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時在文革中死去
·徐 敏·董芷林·
◇ 王造時，他的囚號是１４１６——徐敏
王造時有三個之一：中國近代民主運動的先驅之一，五四運動的領導人之一，著名“抗戰七君子”之一。
他１９１７年考入清華學校學習，１９２５年去美國留學，１９２９年獲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隨即去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做研究員。回國後任上海光華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同時在中國公學等校兼課。
他的前半生簡直就是一部革命史。
在北京讀書期間參加五四運動，任清華學生會評議會主席和幹事會主席，兩次入獄。
１９２５年發生五卅運動，他參加北京各校滬案後援會，在《京報》主編《上海慘劇特刊》，聲援五卅運動。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他發表《救亡兩大政策》，主張抗戰。在上海發起組織各大學教授抗日救國會，任常務理事。又參與組織上海各抗日救國團體聯合會。
１９３２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他積極參加支援十九路軍的抗戰工作，被國民政府聘為國難會議會員。年底創刊並主編《主張與批評》半月刊，後改名為《自由言論》。
１９３３年王造時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任理事。
１９３５年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１９３６年成立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以上三個組織中王造時均任常務理事兼宣傳部長。同年１１月２２日，與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等七人被國民政府逮捕，史稱“七君子”事件。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後獲釋。
１９３８年７月王造時任國民參政會參議員，在重慶召開的第二次參政會上，嚴辭駁斥賣國論調。１９３９年５月在江西吉安創辦《前方日報》，任社長。
１９４５年抗日戰爭勝利後，王造時回到上海創辦自由出版社，任社長。１９４７年４月出席國民參政會，反對國民黨鎮壓學生運動。
建國後，“抗戰七君子”除鄒韜奮病故和李公樸死於暗殺外，有４人應召前往北京參政。沈鈞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章乃器任糧食部長，沙千裏任商業部長，史良任司法部長。而學位最高、年紀最輕、功勞也大的王造時卻被冷落。直到１９５１年８月，複旦大學校長陳望道聽說了他的處境，聘請他到複旦擔任政治係教授，王造時才有了一個安身吃飯的地方。
很多人感到奇怪，王造時自己也不明白出了什麽問題。後來他聽史良私下說：可能是北京某位領導對當年他執筆給斯大林寫信有看法。１９５６年初，複旦大學生物係教授張孟聞從北京開會回來，也對王造時說，中央某領導說是一個什麽條約問題，對你有看法，還點了你的名。王造時這才恍然大悟。
事情發生在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３日，蘇聯與日本為鞏固蘇日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邦交，在莫斯科締結了《蘇日中立條約》。條約規定，締約國雙方保證維持相互之間的和平與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對方的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條約之後還附有一份《共同宣言》：遵照蘇日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締結的條約精神，蘇日雙方政府為保證兩國和平與友好邦交起見，特鄭重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這份條約和宣言一經公布，國人震驚，輿論嘩然。
１９４１年正是中國抗戰最艱難、最困苦的時期。日軍占領了我國半壁江山，汪精衛在南京建立了偽政權與日本妥協，美國對中國抗戰仍處於旁觀立場，中國幾乎是孤軍抗戰。在這樣萬般艱難的時刻，蘇聯突然與日本抱團，損害中國利益，實在令人震驚。蘇日條約的簽訂，意味著對於日本侵華，蘇聯將不顧國際準則，不分是非地保持“中立”。特別是在“宣言”中還公然聲稱蘇聯承認“滿洲國”；日本也承認“蒙古國”。
當年，日本扶持溥儀成立的“滿洲國”，乃是我國東北三省的神聖領土，滿洲國就是一個傀儡政權。除日本及其法西斯盟國外，世界上沒有多少國家承認它。而蘇聯與中國是邦交國，怎麽能背信棄義承認“滿洲國”呢？
蘇聯的這一舉動，給侵略者及其日偽漢奸以極大鼓舞。南京汪偽政權在刊發這一消息時，以大字套紅出版，還配有斯大林與日本外相鬆岡洋右並肩握手的大幅照片，聲稱“日蘇條約的成功，是以證明和平運動的正確，將使渝方抗戰日益失其根據。”
消息傳開，堅持抗戰的中國民眾大為震驚，全國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主要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等人相約召開了一次座談會。與會者不少人是法律、外交方麵的專家，他們從當時的國際形勢分析，一致認為蘇聯此舉是典型的損人利己。
早在兩年前，蘇聯就與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共同瓜分了波蘭。這使它不僅避開了戰爭的威脅，還成為了戰爭的受益者。
這次，它又出於自身利益的需要，背著中國與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使中國成為蘇日兩國互為妥協的受害者。
經過討論，參加座談的救國會成員一致認為，蘇聯作為友好鄰邦，在援華抗日方麵對中國有過幫助，但他不能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出賣中國的利益。
對此，國民政府很快作出了反應，外交部在聲明中說：“查東北四省及外蒙之為中華民國之一部，而為中華民國之領土，無待贅言。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於第三國間所為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之任何約定，決不能承認。”“蘇日兩國公布之共同宣言，對於中國，絕對無效。”
出於抗日大義，救國會也覺得應該表明自己的態度。大家共同推舉王造時執筆，由他根據大家的意見，起草一封《致斯大林大元帥的信》。王造時沒有推辭，當晚即熬夜寫成信稿，交大家征求意見。第二天大家在史良家中再次開會，最終確定了公開信的內容：
蘇聯大使潘友新先生並請轉貴國領袖斯大林先生勳鑒：
我們以中國公民的立場，謹以最懇切的熱誠，致書閣下。貴國援助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政策，及積極援助我中國抗戰的事實，使我國民眾對於貴國具有至高的景仰，與無限的希望。今貴國於四月十三日與我們的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訂立中立協定，並發表宣言互相尊重所謂“滿洲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之完整與不可侵犯性，顯然妨害了我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我們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遺憾。故對於我政府宣布其無效的鄭重聲明，絕對擁護……
我們為主張抗戰之人，對於中蘇兩大民族攜手向人類解放途上邁進，尤其寄以無限的期望。故謹以致誠，略獻數語，以供閣下考慮。此信雖係我們數人簽名，但我們相信能代表中國最大多數民眾意見。
專此，並致革命敬禮！
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樸、沙千裏、張申府、劉清揚、胡子嬰等（簽字）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七日
公開信見報之後，正在重慶的周恩來約見沈鈞儒、章乃器等人說：救國會寫這封信的出發點是可以理解的，但考慮到與斯大林的關係問題，這封信很容易被那些反蘇反共分子所利用。沈鈞儒聽後表示說：我們考慮問題不全麵，有些欠妥。而章乃器則堅持說：為了維護國家的神聖主權，此信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
後來，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也提到了此事。他答複斯諾說：“如果這樣一個條約會妨礙蘇聯支援中國，那它就不會簽訂。然而，如果不妨礙這種支援，那就可以簽訂而不致產生有害的後果。”（見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出版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第２４０頁）
上述發生的這些事情，因王造時已經返回江西，他一直都不知道。甚至有人回憶說，沈鈞儒對周恩來表示自己願意撤銷簽名，這些情況王造時也不知情。
新政權成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建交，昔日公開信的性質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當年簽訂《蘇日中立條約》是斯大林的策略，其目的是讓日本侵略者的矛頭向南不向北，免得蘇聯腹背受敵。隻能以犧牲中國主權來保護蘇聯。按照這個邏輯，公開信自然就成了反對蘇聯、反對斯大林了。
當時的“反蘇”是和“反共”劃等號的。這樣一來，作為執筆者的王造時，便有了曆史罪過了。
１９５７年２月，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在北京召開，王造時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出席了這次會議。借此機會，他向有關方麵解釋“公開信”的問題。上海市統戰部長劉述周會同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詳細聽取了王造時關於寫“公開信”的經過。２９日又找到在京的當事人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沙千裏等人回顧了這件事的全過程。大家承認寫那封信是召開座談會共同商量的決定，信的內容也是大家共同修改定稿的，如果那封信有錯誤，也應該由９個人共同負責，不能由王造時一個人擔當。
周恩來聽到統戰部匯報後，決定抽時間單獨找王造時談談。
３月２７日下午，周恩來派秘書前往政協招待所將王造時接進中南海，與之促膝長談，仔細聆聽了王造時的陳述。表示曆史問題說清楚了就好了，歸咎於王造時一個人是不公平的。希望他從此放下思想包袱，來日方長，大膽工作。
交談結束後，周恩來把王造時送到門口，他緊緊地握著王造時的手說：如果先生願意的話，待會議結束，將考慮調他來北京做事。
周恩來的這番談話，令王造時感動萬分，卸下了背負多年的包袱，感到渾身輕鬆。
不料風雲突變，王造時返回上海才兩個多月，一場反右運動便如急風暴雨席卷而至，此前王造時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的發言《我們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趨豐富美滿》，建議國家建立法治，以法治國，此時被認為是向黨進攻。將其定性為全國知名的大右派，曾經的那封公開信也被認定為“反蘇反共罪行”。
戴上右派帽子後，王造時被降職降薪，剝奪講課權利，安排在複旦大學圖書館勞動改造。
１９６６年９月，王造時被三次抄家。第三次抄家時，紅衛兵逼迫王造時交代問題，將其與家人隔離看管，每天三班輪番逼供，曆時４２晝夜。王造時體力不支，昏厥倒地，被用冷水澆醒，醒來後又是一頓拳腳相加。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日，紅衛兵撤離，隨即由上海市公檢法以“反革命”罪將王造時逮捕入獄，押送至上海第一看守所關押，囚號是“１４１６”。囚禁期間，每隔兩周，王造時會寫一個條子列明所需物品，除牙膏肥皂外，也要求家人送一些維生素B、C給他。
由於長期關押，王造時在獄中兩次發病。１９７１年７月下旬，王造時再次病危，經有關部門逐級上報後，國務院電話指示不惜一切代價盡力搶救，然而終歸錯過最好時機，已經無力回天。８月５日，王造時在上海瑞金醫院去世。死後，在監獄方退還的遺物中，包括兩大袋維生素B和維生素C，家人這才知道，看守所方麵根本就沒替他們轉交。
□ （參考資料：周英才《王造時“反蘇”真相》，董芷林《王造時坎坷人生，晚年昭雪》，百度百科《王造時》）
◇ 王造時：坎坷人生，晚年昭雪——董芷林
我與王造時先生有一段特殊的緣分。１９６６年，“文革”正如火如荼，王先生被強製抓進監獄無限期關押。次年，他的家屬被掃地出門，輾轉多處後搬到我家對麵上海市愚園路８３８弄。我因此認識了他們全家，並與王先生的繼女孫克佳結婚。“文革”結束後，我協助王造時先生的遺孀、也是我的嶽母鄭毓秀女士為王先生的平反昭雪四處奔走。
▲ 重組家庭
抗日戰爭時期，王造時先生是救國會的核心領導之一，當時與周恩來先生有親密的交往。救國會曾是與中國共產黨走得最親近的一個民主黨派。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認為已完成曆史任務，遂自行解散。
１９５７年，王造時受邀赴京，周恩來總理希望王先生能為黨整風提些建議，希望他能出任國家某部部長，並建議恢複救國會，均被王先生謝絕。回滬後，因建議國家建立法治，以法治國，被劃為右派。１９６１年，上海市組織右派下農村短期勞動，以改造思想。王造時先生和李康年先生同在一個小組。得知王先生的發妻已於１９５６年病逝，李先生將自己的外甥女鄭毓秀女士，介紹給了王造時先生。
王造時和鄭毓秀舉辦了簡單的婚禮，之後鄭毓秀就搬到了王所在的北四川路公寓居住。其時鄭毓秀與前夫所生之子孫克仁已在上海音樂學院讀書，除小妹孫克佳隨阿姨生活外，其他弟妹等隨親屬住在老宅，但時常到北四川路公寓親近。婚後王鄭二人感情甚篤。
夫婦倆時常去上海音樂學院關心孫克仁，也同去探望在精神病醫院住院的王造時兩個兒子王鈞陶和王鈞樞。因感受到王造時的真誠關愛，孫克仁從一開始叫王先生“伯伯”到後來改叫了“爸爸”，王先生很是高興。後來王造時先生子嗣凋零，兩子先他而去，長女海若精神不正常亡故，小女海容又得了乳腺癌去世，為王先生平反的重任自然落在孫家後輩頭上，他們為此四處奔走，也是感念王先生生前對他們的視同己出。
▲ 編號“１４１６”的牢犯
１９６６年９月，王先生淪為“組織反革命集團”首犯。王家三次被抄，第三次時，紅衛兵的重點是讓王先生交代“問題”，他們將王造時和鄭毓秀分別隔離看管，對王先生的輪番逼供是每天三班，曆時四十二晝夜。王先生體力不支，昏厥後被冷水澆醒，醒來後又是一番拳腳相加。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日，在什麽證據也沒找到的情況下。紅衛兵在喊了一通“打倒”的口號後，全部撤離，公安人員跟進逮捕了王造時。已四十二天沒見過丈夫的鄭毓秀含淚目送，而未能獲一言告別之權利，這也是夫妻兩人生前最後一次見麵。
王先生入獄後，以“１４１６”為代號，直至死亡。王先生被押上海第一看守所期間，每隔兩周，他會寫一個條子列明所需物品。除牙膏等洗漱用品外，每次他都會要求送一些維生素B、維生素C進去。但在他死後退還的遺物中，居然有兩大塑料袋的維生素B和維生素C。可見看守所根本沒有轉交。由於長期關押，饑餓折磨，王先生於１９６９年和１９７０年兩次重病。１９７１年７月下旬，王先生再次病危，經有關部門逐級上報後，國務院來電，指示要不惜一切代價盡力搶救，當時用了最好的藥，然而時機已然怠誤。８月５日，王先生在瑞金醫院去世。
▲ 平反昭雪
“文革”結束，鄭毓秀迫切希望為王先生平反。我與孫克佳於１９７８年結婚，因此對王先生平反的事，自認應該多出些力。
盡管經過一段努力，但上海的有關單位鑒於王造時先生屬於中央定性的國家級“右派”，地方難以作主為由而擱置平反。無奈之下，１９７７年，我將聲辯信分別上呈鄧小平、宋慶齡、史良和譚震林。
隨後由孫克仁攜帶當時《新民晚報》副社長馮英子先生執筆的上訪書，啟程去北京上訪。孫克仁在北京駐留一周後，得到一份須親自轉呈上海市公安局的密信。三四個月後，上海市委統戰部與公安局有人來到家中，答複說上訪信收到了，並找鄭毓秀了解了情況。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３日，王造時先生終於平反昭雪。平反落實政策包括以下幾方麵：抄家沒收的一大卡車書籍因已無法追索，讓家屬一早趕去大柏樹倉庫自己挑選。在垃圾山一般的書堆裏撿得七百多本書，匆匆裝到麻袋裏拿回了家。經整理後，絕大部分送廢品回收站，存下的２８４冊由嶽母以親屬的名義捐贈給了複旦大學。
家裏還分到了一套房，後給了我和太太。王先生補發的工資、加上生前被抄走的細軟等共作價三萬多元。每個孩子得５００元，我和太太那份歸還了嶽母。
嶽母鄭毓秀於１９９４年去美國長期定居。在美期間，曾有人建議她以“王造時遺孀”的身份申請政治避難，被拒絕。２０１４年因年事漸高，她選擇了放棄美國國籍葉落歸根，九十高齡的她安居在浙江安吉次子孫克信家。
□ 來源：《世紀》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