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37）
文革爆發前，中共在國際上以所謂“大無畏的無產階級革命氣魄”發動對蘇共的大論戰，在國內開展聲勢浩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極左思潮大大地影響了我們這些無知青年，認為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四處都是。當時傳言中央領導估計全國有三分之一的政權已不在無產階級手中，讓人聽了不寒而慄。後來知道這個“中央領導”就是毛澤東。那個時候中共的報刊上鼓吹一種論調，說自從蘇聯變修以後，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大旗，將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這個曆史的重任已經義不容辭地落在了中國人民肩上。因此我們要緊密地團結在毛主席的黨中央周圍，把中國的革命搞好，為世界革命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北京已成為世界人民革命的燈塔。那時的流行歌曲也緊緊圍繞著“防修反修”和“繼續革命”這兩個主題。有兩首歌我很愛唱，並以此激勵自己的革命鬥誌，一首是《我們走在大路上》，還有一首是《我們年輕人有顆火熱的心》。那豪邁的歌詞和雄壯的旋律，常常激得我熱血沸騰。因此盡管“三同”很艱苦，我對“蹲點”搞試驗還是勁頭很高，對自己“革命化”的要求也很嚴格。雖然我自知家庭出身成分不太好，但與當時大多數人一樣，也總是希望通過自己的表現，能得到黨領導的認可。
一九六六年最初的幾個月裏，中共推出供全國人民學習的“英雄人物”層出不窮。二月份，《人民日報》發表了焦裕祿的事跡，在全國掀起了一個學習焦裕祿的運動。《人民日報》最早報道焦裕祿事跡是在六五年的十一月，那時我正在趙屯，是從公社辦公室的報紙上看到的。焦裕祿是中共河南省蘭考縣的縣委書記，據報紙上介紹的事跡，為了改變蘭考貧窮的麵貌，他殫心慮竭在蘭考推廣種植泡桐，自己卻因肝病去世。報上有一張照片，是他生前坐過的藤椅，右邊有一個大洞，說這是焦裕祿帶病堅持工作，肝痛時拿東西頂在椅子上止痛，日子久了將藤椅也頂破了一個洞。蘭考人民說他是“人民的好書記”。現在《人民日報》再次報道他的事跡，是中共中央決定要將他作為好幹部的典型，供全國黨員幹部學習。在當時，雖然像季貿楠那樣的黨員幹部無法令人尊敬，但整個黨的形象在我心中仍是十分高大的。
不久，又有一個“先進典型”出現，名叫談建華。據報上介紹，談建華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一九六五年下鄉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一次遊泳時不幸溺水而死。死後人們整理他的遺物，發現他生前記了好多日記，其中有不少是他學習毛澤東著作，改造自己世界觀的心得體會。有關方麵將他作為出身不好的知識分子改造世界觀成功的典型。出版部門還出版了一本《一顆紅心向著黨——談建華日記摘抄》的書。相對於縣委書記的焦裕祿，談建華屬於另一類型，對於我們這些屬於知識分子單位的人來說，是更切近的學習榜樣，因此站領導特別推薦大家去新華書店買這本書。前不久“四清”剛宣布“告一段落”時，站領導也推薦大家買過一本書，那就是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由此可見當時站領導對談建華這個榜樣的重視，對於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黨支部也是煞費苦心。
老實說，對於談建華這本日記的真實性，我是有懷疑的。懷疑的原因之一是據我所知，一九五七年以後很多知識分子對記日記已視為無異於玩火的危險舉動，因而紛紛停止了記日記，甚至還把過去記的日記也銷毀了。因為他們害怕自己在日記中記錄的某些事，或對某些事情的看法，說不定什麽時候因為與黨所提倡的觀點不同而成為“定時炸彈”，既害己，又害人。特別是出身不好或有曆史問題的人尤其害怕，因為他們最易成為政治運動的對象，最易被查。我很懷疑難道談建華就不怕？懷疑原因之二是自從中共將雷鋒樹立為人們學習的榜樣，出版了一本《雷鋒日記》以後，引起了很多人仿效。而造假之風也由此而起。繼雷鋒之後成為中共表彰的那幾個“英雄人物”，如王傑、劉英俊等都寫日記。報上介紹他們的先進事跡時，也都引用了他們的日記，以證明他們的先進思想淵源有自。但細看這些被發表出來的日記，我總感到這不像是真的日記，倒好像是為將來有朝一日發表而預先準備的演戲腳本，其共同特點是語言通順，滿紙豪言壯語，卻內容空洞，如同在喊口號、表政治態。那時候造假“日記”最離譜的，莫過於林彪老婆葉群在江蘇太倉縣“蹲點”時發現的農民老太太顧阿桃的日記。據《人民日報》報道，顧阿桃識字不多，居然不但能學毛澤東著作還能寫心得。有不會寫的字，她就用畫畫來表示。這就有點令人難以置信了，一個鄉下老太婆，排除萬難寫這些日記，寫了準備給誰看？其實，在《雷鋒日記》發表時，就有不少人懷疑這是中共文宣部門“秀才”偽造的，至少也是經過他們修飾的。 當然，我不懷疑談建華寫的日記也是別人代筆的，但世風如此，我不能不懷疑他記日記的用意，懷疑他日記中反映的都是他真實的思想？不過盡管如此，因為談建華畢竟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他生前也沒有做出過什麽特殊的貢獻，就因為這一本日記，黨表彰了他。從這件事上我感到黨的“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的政策好像也不全是騙人的。這讓我感到一種暖意，覺得我們隻要聽黨的話，也不是一點出路也沒有的。
說實在的，當時我們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比起那些“出身較好”的青年，自我思想改造的態度一般要更認真些。而認真的動力，除了希望得到黨的認可，就我個人來說也真的是認為隻有共產革命才是值得我終生為之努力的。這是我們這些從小就在中共教育下成長的青年很難跳出的思想局限。淩嘉堯的出身估計也不好，這是一次我隨淩嘉堯去他家中見到他父親時感覺到的。他的父親沒有工作，見到我沒跟我打招呼反而避入房間內。怕見生人，這是當時很多被管製的“四類分子”常有的特點。而淩嘉堯高中畢業臨時工卻也沒有轉正，似乎也是成分有問題的一個證明。因此在唐鬱那段日子，我和小淩工作之餘還想方設法地為社員做一些好事，作為我們改造思想，自覺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的具體行動。那時候我與淩嘉堯住在第九生產隊的一個小倉庫內。同住的還有兩個“四清”工作隊的隊員，一個是上海第一醫學院的學生，另一個是來自白鶴公社理發店的理發員。據說他是他們公社商業部門培養的“四清積極分子”、入黨對象。他有一套理發工具帶在身邊但不用，我和淩嘉堯知道後就向他借來給社員免費理發。當時向他借的時候他還有點不舍得呢，說小心不要弄壞了。後來我一次給社員理發時果然不小心將理發推子的手柄弄斷了。本想買一個新的推子賠給他，站裏有人說可以去上海廠裏換一個手柄，可以省一些錢，並說可請站裏跑後勤的許震彪去上海出差時幫我換一下。我找到許，跟他說了原由，他一口答應。不幾天他果然幫我換到了，隻花了一元多錢，而買一把新的推子大概要三元多。當時我與許震彪並不熟悉，後來文革“造反”了，彼此才熟悉起來。他成了大家公認的造反隊“頭頭”。
漸漸地，唐鬱這個點其他人就很少來了。不要說季貿楠、錢國璽再不見蹤影，連楊桃源、鬱健沅也少來了。即來，他們也隻是先在公路邊的大草棚裏談笑一會，然後去“三同”的社員家吃一頓中飯，下午再去什麽地方轉轉，然後就回縣城了。隻有我和淩嘉堯兩人，因為單位不叫我們回去，我們隻能堅持在鄉下與社員“三同”。當初似乎聲勢頗壯的、由縣委除害滅病辦公室牽頭，有血防站、婦保所參加的“點”，現在不到二個月就有點“虎頭蛇尾”了。
有一天我因什麽事先回單位，再要去城東公社與公社血防組的人接洽一些事情。剛巧新分配來的大學生黃麒旌也有事要去城東公社，遂與我同行。一路上他問我在鄉下“三同”苦不苦，做些什麽實驗，又鼓勵我們在唐鬱蹲點要做出一點成績來。我聽了心中苦笑。我說生活艱苦些倒不怕，我擔心的是實驗能不能得到領導的支持。我們做任何事，離開了領導的支持，要成功很難。我這樣說，是因為唐鬱確定為除害滅病辦公室和血防站的“點”以後，辦公室的季主任，還有我們站裏的兩位站長，都像蜻蜓點水一樣隻來點一下就不見了。對於我們的工作，我感覺沒有人真正關心過。我既然身為試點組的一員，當然也希望做出一點成績來，因而我真的希望領導對我們的工作能真正地給予關心和支持，而不是停留在口頭上。不料黃麒旌聽我這麽一說，大為驚奇，說：“你也懂得領導的支持是試點成功的關鍵？”見他這樣大驚小怪，我倒有點不以為然起來，我知道他的意思，心想：在黨領導一切的社會裏，這是常識。如果我連這一點也不懂，豈不是個“呆子”了！但希望得到領導支持，不等於要討好領導，拍領導馬屁。但就這麽著，黃麒旌對我特別親熱起來。大概他作為一個大學生，在單位內屬於“高級知識分子”，俯視之下，在站裏的“小青年”中覺得我還算“孺子可教”吧？他們夫妻倆去年底從福建醫學院畢業分配來站裏，僅二三個月時間黃麒旌就成了“四清”工作隊和黨支部的入黨對象，也算是個“登龍有術”的人了。文革中造反派公開罵他是“政治扒手”，不過他對我倒一直是很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