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8）
（二）慘淡少年時
我出生時，我家的經濟正進入小康階段。父親雖然已有三個男孩，但中年又得一子，母親在連生兩個女孩後終於生了一個男孩，自然都對我很是寵愛。這一切似乎預示著我今後將是一個不錯的人生。可等我懂事以後，我才知道其實我命中早已注定坎坷，因此不會順順當當一生。
關於我幼年時的情景，至今還有幾個片段殘留在我腦海中，但思想起來好像對我今後的命運都無甚關係。有關的是我的脾氣或性格。我從小就是一個頑劣的孩子。記得小時候幾乎每天都要沒來由的哭鬧一場，誰勸也不聽。一次氣得父親把我的衣服打了一個小包裹要趕我走，說你願意去哪裏就去那裏。後來我的三妹也是這樣的脾氣。因此有時我會這樣想：我和三妹都是這樣的臭脾氣，也許這就是我們命中注定了要遭受許多苦厄，長大了會遠離家鄉、浪跡天涯的一種征兆。
我是虛歲五歲那年開始上學的，讀幼兒班。按月份算，其時尚不足四足歲。一年級時因為生胃病我在家半年不能上學，留了一級。那時候我不是一個好學生，上課常常做小動作。記得一次還被學校一位姓曹的訓導老師叫到教師辦公室麵壁思過一個小時。當時他手拿藤條站在我身旁認真而又嚴肅監視我的樣子至今我還記得。不過我不記恨他，反倒同情他後來的不幸遭遇。這個老師大概在我讀小學三、四年級時，因為地主成分被學校開除了。他被開除教職以後，隻能靠賣氣力的短工維生。他有一個兒子與我同年級，父親失去工作後，這個兒子好像小學也沒讀完就輟學了。有一次我遇到這個同學，我們對望了一眼，他那幽幽的、帶著一絲怨恨的眼神，我至今都忘不了。我是到了四年級的時候讀書才開始稍稍上了一點心的，因此成績也有所上升。也許是這個緣故吧，我開始得到班主任老師的青睞。班主任姓張，是一個年輕漂亮的女教師，髙挑的個子，白皙的皮膚，兩隻大大的黑眼睛，留著一頭齊頸的短發，臉上總是掛著笑容。她的丈夫在鎮上的人民銀行工作。當時在我們小鎮上，這樣的工作，這樣的家庭，算是比較體麵的、幸福的家庭了。五年級時，仍是這個張老師任我的班主任。一次她在班級上公開讚揚我理解能力強，還向同學們推薦選我當少先隊的中隊幹部。不料此舉卻惹惱了一位同學。他在教室的門窗黑板上用粉筆寫了許多條抗議老師偏心我的字句。結果我和那位老師都成了眾矢之的，十分尷尬。到了六年級的時候，我忽然發現學校中不見了這位張老師。當時不知其去向，直到幾年後才知道她原來是被貶到偏遠的鄉村小學去了。鄉村小學的教學、生活條件，自然不及鎮上中心小學。而且她孤身一人去鄉下，家庭怎麽辦？這個發現令我至今一想起就不安，深覺是我連累了這位善良的老師了。當時的她其實也還是一個單純、涉世甚淺不懂人世險惡的年輕人，因此就算她對學生有一點偏心，這樣的處罰是否也太重了點？
因為有了這樣的“前科”，到了六年級我的厄運就來了。六年級的班主任是學校一位姓蔣的教導主任，一張整天緊繃著的黃臉，一對三角眼，以嚴厲著名。從進了她的班不久，我就隱隱地感覺到了她對我的敵意，但猜不透是什麽原因。是因為我五年級時候的那件事使她對我有了壞印象？還是如前一屆學生中流傳的，說她是一位妒忌性很強的母親，因而不喜歡我們這種學生？這位老師有一個寶貝兒子，原本高我二屆與我三姐同級。因為讀書成績不太好，這位老師擔心兒子將來考不上初中，就讓他在五年級時留了一年，意在把功課基礎打打好，增加升學的勝算。這樣，她的兒子就與我四姐同了級。那一年，四姐同班有好多個同學讀書成績都不差，升初中都沒有錄取，但她的兒子卻錄取了。因此不少人、特別是幾個男同學不服氣，懷疑是這位老師妒忌他們比她兒子讀書好，才讓他們升學落榜的。因為那位老師一家都是宜興人，宜興以出產茶壺、夜壺出名，那年夏天這些學生就天天晚上聚在一起沿街高聲叫罵“宜興夜壺”泄憤。那麽，這些同學的懷疑有沒有根據呢？據我四姐說，她也是這麽想的。因為這位蔣老師夫妻倆一個是小學的教導主任兼畢業班主任，一個是鎮上唯一初中的教導主任，對學生升學有一定權力。尤其小學畢業班班主任在寫學生升學評語時怎麽寫，對學生能否升學影響很大。當時所有學生升學表格上，都有學校和班主任的意見：宜錄取或不宜錄取。隻要被寫上“不宜錄取”的，不管升學考試考多少分，很少能“死裏逃生”的。因此之故，自進了她的班我心上就有了陰影。後來果然夢魘成真，盡管當時她兒子已經如願升上了初中，盡管我在上她的課時盡量小心守紀律，盡管我六年級的各門功課成績都不差，盡管我自知升學考試考的也不差，但沒被錄取。
記得升學錄取名單公布前，我每天都在不安中度過。錄取名單公布那天，我和許多人都到鎮上人民銀行前看貼在門口牆上的《青浦報》，全縣所有錄取初中學生的名單都鉛印在上麵。因為《青浦報》是縣辦的報紙，開幅不大，是四分之一的開張，因而字體很小，不太容易看清楚。我就擠進人群，擠到報紙前去仔細搜尋。但看了幾遍都找不到我的名字。開始我還寄希望於我的“粗心”，想是不是眼漏錯過了，又仔仔細細搜尋了幾遍，確實沒有，我才知道我落榜了。而每多搜尋一次，我的失望就增強一次。最後我的大腦也開始眩暈起來，渾身如被抽掉了骨架，軟軟地似要倒下來。我怕太過失態被人笑話，就強作鎮靜，靠著一口不服的怨氣撐著，才一步步走回家。
此後至少有半個多月，我一直昏昏沉沉地懷疑自己是否在夢中，現在的一切都不是真實的；等哪一天夢醒了，一切都是相反的。因為我們那裏有一個古老的傳說，說做夢做到什麽，現實正好相反。直到半個多月後，我才慢慢接受了事實。但是接下去我怎麽辦呢？從小學四年級開始我喜歡上讀書，那時候有句名言叫“知識就是力量”很流行，強烈的求知欲總想讓我什麽都知道，什麽都想學。讀書又讓我開始產生了理想：我既想當保爾·柯察金和牛氓那樣的革命者，又想當牛頓、羅蒙諾索夫那樣的科學家，也想當高爾基那樣的作家和李白那樣的詩人。我知道繼續讀書，增加知識是實現我理想的階梯，因此我不但希望能上初中，而且希望將來還能上高中、大學。然而，現在這條階梯斷了。我隻是一個小學畢業生，能做什麽呢？我今後的出路在哪兒呢？對於這一切我都茫然不知。我不知道命運之神接下去會給我安排一條怎樣的路。
小學升初中失敗是命運對我第一次嚴重打擊。因為這次打擊，從此也改變了我的人生。開始我一度也與我上一屆的同學一樣，怪罪那兩個“宜興夜壺”。但後來又過了幾年，我明白了我們不能升學主要是我們的家庭成分，是因為中共的政策。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中共提出了“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指導思想，我們那些出身資產階級和小業主家庭的學生，就開始受到中共的歧視。前麵說的比我高一屆讀書成績不差而沒有考上初中的同學，絕大多數家庭是開店的商業資本家或小業主。而我家除了家庭成分“商”，政治上還有一個麻煩是“海外關係”。雖然，中共對“海外關係”在政治上從來也沒有一個公開的、明確的褒貶，但實際上從一九四九年起“海外關係”在中共眼裏就不是個好東西。從五十年代中期起，有“海外關係”的人家就漸漸受到公安部門的“特別關照”。這種家庭的孩子，在升學、就業上比一般的地主資產階級受到的限製還多。後來我見到一個資料，說是中共在一九六二年曾下達過一個內部文件，明文規定高等學校和中專學校不錄取有海外關係的人。文化大革命中“海外關係”幾乎等同於“敵特關係”，是公安部門的“內控對象”。所以，像我那樣家庭出生的孩子升學受阻其實是不足為奇的。而任何一個人都是無法選擇自己出生的家庭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升不上初中就是命中早已注定了的事。
按照正常情況，我此生再無可能再進學校之門讀書了。但是那一年毛澤東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八月下旬，又掀起一個大辦“人民公社”的運動。九月初，我們練塘鎮和原來屬於練塘鄉的二十多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在一起成立了練塘公社。那時的“大躍進”，不僅工業、農業要大躍進，各行各業包括文教衛生都要大躍進。由於縣裏辦了一所“青浦人民大學”，於是我們公社也辦了一所農業中學。而我們這一屆沒有考上普通中學的同學，此時大部分就無可選擇地進了這所學校。新開辦的學校，除了我們這一屆學生，還有一批比我們高一屆、二屆也沒有考上初中的學生。他們原在一個鎮“工商聯”辦的補習班補習，本是打算與我們這一屆一起再考初中的，但不知什麽原因他們都沒有獲得再考的機會，於是也都進了農業中學，成了二年級的學生。這批學生有四十多個，他們大多是鎮上工商業者的子女，我四姐也是其中之一。
農業中學最初設在離練塘初中不遠的一所民宅裏，樓上的一間房間和樓下的穿堂，裏麵用門板搭了些台子，擺了些長條凳，算是兩間教室。看著這樣簡陋、寒酸的學校，我們學生心中都不是知味，但又有什麽辦法呢？你嫌這個學校不好，可又有什麽更好的學校會收留你呢？還在報名時，學校就講明，說農業中學是大躍進中誕生的“社會主義新型學校”，采半工半讀製，從星期一到星期六，學生每天不是上午就是下午半天要參加勞動。但讀書不要交學費、書簿費。後來我們知道，教師的工資和我們的書簿費其實都是靠我們學生勞動賺來的錢開支的。
記得開學後最初一段日子，我們學生天天在校門口的河邊做磚坯，做成後賣給公社辦的磚瓦廠。因此我們每天不是赤了腳踩泥，就是用手摶泥甩磚坯，弄得渾身像泥猴子。偏偏我們學校旁邊就是通往練塘初中去的“界弄”，去練塘初中讀書的人很多要從我們學校門前經過。人不免有虛榮心，有時正巧碰到小學時的同學去練塘初中上學或放學回家，看著他們向我們飄來的目光，我總覺得帶有一種輕蔑和嘲笑的意味，心中就充滿了自卑和委屈。想想自已讀書成績並不比他們差，甚至比他們中的很多人還好，可是我進不了練塘中學，命運對我何其不公！那段時間我很害怕遇見昔日的同學。所幸這段時間不長，大約一個多月後，因為這裏地方實在太小，就搬到了鎮東一座耶穌堂內。那裏不僅地方比較大，而且遇見小學同學的機會也少了許多。
我們鎮上原有三座教堂：一所天主教堂和兩所耶穌教堂。但早在五十年代初“破迷信運動”時，這些教堂的神父、牧師就都被掃地出門，有的據說被逮捕了。教堂房子則被政府移作他用。鎮西市梢外的天主教堂地方最大，房子多且好，被改建成了國家糧庫。鎮中混堂浜南的新耶穌堂稍後做了縣供電所的配電站。那時政府正在建設新安江發電站，有一路二十二萬伏特的高壓線正好經過練塘。而被改作農業中學的耶穌堂，因為曆史最悠久，建於民國二年，鎮民習慣都叫它“老耶穌堂”。
這座老耶穌堂雖在我們鎮上，但我以前從未進去過。這次學校搬到這裏，我才第一次進去見識。原來，作為現在農業中學校址的，其實有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老耶穌堂，另一部分是過去的東吳小學。老耶穌堂由一座禮拜堂、一座三層高的鍾樓，一個過去牧師住的二層小樓，及小樓前的一個小花園和小樓後的廚房組成。在禮拜堂南麵，隔著一塊小的菜地和一條小路，有一片荒蕪的空地。空地的北邊有一排平房，分一大間和兩小間。那一大間鋪了磚地。而最東邊的小間則鋪有木地板。空地的南邊也有一排平房，是兩大間一小間。南邊的房子都是泥地，屋頂是冷攤瓦，窗戶狹小，陰暗潮濕得很，外麵走廊的柱腳都被白蟻蛀空了。這樣陳舊不堪的房子，我一直不知道以前是做什麽用的，直到幾十年後我看到地方誌書《章練續誌》，才知道民國時期這裏曾辦過一所小學，叫東吳第十一小學。後來東吳小學停辦後，又有教會辦的慕衛小學遷入。所以這裏以前也是學校。據誌書記載，當時共有校舍兩埭十五間。如果把一大間教室算兩間的話，那麽到辦農業中學時還剩下九間。
老耶穌堂做了農業中學後，禮拜堂成了我們半工半讀織草包的工場。那座小樓就做了教師的宿舍。而原東吳小學的平房，北邊鋪有地板的一小間做了教師的辦公室，西邊的一大間做了二年級的教室；南邊兩大間一間做一年級的教室，另一大間作搖草繩、織草包的工場。南邊還有最東邊一小間間，向北的牆已倒塌，就用來堆放亂稻草的地方。二年級教室的課桌雖破舊，還是正規的課桌，凳子。不知是不是從其他學校搜羅來的。至於我們一年級教室的桌椅我估計都是從“界弄”那邊的學校搬來的。課桌有部分是長長的、高低不一、過去有錢人家放在客廳擺香燭的神台，有部分是門板搭的。凳子也是長短不一的木板條凳。教室裏沒有電燈，隻有屋頂的幾個小天窗和兩邊牆上的幾扇小玻璃窗，一到陰雨天就光線嚴重不足。雖然，這裏仍然很簡陋，但比起原來的學校總算像樣一些了。隻是這樣的學校不能與練塘中學比。一比就如小乞丐與有錢人家的少爺小姐比，那種寒酸相不要說別人瞧不起，我們自己看了也感到自卑。因此之故，學生們都羞於說自己是農業中學的學生。
農業中學開辦後，四姐那個初二班因為都是從補習班轉過來的，學生都是鎮上的居民。而我們初一班學生除了有鎮上的，還有十多個來自農村的。農村學生的年齡大多要比我們大五、六歲，所以學校比較強勞力的工作都由農村來的學生承擔了。第二年春公社給了學校幾畝土地，種水稻、種蔬菜，較重的農活也由這些農村同學負責。現在思想起來還真是要謝謝他們，不然我們幹活更苦。那時幾年勞動下來，我感到最苦的是鎖草包的邊，因為稻草的摩擦，皮肉翻起，常常十指流血，冬天更甚。其餘農忙拔秧、種秧、割稻等等，也很辛苦。不過經過了這些鍛煉，後來我到了香港、美國，碰到艱苦的工作也就不太害怕了。而且，值得驕傲的是在我讀初三那年，學校用我們學生勞動積累的錢新造了兩間半漂亮的新教室。旁邊還預留了擴建的地方，準備以後學生和班級多了，建造更多的教室。不幸的是一九六一年夏季我們這一屆學生畢業後，因為“大躍進”失敗後國家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政策，學校就停辦了。
農業中學開設的學科，與普通中學相比，除了沒有外語和地理、曆史、體育、音樂、美術等副科，其他語文、數學、物理、化學等主科都有。當然還有農業常識、農業機械和處處少不了的政治。因知讀書機會得來不易，所以我在農業中學讀書時也頗用功，所有功課在校都是名列前茅。初二時，我們學校和練塘初中舉行過一次數學聯合測試。起意者可能是想看看這兩所學校的教學水平究竟差多少。試卷是練塘初中的老師出的。那次測試的試題十分難，聽說其他同學絕大多數都不及格，但我考了七十八分。這大概也是這次考試我校的最高分了。這當然算不上好成績。但比賽沒有全軍盡墨，總算為學校挽回了一點麵子。我在這所學校接受了三年的初中教育，後來回想，盡管這所學校簡陋得有點羞於言說，教師都隻有高中畢業的程度，教學的水平也不高，但我還是十分感謝它，感謝我的老師們。因為這三年的初中教育畢竟為我今後的自學打下了一個最起碼的基礎。否則，我不敢想象今天的我將是怎樣的一種景象。一九六一年夏天，我以所有科目均達優異的成績從這所學校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