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28）
這樣的學習自然十分枯燥無味。在“老血幹”中有好幾個是老煙民，他們一個抽煙，摸出香煙盒來總要給在場所有抽煙的人都敬一支，即使對不抽煙的也會問一句“要不要也來一支？”而抽了別人煙的人自然也要回請，於是你方請罷我來請，一支還未抽完又有人將香煙發了過來。有幾個本來不抽煙的，也許是因為無聊，也都抽起煙來。小組內起碼一半以上人都抽煙，抽得室內煙霧騰騰，咳嗽吐痰的人不斷。那時的人衛生習慣大多還很落後，即使我們衛生單位也不例外，雖說室內有痰盂，但有人嫌麻煩就直接將痰吐在地板上，再用鞋子蹭幾下，就算沒事了。此時天已經冷了，門窗都緊閉。上海地區冬季都沒有室內暖氣裝置，取暖的唯一方法是生一個煤球爐，爐上燒一壺開水。於是煙氣加上煤氣，室內空氣更加烏煙瘴氣。生爐子的好處是開水供應可以源源不斷。因此人人捧了一個茶杯，既喝水，又用來暖手。開水喝得多，廁所就跑得勤。大家輪流上廁所，順便出去散散心，吸幾口新鮮空氣。辦公室的門因此“咿呀咿呀”地響個不停。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下旬，全縣縣級衛生部門集中開了幾天大會。地點借在城廂鎮上的一處會場，能容二、三百人。會議開的什麽內容我已記不清，但有一件事記得很清，就是有一天我發現會場外院子內的牆上貼了一份中央文件，是對開白道林紙鉛印的，一共有二張或三張之多。文件的名稱叫《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也就是俗稱的“二十三條”。後來想，這次大會可能就是為了傳達這個文件而召開的。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中共中央文件以布告形式在大庭廣眾中公開張貼的。文件最後右下角印的日期是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當時我看了這日期一度懷疑是否印刷時印錯了，將十一月印成了一月，否則怎麽文件發布了快一年才公布？怎麽前階段時間我們學文件，工作隊隻宣讀“前十條”和“後十條”，而從不向我們提到還有這個“二十三條”？
而更引我注意的是這個文件有三個很特別的地方：一是文件前麵的中共中央“通知”明確指出：“中央過去發出的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如有同這個文件抵觸的，一律以這個文件為準。”換言之，前麵我們學過的“前十條”和“後十條”，在某種程度上講其實都不作數了。因為這兩個文件中凡與“二十三條”精神不符的，一律要以“二十三條”為準。二是文件的第二條關於運動的性質，批判了幾種錯誤的提法，如“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等。這是極其反常的。雖然我不知道中央開會是怎樣的情形，但我想任何一級黨委開會如同我們基層單位一樣，在討論某些問題時有不同的看法，那是正常的，也是黨內民主允許的。等最後統一意見形成決議以後，這種曾經有的分歧、包括不正確的意見，一般都不會放到正式的文件中加以批評，更不會公開讓群眾知道。所以這個文件算是開了一個先例。隻是當時我不知道這些被批判的觀點是誰提出來的。也不清楚這些被批判的觀點，其錯誤性質有多嚴重。三是文件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也是史無前例的。以前中共的曆次政治運動，都是將鬥爭矛頭對準黨外的非黨群眾。即使鬥爭也涉及黨員幹部，甚至明明是黨內的鬥爭，中共也總是將這些鬥爭對象說成是混入黨內的階級敵人，或者是沒有改造好世界觀、因而蛻化變質了的壞人。所以像“二十三條”那樣，將鬥爭的主要矛頭針對黨內“走資派”，並將運動的這個目的明確地告訴人民群眾，是第一次。我以為這個鬥爭對象的變化，很明顯是從“反修”鬥爭中汲取了經驗教訓後得出的。中共認為蘇共變修，主要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奪了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因此，這也預示著這次“四清”運動，將是與過往曆次政治運動不同的、一種全新的運動。
我感到這個文件很重要，就想把它抄下來便於深入學習研究。我趁會議休息時拿了筆記本站在牆下抄錄。突然，我聽到有人在我背後厲聲喝道：“這文件隻準看，不準抄！” 我嚇了一跳，回頭一看，是一個國字臉四十來歲的男子，站在會場外的走廊屋簷下正惡狠狠地盯著我，一隻手的手指裏還夾著一支香煙。我不知他是何方“神聖”，但心中很自然地泛起一絲恐懼感。我很怕他來查問我的家庭出身。若他知道我有海外關係，進一步懷疑我抄文件的目的是刺探情報，裏通外國，那我就有口難辯了。正在此時，站在那男子旁邊的一個中年婦女輕聲糾正他道：“這個文件是可以轉抄的。”那男子頓時不出聲了。他似乎失了麵子，就沉著臉拚命吸煙，在那裏又站了片刻，把剩下的煙蒂狠狠地往地上一甩，悻悻地盯了我一眼，然後走開了。我認識那個女子是縣衛生科的科長，姓陳，上半年臨時工轉正時她來過血防站，聽說她丈夫是縣委副書記，叫王琳。
這次會議以後，讀文件就多了一個內容，除了繼續讀“前十條”和“後十條”，同時也讀這個“二十三條”。與以前學習“前十條”和“後十條”一樣，工作隊對“二十三條”也是隻宣讀而不做任何解釋。因此當時我對中央的鬥爭還是一無所知。當時我既不知道這個“二十三條”批判的“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和“黨內外矛盾的交叉”都是誰提出來的；也想不明白這個“二十三條”既然已經製定了快一年，而工作隊為什麽卻一直秘而不宣？其實，當時還有一件怪事，那就是關於劉少奇妻子王光美“桃園經驗”的事。在一九六四年那個時候，據說“桃園經驗”曾風靡全國。王光美被許多省市黨委邀請去作報告。所以“桃園經驗”是當時所有“四清工作隊”必須遵行的工作方法。但我們單位“四清”時，工作隊對這個“桃園經驗”隻字不提。以致我知道這個“桃園經驗”，是在文革初期紅衛兵批判劉少奇、王光美時才知道的。我們單位“四清”時發生這麽多怪事，當然與中央最高層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鬥爭有關。以上這些疑團，我是到了文革中才逐一解開的。
當時，我對“二十三條”中說的“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觀點深為讚許，認為抓住了當前階級鬥爭和反修鬥爭的主要矛盾。自中共公開開展中蘇論戰以來，每發表一篇重要文章我都會想方設法弄來細讀一遍。在這個過程中我其實已不知不覺接受了“堡壘最易從內部攻破”的觀點，覺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黨內嚴重過黨外，黨的高層嚴重過基層，尤其要防止黨的最高層領導變修，防止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如果仍像過去那樣隻整黨外群眾，不整黨內當權派的做法，那是無法收到防修反修效果的。而這個觀點，我認為與我後來會積極投身文革並且參加造反派，有著前因後果的關係。
“二十三條”我們又學習了十來天，運動開始進入下一個階段，叫做“洗手洗澡放包袱”。什麽叫“洗手洗澡”呢？這一種比喻說法，意思是一個人有了這樣那樣的錯誤、缺點，好比身上有了汙垢，需要通過洗手洗澡將汙垢清洗掉。身體洗幹淨了，身體會更健康。“放包袱”也是一種比喻說法：一個人犯了錯誤，思想上必定有壓力，好比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這就不利前進；現在通過運動，讓這些人認識了錯誤，把“包袱”放下了，一身輕鬆，這才可以“輕裝上陣”幹革命。中共常用這種非常通俗化、甚至有點粗俗而又不失人情的話來形容非常嚴肅的政治運動，一是為了易懂，二是為了讓你產生錯覺，以為黨要你交待問題完全是從善意出發，是關懷你、幫助你，為你好，是治病救人；讓你以為隻要向黨“忠誠老實”、徹底坦白了自己的問題，就沒有事了。這是一種高明的誘術，引誘人向黨毫無保留地交出自己的所有秘密。與此配套的，則是黨鼓勵人們告密，鼓勵人們作黨的“打手”。他們將這種行為美名之曰“幫助”，說這是為了幫助犯錯誤的人改邪歸正，是出於“同誌的好心”。這也是用心良苦，實際是想用冠冕堂皇的說詞來解除揭發者和批判者的心理負擔。工作隊宣稱他們是尊照毛主席的教導，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新的團結，最終要達到“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這樣的目標。既然黨是這樣的“好心”，又是這樣苦口婆心，試問誰敢不領情？又有誰敢說自己一點問題也沒有，不需要交代檢查？工作隊告誡大家：“人人都要對黨忠誠老實”，不要希圖可以僥幸過關。這實際是搞“人人過關”。
首先在群眾麵前作“洗手洗澡放包袱”檢討的當然是站長兼站黨支部書記的張宜和副站長錢國璽。他們領導幹部的“洗手洗澡放包袱”還有另一個叫法：“下樓”。大概意思是說他們過去當官做老爺，高高在上脫離群眾，比好住在“樓上”；現在通過運動，讓他們放下官架子，從“樓上”走下來，與群眾“打成一片”。按中央文件的意思，領導能不能“下樓”，決定權在群眾，要群眾認可了他們的檢查，他們才算是下了“樓”了。但是，領導幹部能不能下樓，決定權實際上操在工作隊手中。記得張宜和錢國璽他們兩位在全站員工大會上一共就做了二次還是三次檢查。在我印象中，他們的檢查平平無奇，看不到他們犯過什麽大的錯誤。當然，也許他們真的沒有犯過什麽嚴重錯誤。就這樣，過了幾天工作隊就說他們已經“下”了“樓”了。這使有些員工暗中議論，表示不滿，說工作隊有包庇領導的嫌疑。但包庇什麽，議論者不肯細說，我們當時也無從知道。畢竟當時我們“小青年”對很多人彼此還不熟悉。運動中工作隊在站內設了一隻“檢舉箱”，說任何人對站領導或其他任何人有什麽需要向工作隊檢舉揭發的，都可以寫了投在這箱內。檢舉人具名也可、匿名也可，工作隊絕對保密。後來文革中聽說當時有人投信檢舉了錢國璽在蟠龍時的生活作風問題，要求工作隊徹查，但沒有下文。沒有下文，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因為生活作風問題不是運動的重點，所以工作隊不查也不做處理？當然也可能工作隊查了，黨內也已做了處理，隻是不向我們黨外群眾公開而已。
就在此時，我們學習小組內有一位“老血幹”也發生了一件“風月”案。工作隊和單位領導也都沒有對這位員工做任何的公開處理。 這名“老血幹”是我的同鄉。他的弟弟還是我小學、中學的同學。事情就發生在運動開始前不久。他下鄉在一個公社做血吸蟲化驗工作時，與公社衛生院的一名女醫務人員發生了婚外情。當那個女的發現自己懷孕時十分著急，因為她的丈夫在西安工作，已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回來過，讓人知道她懷孕，事情必然敗露。那時候還沒有手機可以私下聯係，那男的又住在單位集體宿舍，無論打電話到單位來還是寫信來，都易被人發現。而且當時我們站裏“四清”運動已經開展，全體員工白天黑夜都集中在一起開會學習，不要說請假，連私人空間都沒有。但情況緊急，那個女的就隻好冒險親自跑到青浦來找他。她在血防站大門外探頭探腦好幾次，卻都不敢進來。估計是因為血防站內各個辦公室都是人，她有點怕。而這個情形，我們在辦公室內透過窗玻璃都看到了。所以那個男的其實看到了，但他也不敢出去見她。由於這個女的是公社衛生院的，而我們單位很多人都是全縣到處跑的，自然也有人認識她。那個女的來了青浦也見不到那個男的，隻好寫信來。一天正是下午開始學習的時候，我們很多人都已團團坐在辦公室內等候工作隊員來了後開始學習，此時我們小組一位叫姚富康的“老血幹”拿了一封信進來，故意大聲說：“某某某，你有一封信！”說著“啪”的一聲將信丟到“某某某”麵前，同時笑嘻嘻向大家做了個鬼臉。大家立刻明白了這封信大有文章，於是齊刷刷地將眼光傾注到“某某某”身上。當時大庭廣眾之下，而且正在學習時間，他拿了信既不敢當場拆開看，也不便離開會議室去看信，漲紅著臉坐在那裏，心神不定，坐立不安。見著他那副尷尬相，大家隻是暗笑。運動中發生這樣的事情，估計站領導不可能不知道，工作隊也不可能全不知情，但無論工作隊還是站領導，竟誰也不提，隻當沒有這回事。大家暗暗稱奇，猜不透什麽原因，紛紛等著看後續發展，看這件事怎麽了結。結果直到運動結束也沒看到什麽。再後來聽說這個女的以家有急事向醫院請假，急匆匆趕到西安去探望老公，回來後過了半年左右生了一個小男孩。這件風流案子就這麽掩飾過去。再後來有同事去那個公社工作，回來告訴我們，說聽那個衛生院的人說，這個小孩皮膚黑黑的，麵孔長得與我們單位那位同事很像。
對這件風流韻事我的看法是這樣的：我們這位同事，其貌不揚，人黑而矮胖，應該不太會吸引到女性；兼且他也是個膽小之人。之所以會發生這種事，最大原因倒可能是男女雙方都因夫妻長期分居兩地，都因為性饑渴，於是“幹柴烈火”燒了起來。那個年代因為工作單位性質有國營、集體之別，還有戶口所在地有大城市、小城市、鄉鎮、農村之別，調動工作受到很多限製。所以夫妻分居兩地的很普遍。這種分居兩地的夫妻，一般情況下一年有一次探親假。至於有一方在新疆的，聽說要二、三年才有一次。還有一些分居夫妻其實相隔不遠，但也難見麵，原因是當時的交通不便，和假期很少很短。以我那位同事為例，他的老婆在蘇州地區工作，離青浦其實並不遠，像現在那樣高速公路四通八達，自己開車一、二個小時即可到達。但那時候要汽車、火車、輪船一茬接一茬的轉，一百多裏的距離有時一天也到不了。所以沒有連續幾天假期，探親這個念頭想也不要想。然而那個年代又是所謂“革命的火紅年代”，一個星期最多休息一天。即使加上“五一節”、“國慶節”假日，也隻有區區兩天。聽幾個“老血幹”說，在五十年代他們是星期天也沒有的，有時候連續工作半年多也得不到一天假期。至於調動工作解決夫妻分居問題，除了要受上述工作單位的性質、所屬地區等原因限製，還常常因為單位領導故意刁難，可放的人不肯放，能收的人不肯收，使當事人調動不了工作。總之，那時候分居夫妻見麵難，是造成婚外情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對於這種婚外情，我不讚成但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