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
我的文革
——一個中國青年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曆及其所見、所聞、所思的記錄
前言
我久有一個願望，這個願望就是將我親身經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用文字記錄下來，為這段曆史留一份見證。我最初產生這樣的願望時，文革還開始不久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當時有這樣的願望，是因為我意識到目前正在進行的文革，乃是中國幾千年曆史上難得一遇的大事、奇事，誠如中共宣傳中說的那樣，它是“史無前例”的。事實確實如此，隨著文革的發展，大事、奇事層出不窮，直至文革結束。這個文革奇在什麽地方呢？
第一奇：十年多文革，自始至終，知識分子、包括知識分子出身的中共黨員幹部，以及所謂的“封、資、修”“舊文化”，一直是這次運動要打擊、乃至要消滅的重點。讓我仿佛見到了秦始皇“焚書坑儒”曆史的重現。
從一九六五年十月批判吳晗的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乃至更以前文化學術界批判的“有鬼無害論”、評李秀成“忠王不忠”等，到一九六六年四月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的《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這是文革發動的動員階段，批判的對象大多是黨內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當時“上聯下掛”，全國各地紛紛揭發批判的、當地的“小‘三家村’”、“黑幫分子”，主要也是中共黨內的文化官員。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以後，全國的知識分子就開始遭殃了。各大、中、小學的老師、科技學術機構的學者、專家，還有社會上大大小小的“名作家”、“名演員”、 “名醫”，還有各行各業的“技術權威”——其實就是從事不同行業、有所成就的知識分子，與早已成為無產階級專政對象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一樣，被冠以“牛鬼蛇神”的稱號而受到群眾專政。而這種所謂的“群眾專政”，其實是在中共各級黨組織的指揮下，組織一部分群眾對這些被排除出“人民”隊伍的另類，進行非人道的迫害而已。此後，在所謂的“破四舊”運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知識分子都是重點審查、打擊的對象。在整個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全國被迫害致死、致殘、家破人亡的知識分子家庭不知凡幾。在這裏，特別要指出的是文革雖然號稱運動的重點在“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似乎沒有特別針對知識分子幹部，但是在實際操作上，工農出身的幹部受到的衝擊遠遠沒有知識分子幹部受到的衝擊厲害。文革中最早被迫害而死的幹部，如鄧拓、田家英、吳晗 、卞仲耘等，無一不是知識分子黨員。在以後的文革進程中，知識分子黨員幹部受到的迫害也遠遠嚴重過工農出身的黨員幹部。這個現象反映了這種迫害是有針對性的，不是偶然的。昔秦始皇“坑儒”， 是因為“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而毛澤東發動文革 “坑儒”，是因為他認為接受、並傳承了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知識分子出身的文化官員，是無產階級最危險的敵人，他們無時無刻不在用地主、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毒害廣大人民群眾，意圖複辟資本主義。
為了杜絕舊政權複辟的危險，當年秦始皇采納臣相李斯的提議，不僅坑殺了“惑亂黔首”的諸生，還下令焚書。“史官非秦記者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這個情景與我在一九六六年時的所見所聞，何其相似乃而！當時，在破“四舊”的口號下，大量圖書、典藉、被收繳焚毀，大量文物和名勝古跡被破壞，所有文革以前的文學、曆史、繪畫、電影、音樂、舞蹈、曲藝，統統被禁止。猶記得一九六五年底，我們縣城新華書店的書櫥裏還有不少古今文史方麵的書藉；但到了一九六六年春的四、五月間，這些書藉突然一夜過後就都消失不見了。首先消失的當然是政治、曆史、文藝方麵的，然後連文教科技方麵的的書也不見了，隻有一隻位處角落的、最邊緣的櫃台中還留有幾本普及農業種樹、滅蟲知識的小冊子。店堂中凹形排列的十幾隻玻璃櫃台，陳列的書籍清一色都是毛澤東白皮紅字的單行本。（之所以都是單行本，原因是那時候四卷本“毛選”和《毛主席語錄》還沒有大量印刷發行。）原來店堂四壁和空中掛的山水風景畫都收掉了，代之以用仿宋體或用楷書、隸書、行書寫成的毛澤東語錄，以及毛澤東本人書寫的詩詞。再後來，到了學生紅衛兵“破四舊”的八、九月，則不論機關、學校、圖書館、民居家中，凡有所謂“四舊”的文物、典藉、書畫，不是被收繳最後當廢紙送造紙廠當原料，就是被當眾焚毀，或者封存起來。隻有那些家庭成分好的、膽大而又喜愛文藝的人，才敢悄悄藏有一些書籍，但也不敢輕易示人。那時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土地上，隻有《毛澤東選集》和《毛主席語錄》是可以看的書，隻有歌頌毛澤東的歌是可以唱的歌。最嚴厲的時候甚至連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的書也不準看，唯有列寧的還可以。那時候有一種官方散布的輿論，說毛澤東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光是毛澤東的著作就夠你學一輩子的了，其他的不看也可以。更極端的甚至說學毛主席著作，隻要學好“老三篇”（即《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短文）就夠了。流傳兩千多年的中華文化幾乎一朝之間被禁止、被掃蕩幹淨，真如《紅樓夢》曲子裏說的那樣：“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幹淨”！
需要指出的是史載被秦始皇坑掉的這四百六十個儒，大多是同夥揭發出來的。而文革中被揭發的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黑幫”、“三家村”，其實大部分也是被同是文人的人揭發的。高壓恐怖下，人人自危；為了自保，就出現了相互揭發的鬧劇、悲劇、醜劇。如此看來，這兩件事發生的時間雖相隔了二千多年，其實社會氛圍、人的精神麵貌，並無多大變化。
第二奇：過去曆次政治運動都是當權派整群眾，但這次文革有一段時期是群眾整當權派，而且是“奉旨造反”。這真正是“史無前例”的。
文革之前的曆次政治運動，都是各級黨委根據中共中央的命令，劃分好“左、中、右”階級隊伍，經過周密的部署，由基層黨組織發動一部分群眾去整另一部分群眾的運動。這些運動有時也會整到部分黨員幹部的頭上，但鬥爭的矛頭主要針對非黨群眾則是十分明確的。這次文革開始一段時期也是這樣做的。可是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以後，事情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變化。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明確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而認為前階段劉少奇主持的運動，整學生、整群眾的做法是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十月以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發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允許群眾成立造反組織揭發批判當權派。於是從地方到中央，中共各級官員都受到了造反學生和造反群眾不同程度的衝擊。
由於文革損害了各級黨員幹部的利益，引起他們對文革的抵製甚至仇視。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和原有黨、團、工會等組織的影響力，操縱一部分群眾去與造反派群眾鬥爭，文革遇到極大阻力，幾乎成了無法突破的“瓶頸”。在這種情況下，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發生了“一月革命”，造反群眾奪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權。毛澤東知道後立即表態予以支持，並號召全國造反派以上海造反派為榜樣，聯合起來奪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工廠、學校的權，成立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毛澤東支持造反派奪權，目的是為了掃除各級當權派的阻力，將文化大革命繼續進行下去。但這樣的大動作，其危險程度猶如一個外科醫生自己操刀切除自己身上的大部分組織——那些被他認為已經爛掉了的器官。但如果一旦失控，就有生命之虞。就這一點來說，不能不承認毛澤東的膽量、魄力，在古今中外的統治者中也是少見的。所以這也是一件大奇事。
第三奇：“文鬥”成了“武鬥”。全國猶如一個大戰場，從鋤頭、木棍到真刀真槍，甚至坦克大炮，死人傷人無算。
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澤東在製定《關於無產階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時大約就已預見到對這場運動群眾會有不同的意見，有不同意見就會有爭論，因此預打了“防疫針”，說：“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當時學習《十六條》，我想辯論中發生武鬥，最多就是推來撞去，我打你一拳，你踢我一腳，實在想不到這武鬥會發展到如此局麵：武鬥的武器從鋤頭、棍棒，長矛、大刀，發展到機槍、坦克、大炮，就差飛機沒有出動。在一九六七年夏秋和六八年那個時候，全國真的成了大戰場。據有學者統計：文革因武鬥而死亡人數大概在三十萬至五十萬之間，傷者就更多了。至於整個文革中，因受迫害等各種原因致死的人數，據葉劍英在一個內部會議上透露的高達二千萬。和平時期的一場政治運動發展到這個地步，也是古今中外罕見的奇事。
第四奇：毛澤東的兩個“接班人”劉少奇和林彪，一前一後都被毛澤東整死。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理由，其中很主要的一個是“防修反修”。從蘇共“二十大”起，毛澤東就指責蘇共丟了列寧和斯大林“兩把刀子”，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並在六十年代初與蘇共進行了一場大論戰。接著毛澤東又因黨內鬥爭，說國內也有變“修”的危險，主要是黨內高級官員變“修”。在這個認識基礎上，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希望通過運動能將全黨，包括黨、政、軍和文化界所有當權派都來一次大清理，把所有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其原來負責的工作崗位上調離，以免他們利用手中權力繼續推行修正主義政策；同時對全黨全民來一次社會主義的大教育。他認為這樣的革命，每“七八年來一次”，可以使“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由於國家主席、黨的第一副主席劉少奇在一些政治觀點上與毛澤東不一致，被毛視為“中國的赫魯曉夫”，在文革初期便將他打倒，然後又在秘密關押中將他虐待致死。
為了發動文革，毛澤東捧出病夫元帥林彪來助陣，封他為“副統帥”，後來還把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寫進“九大”新的黨章。中共的宣傳機構大造輿論，說林彪是毛澤東考察了幾十年的最好的接班人。可是僅僅過了五年多一點，林彪又成了妄圖“搶班奪權”的陰謀家、野心家，被毛澤東逼得走投無路，據說是乘飛機“倉惶出逃”，最後摔死在外蒙古戈壁灘上。兩個“接班人”都是這樣悲慘的下場，讓毛澤東的“英明”，成了大眾的笑柄。
第五奇：鄧小平“三起三落”。
鄧小平原是中共中央常委、中央書記處的總書記，文革初期與劉少奇一起被打倒，罪名是“全國第二個最大的走資派”。林彪事件後，大家漸漸看清了毛澤東的本意，是想要自己的老婆江青和侄兒毛岸新接班，讓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等人作輔助。但江青不得人心，毛岸新資曆太淺，王洪文不爭氣，張、姚反對者太多，而主持中央實際工作的周恩來此時又患了癌症，病情日漸沉重，需要有人接替。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重新起用鄧小平，並委以黨、政、軍重任，一度很有讓鄧小平接班的態勢。在鄧小平要求“解放”時，曾寫信對毛保證，對文革初期打倒他一事“永不翻案”。但是鄧小平實際掌權後對文革政策“修正”甚多，實際是在否定文革。此時毛澤東已是老病之身，無力再大折騰，退而求其次，要鄧小平作一個結論，隻要求他認可“文革是正確的”即可，以維持他的顏麵。不料竟遭鄧小平拒絕，還說了句“不知有漢，何論魏晉”來嘲諷毛發動的文革。於是毛澤東在垂暮之年、行將就木以前再奮餘威，發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把鄧小平再次打倒。結果激起民眾反抗，以悼念周恩來為名，搞出了一個“天安門廣場‘四·五’事件”。這件事讓人們再次看到毛澤東搞文革不得人心、眾叛親離的尷尬境地，和鄧小平的言而無信。
第六奇：“粉碎‘四人幫’”。
毛澤東再次打倒鄧小平以後，因為同樣的原因他還不能直接重用江青、毛岸新以及張春橋，無奈之下他選了貌似忠厚的國務院副總理華國鋒當總理並擔任黨中央第一副主席。也許，在毛澤東的設想中，這第三個接班人並無多大能耐，是個老實人，相對而言算是一個比較安全可靠的“過渡人物”，過幾年應可讓江青或毛岸新接上班。那裏料到這次他又看走眼。就是這個貌似木訥、忠厚的華國鋒，等毛澤東一咽氣，真正是屍骨未寒，就夥同毛生前同樣十分信任的“大內總管”汪東興，投靠葉劍英等軍頭發動宮廷政變，把江青、毛岸新以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所謂“四人幫”抓了起來。毛澤東搞文革前後折騰了十年多，結果把老婆、侄子都折騰進了監獄，自己也身敗名裂，成天下笑話。所以不能不說這也是一件史上難得一見的奇事。
至於華國鋒政變成功後，被吹捧為“英明領袖”，身兼黨主席、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三個要職，一時風光無限，誰知不旋踵他就被鄧小平等一幫“老革命”趕下了台。而鄧小平掌權後，以軍委主席之名號令全黨。他也與毛澤東一樣，胡耀邦、趙紫陽兩個被他捧上台的總書記（此時的總書記地位相當於以前的黨主席），都被他先後“廢掉”。又因他隻肯開放經濟，不肯進行政治改革，導致社會民主思潮與中共專製體製激烈衝撞，再加上當時“官倒”橫行，於是激起民憤，與一九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以悼念周恩來為名、示威抗議毛澤東和“四人幫”倒行逆施一樣，一九八九年北京爆發了以悼念胡耀邦、抗議胡耀邦因遭受黨內不公待遇，實為抗議中共和鄧小平專製統治的“六四事件”，仿佛曆史重演。華國鋒的下台和“六四事件”的發生，都是當時中國政治上的大事、奇事，隻是這些事發生在文革以後，此處不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