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7）
從小學到初中、從去江西到在家自學，這段時間也是我最初的世界觀逐漸形成的時候。說實話，那時候我的世界觀是十分雜亂的，很多是別人灌輸的，而且是互相矛盾的，真正屬於自己深思熟慮得出的不多。
由於我從小接受學校的教育，因此“共產革命”這幾個字對我來說是十分神聖、不容懷疑和褻瀆的。這種政府從一個人兒童時起就有計劃灌輸的教育，使我相信惟有共產主義才是值得我追求、值得我奮鬥的人生目標。共產黨所描繪的那個理想社會：人人平等，沒有剝削也沒有壓迫；自由富足，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勞動不再是為了生活而是展示自己的才藝；這樣的社會是多麽地吸引人，多麽值得我們為實現這樣的社會而奮鬥啊！這種從未經過驗證的學說，一旦被吹噓、包裝為唯一“科學”的學說，對於對世事幾乎一無所知的孩子來說，不但會輕易相信，而且一經入腦就會深信不疑。我相信，那時候不論家庭出身如何，處於青少年時期的我們，對於共產主義基本上都是認同的。
那時候我相信共產主義事業是世界上最偉大、最壯麗的革命事業，也相信真正的共產黨員都是一批一心為公、勇於犧牲、聰明睿智、行事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我在小學四年級或五年級時就已讀過當時流行的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對奧斯特洛夫斯基在書中說的一段話十分欣賞，並奉為座右銘。這段話是這樣說的：“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屬於我們隻有一次。人的一生應該這樣來度過：當他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他在臨死時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解放而鬥爭’。”差不多同時，我也讀過愛爾蘭女作家的《牛虻》，對牛虻堅韌不拔的革命意誌十分欽佩。後來回想，這兩本書對於少年時代我的思想都起過很大的影響。
與共產主義教育相關聯的是關於階級鬥爭的教育。中共對我們這些小孩的階級鬥爭教育，主要是通過批判、醜化“剝削階級”和“反動分子”的方式進行的。那時侯，我們所能接觸到的一切文學、藝術、電影、戲劇和報刊雜誌上的所有文章，毫無例外地告訴我們，不論是地主、富農、反動資本家還是國民黨“反動派”，統統不是好人。這些壞蛋心黑如蛇蠍，狡猾如狐狸，凶殘如豺狼，偽善如騙子，對他們一個也不能相信，一個也不能同情。小學語文課《半夜雞叫》中的“周扒皮”，形象地告訴我們地主剝削農民是如何千方百計的。電影《白毛女》中地主黃世仁迫害喜兒的故事，也激起我們對地主階級迫害貧苦農民的憤恨。中共通過這種宣傳教育，不但向我們灌輸階級和階級鬥爭觀念，同時也在塑造我們的道德觀：即剝削可恥，以及人的好壞以階級區分。
然而在當時，除了學校在向我們灌輸共產主義思想，學校和社會同時也在對我們進行另一種傳統的道德教育。這種教育要我們勤勞善良、不偷盜、不說謊；對父母要孝順，對長輩要尊敬，對朋友講義氣，對幼小要愛護；做人要言而有信，要“責己嚴而待人寬” 。而家庭中的長輩還特別教育我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無故殺生，“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等等。實在來說，這後一種道德觀與前一種共產主義和階級鬥爭教育其實是水火不相容的，然而在五十年代那個時期好像還是可以並行不悖的。這恐怕也是毛澤東後來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而我們最初的對於善與惡的認識，也就在這兩種教育中悄悄完成。
那時候我們除了接受政治教育，還接受愛國主義教育。自小我就對屈原、嶽飛、文天祥這些忠君愛國的先賢、英雄十分敬仰，欽佩他們是我們民族的脊梁，也是我們立身行事的楷模。我對我們輝煌的文化遺產也十分自豪，屈原、司馬遷、杜甫、李白、蘇軾 、曹雪芹…… 一連串響亮的名字讓我引以為榮。還有孔子、孟子、老子、莊子，雖然共產黨對他們好像不怎麽尊重，我也不怎麽懂他們的學說，但在我心中仍都是偉大的思想家。我從上小學地理課第一天起就知道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地大物博、山河壯麗、文化燦爛、曆史悠久的國家 。我的家鄉在長江三角洲，地理書上說這是全中國最富庶的地方之一，號稱江南魚米之鄉。那時我雖然還沒有去過其他地方，無法將家鄉與其他地方比較，但我確信我的家鄉是最好的。那裏風光秀麗、物產豐饒，是天下的福地。白居易《憶江南》詞：“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寫出了江南水鄉最典型的美景。其實江南水鄉的勝景豈止這些！即我的家鄉，每當碧天如洗，麗日初升或皓月當空之時，那些大江小河無不波光粼粼，如流金淌銀般地美麗，引人遐想以為到了奇幻世界。四月春風繡大地，青的麥苗、綠的蠶豆、紫的紅花草，黃的油菜花，與天上的藍天白雲交相映襯，就如一幅巨大的七彩油畫，鋪滿大地。站在我們鎮邊的小路上遠眺東方，佘山、天馬山等幾個小山如青螺一般鑲嵌在地平線上，在平凡中突起波瀾，顯得天更加寬、地更加闊。看近處四周，則村落如棋，河流如帶，格子似的農田塊塊精耕細作，莊稼長勢喜人。這裏的條條小路盡頭都有幾間茅舍，片片竹林的背後可能就有一座小橋。柳蔭的深處響著魚梆，而菱、藕、蓴、茭則長滿了河灣、小浜。一切仿佛都在告訴人們：我們這裏物饒人裕，是真正的魚米之鄉；我們這裏平安喜樂，是真正的人間天堂。而所有這些都在潛移默化中熏陶了我青少年時代的愛國情操。
毫無疑問，我的家鄉確實是很美好的。然而在此同時現實還在對我進行另一種教育，讓我感到這個社會並不如中共宣傳的那麽美好、那麽公平。首先讓我感到不公的是我小學畢業就不能升讀初中。這個事實也使我對中共的教育製度、進而對中共的階級路線感到失望。過去“舊社會” 很多窮人子女因沒有錢而讀不起書或少讀書，使很多有天賦的人因失去了讀書機會而埋沒了他的才華。這的確是一種不公平。但這是社會經濟規律運作的自然的結果。學校沒有因為你是窮人的子女就不準你受教育；政府也沒有刻意不讓窮人的孩子讀書！不是有很多真實的“故事”嗎，包括古代的和現代的，說某某人從小家貧但讀書聰明，因得老師賞識讓他免費讀書，或得某人、某慈善機構讚助供其升學，後來終於學成而為社會做出了大貢獻。即如我們鎮上的名人陳雲，小時候家貧，小學畢業後無力升讀中學。他的老師張子恭賞識他，但當時讀中學要到鬆江或青浦縣城，除了學費還有一筆生活費，老師也無力供他，就介紹他去上海商務印書館做學徒，為他某一條出路。陳雲由此走上革命道路，後來成了國家領導人。雖然，張子恭不是供陳雲讀書而是介紹工作，但其愛惜人才的心是一樣的。如果不是張子恭介紹他去上海工作而是留在家鄉，那大概率就不會有後來的陳雲。因此當時有些孩子讀不起書，如果說政府有責任，那它的責任僅在於因為政府財力有限，未能實行全部免費讀書的政策，而非刻意歧視這些窮人的孩子。可現在新社會呢？從小學升讀中學就要講究階級成分，許多讀書成績不錯的孩子因為家庭成分“不好”就不讓他們繼續升學。這種做法難道是正確的嗎？孔子說“有教無類”，但中共的做法是“教育分類”。我不知這是中共出於對“剝削階級”的報複心態，還是因為教育資源不足他們要優先享受這些資源。
而中共自一九五七年提出“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口號後（現在網上資料都說是一九五八年五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提出這個口號的。但我記得最早在一九五七年就有人提出來了。那一年秋冬時分，總之天已經有點冷了，我就見到我們學校操場傍邊的牆上有人用石灰水刷了這條大標語。如果是五八年刷的，八屆二次會議後天已經熱了，與我印象中的氣候不同；而稍後我也從這個學校畢業了。因為沒有考上初中無臉見人，此後從未踏入過這所小學一步。因此也不可能見到這條標語。）就毫不掩飾地表明了中共的教育觀，以及在這種教育觀下他們對剝削階級子女“忠心”的猜忌。這就涉及到教育的目的了。教育究竟是為社會培養人才，還是僅僅為所謂的“無產階級”培養人才？仰或將受教育視為一種社會福利？如果是為社會培養人才，那麽就不應“教育分類”而應“有教無類”，選拔真正優秀的、值得培養的人才去受教育，並且根據不同類型的人才，“因材施教”。我不說地主資產階級的子女一定比勞動人民的子女優秀，但至少概率一樣，出身地主資產階級家庭的人中也有人才，執政者不應將故意埋沒。為何民國時期培養的中國人，出了好多蜚聲國際的大科學家和諾貝爾獎得獎者？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幾十年內出不了一個國際級的大科學家？這難道與中共的教育製度無關嗎？所以，現在中共實行的教育政策比起舊社會的不公平來，是另一種不公平，而且是更加不公的不公平！（到六十年代初，不講家庭成分而可升學的政策放寬到初中。但對大學的錄取標準更嚴苛。）而我就很不幸受到了這種不公平的待遇。毛澤東說的：“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既然中共歧視我們，打壓我們，視我們為“另類”，因此很自然地，我對中共也沒有多少好感。我很早就模糊地感到，在我們這種人與中共之間，有一堵無形的牆或一條無形的鴻溝。所以說來也很可笑，中共總是要我們“熱愛黨”，可隔著這樣一堵牆、這樣一條鴻溝，讓人怎麽熱愛得起來？
事實上，那時候我的心情一直是處在壓抑和痛苦之中的。在我的天空，仿佛總是籠罩著一片透不過光的烏雲。不能升上普通中學讀書我一直認為是我的恥辱。但我對自己的遭遇並不服氣。我常常想，如果我能像其他同學那樣進入普通中學，那麽以我的成績自信一路進高中、甚至大學也不是什麽難事。有時候，我也會將我的苦難原因歸結為家庭成分，怨恨自己為什麽會出身在這樣的家庭，要是出身在工人階級家庭那多好！但更多的是在心裏抱怨共產黨為什麽要對我們出身不好的人那樣苛刻，那樣對我們不信任、不公平。共產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不也都是出身不好的貴族、資本家嗎？中共的領袖和幹部中，不也有許多人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嗎？他們當時能革命，怎麽就不相信我們也能革命呢？
因為切身感受到了社會的不公，使我對周邊現實中其他許多醜陋、不公的事情也敏感、關心起來。如在我認識的人中，有的原來富有，但子孫常年不務正業、遊手好閑，將家產漸漸敗光，到“解放”評成分時因為已經窮得家徒四壁了就被評了個“城市貧民”。城市貧民雖然沒有工人、貧下中農那樣政治上吃香，但也算“基本群眾”，因此任何政治運動來到他們都平安無事，沒人找他們的麻煩。相反，有的克勤克儉，賺來的錢吃也不舍得吃，穿也不舍得穿，過的日子比一般的窮人也不如，勞累了大半生將積的錢都用來買田，結果剛買了幾畝地就“解放”了，被評了個地主，不但田地財產被分光，作為“剝削階級分子”被專政一生，還禍延子孫。那時我們鎮上的醫生絕大多數是中醫，而凡是有本領、有名望的幾乎都是地主。什麽原因呢？聽大人們說，因為他們醫術好，找他們看病的人多，收入也就多。錢多了總要想法讓它有個既安全又有生息的去處。那時農村地區一般人能想到的也就是買地，結果就成了地主。那時侯，我雖然對怎樣評階級成分那一套還不懂，但對這樣的結果總感到哪裏有點不對頭：一個明明是好逸惡勞的寄生蟲，享了大半輩子福，卻什麽事也沒有；一個明明是靠自己勞動和省吃儉用積了點家產，卻成了“剝削”分子。而評成分的依據就是解放前三年的生活和財產狀況。於是在這三年裏或三年前就敗光了家產的地主，就不是地主了；而你剛好在這三年裏買了地、收了租，你就是地主。這樣評定階級成分是否合理我很懷疑，這樣評成分豈不是變相鼓勵人們好逸惡勞，把家產敗光了才好？難怪當時社會要流行這樣的話，叫“吃光用光，身體健康”，“吃吃光，不生瘡”。而此事讓人感到不公的還在於，如果光是在評成分時土地多的人家拿一部分出來無償分給無地或少地的人家，那也算了；問題還在於分了地主土地財產後，還要被壓在社會最底層永遠抬不起頭，有的甚至被槍斃，連帶子孫也受歧視，那就太過分了吧？前幾年看到一部電影叫《活著》，說的就是這種情況。而像這樣的荒唐事，其實到處都有。
還有，中共總是將地主等剝削階級分子說得十分可惡。但就我自己有限的所知、所見、所聞，我已隱約覺得這些人不都是壞人。一個人財產的多寡與罪惡並不都能畫上等號。而窮人在“解放後”也並不都是翻了身的。有不少窮人依然十分貧窮，政府對他們也並不真的很關心。所謂“窮人翻身”對於他們而言，隻是給了一個口惠而實不至的“精神慰問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