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2）
當然，我最初起意記錄文革，除了文革是史上千年難得一遇的奇事，也想為我和我家人在文革中的遭遇留一個記錄。文革初期“破四舊”時我家就受到衝擊，數次被抄家。我們全家人在文革中不同程度地都遭受了許多歧視和苦難。不過，我要留這個記錄不是為了個人複仇，而是希望人們從這種苦難中找出發生苦難的原因，吸取一點教訓，這才不枉我們經曆了這麽一段苦難歲月。過去中共一直煽動人們要“不忘階級仇，牢記血淚恨”。我對此甚是鄙視。我認為在任何社會，人總是有貧富之分的，但貧富之分不等於就是善惡之分，兩者沒有必然的聯係。我還認為：任何社會，人雖有貧富之分，社會地位有高低之別，但隻有合作才能成為一個社會，也隻有合作，才能彼此都生存下去。因此，所謂的“階級仇”，客觀上確實有一點，但很大程度上是被人為誇大、煽動起來的。煽動階級仇恨，挑撥人們相互鬥爭，不過是野心家讓別人為他火中取栗，和統治者對百姓分而治之的伎倆。
為實現記錄文革這個願望，我做過一些準備工作。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社會上有很多紅衛兵和學生組織散發的傳單，大多是記錄“中央首長”的講話，或中央文革、國務院接待站某負責人接待某個群眾團體時所說的話。這些傳單大都由各地紅衛兵、學生組織轉抄、油印、散發。“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一些意圖、部署，也就通過這些傳單散布出去，傳達到基層。六六年底和六七年的上半年，一些比較大的紅衛兵組織和群眾組織開始自己辦報或編寫大批判專刊。這些報刊不僅反映了該組織的政治觀點、也反映了各地文革的動態，還常常披露一些“黨內機密”。這些報刊很多是鉛印的，印刷也頗精良。發行單位除了派人沿街售賣，在我們上海地區這種刊物郵局也有代售，價格從幾分錢到幾角錢不等，隻是收回一點工本費。因此有一段時間我還天天跑郵局去買。這種資料我曾收集不少，可惜文革結束後我去了香港，家人以為這些都過時無用了，當廢紙賣了。我至今還保存極少量殘存的一些資料，其中有一本批判劉少奇“修正主義言論”的專刊，對研究劉少奇思想頗有幫助，當時定價人民幣七角，是我所買各種資料中價格最貴的一本。
在大陸這種環境中，記錄曆史真相起一個願望比較容易，真要付諸行動有許多實際困難和顧忌。在那個年代，生活在大陸的人幾乎個個沒有私人秘密可言，即使是私人的信件、日記，隻要有人奉了“組織”和“革命”之名，想拆就可拆，想看就可看。政府鼓勵告密。文字獄盛行。說錯一句話，寫錯一個字，都立刻會有成為“現行反革命”的可能。尤其我們這種住在單位集體宿舍的人，一舉一動都避不開別人的眼睛，想做這樣的文字記錄而又不被人發現是不可能的。我沒有膽量去冒險，與“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賭運氣，於是隻能默默地等待時機。後來文革結束了，而且我離開了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大陸去了當時還由英國人管治的香港，這才覺得機會來了。
在香港的公共圖書館中，我第一次見到國民黨領導的民國政府及其軍隊，在抗日戰爭中抵抗日寇，奮勇作戰的資料。這些資料有文字，有圖片，有數字，有戰爭經過的詳細記錄，不由人不信。當時我內心十分震撼。真是聞所未聞啊！不是說國民黨不抵抗嗎？不是說國民黨軍隊見了日寇就“聞風而逃”，抗戰都是八路軍、新四軍打的嗎？由此，我對過去接受的曆史知識發生了根本的動搖。我不知道中共對曆史還撒了多少謊，那些所謂的“史書”、“史料”究竟有多少是真實的，又有多少是蓄意歪曲、偽造的？同時，我也開始審視我以前對文革形成的觀點是否都符合實際、是否正確產生懷疑。俗話兼聽則明，我開始借助我所見到的、當時香港社會上各種書刊提供的資料，整理、修正自己的觀點。
當時文革結束沒有幾年，而我卻已發覺有不少對文革的描述、評論，已經遠離我所親曆的文革了。看得出來，有些所謂的記錄、評論之不真實，不單純是因為作者不明真相或囿於一方之見，更多是出於一種政治目的。它們有的故意混淆是非，有的顛倒黑白，有的則對某些事實故意忽略不提，同時對一些無關大局的細節卻大肆渲染。這些東西不是曆史資料，而是政治宣傳。那時還有一種“傷痕文學”，反映文革中普通人，特別是那些地、富、反、壞、右、資家庭“賤民”的悲慘遭遇，引起人們對中共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反感。但就在此時，鄧小平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禁律。中共黨內的一批左派發起了“清除資產階級精神汙染”運動，重新祭起了“輿論一律”的戒條，收緊了言論自由的幅度。接著鄧小平又說話，說對文革的研究要“宜粗不宜細”。實際是不準人們認真地探討文革的真相和教訓。慢慢地，研究和反映文革真相成了不可觸碰的政治禁區。在這種氛圍下，距大陸最近的香港成了研究文革最方便的地方。記得八十年代初期，一次我去大陸探親後回香港，在上海到廣州的火車上遇到一個大連海運學院的教師，他可能因我衣著與內地青年有所不同，主動與我攀談，問我哪裏人。我一一告訴他。他說我運氣好，說像我這樣有機會走出國門去到香港、國外的，一萬個人中也沒有一個。我默算了一下確實如此。那時大陸人出國潮還沒有開始，我申請去香港時，全縣有四十多萬人而差不多同時期申請出境獲批準的人，據我所知一共隻有兩個。因此更覺自己能離開大陸來到言論自由的香港，實是上天賜予我的機會，也是上天賦予我的使命，我應該好好把握，利用，盡我之力，完成我的願望。
一九九七以前的香港，人們讚歎這是一顆英國皇冠上的璀璨的東方明珠。她雖孤懸在中國大陸這隻大母雞的腹下，但這是大中華地區唯一有充分言論自由的地方。按理，我可以解除顧慮，放膽去實現我的願望了。可是，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還是下不了決心。我仍擺脫不了中共暴政在我心裏留下的陰影。盡管我已在香港，但我的母親，我的好多親人還生活在大陸。我害怕他們會因我而受到不利影響。而且，我總還要回大陸去探親吧？一九五八年我父親回鄉探親，因為回港證件被當地政府扣押，擔憂回不了香港，寢食不安，足足擔了二個月的心。此事在我腦海留下深刻印象。在我離開大陸的最初十多年中，我經常做夢回鄉探親但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仍滯留大陸回不了香港，驚醒後才知是做夢。我告訴我太太，她說她也很多次做過這樣的夢。可見中共的統治給我們留下了多麽深遠的恐懼！再後來，因為懼怕“一九九七”，我又去了美國。與香港一樣，那裏也是言論自由的地方。但無論在香港還是美國，我都必須努力工作來賺錢養家。這些工作勞作時間長，辛苦一天下來就沒有多餘的精力去做其它事情了。當然，歸根結底還是要怪自己勤奮不夠，努力不夠。生活安定易生懈怠，這是許多人的通病，我也不例外。就這樣歲月蹉跎，年複一年，一直到我退休後，我才真正決心拿起筆來。
即使下了決心，對我而言也是困難重重。最主要是學識不夠。我受過的學校教育不多，連三年初中上的也不是正規的學校。因此，到真動筆時才明白自己其實“不是那塊料”，不僅缺乏寫作訓練，學識也深感不足。還有，我的身體也不是很好，前幾年還生過一場大病。為此，我寫寫停停，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直到最近才大致完成了初稿。寫得自然是很不成樣子的，但我真的盡了我的力了。我挑戰了我自己，最終完成了我的心願，在我而言那就是成功！
對於文化大革命這場史無前例的大政治運動，立場不同看法也必然會有不同。我對文革自然也有我自己的一些看法。這些看法中首先的一個，就是對毛澤東發動文革原因的看法。我認為主要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為了解決接班人危機；另一個是企圖創建一套“反修防修”的理論和實踐這套理論的具體辦法，從而樹立起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繼馬克思和列寧之後第三位“導師”的偉大地位。
毛澤東野心勃勃，但不完全是妄想者。我認為他之所以有要比肩馬克思、列寧這樣的“雄心壯誌”，是基於他對自己的自信以及所具備的基本條件的估計。毛澤東從秋收起義開始，他領導的武裝鬥爭，經曆了二十多年的艱苦曆程，最終在地球東方的一個大國取得勝利。在長期的武裝鬥爭中，他創造了“人民戰爭”這樣的概念，發明了 “農村包圍城市”這樣的戰略。這樣的功績在世界各國共產黨領袖中是不多見的。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雖然開啟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道路，但發生在冬宮的鬥爭嚴格說來隻是一次小規模的、有武裝配合的宮廷政變而已，對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不具典型的指導意義。因此，毛澤東自信他的革命實踐，是真正為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開辟了一條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理論和實踐均作出了重大貢獻。這是毛澤東引以為自傲的資本，也是他認為自己可以站到與馬克思、列寧並肩的曆史地位的第一塊重要基石。
第二塊重要基石是毛澤東認為他領導的、反對以蘇共領導集團為首的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並在鬥爭中總結出了一套識別、防止和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理論，並通過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第一手的實踐經驗，是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他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作出的又一個貢獻。毛澤東晚年說他一生做了兩件事，一件是將國民黨趕到了一個小島上，也就是武裝奪取了政權，還有一件就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可見毛澤東對他的這兩大“功勳”的重視程度，和對這兩大“功勳”曆史評介的期許。
當然，由於共產主義僅僅是一種雖美好、但無法實現的理想；由於這種理想違背人性，也由於實現這種主義的手段太過殘酷、血腥，以及這種殘酷、血腥手段本身就與這種理想相悖，因而這種主義終究要被大多數人拋棄，終究不能成功。因此，毛澤東的希望也必定要落空。事實上，當文革還在開始時他就哀歎過：“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到他生命將至終點前，他又一次哀歎：“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說明毛澤東自己也預感到：不僅僅是文革，包括整個共產革命或許都將失敗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