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49）
在那段時間中，北京發生了好多事情。這些事情有些單位黨支部傳達的上級文件中說的，也有些是紅衛兵學生們的傳單披露出來的。對於這些事情，我聽了看了以後也有自己的想法。現在回想起來主要有這樣幾件事：
一，關於八條規定。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劉少奇、鄧小平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派工作組到各高等院校領導文化大革命，同時做出“八條規定”。其主要內容是：1，注意內外有別。外國人不準參觀大字報，外國留學生不參加運動。2，大字報不要上街。3，遊行不要上街。4，開會不要妨礙工作、教學。5，不要包圍“黑幫”住宅，不準到被揪鬥的人家裏鬧事。6，注意保密。7、不準打人、汙蔑人；8、積極領導，堅持崗位。這八條規定有些是針對學生、群眾講的，有的是針對領導講的。“八條”傳達到我們單位記得已是在六月中旬左右了，是單位黨支部書記張宜分別到我們各個學習小組來宣讀的。張宜讀了後隻要我們議一下就算完事了，並沒有像過去傳達中央文件那樣鄭重，好像隻是通告一下的意思。當時我們對北京的運動不了解，也想不到“文革”會有打人之事發生，認為這“八條”隻是對運動打打“預防針”而已。當時我聽了傳達後認為這“八條”的內容淩亂得很，好像想到什麽就隨口說了出來，但重點就是八個字：“內外有別，注意保密。”這對於北京、上海這樣外國人多的大城市，確有注意的必要。但對於我們青浦這樣的小地方，根本沒有外國人來，關係不大。不過，由於我有“海外關係”，我對這“內外有別”就有更多一點的想法。我提醒自己今後在這方麵要更加注意，別讓別人抓住把柄，一切以安全度過運動為要。這當然是我片麵的理解。事實上“八條”中提到的不準“打人、汙蔑人”，“到被揪鬥的人家裏鬧事”等違法行為，北京已經發生過。而到了紅衛兵掀起的“紅八月”，這些條條框框就都被破掉了。我看到當時的傳單中有把“八條”一事說成是劉少奇為文革設置的障礙，以為這也未免太“草木皆兵”了；劉少奇頒“八條”，不過是老腦筋、老規矩，怕運動出紕漏，預先警告大眾的謹慎措施罷了。後來看到北京新市委書記李雪峰（時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的一個講話，估計就是按照劉鄧召集的這次政治局常委會精神講的。當時李雪峰代替彭真，一般都認為李雪峰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他也認為文革應該這樣搞，可見當時一般黨政幹部的認識，與毛澤東“天下大亂，越亂越好”的想法迥異。
二，關於北京大學“六·一八事件”的看法。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北京大學激進學生把各係“牛鬼蛇神”共五十六人，集中到38齋東門一個空場的平台上進行批鬥。這些人中有“黨內走資派”，也有“反動學術權威”、“反動學生”和其他“反動分子”。批鬥中有人遭到了人身侮辱，如被剃了“陰陽頭”，身上倒了墨汁或帶了寫有“反動學術權威”等字樣的紙糊高帽，也有人被打了幾拳、踢了幾腳和罰跪。當批鬥會開始時，駐校的工作組就設法阻止，但沒有成功。當時駐校工作組組長張承先（時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主管文教）不在學校，回來後得知了情況，在當晚的學校廣播中即指出這種做法是錯誤的，並說這是壞人“有目的、有步驟、有組織、有計劃”破壞文化大革命的陰謀。工作組則立即組織“左派”師生員工對這些亂批亂鬥“黑幫”的學生進行反揭發和反批判。同時封鎖校門，嚴格限製學生出入。
六月二十日，張承先將“六·一八事件”寫成簡報，連同一份《二十天工作總結》帶到北京市委工作組會議上介紹。同日，主持黨中央工作的劉少奇看到張承先的“六·一八事件報告”後，以《北京大學文化大革命簡報（第九號）》名義轉發全國各地黨委。劉少奇在轉發批示中說：“現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發給你們。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以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七月十八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後，這個“批示”當然被否定了。紅衛兵和學生的傳單中將劉少奇的批示作為他鎮壓學生運動的一個罪證。
對於這件事，我當時的看法首先是不讚成對“牛鬼蛇神”搞人身攻擊和人格侮辱的批鬥的。那時還沒有文鬥武鬥之說，我主要是受“士可殺不可辱”觀念的影響，對一些宵小趁機侮辱人格的事很反感。但我也不讚同張承先的說法，把這件事說成是壞人有組織、有計劃的破壞文革的陰謀。因為這頂“帽子”太嚇人了，一旦有人戴上這頂“帽子”，那就穩穩地一個“反革命分子”跑不掉了。我認為這隻是少數學生的過激行為，對這些學生要教育、批評，但不應一棍子打死。由張承先的動作，可以看出張這樣的大官平時是如何看待小民的。他們滿腦子的極左、階級鬥爭的觀念，動不動就是“壞人”、“陰謀破壞”，不知他們說出口的每個字都會對普通學生造成難以承受的殺傷力。他們與封建社會殘暴的、草菅人命的官員有何區別？我覺得劉少奇批轉“九號”文件製止學生的極左行為是對的；但從後來的事情發展看，這件事被劉少奇利用了來鎮壓學生運動，則是錯的。
三，關於大學招生推遲半年的通知。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下達《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頒發的通知》。《通知》大意是說舊的招生製度屬於資產階級的考試製度，需要改革，因此將今年大專院校的招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因為這是學校的事情，張宜隻是將文件在各個小組會上宣讀了一下就完事了，沒有進行討論。但是，我們從招生推遲半年這一點，紛紛推測這場文化大革命也可能要搞半年左右才會結束。這對於當時我們單位很多人認為文革已接近尾聲，無異是提了個醒。
四，關於軍隊文革。大約在六六年的六七月間，中共發下發過一個由軍隊擬定的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提綱，篇幅很長，其中主要是解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意義。也許這個提綱對一般民眾理解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意義也有幫助，於是這個提綱也發到我們這些單位來。聯係到之前《解放軍報》連續發表的七篇“論突出政治”的社論，可以感受到軍隊對文化大革命的強烈支持。
與此差不多時間，中共還下發過一個關於軍隊軍以下單位不開展“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隻進行正麵教育的文件。這個文件還規定軍隊不準幹涉地方文化大革命，同時也勸阻地方不要到軍隊去串聯或送大字報去軍隊，以免影響軍隊的戰備工作。當時我們看這個文件的立場，很明顯是要把軍隊與地方隔離起來，互不幹擾。這與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指出軍隊也有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立場不符；但也都表示理解，因為軍隊一搞“四大”，軍隊亂了，勢必要影響國防戰備。隻是後來形勢比人強，先是軍隊成了地方當權派的“庇護所”，然後群眾組織為了追查被轉移去了軍營的整群眾的“黑材料”和躲到軍營去的地方“走資派”，也衝擊了軍隊，互不幹涉的局麵被打破。此時毛澤東也認識到軍隊“不介入（地方）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於是幹脆下令“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開啟了軍隊幹涉地方文革、主宰地方政治的新局麵。
五，關於聶元梓和蒯大富。文革中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其中最出名的一個是北京大學的聶元梓，另一個是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從當時紅衛兵披露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有關資料看，聶元梓抗戰開始就參加了共產黨，建國初期定十二級幹部，文革前任北大哲學係黨總支書記。按其資曆地位，已屬於“老革命”之列，要是在地方那是地委副書記一級的幹部，在軍隊是正師級幹部。她在“四清”時就與北大校長陸平有矛盾，鬥得不可開交，是鄧小平親自出麵支持陸平才把聶元梓硬壓下去的。如此看來，她與陸平原來就有矛盾，現在不過是借文革之勢，抓住一點陸平的新把柄，趁機再次與陸平鬥爭而已。當然，不能就此說聶元梓揭發陸平等人破壞文革一事是假的，但我總覺得她的造反與清華蒯大富那樣的造反學生是不一樣的，至少動機沒有蒯大富那樣單純。後來北大有一批學生反對她，稱她為“老佛爺”，意為她如慈禧一樣專製，我是相信的。而聶元梓被稱為“北京五大學生領袖”之一，我以為這個身份也是不相宜的。她怎麽能算學生？她要算學生，那陸平豈不也可算學生？
關於蒯大富。據紅衛兵傳單上的介紹，蒯大富是清華大學學生，一九四五年生，江蘇人，父母都是中共黨員，因為反對工作組，被化名“小何”的工作組顧問王光美打成右派學生，並遭關押。後因毛澤東認為工作組鎮壓學生犯了路線錯誤，蒯大富才得解放。又因為直接鎮壓蒯大富的人是劉少奇夫人，蒯被毛澤東視為可利用來打擊劉少奇的“炮彈”，於是蒯一夕成名。除此之外，我對蒯大富的情況其實也不全了解。但我欣賞他的大膽和認準真理一往無前的勇氣，有男子漢氣概。我還同情他的遭遇，慶幸他的脫難。就我所知，“解放”以後曆次運動不知整錯過多少人，中共有哪一次承認過錯了？能在運動後期對這些人“落實政策”、“從寬處理”，已經是天大僥幸了。而一個被這麽高級的黨幹部定性為反革命的人，最後能得到解脫，這樣的運氣實在也是可遇不可求，與戲文裏的楊乃武何異？當然文革結束以後蒯大富又被捕入獄，被判了十七年徒刑。隻是這樣的結局當時也預料不到。
從以上我對這幾件事情的看法，或許可反映出我當時的思想狀態。後來我自己總結一下，覺得我當時的思想中就有造反傾向，但是屬於溫和造反的一派。證諸我後來的行動確實如此。
附錄：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李雪峰在市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一、北京市文化革命的形勢、方針：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黨中央指導下，發展很快。首先是北京市黨員、團員、大專學生徹底揭露“三家村”，黨團員很快投入戰鬥。各個學校開批判會、貼大字報、到北京日報社示威，轟轟烈烈發展很好。最近有一個新的發展，除“三家村”繼續批判外，又開辟了新的方麵。六月一日中央電台廣播了北大的大字報，大專學生首先響應。“一二·九”是在北京搞的，北京青年具有革命傳統，形勢發展很迅速。公布以後，其它大專學校予以聲援，寫了大字報，送了信，派了很多人去，很快的起來了。中小學也起來了。五十所大專院校，幾百個中學的學生，堅決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
工廠寫大字報、寫信，有的工廠停了工進行聲討。發電廠幾百個人也在醞釀停工，搞大革命進行聲討。擁護黨中央、毛主席。發電廠一停工我們就開不成會了，我們自己亂了，對社會主義建設不利，我們不能亂，我們要革敵人的命。因此，我們要作解釋，組織工作組，派人到有些工廠，宣傳解釋，幫助工作。我們的形勢表現的很好。學生要認真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作毛主席的好學生。廣大群眾一下子起來了，至於方式方法不當，領導來不及作報告，方式方法不當，這也不算什麽，還沒來得及講，一聲令下，千軍萬馬，一下子起來了，原來北京市委掌握著印把子，我們不能聽他的了。這證明我們對黨中央的擁護，對毛主席的熱愛。市委決定要打破常規，站到運動前麵領導運動，口號是：一切為著前線。市委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積極領導群眾運動。市委如此，各級領導也如此，北京市委領導出了問題，北京市一定會埋伏一小撮人，總會有的，文化大革命要進行揭露。在革命中，反革命也在活動，運動中也發現了反革命破壞的跡象，他們混水摸魚，打著“紅旗”反紅旗，實際上是反動，但隻是一小撮很少數。我們要打勝仗，不能因為他們人數少而麻痹，必須和他們鬥，他們動筆我們也動筆，他們動槍我們也動槍。各級黨組織絕大部分是好的，我們要相信，很多幹部都是經黨多年教育，在群眾中鍛煉成長起來的。革命的左派，不要束手束腳，東張西望，更不能躺倒，要站起來，站到前麵。團是助手，當然也要站在前麵。有錯誤的怎麽辦？而且也許是黑幫，絕大多數是好的。就是有很多錯誤，同誌們也要站出來革命，起來和自己的錯誤決裂。他們盜竊領導權，發出指示性文件，要各單位執行，過去沒有被揭露，所以一直都是啞巴吃黃連，不能往上追。現在能講明白了，責任屬於他們。第二條自己有錯誤各人認各人的賬，你檢討得好就會信任你，自己也要敢起來講，和黑幫有關係的，要起義立功。如果不揭露，就不能劃清界限。那夥黑幫，要他檢查，他是不幹的，宋碩就是這樣。聶元梓揭露，確實有這個問題，他不但不改，繼續活動。有人現在還活動。我在北大講一次，話雖不多，有人造謠，這就是階級鬥爭。說我講的和宋碩一樣，給我貼了許多大字報。反麵的東西貼它一年，對大家是個教育。有人受了蒙蔽，聽風就是雨。這些人是可以原諒，還有一種糊塗蟲、或是壞分子。今天以前還有人活動，今天再宣布一次，要停止活動。有錯也可以站出來，你們要好好檢討，可以減輕錯誤。有問題如果來不及，先講幾條，現在我們首先要革命，過幾天再講，要站在運動前麵領導，發動群眾，還要很好掌握政策，也得劃幾個杠杠，不算什麽框框，正確掌握黨的政策，一杆子插到底，政策和群眾見麵。今天以前，群眾還在抗議市委，今天四點鍾一宣布新的北京市委，馬上就在操場歡呼，擁護北京市委的改組。一個革命者怕群眾那還得了，一下子人家不了解你，把你包圍了，受點委屈，也沒有什麽，有一個學校，對我們派去的工作組也不信任，工作組一去就被包圍了，問，什麽人？答：市委來的。問：哪個市委？新市委，舊市委？答：新的！問：有介紹信嗎？答：沒有，我們去拿。質問：你想逃跑。後來打電話給華北局，證明是新市委工作組的，馬上鼓掌，擁護他們，把他們擁上台講話，不打不相識嘛！打了才知道是一家人，委屈了一天，飯也沒吃上，受了委屈，為革命嘛，沒什麽，要相信黨中央、毛主席，不要束手束腳。政策趕快給群眾見麵。你不領導有人領導，革命者不領導，右派就要領導，我們也派了一些工作隊下去，但不能下去那麽很多，主要還是靠黨委領導。我們才帶來幾個人，幾個秘書，幾個做飯的，幾個司機，五個書記，加到一塊也就那麽幾個人嘛。所有的同誌要站到自己的崗位上，也可以說叫堅守崗位，蔣介石也堅守崗位，我們也堅守崗位。革命也講，反革命也講，要保護群眾積極性，不要在群眾中批評，不要潑冷水。北大的萬人大會，我說不開，你們要開，那就開嘛！也沒有什麽了不起。大字報內外有別嘛！中央有指示，隻是換個地方，你要貼在飯廳門口，我說你貼到裏麵，如果你硬要貼，也可以，不過外國人知道了，照兩張照片，也沒有什麽了不起，照兩張照片，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垮不了台。已經貼了的，自己願意揭掉，我們歡迎，或者，再另寫一張貼在上麵。有的同誌在下麵做壞事進行造謠，好樣的站出來，辯嘛！沒有真理才造謠，既要放手發動群眾，又要掌握政策，劃清界限！
二、 中央幾條指示：
1． 大字報可以出，可以貼
主席向來主張要采取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很好的武器，學校可以出。（1）不要往街上貼，我們大字報是同誌們看的嘛！貼到街上，北京是首都，外國人很多，帝、修、反去照象。（2）有外國留學生的學校要內外有別。留學生中帝、修、反都有，放在屋子裏就是不讓他們看，就這麽一點，沒有別的限製。（3）內容原則上不限製，不同的意見可以討論，也可以辯論，揭露批判有一些可以勸說，政治鬥爭可以寫，私生活（男女關係）不要寫上去，容易引上邪路，影響團結。
2．各種會議可以開：（1）座談會、討論會、批判會、聲討會、代表會都可以開。（2）班、係、團員大會都可以開，隻要地方允許就可以。最好在校內開，分散開，不要在街上開，不要在有外國人的地方開。
3．不要上街，不要包圍住宅。我們上街隊伍浩浩蕩蕩，帝、修、反就會造謠，他們寫個報導，說我們反對政府，當然也會照象啦。這樣有些壞人，三個遊魚，臉上也沒刻字，混進去就更危險。這場運動是黨中央、毛主席號召的，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三家村”黑店，錯誤性質是嚴重的，但人數隻有那麽一小撮，而我們的人上街他們就會說共產黨的統治搖搖搖欲墜了。我們是革命的，黨中央和毛主席領導我們，我們應聽毛主席的話。現在還不需要上街，如果需要黨委會出來領導的，需要了還有民兵嘛！還有解放軍嘛！這不怪同學，我們沒講清。現在美、法、蘇修及東歐其他修正主義國家大使館，整天在我們國家搞情報。也不要包圍什麽人，有人到吳晗家，上了房了，一共三起，也有一些無組織的群眾，他們把吳晗拉到胡同裏鬥起來，打死了就麻煩了。昨天晚上又包圍了陸平的房子，結果給弄了出來，推了一陣，鬥了一頓，我們主要是政治上把他們鬥臭、鬥倒，最後還是要改做新人。“五四”時，打賣國賊，因那時我們還沒有政權。
4．聲援北大，最好寫大字報、寫信，硬是要去是否派幾個人就可以了。昨天去的人很多，客人上去就幹，主人也不好開展工作，如果這樣下去，北大的工作就要搞亂了。從主觀願望上來看是好的，但客觀效果不好。
5．國內國外要區分。
6．要提高警惕，防止壞人破壞，大家都提高，不是怕他們，萬一出現了，有點破壞也沒啥了不起，也不要過分緊張，“三家村”黑幫想要混水摸魚，我們現在要甕中捉鱉。
7．鬥爭靠群眾，大字報、開會都是講道理，不要一聽是講道理，就又回到了課堂。不準打人，不準侮辱人，在四清中對農民講清不準打人，他們也會認清的，打錯了道歉；但不好，一個階級內就不要打架，這樣容易被壞人利用。
8．防止把鬥爭引到邪路上去。這場鬥爭是嚴肅的思想鬥爭，政治鬥爭，是要害、是政權，有人要奪取政權搞政變，要搞赫魯曉夫沒搞成。吳晗的罷官就是替廬山會議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翻案，“海瑞上疏”特意安排了金殿罵皇帝一場，這是曆史上根本沒有的，這些是他們趁我們三年困難向我們進攻。現在我們經濟好轉，老子可以穩穩當當地甕中捉鱉，防止轉移目標，走到邪路上去。
下麵著重補充一點：《北京日報》挨打挨了幾個月，問題主要出在《北京晚報》和《前線》，而《北京日報》後期起了包庇作用。《北京日報》已改組了，新的編委由《河北日報》總編輯翟向東和《山西日報》總編輯組成，這兩家報是辦得比較好的，是我們的機關報了。他們的責任我們不負。我們要清算（原文如此）他們，大家不要再追了，再追就追到我們頭上了。新的市委歡迎批評，包括今天的講話，有意見可以討論，可以批評，不過我今天是宣布中央指示，按這個精神辦是不會錯的。有人遞個紙條問：有些人象右派一樣向黨進攻，怎麽辦？我們要采取什麽態度，答：你可以把他揭出來，他暴露了，這是好事，和老虎在一起睡覺是可怕的，但你知道你身邊是老虎就用不著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