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42）
那一天，站裏的人不多，我寫大字報、貼大字報好像都沒有人注意。貼完大字報我就回了唐鬱。走進公路邊的那間大草棚，難得的“蹲點”組的楊桃源、鬱健沅和婦保所的兩個人都在，他們正說說笑笑地在講什麽，講的很投入。我看看楊桃源，他根本沒在意我，回頭看了我一眼就繼續他們的談笑。其他人也一樣。一種羞恥感突然從心底泛起並迅速籠罩了我全身。我覺得我已不配再與他們在一起談笑了，我已將自己從這個團體中驅逐出去了。於是我悄悄退出大草棚，去做我的工作。此時我像做了賊一樣感到心虛，也有些後悔，但木已成舟，貼出去的大字報已無法收回。古人說“一失足成千古恨”，真是一點也不錯啊！為了這一時的衝動，我從此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十字架”，至今幾十年了仍無法放下。後來我一直想當麵向他道歉，但羞於出口，我覺得廉價的道歉彌補不了他實質的傷害；同時，在當時這種社會環境下也不容許我向這種“攻擊偉大領袖”的行為道歉；若道歉，就說明了我與反黨分子同流合汙。我也曾無數次拷問自己，當時究竟是什麽原因促成了我這樣的舉動？剔除種種次要原因，無可違言，最根本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害怕。害怕無產階級專政，害怕楊桃源因他的“不當”言論連累到我。還有一個是我個人的功利心。我把揭發楊桃源當成了證明我革命，希望得到中共認可我革命的機會。如果說前一個原因是環境所逼，則後一個原因的責任不能不歸於我自己了。
當時，我們管道式化糞池的實驗已接近結束。那段時間楊桃源也不常與我和小淩一起工作，且他吃住也不與我們在一起，因此這天我離開大草棚後我就沒有再見到他。但我想楊桃源雖然現在還不知道我貼了他大字報，等他回到站裏肯定就會知道，祇不知他知道這件事後會是怎樣一種反應？衝我大發脾氣？不承認有此事？如果他衝我發脾氣，我一定不計較；但若他不承認，可我也沒有旁證，那我豈不是成了誣告？因此我更想知道的是黨支部的反應。因此，第二天上午我借工作之需又回了一次血防站。站裏依然人很少，靜悄悄的，好像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這使我有點不安。因為我雖然在一時衝動下貼了揭發楊桃源的大字報，為此感到羞恥和後悔，同時卻也擔心著黨支部會不會因此反而來懷疑我，或來個“順藤摸瓜”，追問我與楊桃源之間是否還有其他反動的言論。這不是沒有可能的。隻要有人責疑：為什麽楊桃源敢對你說這樣的話而不是對別人說？如果不是你們平日就臭氣相投，有共同的語言，楊桃源怎敢在你麵前毫無掩飾地發泄對偉大領袖的不滿？我就百口難辯。但第三天或者是第四天，當我再有事回血防站到化驗室去，經過防疫組那排房子時，卻見保管員王保英正站在他那小庫房的門口向我招手。他是“四清”新入黨的預備黨員，也是團支部的成員之一。以前我除了做實驗需要從他那裏領過燒瓶、試管等東西，我與他從無個人交往。我不免感到奇怪，走近問他找我有什麽事。他請我進小庫房去，然後咿咿哎哎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最近全國掀起了一個群眾性批判“三家村黑幫”的熱潮，我想我們站裏的革命青年也應該積極投身進去。我想與你合作，今後我們是否可以一起來寫批判文章？他並不提到我已經寫了楊桃源大字報的事，因此我吃不準他說的一起寫批判文章，是指寫批判“三家村”黑幫的文章，還是指寫批判楊桃源的文章。但不管批誰，既然他提出要與我合作，也就是“共同戰鬥”的意思，這是當前革命大方向，我沒有理由拒絕，因此我含糊答應了王保英的要求。那天，我們沒有進一步商量具體合作的方法，後來也沒有一起商量過，當然更沒有一起寫過大字報。但由王保英主動找我要與我合作寫大字報這件事來看，我雖無法肯定這僅僅是他個人的要求，還是奉了黨支部或團支部之命來的，總之以他的身份，我隱隱感到我的行動得到了站領導的肯定。這樣，我原來的擔心也就消除了一半。
我說我的擔心消除了一半，是指還有一半擔心還沒有消除。這就是我擔心有人會懷疑我揭發楊桃源的動機，以為我們私人之間有什麽恩怨，揭發楊桃源是出於報複。這就有貶我的人格。我雖自知揭發楊桃源這件事做得不仗義，但若為報私仇而出此我還沒有那麽下賤。而這樣懷疑我的人確實也是有的。不過，在當時全國正處在聲討“三家村”黑幫的高潮時，是沒有人敢站出來公開懷疑我的。有人向我表露這種懷疑，已經在二年多以後了。為了行文的方便，我將此事提前簡單說一下。
一九六八年夏季的一天，一個正好我和原副站長錢國璽單獨相處的場合，他突然沒頭沒腦地向我提起一件事，說“當時楊桃源準備結婚，想問你用僑匯卡去上海華僑商店買棕繃，你沒有答應。”我想他怎麽突然提到這件事，且他又是怎麽知道這件事的？我想進一步聽他說些什麽，但他卻就此打住不說了。這就引起我疑竇，這件事情已經過去這麽久，錢國璽還突然提這件事是什麽意思？當初楊桃源要買棕棚買不到，確實向我說過一句“聽說上海華僑商店裏有得買”，當時小淩也在，但他並沒有明確向我提出希望我能用僑匯卡支援他去買，而事實上我也無法答應他這個要求，因此當時我裝作沒明白他的意思，含糊了過去。此後楊桃源再也沒有提這件事。再後來幸虧在嘉善買到了棕繃，楊桃園固然如願以償，我也算一件心事落了地。現在聽錢國璽的意思，好象是因為我沒有答應楊桃源的要求，引起楊對我不滿；我又因此對楊不滿，於是就以揭發楊來報複他。對於錢國璽這樣的懷疑，我有點生氣。作為一個單位曾經的領導，對政治問題作這樣的理解實在有失水準。我不想對他解釋，因此我沒有回答他。
過了一段時間，有一次也是隻有我和錢國璽在一起的場合，他又突然對我說：“當初你們在唐鬱的時候，楊桃源曾向站領導反映，說你不具備做實驗的基本知識。”說完這句話，下麵的話他又不說下去了。開始，我摸不著頭腦，想這是怎麽一回事呢？我與楊桃源一起工作隻有短短三個多月左右時間。在這段時間中，凡是他教我的，我都正確無誤地執行了。我從沒有聽到過楊桃源嫌我不具備做實驗基本知識那樣的話，也不覺察他有這樣的情緒。但既然錢國璽說了這件事，他也不可能無中生有造作出來，因此我仔細回想了一下，終於想起了一件事。那是我和淩嘉堯剛隨楊桃源做管道式化糞池實驗不久。當時楊桃源教了我們配製化學試劑的一些基本常識。因我自知學曆有限，化學知識隻有初中時學的一些皮毛，因此有空就找一些化學方麵的書來看。記得一次我看一本化學書，注意到書中說在萃取某些物質中的有效成分時總是用酒精而不是用水，我想起中醫藥酒也是用高度白酒來浸泡而不是用水的，就想明白這究竟是什麽道理？酒精有什麽特殊功能？我曾問過楊桃源，但楊桃源沒有回答我，我猜是不是他也不知道。有一次楊桃源帶我和小淩去上海血吸蟲病研究所請教一些實驗技術上的問題，我正巧想起此事，就趁機向研究所的一位老師提出來請教。這位老師聽了我提的問題，看了看我，也沒有回答。我不知他是因為這個問題屬於常識太簡單而不屑回答我，還是因為他也不知道原理而不答。我正覺得有點尷尬，懷疑自己的提問是否太孟浪了，卻瞥見楊桃源正狠狠地在向我瞪白眼。我明白他在向我表示不滿，但我仍不明白他的不滿是因為我的提問令這位老師為難了，還是我的提問暴露了我的基礎知識不足，讓他感到沒麵子。不過，對學問事，我一向抱“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態度，“三人行必有我師”，不懂而向人請教，這不是可恥的事情。因此事情過後我根本沒有將此放在心上。現在事情過去了二年多，錢副站長在這個時候突然對我說起這件陳年舊事，第一說明楊桃源把這件事也向領導匯報了。第二說明楊桃源確實認為我缺乏化學基礎知識，不適合做實驗工作。但我仍然不明白錢國璽現在提這件事的用意。聯係到上一次他說的買棕棚事，我總覺得錢國璽這樣對我說，是在懷疑我文革初期寫楊桃源大字報的用意：因為楊桃源說我不具備做實驗的資格，我對他懷恨在心，於是報複他。其實，楊桃源對站領導說什麽我根本不知道；且我也從來沒有感覺到楊桃源因為我學曆低而嫌棄我。而不管楊桃源對我有沒有意見，我揭發楊桃源時確實沒有任何為泄私憤而報複他的意思。
懷疑我的還不止錢國璽一個。“一月革命”以後，同一陣營造反派裏的一些人突然氣勢洶洶地要我解釋，我寫的第一張揭發楊桃源的大字報是不是受了黨支部的指使。對此我很反感。我認為事實怎樣就是怎樣，不能因為現在造反派奪權了，黨支部垮了，就把什麽是都說成是黨支部的陰謀。雖然後來黨支部派王保英來說要與我合作，確實有操縱我的意圖，但我寫第一張大字報絕對是我自己的意思。為此，我特地寫了一張大字報把我寫揭發楊桃源大字報的前前後後經過，都如實公之於眾。最後我在大字報中寫道：“如果揭發楊桃源是錯誤的，責任在我，與黨支部無關。”這才平息了大家對我的懷疑。
當時，我對別人對我的懷疑感到很委屈。但想想這件不義的事情畢竟是自己做下的，別人懷疑我的動機我又有什麽辦法呢？就把委屈忍下了。然而後來我突然醒悟到，我寫楊桃源大字報確實沒有受黨支部指使；但是，我當時的極左思想、乃至我的恐懼，所有種種不都是由共產黨的宣傳和所謂階級鬥爭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威脅造成的嗎？此外，也許以前的曆次政治運動黨支部都有操縱的事實，是因為有慣例在先，所以單位的同事、甚至連副站長錢國璽也懷疑我的動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