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一家在文革中的悲劇
彭湃是中共早期活動家，農民運動領導人，在1929年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殺害。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遺屬一家又遭到空前的災難。他的九十多歲老母被監禁，兒子彭洪被抓走後殺害，侄子彭科被砍頭示眾，堂弟彭勁、堂侄彭株等親屬也相繼遇害。
這一慘劇實際開始於“解放”後。土地改革時，彭湃的母親周鳳就被批鬥過，後來由於對彭湃的高度評價，他們一家作為革命烈士遺屬受到中央的關懷。彭湃的兒子彭洪曾任海豐縣委副書記、縣長等職，1957年在批判地方主義運動中受到批判被撤銷縣長職務，一年後重新啟用。1964年，基於他的申請，被調動往廣州，任華南農學院黨委委員、水稻生態研究所副主任兼黨支部書記。
很快，四清運動開始了。在這一運動中，“革命母親”周鳳被打為“地主婆”。時任海豐縣海城鎮“四清”分團團長、黨委書記孫某當時在海豐煽動說，“海豐碰到了一個天大的問題，……海豐是毛澤東思想的天，還是彭老太太（指周鳳）的天？是聽毛主席的話，還是聽彭老太太的話？”、“不砍倒周鳳這麵黑旗，毛澤東思想就進不了海豐！”並攻擊彭湃是“左傾機會主義者”。
1966年6月19日，彭洪從華農校園被拉回海豐，被加上利用職權提高彭湃，貶低毛主席；抬高海陸豐農民運動，貶低井岡山；反對毛主席提倡的人民公社、大躍進。以及“地方主義”，反對“三麵紅旗”，招降納叛等種種罪名，被長期批鬥百餘天，返回廣州後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勞動改造。
1967年，“反彭分子”在海豐進行了長達半個月的圍剿，100多名幹部群眾被殺害。8月26日，他們操縱一些群眾組織向各公社發電報，聲稱“維護彭湃烈士英名”的幹部群眾破壞“學毛著積極分子大會”。於是各公社組織了一支5千人的隊伍，持槍武力圍剿。被圍剿的幹部群眾上山躲避，澎湃侄兒彭科也在內，但在29日被對方發現。一個姓洪的大喊“我要報仇！”，將彭科頭顱砍下。之後，澎湃的堂弟彭勁、堂侄彭株也相繼遇害。
以後這些殺人者繼續官居高位，直到文革後的1978年這一冤案才被平反，被害人員得到昭雪。
以上事情經過可見1979年2月12日《人民日報》。但是看過這些報道的人都會發生疑問，就是這些人為什麽和彭湃及其親屬有那麽大的仇，姓洪的要報的是什麽仇以至於砍頭才能泄憤？
我們考察事情發生背景。《海豐大事記》的敘述是：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告‘文化大革命’開始。海豐的‘四清’運動轉入‘文革’，‘四清’工作團誣指原縣長彭洪等一大批地方老幹部為‘提高彭湃、貶抵毛主席’的‘黑幫’。海豐的‘四清’運動被轉移為反彭湃的宗派鬥爭，並發展為反革命政治事件。6月，紅宮文物陳列室被封閉。撤銷海豐縣革命文物管理委員會。6月11日，90多歲的彭湃烈士母親周鳳被封鎖軟禁，一個所謂‘聲討反黨分子’彭洪、黎連平等地方老幹部的‘群眾運動’開始了。”
“8月底，‘四清’工作團撤銷了彭洪、張順等一批原縣委地方領導幹部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並交群眾進行批鬥。”
“9月l～11日，分別在海城、汕尾、捷勝、梅隴、公平和陸豐東海等六處召開群眾大會，對彭洪、黎連平、張順等老幹部進行批鬥。”
這是文革開始時期的運動狀況，和廣東其他地方沒什麽區別，是50年代以來曆次政治運動的延續，即批判“地方主義”，將鬥爭矛頭指向原來做地下工作的老幹部。
再看1967年：“縣內部分群眾分別組成‘人總’（人民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以維護彭湃烈士英名為宗旨）和‘左委’（革命左派造反委員會堅持反彭觀點）兩個派別，通過大字報和遊行示威等方式展開派係鬥爭。”
按照文革一般規律，所說的“人總”應當是造反派，“左委”應當是保守派。但是《海豐大事記》忌諱造反派保守派這些詞。
再看下麵：“8月26日，由於支左部隊公開支持‘左委’壓製‘人總’派，海豐縣發生駭人聽聞的流血事件。全縣93名幹部群眾被殺害，3000多人被打傷，其中400多人被打成重傷或殘廢。彭湃烈士的親屬彭科慘遭殺害。在這次事件中，非法動用國家資金6.6萬多元，糧食55噸，布匹3000多米，給國家經濟造成很大損失，時稱‘八·二六’事件。是年冬，改組後的縣軍管會和支左部隊表麵作態支持‘人總’派，大批群眾從‘左委’退出另組‘紅旗’派；‘左委’也改稱‘東風’派。次年‘清理階級隊伍’階段，又大搞所謂‘群眾專政’，製造了一大批冤假錯案。‘文化大革命’期間，全縣被揪鬥和監禁1948人，非正常死亡367人，其中中共黨員41名，彭湃烈士親屬6人，老赤衛隊員12人。”
支左部隊公開支持保守派“左委”也是合乎規律的事。所以八二六流血事件的後台就是支左部隊。但是，是年冬，為什麽“改組後的縣軍管會和支左部隊表麵作態支持‘人總’派”呢？
原因是廣東的大形勢。“從八月十四日到十一月十四日，周恩來等在北京先後十四次接見廣東群眾組織的代表。其中有五次單獨接見紅旗派的代表。在多數場合下，周恩來的神情、語言都明顯偏向紅旗派。”（劉國凱《廣州紅旗派的興亡》）因而廣州軍區也不得不改而支持造反派紅旗派，至少“表麵作態”如此。
《海豐大事記》也反映了當時的海豐的文革已納入廣東省的兩派鬥爭，所以兩派分別改稱“紅旗”派和“東風”派。
但是到了1968年，風向再變。“4月9日，海豐縣革命委員會成立。委員會由55名委員組成。設常委15人。主任邊同印，副主任黃迎、王鳳翥、陳星明、甘賽梅。接著，縣直屬單位和各公社都分別成立革命委員會。8、9月間，紅宮、紅場受嚴重破壞，麵目全非，紅宮改名為‘階級鬥爭展覽館’，紅場改為‘人民公園’。”
所以，從廣東省文革的發展和兩派鬥爭的曆史來看，不難對彭湃親屬被害事件做出解讀。簡單地說，就是保守派在部隊支持下屠殺造反派。這不是僅僅發生在海豐一地的事情，而是血雨腥風遍及全廣東省。
海外學者蘇揚《文革中的大屠殺：對湖北、廣東和廣西三省的研究》中利用地方誌統計了57個縣中有28個發生過集體屠殺事件，有6個縣屠殺人數超過1千，最嚴重的陽春縣在1968年8-10月共屠殺了2600人。廣東的屠殺屬於兩類，即針對“四類分子”和政治迫害型即針對造反派。海豐的八二六事件雖然發生事件較早，也應屬於兩者，因為殺害對象是後來屬於紅旗派的造反派，也因為彭湃的親屬的家庭成分可能偏高。
這一冤案之所以遲遲得不到平反，殺人凶手長期得到重用，真相被長期掩蓋，原因就是殺人的是軍隊支持的保守派，被殺的是處於弱勢地位的造反派。這一冤案之所以終被平反，殺人者得到處理，是因為彭湃的名聲太大。廣東省的其餘被殺者就沒有那樣幸運了。
當然這裏麵仍有許多問題值得推敲。在兩派鬥爭中，未必是一派完全正確，特別是他們在得勢的時候。姓洪的要報什麽仇？未必是在算彭湃當年的帳。此外，四清裏說彭湃是“左傾”未必錯。熟悉海陸豐農民運動的徐向前就委婉地說過：“……彭湃也有弱點，主觀、急躁，有時‘左’一些，這同革命初期經驗不足有很大關係。”這個彭湃居然給農會積極分子規定殺人數額和指標（投名狀）。海陸豐暴動後有一萬數千人被殺。這裏麵想有不少是冤冤相報的。
有人總結這樣的規律值得我們深思：“……‘文革’中，越是瑞金、興國、於都這樣昔日的‘蘇區’，殺人的事件越是蔓延難止，越是暴戾成風，表現為一種群體性的走火入魔，民間性的血色狂歡。”（《當代江西簡史》，轉引自姚蜀平《文革中江西瑞金的“民辦槍斃”》）
彭湃尚有次子彭仕祿，留蘇畢業生，曾任第一代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船舶設計研究院副院長，造船工業部、水電部副部長、總工程師，廣東省委常委，籌建大亞灣核電站總負責人，核工業部總工程師，科技委第二主任，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為國防科技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的優秀總設計師獎，應該說是功勞很大的了。但是另一知情人孟戈非在他的《未被揭開的謎底——中國核反應堆事業的曲折道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中對這位彭某提出了不少批評。其中誰是誰非，我們圈外人當然無法評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