錯，都是按照事先分配的名額、應到的人員登上了飛機。
隨行的記者們登上飛機之後，與任榮副政委、程秘書等同坐在飛機前部的頭等船裏。飛機升空, 穿行在彌漫的白雲之中，由於強大氣流的衝擊，一會兒向上拋,一會兒又向下落。任榮談起這次北京之行, 語氣平和地對記者說: “這次派代表去北京，一派組織堅持提出非要周仁山去不可，周仁山本人也有這個要求。但我們考慮他如去了北京, 兩派代表又怎能坐在一起學習, 肯定會引出不少麻煩來！所以, 我們認為，他還是不去為好！” 由於周仁山一直處於兩派群眾組織激烈爭奪的關鍵，一打一保，矛盾異常尖銳，目前不去北京參加學習、匯報，應該是有一定道理的。對此有的記者表示同意，一些記者沒有說話，私下認為奪權不是撤職，矛盾的關鍵不在場隻會進一步激化矛盾。
誰料就在交談這件事不到十分鍾, 程秘書突然神情緊張地從後艙走過來，向任榮報告：“政委，真沒有想到，周仁山冒名頂替某某，蒙混過關登上了飛機！”
任榮一聽到這一消息，啊的一聲半天合不攏嘴。記者也很詫異：“上飛機時，不是一個一個點名、清查了，這怎麽可能呢?”“這是真的，我剛聽說也不相信，特地到後艙，見到了周仁山才來報告的！”“耳聽為虛，眼見為實”，記者仍不大相信這一情況會發生，便立即起身，前往代表們乘坐的後艙查看，果真是如此！
這時的父親，已脫下皮大衣，摘下遮絨帽和大口罩, 由於一年多以來的多次大小批鬥會，遠遠地一眼便能認出。他正笑容滿麵地與鄰座四周群眾代表交談。
他見記者到來，連忙欠起身子握手, 從容地微笑點頭。
記者返回前艙，告之任榮：“周仁山真的上了飛機，是冒名頂替另一個幹部的名額。”任氣憤地說道：“這個周仁山前次潛逃到青海, 這次又化妝冒名頂替去北京, 真是太不遵守紀律了！飛機臨空飛翔，又不能像坐汽車一般，隨時可以停車下人，隻好無可奈何地說：“現在沒有別的什麽辦法了，隻有到達成都以後再說”。
飛機降落成都機場之後, 在候機室裏，任榮讓秘書將父親請來，當麵說道：“周仁山，你這次冒名頂替，是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怎麽能再一再二地這麽做，把自己緊緊地與一派夥在一起……”
父親不等任榮說完，搶先爭辯：“這有多大的錯誤，到北京去學習、匯報情況，我應該有這個權利。我擔心是有人從中作梗，歪曲匯報我的情況，所以想能有機會直接向中央陳述。”
“你的要求，我們可以向中央反映，由中央作出決定，在未經請示中央同意之前，你怎麽能采取這種做法。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太出格了。你現在正在接受組織的審查，群眾的揭發，批判, 怎麽能妄自行動,喬裝打扮去北京呢? ”
“我覺得對我的揭發批判, 有許多是不實之詞”，父親嚴厲爭辯到：“你們對待我的態度也很不公平, 提出的我的曆史問題都是沒有根據的！我有許多意見，在拉薩無處訴說，正想能有機會到北京去申訴……”
任榮打斷他的話說：“不要再說了，我就在機場向北京請示，如果中央不同意你去北京，你就留下，改乘飛機回拉薩！”
在機場，任經軍用電話線路要通了中央辦公廳，對方經請示周總理回答:“既然事已如此，就讓周仁山隨機到北京來參加學習。"聽到如此決定，任榮揮揮手，對秘書說：“你去告訴周仁山，中央已同意他去北京！”
父親十分高興，支持他的一派群眾代表在候機室欣然相對任榮。而另一派的代表聽到這個決定後，提出了強烈抗議，對周仁山去北京參加學習的行動“保留不同的看法”，認為這是“周仁山犯下的新罪行”, 今後要聯係他所有的“三反”言行，一起徹底清算。
確實，這次化妝登機是事先周密策劃安排的。支持周的群眾組織分析了參加學習班的名單後，特意安排了一個在身材容貌和周仁山相似的同誌，以他的名字登機。周穿了一件皮大衣，放下遮絨帽的護耳，戴一個大口罩排隊等候。由於名單順序是固定的，而人員排隊是隨意的，在接近程秘書點名的時候，趁混亂的局麵就匆匆登上了飛機。
當然，除了群眾組織的精心計劃和父親具有的豐富地下鬥爭經驗和機智，還有同情的人員或是記者在暗處相助，這也許永遠都是個秘密了。
其實，父親能否去北京參加學習匯報，他自己早有思想準備。首先，去年9月第一次在北京學習匯報，周仁山是以自治區黨政主要領導的身份參加的，解決兩派的矛盾，周是重點。其次，周不能去，中央沒有明確，而隻是個別領導自己的想法。
事情果不出所料，父親到達北京西藏學習班後，仍然是兩大派爭辯的焦點。這一派要召開大會揭發、批判他，而另一派又提出抗議，要求予以保護，亂得學習班的領導無法駕馭，隻好向中央請示。中央指示，暫時將周仁山隔離審查，接受群眾背靠背的揭發、批判。兩派白熱化相爭的局麵暫時平息下來, 但分歧的意見仍然存在，繼續在大字報上展開激烈的“派戰”。
事情發展到1968年9月5日，西藏與新疆自治區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全部成立革委會的最後同時成立革委會，9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聯合發表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麵勝利萬歲!》的社論中，將周仁山，王其梅點名為“中國赫魯曉夫”在“西藏的代理人”而被打倒。
1975年7月，父親被北京衛戍區解除監護，再經過長達三年的申辯和抗爭，於1978年5月24日，中央正式任命周仁山為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很快走馬上任，後來沒有恢複黨籍的父親被中央進一步任命為自治區黨委常務書記和第二書記。直到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1979年1月17日，時任西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任榮終於同意恢複父親的中共黨籍，區黨委對在文革中對父親的一切不實之詞全部予以推翻。
1980年5月，胡耀邦在西藏考察途中，洛桑慈誠，帕巴拉.格列朗傑,阿沛.阿旺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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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2026 post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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