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90）
（三十四）奪權中的亂象和鬥爭
前麵，我說了上海奪權的大概經過。但說的主要是造反派與當權派及保守派的鬥爭經過。其實在造反派內部也有鬥爭。這種鬥爭一類是屬於爭權奪利。其實人無論處在順境還是逆境，這種鬥爭都會發生。相對而言共患難不易，共富貴更不易。這是人性使然。還有一類鬥爭是因觀點不同引起的。應該說文革初期一段時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老百姓思想最自由、也最好鬥的時期。因此雖然都屬造反派，他們也會由於對某人某事觀點不同而發生鬥爭。而“一月革命”中央號召造反派奪權，造反派內部因爭權奪利因觀點分歧引發的鬥爭就更加激烈。關於這方麵的情況，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張春橋在北京的一個關於上海奪權經驗的講話中就有所介紹。另外，上海“工總司”編寫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鬥爭紀要》，和上海市革命大批判組編寫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中也有相關記載。這些亂象，有些我也是親見親聞的，隻是年深月久有些事情發生的確切日期已記不清。這裏我就以上述三種記載為本，結合我的記憶，說說“一月革命”中各造反派在奪權問題上表現出來的一些亂象。
如前所述，上海奪權是因為陳、曹市委挑動“赤衛隊”大量離開工作崗位並策劃“三停”，以及大刮“經濟主義妖風”引起的。造反派在當時這種情況下為了表明自己是聽從黨中央“抓革命、促生產”號召的革命派，為了將文革進行下去，主動將某些部門、單位的生產管理大權接管了。這是一種自然發生的趨勢，並非造反派想借趁機奪共產黨的權，而且這是要冒很大政治風險的。但是到了中共中央公開表彰上海造反派，並呼籲造反派聯合奪權後，造反派中某些人也開始私心膨脹。他們設想這次文革打倒“走資派”就如一九四九年打倒國民黨政權一樣，勝利後他們都是有功之臣，就可分個一官半職。他們以為自己拉了一幫人、樹了一個“山頭”，先下手為強，搶先奪權造成既成事實，隻要名氣響，搶的“地盤”越大，將來分封的官職也越大。於是種種有關奪權的亂象也就隨之而來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由“工總司北上返滬第二兵團”（據說總人數有五六十萬）和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上三司）帶頭的十一個造反派組織率先發起了對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奪權。也不知張春橋是怎樣說服北上返滬第二兵團司令耿金章的，結果耿金章宣布“二兵團”退出奪權，餘下“上三司”等組織頓感勢單力薄，奪權行動也就告吹。
一月十七日，“工總司”、“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紅革會”和“上海市農民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籌委會”等四個組織也宣布聯合奪權。因張春橋嫌參與單位太少不同意，奪權沒有付諸行動。
一月十九日，“工總司”、“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和“紅革會”，在聯絡了“同濟東方紅”、“交大反到底”等大小三十八個造反派組織後，再次開會籌建上海的新權力中心。這次張春橋同意了。新權力中心最初取名“上海革命造反派政治聯絡總站”，後因追慕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巴黎公社，取名“上海人民公社”。
雖然，三十八個組織聯合奪權已具相當代表性，但還有遺漏，而且也不是所有人對這三十八組織奪權都心悅誠服的。“上三司”頭頭趙全國第一次與“工總司北上返滬第二兵團”聯合奪權因“二兵團”退出沒有成功。一月二十二日， 趙全國糾合了“中三司”、“中教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上海兵團”，及市委機關“工農兵造反總部”等五個組織再次奪權。他們宣布接管了上海市委，派人占領了康平路舊市委書記處和舊市委辦公廳機要室。張春橋果斷下令鎮壓，由王洪文率領“工總司”一批隊員把占領康平路的“上三司”趕走，把趙全國押送公安局。後趙全國以“政治扒手”的罪名坐了七年監獄。
一月二十三日，工總司常委範佐棟、王文海準備分裂“工總司”，另外成立一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還有，“工總司”北上返滬二兵團常委張富根同“紅衛軍”一些頭頭串聯了虹橋機場一些人，準備成立“中國民航上海管理局革命造反委員會”。這兩個圖謀雖然不影響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大局，但是屬於分裂“工總司”的行為，所以很快也被粉碎了。事實上，自“工總司”被毛澤東中央看中以後，凡屬分裂“工總司”，或要與“工總司”分庭抗禮的組織都會被張春橋打下去。
毫無疑問，張春橋的這種扶持“工總司”獨大，以及偏袒獨親以徐景賢為首的“市委機關聯絡站”的做法，有很多人是不服氣的。因此，就在一月二十三日那天晚上，複旦大學“孫悟空”等一批“紅革會”下屬組織聚在一起開會，準備“炮打”張春橋。二十五日淩晨，上海各主要街道上突然出現了一批大標語：“堅決反對目前成立以張春橋為首的新市委！”“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張春橋不等於中央文革！”還貼出《一問張春橋》、《為什麽？——二十個問張春橋》和《三十六個為什麽？》等大字報。此外，還有消息盛傳“紅革會”在三十日要在人民廣場召開有三十萬人參加的“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三十日淩晨，中央文革發來“一·二九特急電報”，明確指出：“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最近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同誌，指向中央文革小組，而不是指向以陳丕顯、曹荻秋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是完全錯誤的。”由於“工總司”在“解放日報事件”中與“紅革會”結成了深厚戰鬥友誼，因此“紅革會”炮打張春橋，“工總司”開始是持觀望態度的，等看到中央文革電報後，才緊急聯合了五十五個本市和外地駐滬群眾組織發表通告，表示堅決擁護中央文革來電。 這第一次“炮打”在中央文革幹預下被壓了下去。但因為發生了“炮打”，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籌備工作也停頓了六天，直到二月二日才恢複。
此外，一月二十九日，以耿金章為首的“工總司北上返滬第二兵團”聯合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等“工總司”反對派，組成“火線指揮部”，與“工總司”在南市區斜橋附近武鬥，後因中央文革明令反對“炮打張春橋”，耿金章等看形勢不對才匆匆停止武鬥。
二月二日，上海人民公社籌委會舉行會議，決定二月三日在人民廣場召開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同天深夜，“工總司北上返滬二兵團”和三十六個本市和外地在滬組織的頭頭也舉行緊急會議，決定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與上海人民公社唱對台戲。“新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新聞傳單，在全市到處散發，連我們青浦街頭也有。張春橋得知這個消息後急忙打電話把耿金章找來，給他看了毛澤東指示的電話記錄：“要搞革命的三結合，要張春橋、姚文元同誌參加上海市臨時最高權力機構領導工作。”張春橋還明確表示不僅他會參加上海人民公社，駐滬三軍也奉令支持上海人民公社。耿金章這才明白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是不可能成功的，就放棄了進一步行動。但第二天三日開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已是不可能了。最後成立大會延遲到二月五日才召開。
當時，全國最早成立奪權後新政權的是“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時間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二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西南的春雷——歡呼毛澤東思想在貴州的偉大勝利》表示祝賀。第二個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是黑龍江省，時間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新政權名為“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二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東北的新曙光》社論表示祝賀。 第三個成立的是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時間是二月三日。上海是第四個成立的。前兩個省成立革委員，《人民日報》都很快表態承認並祝賀。可是山東、上海成立革委會後好長時間不見《人民日報》表態，於是人心浮動，謠言四起。很多謠言都是懷疑張春橋有曆史問題，說他曾被國民黨逮捕過，是叛徒，所以中央遲遲不表態承認。直到二月二十三日，“上海人民公社”遵照毛澤東指示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這個新政權才算獲得了中央正式承認。為了解除廣大群眾的疑惑，當時張春橋還特地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說“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這樣就發生改變政體、國家體製、國號問題，是否要改成中華人民公社呢？國家主席是否要改叫公社主任或社長？因為改變了國號，又會發生外國承認不承認問題”。”（大意）總之，叫“公社”這個稱號十分不妥，會引起好多麻煩。這才使我們明白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後遲遲得不到中央表態承認的原因。不過這個時候，我們青浦造反派已處於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中了，絕大多數的造反派組織被“砸”掉，許多造反組織的頭頭被逮捕入獄，我們已無心情去慶祝、關心市革命委員會的成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