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指示和五七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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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指示的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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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報告的批語

毛澤東

1966.05.07

林彪同誌：

你在五月六日寄來總後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幹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後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作出適當的指示。請你酌定。隻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幹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隻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麽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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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中看，太祖隻是對林彪報上來的部隊農副業生產報告有感而發。這裏的關鍵詞是“批判資產階級”。也就是說，在生產（主業）的同時，也要不忘政治，時時刻刻“批判資產階級”。

這是綱領性的建議。具體怎麽做卻沒有詳細的說法。隻給了幾個建議。從文中可以看出，太祖對軍隊的組織形式是信賴的。他從過去的經驗出發，認為“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應該積極介入生活的方方麵麵，不但要學習，還要生產，更要做群眾工作，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

軍隊來說沒有更具體的措施去落實這些東西。對於工人、農民、學生、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應當怎樣做就更隻有個框架了。

所以到1968年東北搞出第一個“五七幹校”後，這個形式迅速得到了推廣。現在有些人說什麽這是為了解決官員過剩的問題，這和認為太祖發動文革是為了奪回權力一樣，眼界太小。

從“五七幹校”的本意來看，太祖是為了讓廣大幹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太祖在五七指示裏一再提到“批判資產階級”，實際上是針對當時幹部隊伍開始出現脫離群眾，腐化墮落（當然和現在相比，當時的官員都可以算清廉楷模中的楷模了。）的現象。同時社會上也逐步再次形成等級。這不但是官員的問題，百姓也同樣有責任。畢竟如果老百姓不認等級，等級社會是建立不起來的。老百姓如果整天指望青天大老爺，那麽自然就會忍受貪官汙吏。

所以五七幹校出現後，太祖認為這是個讓幹部定期和群眾打成一片，同吃同住，體驗民間疾苦的好製度。太祖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張“知行合一”的陽明傳人。心學要求“致良知”、要有“同理心”。那麽如何“致良知”、如何有“同理心”？太祖當然不會去向心內求。而是要從實踐中來。實踐，就是要讓高高在上的官員、知識分子、甚至工人都體驗到其他階層的辛苦，特別是當時還占人口主體的農民的辛苦。同時，讓這些階層互相接觸，農民也不會把其他階層視為外人，也能更好得讓所有人打成一片。

這個設想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要接地氣”。

這個設想好不好？當然好！而且是非常高明的設計。

問題是，這個製度是要靠官僚隊伍去實現的。如果是正常的年份，這個製度或許還能被執行的認真一點。但在文革的狂熱中，這個製度很快就成了某些人打擊對手的工具。

無需否認，文革是太祖運用自己的威望，繞開當時的官僚組織從底層發動的。是為了打碎舊的腐化的官僚製度的。由於是底層發動，那麽打破階層，打擊權威從一開始就是文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於底層需要借助太祖的威望，太祖的個人崇拜在文革中被推到登峰造極也就不稀奇了。

衣分五色，人分五樣，吃一個碗裏，尿不到一個壺裏的人多了去了。任何足夠大的群體裏必然會有內部矛盾。而在當時物資匱乏的情況下，這種內部矛盾會往往和對有限資源的爭奪密切相關。矛盾在組織的管理下會被有效壓製，一旦原本的組織權威不在，必然會總爆發，然後新帳老帳一起算。

原本就有矛盾的各方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得奉太祖的權威來打擊對手。這就是為啥文革開始後不久就全國武鬥。有些地方甚至搞得槍炮齊鳴，廝殺不斷。

這種亂局當然也不是太祖的最終目的。太祖希望的是發動群眾改革官僚體製。發動群眾這個東西是需要有一個組織的。當然，紅衛兵啥的新生組織也是有的。但是這些組織其實並不能代替原來的基層組織。這些新生組織大多良莠不齊。很多紅衛兵非常理想主義，但實際並沒有任何政治經驗和工作經驗，隻會喊口號，扣帽子，打棍子，實際對真正的主義以及政治經濟內涵沒有任何深刻的理解。換句話說，他們是主席的狂信徒。狂信徒可以用來打破舊製度，卻不能用來建立新製度。

狂信徒的另一個特點是不能容忍異端。最後全國武鬥。很多都是自己鬥自己。

太祖對這一點也是了解深刻的。所以搞出武鬥後，他才要搞“支左”，搞“三結合”。也就是說，太祖其實最後相信的還是解放軍的組織形態能夠代替陳腐的官僚組織。在官僚組織被摧毀後，他就引入解放軍來引導群眾。問題是，軍隊本身也是官僚組織的一部分。雖然較地方官更純潔一點，但仍然是同構的。到林彪自我爆炸後，太祖其實已經承認文革失敗了。此後的幾年隻是名義上的文革罷了。軍隊撤回，老幹部被重新啟用，這都是太祖不得不對現實做出的妥協。

類似文革的初期狀態，其實在各國的革命時期都出現過。英國革命、法國大革命、以及此後的曆次歐洲革命都出現過類似這種狀態。太祖本人也經曆過中國革命的初期。中共本身內部就搞過曆次運動。此前的每一次運動，不論是否正確（例如太祖本人就差點被打倒後除掉。）最終的結果都是土共越來越強。所以太祖寄希望於文革能夠再一次起到“純潔革命隊伍”的作用。但這個事實上強如太祖也做不到。

而五七幹校這種“新生事物”在普及推廣後，很快就被人發現可以用來作為迫害對手的工具。本來五七幹校的目的是“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但是後來的執行過程中就成了很多人的發配地。

五七幹校有正常的輪訓。但是更有所謂的“下放”。五七幹校的“學員”定期下鄉沒啥問題。問題是如果這種“再教育”是剝奪了其本職工作，讓其一幹就是幾年，甚至一直沒有出頭之日的話，這就成了迫害了。好比說，現在某大公司讓經理們每周每人在食堂幫工一次是體驗生活，但是讓某個經理放棄本職，天天在食堂上班就是懲罰和羞辱了。

一個製度的好壞，不是看其初心，而是要看如何執行。如果完全按照五七指示，各界應以本職為主，輔以其他。把人剝奪本職，下放五七幹校好幾年，這根本就是和五七指示背道而馳。

然而，這樣的五七幹校和輪訓的五七幹校並存。甚至影響遠遠超過了輪訓的五七幹校。輪訓的目的沒有達到，殺雞憼猴式的懲罰反而讓對於掌握他們命運的人產生了新的畏懼，於是新的權力秩序產生了。這樣，原本是為了讓社會各界打成一片的設想，蛻變成了統治的工具。

那麽五七幹校有沒有成功的可能？

當然有。但是不能在社會動蕩的時候推出這種東西。一旦推出，也要嚴格執行監督製度。

那麽有沒有更好的選項？當然也有。例如現在搞的扶貧工作，一對一的幫扶工作。這其實就是五七指示在新時代的體現。而這個新製度遠遠超過被動的五七幹校製度。

第一這個製度以高尚的政治訴求為號召，要求官員全心全意得為人民服務，而且有具體的目標和詳細的實現步驟。

第二這個製度以強大的財政為基礎，保證人員無後顧之憂。

而一旦實現了目標，執行人能夠得到巨大的道德優越感和成就感。這種精神上的愉悅是金錢所代替不了的。而在扶貧的工作進行中，辦事人員必須接觸社會各界，充分體驗底層的生活，也就是說充分得接地氣。而被幫助的對象，久而久之也能和官員打成一片。

所以說，太祖的“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是真理，但運用之妙真的是在乎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