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培：文革中的我和我家

1989-06-04 作者: 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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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我和我家

－－作者：曹培

1966年我是北京101中學初一的學生。父親當時是北京工業學院（現北京理工大學）的副教授，母親是京工附中（現理工附中）的教師。他們都是非常本分敬業的普通知識分子。我與我的家庭在文革中的經曆也非常平凡，應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僅以我個人的有限視野和記憶記錄下自己的經曆，希望能夠充實那個時代的真實信息。

一．血統論與“對聯”流行的歲月

1966年的6月的一天我們正在上自習課。教數學 C老師寫在黑板上寫了一道很難的分解因式題讓我們做。部分已經做完的同學已經在看其他的書了， 我卻因昨晚熄燈後與小閨蜜在被窩裏偷吃橄欖而頭腦有點昏昏沉沉，正在百思不得其解和焦躁不安， 突然校園裏傳來一陣噪雜聲。一開始大家都沒有介意，後來這噪雜聲越來越大，大家才放下書本走出教室去看究竟。運動來了，停課了！一下子平時的學習紀律全部被打亂了。聽著廣播裏反複播放著激昂的革命口號，看著校園裏一夜之間貼滿的大字報。糊裏糊塗地跟著參加那些大大小小的會議，懵懵懂懂地跟著舉拳頭喊口號，心中卻有一點為不用繼續去攻克那道數學難題而竊喜。我並不知道從此我就再也沒有機會學習數學了。也不知道這運動將與我自己和我的家庭會有什麽關係。

1. 不成文的“身份法”

學校裏迅速成立了“紅衛兵”，全部由清一色的“紅五類”子女組成。學生們根據家庭出身被嚴格區分為三大類。第一為“紅五類”，即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子女，是革命的依靠力量。第二，非“紅五類”，包括職員和高級知識分子（簡稱高知），這是按照解放前三年的職業而劃分的。當時“職員”是個非常大的範疇，包括機關職員、醫生、小知識分子、公司員工等。 凡夠不上“高知”，又不是地富反壞右，便統統歸入“職員”。例如我父母解放前是中學教員，我的出身便是“職員”。 第三，“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後來又加上了資本家和走資派，是為黑七類）子女。則是革命所要防範和“改造”的力量。這種劃分是參照了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的方法。雖然並無法律法規， 甚至也沒有什麽權威性文件可以依據。

在“紅五類”中，地位最高的是革命幹部子女（簡稱革幹），其次是才是工人、貧下中農子女。革幹子弟的身份是由其父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時間確定的，界限是必須在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之前。在此之後入黨的就不算了。記得我校最早的紅衛兵組織“東方紅”曾開除了一位學生，原因是查出其父的入黨時間是1946年。革幹子弟中地位最高的又是“高幹”子女，即父親的官階在行政13級以上。在紅衛兵裏能夠耀武揚威的都至少屬於這一類家庭背景，知名領導幹部的子女往往自然就成為紅衛兵的領袖。在同級的幹部中，軍隊幹部子女又比地方幹部子女優越。因為當時很多政府部門和地方的幹部都受到了衝擊，全國處於“軍管”狀態。軍人在文革中不僅地位和權力急遽上升，還被樹立為全國人民的精神榜樣。一幅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被奉為圭臬貼滿了校園。實際上歧視和打擊蔓延到對所有的非“紅五類”子女。

“職員”出身的我比起班裏的“紅五類” 來自覺矮了一截。當時看到班裏那些幹部子弟穿著軍裝帶著紅袖章，威風凜凜地出入校園，令我羨慕不已。特別是那帶點腰身的女式軍裝，再配上腰帶，在當時就是最美的少女時裝了，那是一種“颯爽英姿”的美，除此而外， 其他的美都是被批判的。剛滿14歲的我自然也想趕趕“潮流”，就回家問媽媽“你們為什麽不早點參加革命呢？”媽媽說：“哎呀，我們當時在四川重慶，哪裏知道什麽革命，身邊也沒有共產黨啊。”我深感失望。唉，誰叫自己生錯了人家和地方呢？於是我迷惘地繼續上學，別無選擇地追隨著眾人參加各種批鬥會， 跟著舉拳頭喊口號。看到昔日我所尊敬的老師、校長被批判、鬥爭、強迫勞動，心裏總是感到別扭。特別是看到有人掄著皮帶抽打跪在地上的老師，就下意識地閉上眼睛不敢看。隨即就好像聽到一個聲音：“你同情牛鬼蛇神，是因為你天生就有階級立場問題！” 又不敢不看。班裏原來的幾個好朋友也因為我出身不是“紅五類”而不理我了，我隻好與另一名“高知”出身的女孩形影不離。

在一個周日的下午，我像往常一樣從家裏返回學校。快走到傳達室的時候，猛然看到道路被幾條板凳攔住了。等走近才看到板凳的兩端留出了兩個出口， 各貼了兩張大字條。一條寫著：“工農革幹子弟門”， 另一條寫著“資產階級狗崽子門”。門口有幾個穿著軍裝的紅衛兵正守在那裏。我當時感到自己的臉刷地變白了，一時不知自己該走向何方。我的出身是“職員”，但沒有第三個門。難道非紅五類出身的就都是“狗崽子”？ 可當時哪裏有論理處？ 隻有繼續向前走。眼看那“鬼門關”越來越近了，沒有發現認識我的同學，於是把心一橫就加快腳步朝著“工農革幹子弟門”走去。突然前麵一位穿著小花短裙的女孩回過頭看著我，天哪，是我們班裏革命幹部出身的ZH，還曾和我在同一個運動隊裏訓練過。假如她當眾揭發我就完了。在那個時候“冒充工農革幹子弟”可是罪莫大焉。我肯定會被人揪住當眾批鬥羞辱一番，如果再被“上綱上線”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但此時我已沒有退路，隻能低頭快步穿過那工農革幹子弟門， 感覺那一瞬間四周的空氣都凝固了。還好，ZH隻是默默地看著我走過去，什麽表示也沒有。 我快步回到宿舍後驚悚未定，當晚都沒有敢去食堂吃晚飯，生怕在大庭廣眾之下再被人指認出“假冒工農革幹子弟”。這件事令我對ZH一直心懷感激。雖然她與我後來成為對立派，我心裏始終都相信她是個“好心人”。事後我聽說有同學真的走了那狗崽子門。甚至有人從板凳底下鑽了過去，以自甘其辱來表示 “重新做人” 的決心。

2．班級鬥爭會

8月3日，我們班裏的“紅衛兵”突然通知我晚上到教室開會。會議一開場， 主持人L某就帶領大家學習了一段語錄“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是中國人形容蠢人的一句話，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就是這樣一些蠢人。”讀後氣勢洶洶地宣布“我們今天這個會是專門為了打咱們班‘狗崽子’的氣焰的！現在班裏的‘狗崽子’氣焰太囂張了！” 當時我們都麵麵相覷，不知道他指的是誰。我們是六五年入學的。由於當時已經貫徹了“階級路線”，所以我所在的初一五班的同學幾乎百分之九十都是“紅五類”出身。非紅五類中也並沒有“黑五類”，職員和高知就是最壞的出身了。 女生中隻有我和W兩個人是非“紅五類”出身。W的父親是一位國寶級的大教授，屬於高級知識分子（簡稱“高知”）。男生中非“紅五類”的也隻有兩三個人，我們在眾多的“紅五類”子女中顯得很孤立。

主持人先令一位男生X站起來“交代”自己的家庭出身。X說自己的父親是鐵路職員，主持人就指責他“不老實”。說“據我們調查”你爸應該是右派，你就是狗崽子雲雲。X試圖申辯，立即就會有人高喊：“右派的狗崽子你別狂！”就這樣非紅五類子女一個一個地過關。最後輪到我。我堅持不承認自己是“狗崽子”，就遭到了圍攻。我一邊抹眼淚一邊為自己申辯。“我爸爸不是黑五類，我就不是狗崽子！” “你爸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應該打倒！”“我是職員出身！” 你對抗革命就是狗崽子！“ “毛主席沒有這樣說過！” “我們革命群眾這樣說了！” “誰敢對抗革命群眾就是反革命！”大家先是坐著開會，然後來就全站起來， 我也被命令站起來.。許多其他班級的同學也來參加了。我被裏三層外三層包圍在當中。前麵的人站著，後排的站到椅子上，最後的站到桌子上，如泰山壓頂之勢。一位不久前還與我一起在熄燈後偷吃橄欖的閨蜜，這時手叉腰腳蹬椅子惡狠狠地說：“今天就他媽的殺雞給猴看！” 最後大家給我讓出了兩條路，一條是脫胎換骨自我改造的“革命”道路，另一條是對抗革命群眾的“反動”道路。 強迫我拍手念“對聯”。我念過後，對他們的做法提出了最後的抗議：“我認為你們這樣做不對！是打擊一大片！” 然後就哭著從那條所謂“革命”的通道跑了出去。背後還聽到教室裏在集體大聲念“對聯”。

當時很多班級都對非紅五類的同學進行了圍攻鬥爭甚至毆打。有些班級比我們鬧得更厲害。初一六班非“紅五類”的女生比較多，她們集中住在一個房間裏。這天女孩子們正乖乖地在各自床鋪上學毛選（這是當時唯一可以讀的書），門猛地被踢開了，班裏的一位高幹子女Z威風凜凜地站在門前，手裏拿著一摞出身非“紅五類”的女生的照片，每張上麵被打了叉子，寫了辱罵的話語，如“臭流氓”、“四眼狗”、“大冬瓜”等。她把照片猛地甩到地上，連連擦著手說：“臭死了！臭死了！”她身後站著一群班裏的幹部子女，聲稱要來造“資產階級狗崽子的反”。 她們在宿舍門口貼上了“對聯”，還用盡了侮辱的語言謾罵同學。原來她們從班主任那裏拿走了所有同學交的照片和家訪的記錄，就借此羞辱和謾罵同學。一位同學M忍無可忍，回擊到“你們那對聯有什麽了不起，又不是最高指示。” Z就說：“有種的你過來撕了？”“撕了又怎麽樣？”“你撕啊，諒你也不敢！”M一氣之下就衝到門口，刷刷幾把就把那對聯撕了。這下可捅了馬蜂窩，一時樓道裏擠滿了人，其他班的幹部子女也來聲援，一起聲色厲俱地把室內的幾個女孩子罵了個狗血淋頭。“你們還佩戴紅領巾呐，摘下來！” “你們也佩帶毛主席像章？” 最後勒令幾個頂嘴的女孩子寫檢查，要她們不僅要在門口重新貼好對聯，還要每個人都必須在自己的床頭貼上一幅小對聯，下午就要來檢查。誰敢不寫不貼就要“砸爛誰的狗頭”。說完就揮著皮帶威風凜凜地走了。女孩子無奈隻好去買紙買墨寫對聯，在門口重新寫了一副大的，每人在每個床頭又貼上了一幅小的。其中上聯“老子革命兒好漢”用紅色紙，下聯“老子反動兒混蛋”用粉色紙。下午Z帶著紅衛兵們又威風凜凜地來了。她們逐一檢察了貼在牆上的對聯，並把兩個女孩們寫的“檢查”收去邊看邊讀。隨後斥責她們“假檢查，真反撲”，再次把她們狠很地批鬥了一頓。

八月十八日那天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清早六點學校廣播站就通知了，讓出身“紅五類”的同學清早起床乘車，而出身非紅五類的同學一律不準去。出身紅五類的同學興高采烈地趕去接受檢閱。而我們隻能坐在宿舍裏，聽著廣播裏反複有人吼叫著：“請各班仔細檢查自己的隊伍，把混在裏麵的資產階級狗崽子揪出來！”一陣喧鬧之後，卡車隊終於開走了，學校安靜了下來。我們幾名出身“非紅五類”的孩子沉默地坐在宿舍門前的台階上。後來不知誰起頭，唱起了“抬頭望見北鬥星”，有人唱得落下了眼淚。當晚我們加了紅五類子女回來後在大飯廳舉行的慶祝會，當然是站在最後排。慶祝會的主持人帶領大家一齊拍手朗誦“對聯”時，聲明是隻有“紅五類”出身的才準念。這時會場上一片瘋狂的聲音 “老子革命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 基本如此鬼-見-愁！”，最後三個字是拉著長腔吼出來的，既有幼稚的霸氣，又帶著熱騰騰火藥味。此時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們皆不敢出聲，隻能以隨著節奏拍著手，以表示對“紅五類”的恭順與臣服。

即使在“血統論”最盛行的時候，校園裏仍有少數學生敢於批評對聯和血統論。 例如李建功、胡生、趙秦勝、葉惠中、陳因碩…….。盡管他們當時的聲音是微弱的，他們的批評隻是從政策角度。畢竟在那個愚昧閉塞的年代裏，能夠有獨立的思考和反潮流的勇氣，對於還不到二十歲的青年來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3．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967年1月，運動轉向“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簡稱“批資”），其中包括批判“反動血統論”和“反動對聯”。 出身非“紅五類”的學生終於“揚眉吐氣”了。我們可以組成戰鬥隊，帶上紅袖章參加文化大革命了。當時我們初一五、六班的十幾個女孩子成立了“紅色接班人”戰鬥小組（之所以叫這個名字，是為了聲明我們從小受的也是革命教育，我們也是紅色的）大家選我當組長。我們立即參加了學校的造反派組織“毛澤東主義公社”。隨即有組織地寫大字報和開會控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家分頭撰稿，集中抄寫張貼。大字報貼出後得到了不少高年級同學的支持和同情。這時班裏的幾名原“老兵”前來與我們交流談心，我們立即恢複了友誼並成為親密戰友。“批資”運動使我對毛主席充滿感激，我在日記中寫道“我是革命的，起碼是要革命的。誰敢壓製我便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的革命路線是我們的命根子。沒有您的革命路線，我現在哪兒抬得起頭來？我一定珍惜您老人家給我的革命權利，永遠讀您的書，聽您的話，照您的指示辦事，做您最最忠實的紅小兵！”

在當時的一片“造反”“革命”的呼聲中，自己心裏也躁動著，想嚐試一下“造反”的感覺。有一次和幾位同學在校園裏轉著看大字報時，突然看到我們班的兩位曾被批評過的老師們正在一間辦公室裏寫大字報。 剛下過雨地上有些積水。於是幾個孩子就用手捧起水來撒向那紗窗。水通過紗窗撒在了老師們的身上和桌子上。S老師出來抗議說：“你們把水灑在大字報上了，影響別人革命。” 我們說：“你們也想革命嗎？”就嘻嘻哈哈地一哄而逃了。那感覺像阿Q終於摸了小尼姑的頭。其實當時自己也不到十五歲， 正是叛逆的年齡。文革初期隻有紅五類出身的同學可以以虐待老師校長來滿足這種叛逆心理，而我們的這種心理則一直被壓抑著。直到“批資”後個人地位變化終於給自己帶來了發泄的機會。不過沒過多久就開始軍訓和複課， “造反”降了溫， 我開始認識到自己惡作劇行為是錯誤的。幾經猶豫，終於走到S老師麵前說想和她談談。她熱情地說“好啊！”。 我們繞著大操場散步，我囁嚅著講出了那件錯事，並檢討了自己的當時的“私心雜念”。S老師爽朗地說她早已不記得這件事了，還拍著我的肩膀讚揚我“鬥私批修”思想有了飛躍，感動得我落了淚。

1967年春季中央文革的首長分別在四月三日和四日接見了學生領袖，中學生隨即分裂成四三、四四派。 101中的四三派組織是“毛澤東主義公社” (簡稱“公社”，與文革初期的老紅衛兵（簡稱“老兵”）針鋒相對，經常在校園裏開展辯論。我們班的四三派成立了“五敢”紅衛兵，是“公社”的一支鐵杆力量。與我們的對立的是“老兵”在本班的支隊，叫做“代代紅”借以標榜他們的革命血統。在對待老師和校長的態度上，“公社”的觀點是比較溫和的。特別是對當時的副校長文方。我記得我還與文方座談過，還在辯論會上為文方辯護。我們不認為文方是走資派。認為他是可以結合的好幹部。這一點與“軍訓團”和“四四”派有分歧。他們是要堅決打倒文方的。文方在文革後又做了校長，還擔任過海澱區教育局局長。

不同派別的學生經常在校園展開激烈的辯論。雖然“血統論”的高峰已過，在辯論時先質問出身仍不失為一個“殺手鐧”。畢竟“職員”、“高知”不能作為響亮的回答，有時還會遭到奚落“小職員兒現在還挺狂的啊！” 所以每當“老兵”們咄咄逼人地問：“你是什麽出身？”時，我們這派的幹部子女立即挺身而出把我擋在身後。後來有些“老兵”的父母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衝擊。其中一名女孩子在辯論中當被人問及父親的問題時，異常激憤地反問對方：“好哇，你們是不是希望我們幹部子弟的家庭都有問題？你們到底安的是什麽心？” 隨即大哭。

1968年前後，16歲的我們開始上山下鄉或當兵當工人，對立派的同學從此不相往來。

4.  重逢與反思

2005年101中學60周年校慶，已經年過半百的同學們在圓明園欣喜重逢。大家一起吃飯時，我對一位曾經的“老兵”X說：“記得嗎？咱倆在宿舍裏床挨著床，還合蓋過一條被子呢。” 沒想到她聽了隻是一個勁地猛喝酒，然後突然大哭起來，一邊對我說：“我對不起你！咱們小時候那麽好。咱倆還蓋過一條被子。 在文革中我不該鬥你呀！” 我忙說“得啦，快別提了，都這麽多年啦。再說當時大家都是受害者……” 她依然大哭不止，說什麽都勸不住。這時又有一位前“老兵”Z誠懇地對我說：“其實不光是她，我也一直覺得對你們歉疚。我跟你吵過，罵過你。” 事後又有同學發郵件給我表示了歉意。我才知道原來她們三十多年來良心上一直有負擔。而作為“受害者”的我反倒早就沒有怨恨了。因為我早就意識到，倘若自己也是個革命幹部子女，我也會去吹捧“對聯”（何況自己也做過對不起老師的事）。這不是某些個人的錯誤，而是整整一代人的愚昧與荒誕。“快放下這負擔，開開心心地過晚年吧！” 我對同學說。 2012年春，原初一五、六班的同學終於重聚一堂，並請來了S、C等老師們，集體慶祝了我們的六十歲生日。至此“老三屆”中的“小屁孩兒”全部步入老年。

往事並不如煙，。盡管一切個人的是非恩怨都可以放下，對於文革曆史的質疑和探究卻不該停止。 最近讀了一些資料， 方知“血統論”與“對聯”的發生不是偶然的。自1963年以後毛澤東提倡的“千萬不要階級鬥爭”，黨的“階級路線”就是其副產品。所謂“階級路線” 就是將青年根據家庭出身被分為三六九等，作為被人事部門和招生、招工單位內部掌控的“身份法”。從那時起絕大多數的 “黑五類”出身的青年就被排斥在大學的校門之外。到66年文革中“階級路線”發展到衝擊國旗中的兩顆星，即把“工農商學兵”中的商人與學者剔除，隻有“工農兵”才是社會主流。在其他中學發生了毆打、遊鬥示眾“狗崽子”的情況。於此同時在學校裏揪鬥校長老師，社會上在查抄“黑五類”的家，不少人被毆打致死。最甚者是北京郊區的大興、昌平竟把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屬不分男女老幼滿門抄斬。相比之下101中學在“紅八月”中真算是很“溫和”的了，我個人的經曆更算不上什麽，隻是現在回想起來仍感到有些後怕。

從現在公開的資料看， 當時這種瘋狂野蠻恐怖的氣氛，其實是文革的發動者毛澤東在幕後一手製造出來的，他曾批評阻止了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試圖采取措施製止武鬥中打死人的建議，故意製造了社會治安的真空。同時中央文革首長們到處講話對革命小將表示“支持”，令使他們頭腦膨脹。這就造成了滿城的“紅色恐怖”。一大批“成分不好”的平民百姓被推到毫無治安保護的狀態，任那些一時被妖魔化了的青少年毆打和宰割。毛澤東在當時不是不了解情況和不知道後果。而是為了“充分發動群眾” 而不惜拋棄千萬無辜的生命。 幾個月後，中央文革領導了批判 “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對路線”的運動，又把血統論和“對聯”栽到劉少奇和他在中學生中的“聯動分子”身上。例如江青、關鋒等先在七月份接見紅衛兵時表示支持“對聯”，卻又在幾個月後的“批資”大會上指責“老兵”們“血統高貴，什麽東西！”

原來大家都被蒙蔽、利用和拋棄了！有些人先被發動利用，然後被拋棄整肅。另有人先被排斥整肅，然後又被發動利用。到最後幾乎人人被騙，個個受害。整個文革中曾有幾億中國人被卷進這場“人整人”的荒誕殘酷遊戲中，就連十幾歲的孩子也被欺哄、利用和毒害 - 當時的領導者放大並利用了他們身上的頑劣殘暴，扭曲泯滅了他們應有的人性，這給他們造成了長久乃至終身的創傷和悔恨。

二．“清隊運動”－－父親的遭遇

文革中的另一階段，“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是由毛主席公開“親自發動”的。 那時毛主席經常發表“最新指示”，通常是在晚間播放出來，於是人們就馬上歡天喜地敲鑼打鼓上街遊行喊口號，叫做：“宣傳最新指示不過夜”。記得是1967年夏的一個夜晚，我們已經休息了。突然聽到校園裏一陣喧囂，起床一問原來是毛突然發出了這樣一條最新指示“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 於是同學老師起來遊行，在校園周邊轉了一大圈，喊著 “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毛主席萬歲！”等口號， 一直遊行到後半夜才睡覺。誰也沒想到一個“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正在向年長的人們張開了巨網。

周五晚上，我忽然感到心神不安，有一種大禍臨頭的恐懼和悲傷。第二天我惶惶不安地從學校回到京工校園裏的家時，發現家裏已經亂作一團。表姐告訴我昨天學生造反派組織來抄家，把爸爸帶走了，說他是“曆史反革命”分子。爸爸昨晚一夜沒回家，把媽媽急得到處找人問該怎麽辦。一位好心的老革命伯伯告訴她，“你不能不找，一定要去找。就去找軍訓團讓他們管。不然叫這群學生把人打死了都沒人管。” 當時大學裏都進駐了“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軍訓團）來領導文化革命。媽媽急忙連夜去找，可是領導們已經下班，隻留下值班的小兵不管事。媽媽急得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早又急忙去找到軍訓團的領導。那領導說這是革命造反派組織的“革命行動”符合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他們隻能支持。接著背誦了“相信群眾相信黨”那條毛主席語錄。這時大學的造反派組織“北工紅旗”的高音喇叭響起來：“在露天劇場揪鬥曆史反革命分子和牛鬼蛇神的大會馬上就要開始了！”媽媽聽了反倒鬆了口氣，這至少說明爸爸還活著。

我向露天劇場跑去，一路上看到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許多老教授、老幹部被揪了出來。原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下，造反派紅衛兵立即接管了大學的人事檔案。年輕學生把凡是有“曆史問題” 記錄的人全部當做 “曆史反革命分子”揪出來鬥爭。 爸爸被名字被打了紅叉，還畫了漫畫。 我跑到會場，聽到一個個熟悉的名字被點名，反剪手押上台坐“噴氣式”。當念到“曆史反革命分子曹庭禮”時，父親被押上台，到台中間被人揪住頭發亮一下相，頭就被深深地壓下去了。當時我隻覺得頭嗡地一聲，幾乎站不住了，就靠在身後的一根電杆上。聽見人們喊著“打倒反革命分子曹庭禮！”如萬箭穿心，看到一片森林般的憤怒拳頭仿佛都向我打來，隻覺腦子裏一片空白。我爸是曆史反革命？我是“黑五類”？天哪，今後我該怎麽辦？頓時感到天旋地轉。

我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回家問媽媽：“爸爸真的是曆史反革命嗎？”媽媽冷靜地說： “你爸爸不是反革命。我和他一起生活了十幾年了，從沒聽他說過一句反革命的話，從沒見他辦過一件反革命的事。一定是搞錯了。” 媽媽說，爸爸1946年畢業於重慶中央大學。因畢業後找不到工作，曾經到當地“三青團”機關工作過幾個月。但是父親是個政治獨立人士，一直在組織上沒有加入三青團。幾個月後因謀得一個中學教師職位，就離開了這個機關。這個“曆史問題”爸爸在參加工作後曾多次向組織交代過，也早有一般政治曆史問題屬人民內部矛盾的結論，在檔案裏寫的清楚明白的。 媽媽雖然身體羸弱多病，在暴風雨麵前卻是非常的清醒和鎮定。“我們要相信群眾相信黨，你爸爸的問題將來一定會查清楚。”媽媽的話給了我很大的安慰。於是我和媽媽緊緊擁抱在一起地期待著未來。爸爸被集中住在“牛棚”裏。每天在校園裏拔草、掃馬路、燒鍋爐。背後縫著一塊大白布，上麵寫著“曆史反革命分子曹庭禮”，名字上還被畫了紅叉。我曾去給爸爸的“牛棚”送過東西。那是在一間大教室，水泥地上鋪著些稻草。“牛鬼蛇神”們 -- 很多是我認識的伯伯叔叔 -- 依次把被褥鋪在稻草上。他們全垂著頭回避著所有人的目光。

當時我家裏住著從四川南充來的兩位表姐，她們是由舅舅舅媽送到我家來躲避四川的武鬥的。舅舅已經寄來路費讓她們回去。這錢在造反派抄家時不分青紅皂白地拿走了。表姐們沒錢回家了，我家又不適合長住，媽媽隻好四下借錢給她們湊路費。表姐們憤憤不平地對我說了這件事，當時十五歲的我腦門一熱，就和兩個表姐一起去找造反派要他們把路費還給表姐們。我的幼稚衝動闖下了大禍。造反派硬說我們是來“反攻倒算”的，用梭鏢抵著我們的胸口把我們趕走了。然後把父親從家裏叫去毒打了一頓。父親回來時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的，後背上還有個大腳印。這個情形令我又怕又悔恨，一個人躲到陽台上哭，甚至連跳下去的心都有了。媽媽先和藹地安慰著爸爸，給爸爸掃去身上的塵土和背後的腳印。又到陽台上安慰我說：“小培，你看到別人不按黨的政策辦事急得直哭嗎？別急，早晚黨會給爸爸落實政策的。”媽媽一句都沒有埋怨我。 事後我才知道，爸爸被他們關在一間教室裏“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造反派踩在爸爸身上，一定要他承認是唆使子女反攻倒算。父親被踩得喘不上氣來，隻能張著嘴，喉嚨裏發出嗬嗬聲。幸好隔壁有幾個女同學曾經是父親的學生，她們過來勸了幾句爸爸才被放開。我做的這件傻事竟差點要了老爸的命，每次想起來都會感到對父親的無限愧疚。

年僅十歲的小弟在小學被拒絕參加“紅小兵”。一臉委屈地問我：“姐姐，咱們不是自來紅， 那我們是什麽？是自來粉？還是自來白？” 我不知如何回答。小學停課了。他無事可做就與另一個小朋友去逛新華書店，突然有一個成人手裏拿著一本紅旗雜誌社論的單行本，一把揪住弟弟的脖領子吼道“偷書了！” 立即有一群人圍攻小弟。質問他是什麽出身，罵他是“小偷”、“小流氓”，非要逼著他承認自己偷了那小冊子。嚇得小弟除了抹眼淚什麽也說不出來。另外一個小朋友見狀趕快跑回家去叫媽媽。媽媽趕來看了一眼那“贓物”，漫不經心地說：“家裏這種書多了，他根本就不看！”拉著小弟就回家了。後來媽媽再也沒提過這件事，好像什麽都沒有發生一樣。

如今回想起來，我們全家都非常感激已經去世的母親黃孝恂。雖然她當時作為中學二級教師和“北京市勞動模範”所受到的壓力也很大，但是她從未在家人麵前表現出驚慌、恐懼和煩惱，反而總是以一貫的淡定從容、溫和樂觀的態度寬慰著大人孩子。有一次蓬頭垢麵的爸爸從勞改隊暫時回家，在那個年月裏他的眉頭總是皺著，頭總是低著。媽媽一麵輕輕地用手拂去爸爸肩上的塵土，一麵溫柔地講著安慰的話。她那從容不迫的微笑和若無其事的語調我至今記憶猶新。文革中曾有許多家庭因政治壓力而破碎，我們全家能夠安然度過那場災難，都虧得我們有一位善良無私、外柔內剛的賢妻良母作靠山。

遵照毛主席“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 的最高指示， 1972年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工農兵學員”，“牛棚”裏的人們立即成為教學骨幹。他們不僅毫無怨艾、而且還感激涕零，拚命工作，雖然他們當時隻能使用落後於國外許多年的教科書，而且大部分時間還要參加體力勞動和帶學生下廠“實習”。直到76年粉碎“四人幫”後，國外的教材才被翻譯使用。作為當時少數的能夠閱讀翻譯英文教材又年富力強的教師，爸爸終於迎來了事業上的高峰。他開講“無機化學”課程時，一百多人的階梯教室裏擠滿了饑渴的學生，連地板上、窗台上都坐滿了人。由於沒有麥克風，爸爸講課像是大喊大叫。媽媽說他那是在“過癮”。

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由許多大大小小的“運動”組成的。各種大小不同的“運動”衝擊了不同的人群，至今留下了許多詭異迷離的曆史謎團和難以忘懷的創傷悲劇。我一直不明白毛主席發動那場“清隊”的目的是為了什麽，因為至今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當時有“剝削階級”、“國民黨反動派”和“資產階級”要翻天。何況當時被整的人們後來百分之百地都被平反了。這場把人折騰的死去活來的運動目的究竟何在呢？ 後來看了些資料，方知有一種政治手段叫做“製造敵人”。也就是領導者通過製造“假想敵”以達到樹立個人絕對權威、製造專政的理由和動員國民響應和服從的目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場既“造神”又“造敵”的運動。“造神”與“造敵”是“辯證的對立統一”。 至於多少無辜人民被冤枉成敵， 慘遭迫害則根本不需要領導者去考慮。

如今來看，我家還算是很僥幸的。雖然在文革中大人孩子都受過傷害，畢竟都平安地活了下來。有很多人家破人亡，很多孩子被刺激得精神出了問題。我有個寫得一手漂亮字的15歲的表哥，由於目睹了他的父母（即我的親姑姑姑父，當時是某廠總工程師和副總工程師）在文革被揪鬥遊街毆打而患上精神分裂症，至今生活在精神病院裏。我家樓下有個人見人愛的六歲男孩小駒子，在文革中曾被父母送回老家避亂。不想他被人從奶奶的懷抱中強拉出來後，又親眼見了奶奶作為地主婆被鄉裏人遊鬥毆打，從此就患上了癡呆症，以至於後來不能上學成了廢人，這樣的悲劇在無數家庭與親友之間上演著。至於那些死於非命的亡靈、家破人亡的悲劇則多達幾百萬。

憶昔撫今人們不禁要問：當年分明是成人之間的鬥爭為什麽要利用孩子（紅衛兵）呢？分明是領導人之間的矛盾為什麽要大規模地株連平民呢？無論當時領導人的政治意圖是什麽，說到底這反映了在一個沒有憲政、沒有法治的社會中個人操權的任意性，權力爭奪的殘暴性和人民生命與尊嚴的無保障性。這是不該被淹沒的曆史事實。而一個社會在牢固地建立起了憲政與法治製度之前，這樣潛在危險是隨時存在的。希望我們和我們的後代永遠都不要忘記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

轉自《共識網》